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人深思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夕。集合中共党内党外人士、包括诸如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五百七十六名代表，在这天选举新政府主席。
毛泽东以五百七十五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唯一只有一票没有投予他。
据说，没有投毛泽东的一票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
这位在该年初居中共与国民党中间谈判，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著名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热闹至狂欢中，冷静地投下自己由衷的一票。
1951年，中共30年建党大庆前夕，追求进步的文人们纷纷发表文章回忆、庆祝。因为张东逊自中共建国以来无一篇应景文章，叶笃义劝他趁此中共党庆的机会写一篇。
张拒绝了，他说，他要保持“沉默的自由”。
张东荪其人
张东荪，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化两界声名赫赫的人物，当代人已然忘却乃至陌生了。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州人。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中共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锋一起与解放军谈判，最后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称张为‘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2月12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早年的张东荪
他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1907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梁启超，接受了立宪派的改良思想。这时的张东荪还与同学蓝公武等人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宣传教育救国。
1911年，张东荪从日本回国，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皇帝，进行殿试，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闻讯立即买舟南下，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担任内务部秘书。1912年，南北议和，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随之北迁，张东荪却没有参加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
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和对国情的体察，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
他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憎恨侵略，所以他抗日，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
二是憎恨专制，憎恨蒋介石的专制。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蒋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所以蒋介石那么优待他，将他奉为座上客，他也不买账。
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
现在中国在实行的国内治国、国际外交路线不也就是与张东荪当年的中间性政治路线大同小异吗？
张东荪的“叛国罪”
1949年元月下旬，就中国未来政府之事宜，张东荪与费孝通、雷洁琼等民主人士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毛泽东的外交是坚定的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自从与毛泽东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以来，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
张东荪对政治的幼稚，注定了他最后彻底的失败！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张东荪的书生气灼然可见。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当时他提供给王志奇的一些资料将有可能被人利用？这种私底下的运筹国事绝对是不允许的？
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
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杀谢罪。
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并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就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在诗中沉痛地自白：书生谋国直堪笑。
后话
张东荪是否认为老毛也专制呢？于是，他投了反对票；于是他拒写应景文章“保持沉默”；1949年后，他这个最爱“评政治”的不再发表文章。一九六八年一月文革之中被“逮捕”，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一九七三年死在狱中。
其长子康奈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同时逮捕，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
次子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1969年于中关村宿舍自杀；
三子张宗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1966年与妻吕乃朴在遭“斗争”后一同自杀。两个孙子张鹤慈（张宗炳子）、张佑慈（张宗颖子）均在“文革”中被判重刑，关押劳改10余年。
张东荪，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定为叛国罪；1978年当几乎（陈年历史旧案）所有人都被平反了，但邓小平亲自决定不予平反。这张东荪可能是永远也不能平反了的一个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