爱华网吴小虫：精神之思与肉体戏谑
翻读吴小虫的诗集《生而为人》，我们不难发现诗人是一个“精神分裂者”，他一方面执著于诗歌口语化的语言试验（这也许与他的诗歌阅读与习得有关），而另一方面诗人显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成为一个脱离诗歌精神与内涵的“先锋诗人”。在吴小虫的诗歌观念里，“语言”是并不太重要的，正如诗人自己所言：“我的诗歌关注的恰恰不是语言的兴奋点，我关注的是诗性。”[i]这里的“诗性”是指什么？诗人给了我们较为明确的答案。“这诗性可以从好多方面去实践，我的诗性，首先是准确，其次是对事物多样化的理解和递进”，[ii]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诗人小虫在其自身的诗歌创作中也的的确确实现了这样的“诗性”。然而，拥有了这样的“诗性”就足够了吗？可以说，在诗人的诗歌观念中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偏差”，这就导致了诗人自身创作的潜在“困境”。
在当下口语诗歌的创作群体之中，我们依然不难发现真正能够把握“要领”的诗人诚然不多。这也不能怪诗人“愚笨”，而是“语言”本身并非那么容易“驾驭”，要使“诗歌回到语言本身”也决非易事，所以这里就往往出现下面的“矛盾”，或者说是“困境”。当然，诗人吴小虫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如果仔细阅读吴小虫的诗作，我们便可以发现诗人的创作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是过分的口语化，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意境（当然，这里不是说口语诗就没有意境），而另一是诗歌过分说理，追求诗歌的现实意义抑或“文化价值”，从而降低了诗歌的艺术品质即诗歌的含蓄蕴藉。当然，诗人吴小虫也做过相应的调整，在他的诗集附录中曾记录了其诗歌创作的“两个阶段”：口语诗阶段的肆意解构与抒情诗阶段的重新回归。正如诗人自己的反思，“在第一阶段里，口水多而诗性少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毛病，很多诗陷入了一次性消费的即兴创作的陷阱，架构较松散，语言也不紧凑”[iii]，这样的诗作在诗集《生而为人》里还是占了一定的比例，例如《石头记》：“今天我喜欢你/或许明天就不喜欢了/这喜欢让我喜欢/并且沉迷//今天我喜欢你/只是喜欢/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喜欢变成石头”，整首诗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地方，口语的运用并没有激发出诗歌应有的语言魅力，从而陷入一种太直白的“危险”之中。而这一点在另一首《外孙》里则体现得更加明显，“姥爷去世了/母亲泣不成声/而我却很坦然/没有一点伤感//立马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好外孙/真该死/白眼狼儿！”可以这么说，在这样的诗歌里我们的确找寻不到太多的“诗性”，然而“诗性”却恰恰是诗人一直所追求的艺术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则必然会产生某种“困惑”，而吴小虫解决困惑的方法显然没有放在语言与形式的锤炼之上，他更多地是选择了对于诗歌的“内容”，即诗人自己所言的诗歌的“文化意义”的追求，那让我们再来看看《党建会议》这首诗：“根据招生多少确定你是不是党员？/大便。/我思想的杂草藏着太多的刺/我的皮囊因为刚喝了水/而在去民办大学党建会议的路上/从嘴里颠簸出两口/夜幕下 星星眨着那个啥的眼”，整首诗歌并没有告诉读者什么，或者说几乎没有带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过分的口语抒写只是冲淡了诗歌的独特韵味，而没有给受众太多的艺术体验。而诗人也似乎不满于此，似乎硬要植入一种“文化意味”进去，来弥补语言艺术上的缺失，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诗人诗作中的那些“硬伤”。
相较于过分口语化的诗歌，那些过分说理，一味追求“文化意义”的诗作亦存在着某些问题，这类诗歌大多给人以累赘之感，有说教之嫌。而一首诗歌究竟是靠语言、形式等因素来支撑，还是依靠诗歌的内容及文化内涵来达到艺术价值的最大化，这终究还是个难解的问题。但是两者的综合看来不失为一种上上之策，即诗歌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的兼备，也许只有这样才更有可能成就一首杰出的诗作。正如朱自清先生曾在《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一文中所言：“诗的‘生存理由’是艺术上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可分性。”[iv]因此，诗歌的创作应该实现诗歌内容与形式（包括语言）的两者兼备，在双向的艺术追求下，成就诗歌的终极价值。由此以见，青年诗人吴小虫依旧需要在诗歌的技术打磨上下足功夫，从而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诗歌的艺术追求。
以上是笔者针对青年诗人吴小虫诗歌所提出的一点看法，只是一家之言难免存在偏颇，而接下，笔者还要仔细论述一下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两大特色”。
细读吴小虫的诗歌，我们便会为其诗作的两种艺术指向所吸引，即“精神之思”与“肉体戏谑”。我们甚至可以形象地说，诗人的诗歌就是在这两个极点之间的肆意“摆渡”。“精神之思”是向上的，即哲学的形而上，而“肉体戏谑”则明显是一种“反拨”。在诗人堪称代表作的组诗《生而为人》中，关于生命与精神价值的思索与探究则带有相当明显的文化意图，而从诗人对自己诗集的命名上看，我们也不难发现诗人吴小虫对这一指向的诗作充满敬畏，“诗不为审美，诗为人生。”[v]在这条看似有些片面的诗歌观点之中，我们也许就会明白诗人为何如此看重诗歌的内涵即文化价值。“为人生”，还是“为艺术”？在这个两难的选项之间诗人吴小虫还是选择了前者，在诗集《生而为人》中，诗人还是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诗歌虽然质地“粗糙”，但依然坚守了“为人生”的最高指向，熟悉中国现代诗歌史的人都会知道，新诗自上个世纪20年代发轫以来，诗人们对于新诗究竟应该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曾进行过激烈而持久的论战。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终究发现，不管是“为人生”也好，还是“为艺术”也罢，符合当时时代语境与文化需求的诗歌则必然会成为那一时代最为闪亮的“明珠”。当然，这里笔者不是否定那些不符合某一既定时代的伟大杰作，笔者只是说明不管选择了什么样的创作目的，终极指向依然摆脱不了时代的裹挟，也许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创作出某一时代抑或某些时代里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诗人吴小虫的组诗《命里的风景》中的《北方以北》[vi]一诗为例，作一些细致的分析：
北方以北 那是一条丘陵
丘陵的北边是一座高原
寒冷的天气好像从未变过
而古代的风也一直没有停歇
我要说到关于北方的寒冷
罕见的大雪之后依然能看到有人赶着牛车
一代又一代的人躺在这里
第二年开出无名的小花
不管是小县城还是都市
毫无例外保留了糟蹋的痕迹
爷爷吐了口痰说
这样会更舒服一些
舒服的破旧的小屋 因为没有更多的钱
钱让人质疑 但拨动神经
去改善心脏的跳动中失修的冲撞
在苍白中这些都久违了
而我要说到的大雪
从天空降落的过程中 已经失去了力量
然后是一个世纪的冷 不因过年了
我们内心的灰尘从此光洁
这首诗可以说是诗人吴小虫的代表之作，全诗共分五节，每节四行。《北方以北》是一首相当优秀的抒情诗，全诗运用舒缓的叙述语调抒写了诗人故乡那座雁北小城中的感人至深的生活场景，北方特有的大雪使诗人产生了对人世的真切体悟，而这其中包含了诗人对人生与世界的淡淡的忧伤与悲悯之情，当然这种复杂而又深邃的“情感”在诗人的其它一些诗作当中亦能找到。在另一组诗歌《生而为人》中，诗人又投入到对世间亲情特别是对母亲的爱的真挚抒写。做为一个孝顺的儿子，诗人将这组感人至深的诗歌献给了已经去世的母亲，而每一首诗歌都堪称是一个做为人子的诗人对伟大母爱的诗意记录，诗人自己对于母亲卑微的一生则充满了无奈、内疚与无比的感激。
然而诗人另一“路数”的诗歌却一改抒情诗的“纯情”，带上了“玩世不恭”的戏谑语调。纵观诗集《生而为人》，诗人吴小虫的抒情诗大多属于以上一个品类，而口语诗则是“戏谑成性”。也许因为口语的使用更容易发挥调侃与戏谑的语言优势，而这样的诗作大多带有幽默风趣、插科打浑之妙。如诗歌《冬天》：“我的脚步并没有震动空气/倒是我的鼾声/吵醒了自己”。这首诗虽只有三行，但却是一首相当精妙的小诗，看似两种不可能的事情放在一起却发生了某种关联，诗人迈出的“脚步”不可能不震动空气，而诗人发出的鼾声却永远不可能吵醒自己，但是在《冬天》这首短诗里诗人让这一切看似不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既然不是“脚步震动空气”让诗人醒来，那就一定是自己发出的“鼾声”了，诗人抒写了一个犯困的冬日里所发生的“怪异之事”，这或多或少带着戏谑与说笑的成分，然而其中亦可能带有某种隐喻的味道，因此在短短的篇幅里便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当然，诗人吴小虫诗歌的“戏谑”还带有鲜明的“肉体气息”，大量身体意象的使用，特别是一些生殖器官以及粪便等丑恶意象的出现则更加突出地标示出这一特性，“热乎乎”的“肉体戏谑”成为吴小虫窥视这个世界的突破口，而我们依然应该时刻警醒的是，如此泛滥的肉体抒写（或者说是崇拜）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尖刻有力地戳击这个荒谬无度的世界，但是过分的依赖甚至是顶礼膜拜则必然有损诗歌的“健康”。
总而概之，青年诗人吴小虫在自己的诗歌王国里肆意宣泄着自己的情感，不管是“精神之思”还是“肉体戏谑”，都明显打下了独特的个人印记。而身处在这个虚空的诗意时代，不管面对着怎样的难题，吴小虫还是交出了诗人应该交出的那份答案。
注释：[i]吴小虫：《生而为人》，红色玩具诗刊出品，2011年，第264页。
[ii]同上，第264页。
[iii] 同上，第263页。
[iv] 朱自清：《诗论》附录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v] 吴小虫：《生而为人》，红色玩具诗刊出品，2011年，第266页。
[vi] 同上，第189-190页。
吴小虫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348857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