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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6—131页。
[2].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0—44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5—326页。
[4].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4—510页。
试析从“卡夫丁峡谷”理论到“马克思的跨越论”
摘要“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晚年提出来的，马克思以俄国村社制度为理论视点所预设的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它一直被学术界的一些学者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所谓“跨越论”。正确分析“卡夫丁峡谷”问题来源，有利于澄清事实，正本清源。
关键词 卡夫丁峡谷缘由跨越论
一“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缘由
关于“卡夫丁峡谷”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于1881年提出的。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社会活动家查苏利奇复信中提及了这个问题，原话是：“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①]那么，何谓“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峡谷”是古代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一个峡谷名称。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以此来羞辱罗马军人。古罗马人把这种遣散战俘的方式称为“轭门下的遣送”。[②]“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便由此而来，意思是遭受最大的侮辱。事实上，“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就使用过，1853年7月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这是欧洲的退却，那么这还不是一般的战后的退却，而是可以说通过卡夫丁峡谷。”[③]，在此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分别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多次使用。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故事演绎成“卡夫丁峡谷问题”，则是后人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理解产生分歧，并争论而形成的。在争论中，“卡夫丁峡谷问题”又成为俄国农村公社可否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所谓“跨越论”。那么，马克思何以在他晚年提出“卡夫丁峡谷”问题。“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何以被改变成为“跨越论”，“跨越论”是否符合马克思晚年原本思想呢？
1872年，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版第一卷出版，俄国思想界立即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原理。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④]对此俄国理论思想界形成了不同认识。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俄国首先摧毁农村公社已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揭示走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而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主张则完全相反，要求批判资本主义，借助其未破坏的村社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否认《资本论》这一科学著作在俄国的有效性。他们的争论，不能不引起《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的严重关注。再仔细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于1877年11月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信中批驳了民粹派思想家米海夫斯基的文章错误观点和对《资本论》科学思想的严重歪曲。马克思强调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⑤]然而，马克思这封信在当时并未发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并于1884年3月6日复制寄给在日内瓦的“劳动节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1886年这封信公开问世。由于马克思的信在1877年并未发出，四年后的1881年，流亡在日内瓦的俄国社会活动家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就上述问题进行请教。在收到查苏利奇的信后，马克思便已经极大地兴趣和精力投入到上述问题的研究，并给予回信。
“卡夫丁峡谷”问题便出于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复信手稿之中。在复信中马克思写道：“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来。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再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⑥]在此，马克思提出了“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总之，以上分析便是马克思提出“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基本情况。
二“卡夫丁峡谷”理论何以变成“马克思的跨越论”
“卡夫丁峡谷”理论与“马克思的夸越论”本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卡夫丁峡谷”理论何以演变成为“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众所周知，“跨越论”原本是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核心，俄国的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当作一种历史的不幸，想当然的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要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极力夸大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民风纯朴、公平和谐等所谓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天然社会主义性质”，从而主张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跨越”一词，是俄国民粹派经常使用的词语。然而围绕“跨越”问题，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国不同学术派别都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俄国是否能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过程中民粹派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参与争论之中。因此，“跨越”是一个长期影响俄国社会的理论问题。
上述争论中，恩格斯也曾参与讨论，1894年他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一文中，也使用过“跳过”一词。恩格斯写道：“……如果说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转归整个社会所有作为必要条件，那么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有制对于西方还只是行将建立的这种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不能作为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从而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一下子把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改造成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现代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起点吗？……”[⑦]但恩格斯的观点在这里已经非常明确，即俄国由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跨越”已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跨越论”争论中，始终没有涉及到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他们的争论之中也未曾有人引用“卡夫丁峡谷”这一说法。由此可以推断，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本与俄国的“跨越论”毫无关系。那么，马克思关于在一系列条件下，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这特指俄国的个案命题，如何被转换成“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含义的结论性命题呢？这是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如果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进而证明列宁关于“一国胜利论”的正确性和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能说得通。苏联学术界按照他们的传统的学术思维把马克思“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命题与“跨越论”这一“俄国命题”混淆起来，借以证明“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是一条东方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普遍道路。这一理论自然影响了后起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认可和应用，也同样是为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其实从“卡夫丁峡谷”理论到演变成“马克思的跨越论”这一过程，正好说明了，无论是苏联还是后来中国的部分学者都没有真正搞清楚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含义，将其望文生义，把“不通过”改为“跨越”。这一改换违背了马克思理论的本义。综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并没有“跨越论”的含义，这只不过是后来一些研究者给强加上的，“跨越论”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历史意义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人如果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科学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要把著作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⑧]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苏联和中国学术界一部分学者长期以来，在研究关于“卡夫丁峡谷”理论和“跨越论”时，都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去阅读他的著作，而是“把著作中原来的没有的东西塞进去”所致。他们所谓的“科学研究”看起来确有理论基础，实则离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本义相去甚远。以致没有弄清马克思原意的学者，想当然的认为马克思晚年主张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很显然，这种是一种误解，并不符合马克思原意。实际上，我们从马克思晚年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理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以俄国村社制度为理论视点，它为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实现资本主义某些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提出了天才的理论假设。
马克思晚年“卡夫丁峡谷”理论虽然没有系统提出落后东方国家是否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仍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只是说，在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衰亡期、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形成、而且这种新质的生产力也已经迅速传入落后国家的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直接引进（而不是通过自身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而逐步创造）这种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在这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而不是在落后国家生产力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就说明这种“跨越”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晚年的“卡夫丁峡谷”理论中贯彻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的理论精神，并未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轨道。而一部分研究者将其认为是“跨越论”，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观意愿。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始终也没有认为在落后国家的基础上能够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历史观及其所取得的相关理论成果，为我们科学认识和解决落后国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南。
东方国家，尤其是落后的东方发展中国家能否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得到新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显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回答这一历史课题的。然而，马克思在那样的时代，以一个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预言家的天才睿智和理论勇气所提出的这一理论假设，却为后人开启了一条继续循着这一思维轨迹去探寻“跨越”的途径。事实上，我们当今正在进行的中国特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对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实践，并且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答案，那就是走中国式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436页。
[②]杨木《马克思的“通过卡夫丁峡谷”用典引读》，载《开发研究》2001年第4期，第4页。
[③]杨木《马克思的“通过卡夫丁峡谷”用典引读》，载《开发研究》2001年第4期，第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43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