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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中央核心机密” 案真相
——孙宇亭亲身体会路线斗争之复杂
曾山在文革中被揭露出是汉奸
由于有抗战时期中共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确凿资料证明，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暗中勾结，1967年9月的一天，文革中时任内务部长的曾山被秘密劫持到北京天安门右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让其低头、弯腰、（喷气式）。曾山被斗得差点儿跳了金水桥。
孙宇亭向总理周恩来汇报，周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并签发。9月27日一早，该指示被传达，一共有4点：
一、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对于“日本特务、汉奸”罪名，曾山辩解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
曾山和日本人“接触”，确实是延安的指示
孙宇亭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同意孙宇亭意见，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孙宇亭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孙宇亭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字同意。孙宇亭拿着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孙宇亭向严佑民报告后，找汪东兴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查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知道。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孙宇亭摘抄主要内容。回机关后，孙宇亭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查档案竟成了“盗窃中央核心机密”案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孙宇亭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得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孙宇亭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不对，苦笑着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孙宇亭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孙宇亭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孙宇亭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 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300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孙宇亭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孙宇亭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孙宇亭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孙宇亭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坐。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严佑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势。审谁？当然是孙宇亭。孙宇亭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称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孙宇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孙宇亭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后孙宇亭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孙宇亭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孙宇亭视为敌人，孙宇亭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 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孙宇亭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汪东兴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东兴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汪东兴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汪东兴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汪东兴又问： “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汪东兴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的专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汪东兴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孙宇亭和严佑民、赵雪流、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的滑稽的一幕。孙宇亭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孙宇亭："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孙宇亭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孙宇亭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孙宇亭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堂生动的课。孙宇亭认为使他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春节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孙宇亭算了一下，仅1968年3 月、4 月内，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 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孙宇亭对“盗窃核心机密”案进行解剖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的事。孙宇亭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冷静的思索。孙宇亭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做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孙宇亭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谢富治、汪东兴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涡，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孙宇亭便成了首选对象，孙宇亭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孙宇亭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孙宇亭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孙宇亭无意之中做了与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孙宇亭。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此，他身陷绝境。孙宇亭不仅无力营救他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孙宇亭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子女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出人意料的结局
然而，出乎孙宇亭的意料，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孙宇亭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孙宇亭面前走过。1971年9 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1972 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不久，严佑民从秦城监狱被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 1972年9月，孙宇亭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优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孙宇亭的长者面前，孙宇亭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隋，久理心底的话，一下子冒了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停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痪死狱中…… ”
孙宇亭感激万分，写了一首诗送给严佑民老人。
诗曰：
春秋几番是非缠，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