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与何振梁之争的前因后果 袁伟民

全运会前夕，在老部下何慧娴的安排下，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一反在任时的低调风格，频频亮相媒体，为《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造势。在媒体报道中，多以“袁伟民暗指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选举等问题上多次‘不听招呼，自作主张’”为着力渲染之处，何振梁偶有简短回应，一句“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的感叹，又引舆论热议。两位中国体育功勋级人物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背后有没有复杂、微妙的隐情？

我得以有机会分别与何振梁、袁伟民进行了交流，何振梁更是第一次正式回应书中的指责。尽管二人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各执一词，“真相”尚远，却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纷争进行梳理和认知。何振梁与袁伟民的不睦，体育圈早有传闻。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在打电话向一位在任领导申诉时，领导安慰何振梁：“你又受委屈了。”所谓“又”受委屈，事出有因。两年前，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曾在《中国体育报》撰文称，“由于宣传走偏”，造成了“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名实不符，所指显然是何振梁。早在中国第一次申奥前后，另一位前国家体委的实权人物也对何振梁多有不满，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单单不与何握手。

对于袁伟民书中的指责，何振梁觉得“很离奇”。2008年6月，何振梁的《艰辛的辉煌——我的申奥日记》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又经节选在内地出版。对于袁伟民质疑的事件，何振梁书中都有记述，其中也明确了联署提名金云龙与“支持”的区别，他也提及自己事先与好友罗格的充分沟通。整个经过并不存在背叛和阴谋。

何振梁说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了20多年，“不听招呼”的时候也有，但都是出于为国家利益考虑。比如讨论北京奥运会设项的时候，何振梁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既定思路在为武术争取空间，这时有关领导又传话过来，要求也要为女子垒球争取一下。何振梁觉得无法同时为中国去争两项利益，便没有听从总局的指示。还有，总局方面在申奥的时候想成为主导者，何振梁则认为，北京市才应该是申奥的主体。在中国体育界，何振梁的身份有些特殊，作为国家体委的外事干部，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这个非官方组织。1985年，何振梁的双重身份都升级了，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又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善于协调各方关系，曾被评价为罕见的、没有敌人的委员，但在国内，矛盾总是不可避免。对于总局领导所认为的“不听招呼”，何振梁的妻子梁丽娟的解释是：“外事工作许多时候需要当场做决断，什么事都层层汇报，怎么可能？”何振梁则不满地表示：“一些人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何振梁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既要履行政府体育官员的职责，尽可能争取国家利益，又要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考虑。可以想见，二者会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无论当事者如何富有平衡的智慧，也难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满意，误解与隔膜也不可避免。连何振梁自己也不讳言，无论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北京市政府，都会有一些官员对他有意见。何振梁的工作，是在东西方文化间做沟通，而且更多的层面上，需要引导中国有关方面熟悉、理解和适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游戏规则。中国与国际接轨，无疑是一项比修建两条铁路更艰难的任务。对于每一个中国政府的相关人员而言，这难度不仅存在于技术上，也存在于内心情感上。

做了近20年体育记者的罗宏涛说，何振梁经常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的同事，如何与国际奥委会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这种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罗宏涛就曾亲自听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表达对何振梁的不满，其言谈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国际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规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吗？就可以指手画脚吗？李志坚在他的那篇见报文章中也说道：“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

在中国，作为政府部门的国家体育总局与作为社会组织的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挂着不同的牌子，事实上在人员和工作上多有重叠。行政力量、国家意志与民间组织的交织，注定了何振梁难以得到他所期望的内心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