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源：明镜历史网 《往事回眸》作者：程光
近些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风行“宜粗不宜细”，只要某一问题已“定了性”，有人便照着修一段史，然后搜集、引伸、移植出一些“资料”加以说明。这种注重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方式于历史科学的治学和研究是否有益？我一直心存疑惑。
钻入史学海洋，我对当代革命军事史情有独钟，敬重创造那段历史的人们——人民解放军的将帅。
《聂荣臻回忆录》于1983年发行，是元帅回忆录中最早出版的，它与后来的《彭德怀自述》在史实上、价值上相差远矣，但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我相信用人的生命搏杀为代价换来的军事历史一定珍贵。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原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牵头编写了“红一军团战史（稿）”，参与者多为红军老人，是当事人回忆当年事。
而《聂荣臻回忆录》为二十多年后部队政工干部组成“写作组”集体之作，说它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许更为恰如其分，红一军团于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路上当先锋的光辉战绩，还有歌颂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大量篇幅自然成了重头戏。
一支英雄部队的战史融进了其领导人的个人的回忆录，就不得不提及红一军团创始人——军团长林彪。彼时林彪已经人去事非，回忆录无论写史还是叙事，内涵中都是对他“彻底否定”。关键的地方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无关大局的细节，也是挖苦口吻。比如其中说到：林彪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并为此沾沾自喜……它令人感到，此人素养如此糟糕，想得都是沽名钓誉。
过于政治化是上个世纪中国的思想禁锢阴霾还非常浓厚时该类作品均有的特色，这段描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质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瑕疵尽显。一篇气势宏大的中国元帅回忆录里出现这样的“细节”实在不和谐，因为彼时刚23岁的年轻军团长决不会因为这个“猥琐”小事就被年长他8岁的政委聂荣臻察觉出他四十年后会有“九一三”那样的结局，一看便知道那是“写作组”的捉刀之技。
类似情况还有多处，如写红一军团第一支骑兵连的首任连长梁兴初和副连长傅崇碧，对傅某之后加了“同志”，对梁某则是直呼其名（与书中那些后来成为“坏人”者待遇相同），只因出版此书时梁兴初还在株连的阴影中。这样强烈的政治化取舍，不像是如实记录过去的回忆，倒像“专案组”在下政治结论，一时间让人难以区分这些内容到底是“专案组”在审，还是“写作组”在写。
红一军团的将领在人们眼里也许是传奇人物，可到了我这儿都是长辈至亲。我曾有机会走近聂荣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至1967年“一月风暴”时，我的父亲邱会作被造反派武斗打成重伤致残，在中央军委驻地西山养伤的几个月里，倍受住在那儿的聂荣臻、叶剑英关怀。老帅们对造反派的愤恨，对老干部的爱护，常常露于言表。每天清晨和晚饭后，住在西山的人有时和喜爱散步的聂荣臻、叶剑英不期而遇，说上几句话。情景虽已过去三十多年，至今于我仍犹如在眼前。
但是当读到聂荣臻的回忆录时，我已不再仅仅是他的少年崇拜者，而是一个历史钻研者，讲的是“理”，信的是“实”。我阅读许多相关聂帅的史料后发现，他和那一辈将帅们一样，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而这个局限又被“写作组”充分发挥，一心要塑造出一代“忠君”的名将。
然而，历史不是政治，更不追求身后的“政治评价”（古称“谥”），而要留下真正的史实。《聂荣臻回忆录》过头地褒此，必将过分地贬彼。在笔下，对林彪是按“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愿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七十年代背叛革命”的“政治套路”作为潜台词在“回忆”叙述。
“九一三”以后那样说情有可原，那时谁敢讲真话？听一位老同志说，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会议，全国各地的大员参加，都说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但会议的组织者出了个阴鸷的“绝招”，让与会人参观林彪住处毛家湾。那一份份来客记录、一张张合影照片在那儿，让各位大员看了发怵，回来后争先恐后检讨，愤怒声讨批判，誓言彻底划清界限。
那一幕人为导演的政治剧并非第一次，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会会、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对刘少奇、邓小平使用过。
现在重读那些记载“共同声讨”的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记载每人发言的会议简报，还让人有如亲临其境。虽然那一次组织领导干部对林彪住处的“参观”少有人知，但它所体现伟人早年提倡的农民造反“痞子”作风，令人咋舌称奇。彼时政治气氛如此，老同志们作任何“揭发”都可以理解。然而，对封疆大员采用如此手段，实为古代帝王治吏之术在重演。但是，如果没有了合影相片之类的“细节”，怕是谁也无法唱出那出“好戏”。
《聂荣臻回忆录》留下了遗憾。元帅和他战友们的功绩，我从老同志的嘴里，从一些部队的军史中知道不少，它们不仅详实，而且生动，甚至精彩，但是只要“沾了那个人的边”，就没有人敢采用。谁叫《聂荣臻回忆录》出的早呢？军事上的后发制人有时比先发制人要强大，撰写回忆录恐怕也是如此。离开思想禁锢的年代久远一些，会写得更加真实。评价回忆录，不在于回忆者的政治地位曾有多高（那怕是用他的名份），也不在于上面对它的宣传力度有多大，而要看它是否忠于史实。且不论你的观点如何，即便是对素材的选取和舍弃，也要接受这个法则的检验。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为民请命，毛泽东欲置彭于政治绝地。聂荣臻和叶剑英上门劝说彭德怀服软认罪，吞下那颗苦果。
这段重要的史实在许多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回忆中被有意避去，但最终还是再现于世人面前。它来自于李锐写的《庐山会议纪实》，那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以科学的态度回忆历史的佳作。正是李锐所忆述的那些细节，才把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说明。坚持真理有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彭德怀的悲剧不仅是毛泽东所为，还有几乎全体与会者的推波助澜。
1989年庐山风云三十年过后，按法律规定，其档案应当解密，但许多老同志恳求中央不要那样做。因为在已经发表的众多回忆和言论里，他们称当初就抵制毛泽东，至少也是同情彭德怀。若是一旦公布了会议原始记录，那些凶狠咒骂彭老总的恶语将令他们无地自容。还是“宜粗不宜细”多讲政治，把责任加在林彪、康生，甚至是柯庆施等人的头上为好。
陈晓农：聂荣臻的回忆录严重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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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对打倒“杨余傅”大会的回忆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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