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大捷首功者——池峰城的悲惨结局 大宅门原型悲惨结局

台儿庄大捷首功者——池峰城的悲惨结局

池峰城

池峰城,1903年12月8日出生,河北景县人，16岁入冯玉祥西北军,长期隶属于冯玉祥帐下“十三太保”之一、被冯玉祥誉为麾下战斗力最强的“韩石二孙”中的孙连仲所部,因池峰城悍勇善战,故深得孙连仲赏识,一直倚为心腹大将。每次孙连仲提兵放马,均以池城峰为先锋。
池峰城生平虽临阵无数,但至今仍被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抗战中的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20日,日军矶谷师团主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进逼台儿庄。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则命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而孙连仲又将据守台儿庄的重任交付池峰城所部第31师。3月24日,战役打响,日军凭借绝对优势火力猛扑庄内,池峰城则率部拼死阻击,战事一时胶着。3月27日,蒋介石亲临台儿庄南站面见池峰城,蒋公拉着池的手说：你的长官说你是忠勇、精干兼备之人，今天看来此言不虚。池峰城则对蒋介石立誓：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此后,池峰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死守台儿庄直至4月7日凌晨。
期间,日军曾于4月3日占据大半个庄子,形势岌岌可危,池峰城觉得再战下去，31师将全军覆没，便向孙连仲请示，可否转移阵地，暂时撤到运河南岸。因31师为孙连仲家底部队,伤亡如此惨重,孙连仲大为心痛,遂上报李宗仁。李宗仁不愿功亏一篑,电告孙连仲：“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天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命令，当军法从事。”扔下电话后，孙连仲亲至台儿庄督战，电令池峰城：“士兵打光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池峰城闻言,心知已无退路,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仍死战不退。池峰城更下令炸毁运河上的浮桥，背水一战。入夜后,池峰城又将残余兵力组织成敢死队,向日军发起反冲锋,激战通晓。黎明后，汤恩伯军团在日军身后出现，敌军撤退不及，陷入重围。国军至此全线反击,遂大捷。

台儿庄战役后,池峰城因功于1938年6月7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后于1939年2月17日升任第30军（辖第27师、第30师、第31师）中将军长。率部历经武汉会战、枣宜会战。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建河北省政府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及华北散存的伪治安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宪、特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然而就在此时，中共找上了门。因西北军历史上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西北军出身的将领,与其首脑冯玉祥一样,缺乏坚定信仰,骨子里大多存有“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割据思想,池峰城也不例外。当时,中共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城工部部长刘仁利用曾任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副参谋长的李中立与池峰城的关系，派遣李中立的堂弟、中共党员李颖与池峰城接洽。李颖到达保定后，立即得到了池峰城的信任，被委为尉级副官和委任级秘书，直接掌管池部的官邸文案。然而,当时的军统也不是吃素的,军统北平站站长杨清植发现中共地下党已大批拥入保定各机关和池公馆，造成大量机密泄露，以致国军在战场上处处被动，杨清植遂采取行动,在保定逮捕了一百多名中共地下党。随后又施计，让省府秘书长约池峰城外出巡视城防工事，特工则乘机冲入池公馆，强行解散了池峰城的手枪队，逮捕了李颖等一批混入池峰城所部的中共特工。池峰城知晓后，已无法挽回，只好向蒋介石递交辞呈，前往北平“闲住”,蒋公君子,也没有难为池峰城。
1947年12月2日,国民政府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总部设在北平,统一指挥晋、察、冀、热、绥五省军事。傅作义进驻北平后，想到了当年死守台儿庄的池峰城,遥想傅作义当年也是以孤守涿郡起家,一生颇以“善守”自诩,可是自从台儿庄战役后，傅作义便不再于人前夸耀自己当年守涿州的“光荣业绩”了。傅作义曾对同僚下属说过:“我傅宜生自认论战守之策，当今中国独一无二，可是纵观台儿庄战例以后，便不好以此自谓，镇峨（池峰城的字）之守台儿庄，堪称史无前例，真神人也，宜生遇之当以师礼相待。”因此,此番要据守北平,傅作义遂请池峰城襄赞城防事宜,也算是给了其一个闲职。然而,池峰城并不领情,眼见国民政府日渐式微,池峰城便动了改换门庭之意,而中共刘仁因见池峰城起复参与北平城防,亦有意与其恢复联络,两人一拍即合。刘仁密遣部下至池峰城部充任勤务兵,作为双方联络人。而池峰城也日夜谋划如何配合中共攻城,以作为向新主“献礼”之物。恰于此时,池峰城故交徐宗尧就职保密局北平站新任站长。池峰城遂密报刘仁,刘仁闻知大喜,密派手下王甦化名王博生进入北平与池峰城谋划后,二人联手“策反”徐宗尧。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接受中共改编,池峰城与徐宗尧亦击掌相庆,自以为可以在新政权下凭功受禄,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池峰城即被中共以“因历史遗留问题”逮捕，其后一直关押受审，1955年3月16日瘐死狱中，家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其墓地只是一个衣冠冢，一代抗日英雄结局竟如此悲戚，令人兴叹！而被其策反的徐宗尧,在帮助中共将“潜伏特务”挖掘清剿完毕后,则被中共连同被其供出的原保密局潜伏人员一道遣送“清河大队”学习改造。1951年镇反开始后,徐宗尧被判死刑,后改为死缓。再后来，时任北京公安局长的冯基平和刘仁为其作证,1956年12月31日，徐宗尧被释放回家，在徐出狱的一年中，由于家中经济生活无来源，全靠公安局劳改处每月予以接济。后来，女儿就业，徐在街道办事处找了工作，全家才勉强度日。1960年4月1日，徐宗尧又被发往团河农场劳改。文革开始后,徐宗尧这类人物自然在劫难逃。1967年11月27日，徐宗尧被关进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直到1975年获释，再次发往团河农场劳改。1976年落实政策，分配到朝阳文化馆工作。直至1987年方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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