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李汉俊的寓所内开幕。当时只有19岁的刘仁静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他与另外一名北大学生、来自江西的24岁的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刘仁静是“一大”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
纵观刘仁静的一生，从17岁开始，他投身革命的洪流中长达10年，这10年他的生活的格调是红色的，充满了热烈；接着一个女人使他步入人生歧途，而后他的生活格调是灰色的，从此情绪低落。他成为托洛茨基最忠实的信徒长达6年，后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待了2年。出狱后，为了谋生又投靠了国民党长达12年，1949年后，他认错回头，最后38年他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养老。
1902年3月4日，刘仁静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他的祖上是开杂货店的。他的父亲刘世芳考中秀才后，在家里开办私塾谋生，他的母亲是个文盲、一个温顺的家庭主妇。因为刘仁静在家里是长子，父亲就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科举志愿寄托给了儿子。科举考试废除后，父亲再三考虑，决定让刘仁静学好洋文，以求能出国深造。
1914年春，刘仁静考入武昌博文书院，这是英国教会办的一所远近闻名的语言学校，在校学生只会死读书。因为家庭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两年后他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三年级。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该校涌现了一批后来十分有名的政治家，如恽代英、林育南。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忠实的读者。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先在北大理科读了两年预科，其间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学费，为了能继续学业，北大的教授胡适、李大钊都给他写过拖欠学费的保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就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两年预科毕业后，刘仁静又转入和李大钊接近的哲学系学习，但没有多久刘仁静又转入英语系学习。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日子，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北大的一次学生集会中，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后来被称作“五四宣言”的演讲，刘仁静悄悄地挤进会场，怀里揣着一柄尖刀，他打算用这一柄尖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唤醒这个危亡民族的生机。当刘仁静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时，被身边的同学发现，刀被夺下。
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据朱代杰回’忆说：“刘仁静是个雄辩家，他谈锋甚健、洞察事理，每有争论必滔滔不绝，从不服输。”在这场运动中，当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到赵家胡同时，曹汝霖家大门紧锁，愤怒的学生打碎曹家的玻璃，瘦小的刘仁静骑在匡互生的肩膀上，钻进曹宅。门打开后，学生冲了进去，接下来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当军警过来捕人时，因为刘仁静个子矮小，根本不像大学生，竟然没有人抓他。
在6月3日的街头演讲时，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17岁的刘仁静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夸他“小小年纪肯奋斗!”刑满释放后，刘仁静回校继续读书。
那时候，北京大学的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听课，也可以不去听课自己学习。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在图书馆学习时，刘仁静还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其间，刘仁静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因为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就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年纪小，记忆力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开始有10名成员，后来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了出去，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4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煮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
推举刘仁静为“一大”代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据茅盾先生回忆，当时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在党内被誉为“北大三杰”。刘仁静的同学陆立之在评价刘仁静时说：“刘仁静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
在“一大”会议上，“当时只有19岁，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和李汉俊争辩”。李汉俊当时是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2岁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长达14年之久，比刘仁静大12岁，二人又都是湖北人。“一大”的会场上，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的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让会场里的其他人瞠目结舌。7月31日，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只得了一票。
据说在选举前，会议主席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刘仁静选举李汉俊让所有人吃惊。当唱票的董必武问，谁选举了李汉俊一票时，刘仁静爽快的答道：“是我!”足见刘仁静性格的直率，他的确是一位有个性的、有主见的书呆子。
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以后，党的书记陈独秀还在广州没有回到上海，党组织就决定：周佛海留在上海代理书记职务，包惠僧帮助张国焘搞工运，刘仁静协助李达搞宣传。直到1921年12月，刘仁静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他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不久，婚变使刘仁静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刘仁静的原配妻子史静仪，家在湖北武昌，是从小父母订的娃娃亲，刘仁静在武昌读中学时，曾经去过丈人家，偷偷窥探过史静仪，二人四目相望，互相吸引。1922年夏秋之际，史静仪在家与其继母无法相处，就私自跑到北京找到未婚的“丈夫”刘仁静。刘仁静当时在北大读书，发生这种事情让他十分高兴，但这时的刘仁静十分忙。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来到苏联。
当时，参加大会的有58个共产党组织，共408名代表，中国代表团成员有：陈独秀、刘仁静、王俊3人。为了能出席会议，刘仁静就把刚刚到北京的妻子史静仪托付给了党内的一个同志照顾。史静仪在北京一无亲戚，二无朋友，真可谓是举目无亲，她天天盼着刘仁静能尽快回来。
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之前召开的，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大会规定发言须用俄、德、英、法4种语言。虽然陈独秀通晓英语、法语，但还不能自由的用口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瞿秋白虽然俄语很好，但他当时的身份是翻译，没有发言资格，因此，就决定由刘仁静为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这让20岁的刘仁静出尽了风头。
参加此次会议，刘仁静大有收获，他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还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会后，他没有和陈独秀一块及时回国，而是留在苏联学习俄语，并结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还与任弼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情绪激动的刘仁静早把在北京苦苦等待他的妻子史静仪忘得一干二净，直到1923年“二七”惨案后，余兴未尽的刘仁静才不得不离开苏联，他与张国焘二人乘带有卫生间的软卧回国。
回国后只在北京与史静仪团聚了不到两个月，刘仁静又南下广州列席中共“三大”，史静仪因与刘仁静相处的日子特少，她一人独处北京，加上她长相出众，被誉为“黑牡丹”，当年张国焘对她垂涎欲滴，频频示爱，但没有得手。最后张国焘只得遗憾地与长相一般的杨子烈结了婚。
长期在北京独处的史静仪，最终与刘仁静托付的那个同志走在了一起，他们二人长期相处，为此史静仪还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为了掩人耳目，史静仪让不知情况的丈夫刘仁静替自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去苏联学习。刘仁静认为史静仪不识字，二人缺乏共同语言，就把史送到了苏联。最后，史静仪把孩子偷偷地生在了莫斯科，回国时，史静仪把孩子留在了莫斯科。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
刘仁静忘我地为党工作着，而史静仪这时由苏联学习完毕回国，她被组织分配到北京工作。1925年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从苏联回国，奉命到北京工作，在刚刚组织的中共北方区委任组织部长。陈乔年与刘仁静同岁，陈乔年长得英俊威猛、器宇不凡，而且性格活泼，一时间成了机关里年轻女性追逐的对象。空虚的史静仪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而且史静仪为此十分卖力，最终二人决定结婚。
远在上海的刘仁静多次写信让史静仪来上海，史静仪就是不理他。刘仁静由于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就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负气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刘仁静想与史静仪团聚，并在北京寻找自己革命的位置。当时的北大，不论学生是否听课，只要考试合格就发给毕业证书。与刘仁静同时考进北大的罗章龙，就赶上了补考，拿到了毕业证书，而刘仁静却因没有赶上考试，他一生也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当史静仪把她要和陈乔年结婚这个计划告诉刘仁静时，刘仁静突然感情失控，他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这件事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风潮，直到1928年周恩来到苏联出席中共“六大”时，见到刘仁静，周恩来还开玩笑的问他手好了没有。
据比刘仁静大1岁的郑超麟回忆，史静仪是在刘仁静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的，刘仁静一开始并不喜欢史静仪，认为史静仪是个乡下女子，土里土气，又没有文化，只是长相出众而已。谁知道把史静仪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史静仪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见识多了，衣着也讲究了，当刘仁静再次见到回国的史静仪后，对史静仪的感情骤然升温。
当知道史静仪与陈乔年相爱后，刘仁静真是心如刀割。感情这东西就是如此，轻易得到的总不会去珍惜它，当失去时，才悔恨万分，特别是被别人抢去时，才知道它的珍贵。
面对史静仪非陈乔年不嫁、陈乔年非史静仪不娶的局面，刘仁静整天闷闷不乐，陈独秀也知道儿子理亏，但也没有挽救办法。陈乔年的哥哥陈延年当时在广东任职，本来兄弟感情十分好，他也指责弟弟这样做不好，这也是陈延年一生惟一一次批评弟弟。党内湖北的同志也指责陈乔年不道德，破坏刘仁静的家庭。
为了缓和局面，陈独秀决定派刘仁静去苏联学习，等刘仁静出国后，陈乔年与史静仪于1926年下半年公开同居并结为夫妻。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前，夫妇俩到了武汉，陈乔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代理李维汉组织部长的职务。“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职务，由于工作繁忙，陈乔年患病住进了汉口的德国医院，陈乔年的母亲与弟弟陈松年来武汉看望乔年。就在这时，史静仪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陈红五，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过自己的孙子。
病愈后，陈乔年与史静仪又被组织调回上海工作，陈乔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此前陈乔年的哥哥陈延年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职务上牺牲了。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上海被俘，史静仪日日忙于营救陈乔年，儿子陈红五也没有好好照看，最后也生病死掉了。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遇难。
据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回忆：在陈乔年牺牲后，史静仪出国去了苏联，在苏联史静仪又与一名姓许的国民党军官结婚，并生下了孩子，再后来姓许的国民党军官带史静仪回国抗战。不久，姓许的军官战死在了前线，国民党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当时史静仪一人独居重庆，陈松年还专程去看望他的这位当年的二嫂。见面后，史静仪一再的叹息自己命苦。抗战胜利后，史静仪在汉口港务局做事，陈松年由重庆经汉口回安庆老家时，又去看望了史静仪。
从此就再也没有与史静仪联系过，“文化大革命”后，听人说史静仪病死了。
而郑超麟在回忆中说，在陈乔年被俘后，史静仪也被俘了，一个特务头子强迫史静仪与他同居，一直到解放时这个特务逃出中国，而史静仪留下被定为反革命家属。史静仪的晚年生活十分凄凉。
至于陈松年与郑超麟二人谁的说法是对的，也无从考据。
1989年2月25日《文艺报》副刊刊发了史静仪胞妹史汉仙的丈夫杨纤如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文章中说：1968年史静仪去世时，曾经托付家人帮助寻找陈乔年的遗腹女陈鸿。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当年史静仪在陈乔年牺牲后产下一个女儿，不久党组织派史静仪第二次赴苏联学习，她的女儿由组织出面，留在上海托人抚养，以后就永远失去了联系。由此断定陈松年的回忆比较可信。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由于受到过史静仪的伤害，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他奉行在苏联流行的“一杯水”主义，当时许多留学生都接受苏联姑娘的追求，只有刘仁静自居为正派的大丈夫，他始终不涉足此类污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的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为：是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极力指责斯大林，为此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他还研读并收集了托的不少论著，从此成了托的信徒。
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他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申请绕道欧洲回国，他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和800美金，还有一张到柏林的火车票。
他瞒着邓中夏、瞿秋白、王若飞及共产国际所有的人，自作主张去寻访托洛茨基。经过努力，刘仁静终于在土耳其偏僻的太子岛，见到了托洛茨基，见面后二人十分激动。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立即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还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还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刘仁静刚刚回国，党组织对他进行考察，也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也就没有给他生活费，只是陈独秀对于他宣传的托洛茨基的理论十分感兴趣，就送给他30元钱。
为了生活，刘仁静操起了编辑写评论的本行，其间他还找了一位学习医学的女学生陆慎之为妻子，建立了家庭。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3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大约在1931年，中国的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但是刘仁静总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居，自称是“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引起托派组织成员对他的反感。不久，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他又想和陈独秀合作，遭到陈的拒绝。这样，刘仁静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没有了工作，刘仁静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后经人介绍，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给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
1935年3月，刘仁静完成伊罗生交给他的最后一件事后，决定一家人乘火车回湖北老家暂避一下。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特务以检查为名扣押了他，后押送南京。通过审讯知道他已经不是托派主要成员，托派成员一般判刑5年，而刘仁静只被判刑3年。1937年3月，刘仁静拒绝写悔过书，只在悔过书后面写了：以后以翻译为生，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后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他先去上海，听到托派组织以叛徒的名义将他开除，他十分生气，由于在上海又找不到工作，他乘船到武昌，他先去拜访的是已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张国焘那时刚刚从延安来武汉，当刘仁静了解张国焘反共的态度后，就不再与他联系了。
后来刘仁静去寻找刚刚出狱的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工作依然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武昌也呆不下去，后来通过关系到了重庆。
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到了上海，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刘仁静不得不把自己15岁的女儿辍学送进工厂当工人，他自己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
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了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走向人民的反面，开始写反共文章，如1948年写的《评毛泽东的》。
1949年后，刘仁静由上海来到北京，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刘少奇同志在百忙中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了认真耐心地教育。后来，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教政治经济学课程，同时兼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为了工作的方便，他改名为“刘亦宇”。
1950年，刘仁静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结束后，为更好地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又被调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署名“刘若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仁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从1966年一直关押到1978年。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毛主席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很快，刘仁静就从秦城监狱被放了出来，为了刘仁静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红卫兵揪斗，有关部门不敢把刘仁静送回家去，只得把刘仁静单独安排在另外一所监狱内，他独住一间房子。后来，组织上又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管教所内看管果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了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可好景不长，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许，刘仁静起床后，按惯例到自己住宅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广场参加晨练，在穿越马路时，被一辆疾驰的22路公交车撞倒，刘仁静的颅骨碎裂，当场死亡。一位邻居见状，还是把他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262医院，进行一番抢救后，刘仁静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