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研究国学经典的人很多。熊逸显然算不上名头大的。可是﹣这个预言我愿立此存照﹣历史也许不会记住“百家讲坛”的群英们，却一定会记住熊逸。

熊逸写过的书，据我不完全统计，有≪春秋大义≫、≪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孟子他说≫三部、≪周易江湖≫、≪八戒谈禅≫、≪中国思想地图﹣老子≫、≪中国思想地图﹣庄子≫等等。从书名可见，他涉猎很广。前三部主要讨论儒家典籍，后四部分别论述易、佛、老、庄，可谓昆乱不挡。书中引用的文献更是林林总总，囊括古今中外。作者之博学强记固然给人印象深刻，然而熊逸的价值和天才绝不仅仅在于渊博，而更在于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

除了佛学，上面列举的其他经典全部产生于先秦。两千多年来，这些文字被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诵读、抄录、阐述、用来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南…就象对≪红楼梦≫的研究形成了“红学”一样，对这些经典的研究也各自成了专门的学问，且延绵至今不衰。

在欧洲古代史上，也有过一个经典辈出的时代-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二元论现实主义哲学、亚里士多德的五大元素说、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和七十篇医学文集、希罗多德的《历史》、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等等都产生于这个时期。这些人就是欧洲的孔孟老庄扁鹊鲁班。然而后来欧洲和中国走上了不同的路。欧洲学者没有专注于对古代经典的诵读和诠释，而是接过古代大师们的火把，继续他们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渐渐形成了体系，由此产生了我们熟悉的现代哲学政治学法学医学数学物理学…欧洲文明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也最终席卷世界。

而在中国，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相信先哲的智慧无所不包-就是太高深了不容易参透。还有人梦想着以输出儒家思想的方式扩大我们的“软实力”。还有人向往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礼乐教化以德治国等等先哲们描述过却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美好景象。在一片振兴国学、重读经典的喧嚣声中，熊逸冷静地拿起笔，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学。

让我们来看一看熊逸的代表作≪春秋大义≫二部。这两部书分别用两个方法解析了儒家的最高经典、传为孔子亲手编订、又笔又削的《春秋》。≪春秋大义≫第一部的研究主题是“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熊逸从浩瀚的史籍里精心摘取了一系列例子，来揭示秦以后的专制社会怎样把诞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改头换面、削骨磨腮，塑造成专制政治和法理的基础。例如，孔孟时期的儒学体现的是礼重于法、亲重于君、基本没有“爱国”观念的封建社会道德观；而到了汉朝，当时的儒学权威董仲舒通过重新诠释《春秋》，把“三纲五常”这种私货加了进去，且提出了“原心论罪”的原则。董式儒学的直接后果是推崇了君权，为以“腹诽朝廷罪”诛杀大臣提供了法理依据。难怪汉朝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啊-原来儒术是个筐，专制法理随便往里装。

《春秋》所载历史凡二百四十二年，每年所记大事屈指可数，每件事一般只有一句话。在≪春秋大义2≫中，熊逸抽出“隐公元年”所记载的三句话，详尽地梳理了从先秦到清朝历代学者对每一句话的不同解读和辩难。通过这番别出心裁、工作量巨大的研究，作者做出了两个有力的结论：其一，“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历代经学家和政治家都不断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能支持自己心目中的义理的“真相”；而随着时代变迁，新的义理总在呼唤新的“真相”。其二，要想真正了解儒家思想，不能孤立地研究儒家经典，而必须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儒家经典实质上只是一具“圣人的尸体”；真正影响历史的却是包裹着尸体的、由历代学者编织的意识形态的“金缕玉衣”。

除≪春秋大义≫之外，熊逸的其他著作分别论述了《孟子》、《坛经》、《周易》等典籍。虽然这些论述有繁有简，但每本书都象≪春秋大义≫一样，超越了对典籍的字面解读和文本考据，见他人所未见，道他人所未道。相形之下，其他的国学著作几乎都是或高明或粗浅的“教参”型学术，连一些优秀的知名学者也未能从两千年的淤泥里开出花来。

为什么熊逸能一枝独秀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他的书里。首先，独立思辨的精神在熊逸笔下非常突出，书中没有对“博大精深”的仰视和小心捉摸，从始至终都是严谨的逻辑和理性的分析。其次，熊逸从不孤立地研究典籍，而是在历史和社会的立体框架中分析典籍、评价先哲。最后，在对国学经典的论述中，熊逸不仅展现出深厚的国学功底，更融会贯通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法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这种广阔的视角，古代的学者即使再智慧过人典籍淹通也无法企及，近代和当代的学者也大多力有未逮、甚或根本未能意识到它在现代学术中的重要性。

现在还很难看出，熊逸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是否会、要多久才会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他还年轻，我期待他更多的作品问世。我也期待，人们由熊逸而知道：学术可以是这个样子；既而呼唤：学术应该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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