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储江会长、郑竹波等副会长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兄弟姐妹
同志们、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感谢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举办今天的活动,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很多同志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感谢前面发言的几位同志,也感谢郑竹波副会长将要作的总结发言。
今年是我们的父亲乔信明诞辰一百周年。参加今天的活动,不由我想起两个月前在北京参加钟期光伯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当时我发言说,参加钟伯伯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就想起50年前,1959年在南京,叶飞叔叔的夫人王于耕阿姨为钟伯伯、张藩伯伯、惠浴宇伯伯和我父亲举办的二百岁寿宴,当时他们4人都是50岁。50年过去,如今他们的子女已都是近60岁或60多岁的人了。就我们家来说,按实足年龄,大姐乔阿光67岁,弟弟乔泰阳60岁,大妹乔春雷58岁,小妹乔文雷57岁,我63岁。我们的母亲于玲今年92岁,身体不太好,但她对今天的纪念活动很关心,坚持来和大家见了个面。我们和母亲商量在今天的纪念会上讲些什么,母亲说就讲讲你们父亲“一生战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这是你们最要继承的宝贵财富。“一生战斗、百折不挠”这八个字,是叶飞叔叔在我父亲逝世30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的标题,发表在 1993年9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 10年后的2003年9月,在我父亲逝世40周年我们出版纪念文集时,张震叔叔为这本纪念文集题写的书名,也是这八个字。今天,妈妈要我们继承发扬光大的又是这八个字。的确,“一生战斗、百折不挠”可以说是我父亲一生最真切的写照。
我们的父亲乔信明,1909年3月出生在湖北省大冶县陈贵镇乔清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他1928年参加农民自卫队,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红赤游击队,1930年5月参加彭德怀将军领导的红三军团,1932年转为正式党员。1933年从中央红军学校被挑选到赣东北根据地创办红军五分校,爸爸先后担任了红五分校的政治队长和军事总教员。不久,爸爸被方志敏同志发现,1934年2月在乐平战斗即将打响前,方志敏同志破格任命爸爸为红十军八十二团团长。不久,爸爸又被任命为红十军主力团八十七团政委。虽然爸爸已是团级干部,却经常上第一线和敌人刺刀见红,因此多次受伤。1934年秋爸爸作战受伤的一条腿竟然被通知要锯掉,在这巨大打击来临时,方志敏同志及时做出重要批示:“无论花多少钱也要保住这条腿。药,苏区没有,到白区去买,钱,由省委报销。”方志敏同志代表党的关怀激励爸爸在革命队伍里飞速地成长。1934年11月,爸爸被任命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20师参谋长,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因遭敌人重兵追剿,先遣队被围困在怀玉山。方志敏同志将所有剩余人员组成一个团,任命在危难时刻一直忠贞坚强的爸爸当团长,命令他上怀玉山坚持斗争,吸引敌人,掩护方志敏等先遣队主要领导同志返回苏区。爸爸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敌众我寡,不幸被捕,被判无期徒刑,脚戴九斤重的铁镣在南昌军人监狱坐牢三年。爸爸在生死关头的杰出表现使方志敏同志坚信他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好同志,所以在狱中,方志敏同志想方设法,多次秘密指示爸爸组织难友开展狱中斗争。爸爸遵循方志敏同志的指示,有勇有谋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各类难友团结在党的周围,成功地组织难友开展狱中斗争,建立起了狱中党支部,担任了狱中党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和难友们的支持下,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狱中斗争并多次获得胜利。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党倡议下,国共合作,两党达成了释放政治犯的协议。但国民党依旧阴谋暗害爸爸这些被判重刑的同志们。只要他们和党接上关系,敌人就把他们转移走,从南昌到高安,再转移到长沙,最后被囚禁在湖南的小县城桃园。但是爸爸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的努力,最后终于和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同志联系上。徐老亲自到狱中来看望他们,亲自找到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交涉,才使他们在入狱三年后最终获得了自由,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走上了抗日战场。
出狱后,他先是在新四军皖南军部教导总队担任队长、大队长。1938年11月他被派往叶飞担任团长的新四军老六团任团参谋长,1939年5月又担任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参谋长。1940年1月,爸爸担任了挺进纵队老一团团长后,成功地指挥和参与指挥了一系列著名战斗。尤其是在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等战斗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上至陈毅、粟裕首长下到各级干部战士乃至苏北老百姓交口称赞、念念不忘的乔团长。
由于爸爸出狱后没有休息就投入紧张的战斗和工作,残酷的病魔开始悄悄袭来。陈毅司令员发现他病情严重,立即用自己乘坐的小火轮把他送到后方。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在陈毅军长的指示下,粟裕师长、刘炎政委和钟期光主任安排他到比较稳定的华中党校边学习边休养。在党校,爸爸的身体逐渐好起来,能骑马、能行军了。粟师长、钟主任等师党委领导立即分配他到苏中二分区管文蔚司令那里担任副司令,专管组建二分区的武装。在苏中二分区他忘我地带病工作,甚至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支地方武装,打了一仓河战斗等几个好仗。但身体也因此彻底垮台,一场撕心裂肺的病痛突然降临到了爸爸身上,双脚瘫痪,疼痛异常,日夜在床上翻滚、叫喊。在爸爸生不如死的痛苦时刻,陈毅军长下令把爸爸接到军部来治疗休养。管文蔚司令员给他提供了休养费,使爸爸在军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向军部要一分钱。爸爸刚到军部,陈毅军长和赖传珠参谋长就来看望他,陈毅军长还指示说,“乔信明治病用钱不受限制。”在解放后公开出版的《赖传珠日记》这本书里好几处记载了他陪同陈老总和他自己看望爸爸的事。陈老总不仅自己去,还号召同志们经常去看望爸爸,帮助爸爸。陶勇、王必成、张藩、刘飞、廖政国、薛为民等爸爸的老战友都曾去看望他,谭震林同志一调到军部,就去看望他。使他一直沐浴在爱的海洋中。
1942年11月华中局安排爸爸在妈妈的陪同下到上海去治病。为此陈毅军长做了具体细致周到的安排。顾复生同志为爸爸在上海治病提供了落脚点,请自己的亲戚为爸爸介绍了看病的医院,这位亲戚还冒着危险做了爸爸住院的担保人。当爸爸在上海经费极端困难时,季崇威同志和任天石同志的夫人陈颖芝同志等凑钱给爸妈解困。当爸妈在上海和组织失去联系时,粟裕师长三次派人到上海去找他们。陈丕显同志也努力寻找,幸好妈妈到根据地筹措看病和生活用费,才和组织接上了关系。戴克林同志当即给了妈妈100元。陈丕显同志帮助爸爸解决了在上海的一切问题。
1943年7月爸爸妈妈从上海回到苏北根据地,陈毅军长不怕背包袱,主动把双腿瘫痪的爸爸接到黄花塘军部休养。甚至在自己受到诬告的重压,离开黄花塘军部去延安时,还徒步几里路,来和爸爸告别,告诉他已请张云逸副军长负责爸爸的休养生活。张云逸副军长对爸爸也非常关心,曾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爸爸住。在黄花塘休养期间,谭震林、叶飞、陈同生等同志都来看望过爸爸。粟裕师长和陈丕显、储江等同志还送来了营养费。曾入清同志自己就是一个老病号,却把仅有的一个月买几斤鸡蛋的营养费节省下来按月寄给在黄花塘休养的爸爸。因而在黄花塘休养的一年多期间,爸爸身体虽然有病,但精神却很愉快。在敌人即将来黄花塘扫荡时,曾山同志安排爸爸回苏中军区休养,上路前,他亲自检查行李是否捆紧,绳子是否结实。爸爸刚到苏中军区政治部所在地石轮庄休养,钟期光主任已经派人专门为爸爸建造了新房子,还细心地配备了两条小船,以备情况紧急时转移。廖政国同志立即送来桌椅板凳和门板等,还有一只奶羊和一对大白鹅,为爸爸增加营养。
1945年8月,爸爸虽然还不能走路,但病情已稳定。苏中军区领导就对爸爸委以苏中军区后勤部长之任,他们对爸爸的高度信任和关爱促使他带病坚持工作并努力出色地去完成任务。爸爸的老领导叶飞司令员深知爸爸在部队干部中的威望,在1946年北撤时,把爸爸留下来,安排到人员复杂、难以管理的一纵队的后方坐镇。1947年春夏之交,粟裕司令员在准备去外线作战前,任命爸爸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负责人,把华野后方几万老弱病残、妇女儿童、荣誉军人和难以管教的残废俘虏兵的担子压在了爸爸的肩上。爸爸领导总留守处的同志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清理财务,挖掘资金,上交了折合本币一百六十二亿五千五百九十余万元的资财,为解决自卫战争的经费困难出了一份力。他创办的子弟学校和幼儿园,得到了陈毅和粟裕同志的赞扬。粟裕司令员还在豫东战役繁忙的指挥中,把工作人员为他自己做的一辆马车从河南送到数百里之外、地处山东的华野总留守处给爸爸,使爸爸行动时可以不再坐担架。
上海一解放,陈毅司令员就指示将爸爸送到上海治疗瘫痪的双脚,崔义田同志遵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具体周到地安排了爸爸在上海开刀的一切事宜,使瘫痪七年的爸爸终于站了起来。爸爸刚治好脚,当时担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粟裕同志就安排他到南京军管会房产处任处长,后来又调到华东空军后勤部任政委。粟裕同志调到中央工作后没有忘记爸爸,在国外访问,还想着买一个放大镜送给爸爸,方便他工作学习。国庆十周年,爸爸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粟裕大将亲自陪爸爸和曾经一同进行狱中斗争的亲密难友曾如清、赖荣光、单子辉等同志参观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在观礼期间,爸爸突然胃部大出血,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崔义田同志马上安排爸爸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1959年当爸爸的住房需要调整时,张震、张藩两位领导在军事学院党委的支持下帮助爸爸解决了这个难题。
正是在这些真诚关怀下,爸爸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去。在短短七年里,和同志们一起,在中央军委和空军党委的领导下,从无到有地创建了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掌握了空军后勤工作的特点,和其他同志一起较好地完成了空军后勤保障工作。然而正当爸爸踌躇满志,准备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人民空军事业时,他伤病缠身的身体经不住几年紧张的工作,又垮下来了。心脏病、胃病、高血压迫使他只得退下来休养。又开始了和病魔进行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这次休养期间,他仍然得到了众多同志的关怀。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谓清同志决定让妈妈半天工作,以便照顾爸爸。钟期光伯伯邀请我们全家一同到黄山休假,叶飞叔叔邀请爸爸妈妈到福建做客,王于耕阿姨在南京为爸爸过50岁生日。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在召开党委会时专门以全体党委委员的名义热情地写信慰问爸爸。爸爸病危时,崔义田部长专门用飞机送来了6支当时只有中央首长才使用的人体白蛋白,陈丕显书记也从上海派人专程送来抢救的药物,许多同志为挽救爸爸的生命奔波。这些来自党的关怀,战友情谊的爱,是爸爸一生对党的无限忠诚、无私奉献和立下的不朽功绩的体现和回报,它建起了一座无形的爱的丰碑,让我们永远难以忘怀。1963年9月4日,爸爸走了,他带着无数战友的爱走了。
父亲一生战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是我们作儿女得天独厚的人生教科书,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是我们的骄傲。母亲是与父亲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革命,两代“江抗”老战士,曾被谭震林同志任命为江阴祝塘常备队大队长,被誉为江南第一女区长。她要求我们不光以父亲的光荣历史为骄傲,更要以父亲无限热爱党和人民、无私无畏、大忠大勇,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作为激励自己不断成长的动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为党和国家作出自己应有贡献。即使在十年动乱中,母亲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心中仍然放心不下孩子们的成长方向,在艰苦的劳作之余,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她亲笔撰写了一万多字的《关于你爸爸的革命斗争史》,详细叙述了父亲的革命斗争经历,分别寄给我们每个子女,要求我们学习父亲的革命精神,紧紧把握党性原则,在大风大浪中辨明方向,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在那动荡复杂的年代,我们5个子女辗转漂泊,天各一方,母亲的宝贵书信,父亲的光辉典范,为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指明了方向。
父亲一生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家庭,英勇奋斗,历经磨难而不衰,久经风雨而弥坚,最终却以54岁英年过早地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离开了他无限挚爱的亲人。父亲去世时,大姐22岁,弟弟15岁,两个妹妹一个12岁,一个11岁,我18岁,从那时起,我们就逐渐变得坚强和成熟起来,决心将巨大的悲痛和对父亲的不尽思念,化为发奋学习,努力工作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40多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父亲的革命事迹,父亲淡泊名利,光明磊落的高尚风范,总在启发、教育、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努力继承他的遗志,用自己有限的智慧和精力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我们5个儿女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随波逐流,不贪念虚荣。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父亲,您和无数的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灌的中华大地,如您所希翼的那样,今天已是鲜花盛开,欣欣向荣。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正高举着你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沿着你们奋斗的足迹,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时代阔步前进!
敬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