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 国民党元老董世乡

丁惟汾这个名字,如今已鲜为人知,但作为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口中的“七哥”,他在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国民党内部也留下了“惟丁是赖”、“蒋家天下丁家党”的传说。他也曾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共事,并营救过三十多名优秀的共产党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革命前辈”,却几乎被世人遗忘……

同盟会成立,丁惟汾一改温文形象,咬破手指书写血书

丁惟汾,字鼎丞,1874年生于山东日照的丁家官庄,其父丁以此是清末秀才,对文字、音韵颇有研究,所著《毛诗正韵》、《韵例》等曾令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名家大为激赏。
  由于家贫,仅凭父亲教书所得并不足以维持生计,丁惟汾自幼便常跟随父亲参与各类劳作。其兄丁惟淞更是早早就学会了赚钱养家,他既干过手工活,也曾经营过布店、酱园。通过一家人的辛勤劳作,丁惟汾和其侄丁立同方得以上学读书。
  父亲丁以此虽为乡间秀才,但同样不乏忧国忧民的情怀,又极为崇尚西方民主进步思想。他在家里的书房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欧风美雨留嘉客,古史今书课幼孙。家里的菜园门上也贴有“闲时铲平专制草”等句。受父亲影响,丁惟汾熟读古书,尤其对《左传》、《史记》等史籍倒背如流,同时也对欧美的民主思想产生了无限向往。
  受父亲影响,青年时期,丁惟汾便通过县学考试成为廪生,随后又赴济南考入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再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最终考取山东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到了日本以后,丁惟汾深感明治维新为一个岛国所带来的强盛,对满清政权更为不满,仇满复汉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在日本,丁惟汾不仅结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廖仲恺等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令其毕生视为父兄的人物——孙中山也出现在他的世界之中。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丁惟汾等百余名留日学生团结在孙中山周围,立志于反清革命,确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会纲。这一天,向来温文尔雅的丁惟汾咬破手指,书写血书以激励众人。也是在这一天,他和徐镜心被推选为山东省主盟人,丁惟汾还被指定负责与山东省革命同志的通信联络。
  由于理想远大、意志坚定、身体力行,丁惟汾逐渐成为山东革命人士中的精神领袖,其侄子丁立同、外甥薄子明、郑培南等人都为革命理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惟丁是赖”,与廖仲恺并称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同盟会成立以后,丁惟汾与蒋衍升在日本创立了《晨钟》周刊,大力宣扬革命理想。通过两年的强势宣传,同盟会吸纳了四百多名留日学生,其中山东籍学生即达五十余名。《晨钟》创办以后,很快便传至国内,志同道合者相互传阅,如获至宝。
  与此同时,丁惟汾还团结各省革命党人勇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而在国内,丁惟汾则将目光投向了教育,在他的影响下,革命党人掀起了兴办“公学”的热潮,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基于丁惟汾的突出贡献,孙中山欣慰地发出了“惟丁是赖”的感慨。
  1907年,丁惟汾回国,又发展了王乐平等会员。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丁惟汾不仅通过创办染织厂、印书局等赚取经费,还动用武力劫夺清廷官款。
  1911年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丁惟汾等人做了拟定山东独立大纲细则、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等工作,还计划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省独立。
  1911年11月13日,孙宝琦亦受邀参加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丁惟汾等人按约定封锁会场所有出口,规定任何人不得出入。各界代表纷纷发言,要求宣布独立。孙宝琦却选择了沉默,拒不表态。会议从上午8时一直开到夜晚9时,最后,在各界代表的软硬兼施之下,孙宝琦终于宣布独立。刹那间,现场欢呼雀跃,群情振奋,大家高喊着“中国革命万岁”、“山东独立万岁”等口号,并公推孙宝琦为总督。
  然而,孙宝琦虽宣布独立,私底下却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开店行为,只是“换一招牌而已”。果然,十一天后,孙宝琦即取消独立。再加上袁世凯担心山东独立将危及河北、北京等地,一方面另派亲信取代孙宝琦,另一方面则以武力阻挠革命,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山东独立终于失败。但不甘失败的丁惟汾又积极谋划烟台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随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北京成立了国会。丁惟汾与宋教仁、徐镜心等人坚决抵制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和重金贿赂的行为,最终使国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复选中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胜利。
  但代价也是惨重的。在袁世凯的淫威之下,宋教仁遇刺于上海,徐镜心受戮于北京,诸多革命党人惨遭迫害。丁惟汾的一位族人见革命风险如此巨大,便“好心”奉劝其委曲求全以免祸。从不妥协的丁惟汾愤怒了,他怒吼道:“我们革命党人有自己的坚守,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
  话虽如此,但为了更为长远的革命理想,声名在外的丁惟汾知道自己并不适宜冲在最前线,于是选择了退居幕后,一度返回日照。在日照乡间,丁惟汾一边务农,一边密谋讨袁大计。1915年,袁世凯称帝,丁惟汾幕后发力,积极支持吴大洲、薄子明等人护国讨袁,并暗中发动山东各地同时起义。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丁惟汾全力相助,并在上海开展组织建设,通过《建设杂志》、《北方周刊》等刊物,鼓吹思想革新,获得了“独撑上海”的高度评价。黎元洪为了拉拢丁惟汾,欲为之颁发二等嘉禾勋章,不想却换来了其一顿臭骂。
  丁惟汾的威望达到顶峰,一度与廖仲恺并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与李大钊共事,营救三十多名共产党员

作为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大力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虽与共产党分属不同阵营,但在救国救民、追求科学进步等理念上一脉相通。
  丁惟汾的学生王乐平曾到苏俄一游,回来后向其谈起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合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丁惟汾听罢,致信堂弟丁惟溪,令其关闭所经营的“汇昌银号”。他说:“这种营业是剥削农民的,不符合当今的历史潮流。”

丁惟汾曾与毛泽东、周恩来共事,而他与李大钊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在北方执行部期间,丁惟汾曾与李大钊合作,大力发展北方国民党,两人配合默契,仅1924年便发展了一万四千多名党员,其中山东党员即达两千多名,革命力量不断壮大。那时候,丁惟汾长期身居北京,可各路军阀就是无法将他捕获,为什么呢?原来,丁惟汾形象朴实,一副乡间老农模样,与政界要人的形象完全不符,实在是不惹人注意。
  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活动剧增,张继、邹鲁、谢持等组建“西山会议派”,从事反共活动,并极力拉拢丁惟汾。丁惟汾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并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联合发出《致各级党部电》,斥责“西山会议派”。因为此事,丁惟汾与张继等人的关系逐渐淡薄。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热情。18日,两万余名爱国人士齐聚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帝决议。会后,丁惟汾与李大钊共同带领爱国人士游行示威。在铁狮子胡同,丁惟汾等要求面见段祺瑞,不仅遭到了拒绝,还迎来了一顿枪击。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丧心病狂的段祺瑞政府抬枪开火,令数十人遇难,数百人受伤。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危急时刻,一名山东籍警察念乡情一把推倒丁惟汾,令其免于灾祸。
  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政府非但不予收手,反而意欲通缉丁惟汾、李大钊、徐谦等人。为保存有生力量,丁惟汾、李大钊只得率国共两党党部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内。
  但这仍不是最终结局。1927年,张作霖公然违反国际准则,派兵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郑培明等六十余人逮捕。那一天,丁惟汾正在外边办事,事发后,他的一名随从一直躲在一个巷口等待他的归来,丁惟汾这才幸免于难。而他的战友李大钊则不幸被捕遇害。多年以后,丁惟汾仍常常提及此事,说:“李先生是位正派的政治家,他的死是北方革命事业的极大损失。”
  在革命工作中,丁惟汾除了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建立了情谊之外,也曾营救过丁君羊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
  1930年,丁君羊、赵尚志等三十余人因执行“立三路线”、进行抗日宣传而被张学良逮捕,并落到了雷恒成手里。雷恒成是谁呢?正是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他因心狠手辣还获得了“雷锤子”之称。根据内部消息,其中七名共产党员将被枪决。时值张学良到南京开会,丁君羊之妻于培真便到上海找到丁惟汾,请求其出面找张学良进行营救。丁惟汾得知此事后立即起身赶赴南京,当他通过谭延闿、何应钦等人帮忙拜访张学良时,张学良早已知其来意,故意说道:“这些青年人也太不像话了,竟在一个追悼会上,公开喊反对日本的口号。”
  一向不愿求人的丁惟汾只能含蓄地说:“我哥哥那个孩子(丁君羊),我当然不愿见他先我而死。”紧接着话锋突转,“再说在东北的青年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呢?”张学良毕竟是爱国将军,当即发电报致东北,将枪决改作看守。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丁惟汾又派秘书带着重金和礼物至东北营救。维持会会长袁金铠抱着临老行善的心理,将关押在一起的三十多名共产党人悉数释放。
  丁惟汾原本还可与共产党进行更多的合作,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共产党方面诚邀丁惟汾担任陕甘宁边区自治政府主席,不仅林伯渠、董必武等人写信邀请,周恩来也多次与之会晤洽谈,但由于蒋介石方面的阻挠而最终未能成行。
  共产党方面始终没有忘记丁惟汾对共产党的帮助,“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不久便以老同事的名义,在周恩来、吴玉章的陪同下看望了丁惟汾。

蒋介石表面称丁惟汾为“七哥”,事实上却处处设防

丁惟汾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在北方革命党人中拥有巨大声望。为了获得右派青年的支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充分利用丁惟汾作为国民党元老的巨大招牌。另一方面,丁惟汾素与汪精卫、胡汉民不睦,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他也一度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两人党军结合,先后挫败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共同组织了南京国民政府,成就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格局。
  在丁惟汾面前,蒋介石总是毕恭毕敬地称之为“七哥”。但丁惟汾毕竟不是他的嫡系,因此蒋介石在内心里一直对其存有戒心。同样,丁惟汾也逐渐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感到不满,便刻意与其保持距离,甚至一度闭门不出,拒绝出席各种会议。在他退隐期间,蒋介石、陈果夫都曾假惺惺地登门劝驾,要求丁惟汾回南京复职,但丁惟汾始终不为所动。
  1930年,丁惟汾的高徒王乐平被蒋介石暗杀,这使其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本性,逐渐趋于自保。蒋介石充分调动陈果夫、陈立夫的力量,同时借助阎锡山、白崇禧等人的武力严重削弱了丁惟汾的实力,他的学生因此纷纷转投其他派系。尽管蒋介石始终维系着表面的礼遇,但失意的丁惟汾依然仰天长叹:“我现在晓得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意义与滋味!”并写下了“阅历人情知纸厚,看开世事觉山平”的诗句。西安事变后,眼见同样有恩于蒋介石的张学良被扣押,丁惟汾更是心灰意冷,决议退出政坛,告老还乡。
  平心而论,作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丁惟汾的政治手腕未免稚嫩,但这正是其不以个人名利为重的折射。1925年,蒋介石曾邀请其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但他以“鲁人不治鲁,湘人不治湘”的理由拒绝了。后来,蒋介石又要求他担任交通部长,却得到了一番令其哭笑不得的回答:“我不论跟什么人都懒得交通,还当什么交通部长呢。”
  尽管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但在三大战役之后、国共之争了无悬念的时候,丁惟汾还是选择了跟随众多的国民党要员飞往台湾。那时候,考虑到丁惟汾对于共产党的帮助,中共领导人纷纷设法挽留他,陈毅、潘汉年等人都曾托人捎话,要求丁惟汾别去台湾。但丁惟汾作为最早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出于义气,又怎么能在国民党大溃败的关头留在大陆。此外,如丁惟汾留在大陆,他的众多门生便注定在台湾一事无成,于是他还是以七十六岁的老迈之躯,远赴台湾。新中国成立后,陈毅谈到丁惟汾,仍不无感慨:“他老先生实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方?”而在临行前,丁惟汾也曾说道:“我要不是身体不好,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

政坛外的丁惟汾

虽然在政坛上颇有建树,但丁惟汾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物。他常常教导晚辈,最好学医、学工程,万万不可踏入政坛,成为政客。同时,他还认为,自己不过是“中人”之资,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完全在于孙中山的引领。
  在丁惟汾内心深处,无疑更希望自己能够继承父辈的研究成果,成为一名有所作为的学者。他对音韵深有研究,善于运用方言解答古籍中的疑惑。留日期间曾与章太炎结识,引为知己。中年以后,两人更是频繁交流。章太炎其人素来狂狷,人称“章疯子”,一般人自难入其法眼,待到晚年,更是谢绝交游。而其偏偏对丁惟汾情真意切,两人不仅同游姑苏,而且相互赠送诗作,传为美谈。
  发奋著述的丁惟汾同样不负良友所望,留下了《毛诗解故》、《毛诗韵律》、《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译》、《俚语证古》等研究成果,在台湾国学界影响深远。除了国学研究,丁惟汾也曾产生著述辛亥革命历史的愿望,但因为政治上的种种原因,仅完成了《山东革命党史稿》等作,留下些许烈士传记,令其深以为憾。
  除了政治与学术,丁惟汾也曾留下颇多趣事。
  丁惟汾赴台之前,幼女丁玉隽前来送行,丁惟汾拿出六个一两重的黄金,要求女儿缝在内衣口袋里,左右两边各缝三个,还说:“帮我放好,临急时可以用用。”忆及此事,丁玉隽总是乐不可支,父亲真是个“可怜”的老头,做了一辈子官,掌管着大量的银元,到头来,身上就那么点财物。
  而丁玉隽的丈夫黄万里,更是早早领教了丁惟汾的“厉害”。留学在外的黄万里与丁玉隽相识于归国船上,两人一见倾心,相谈甚欢,离别时相互留下了住址。不久,丁惟汾家中便出现一个年轻小伙。丁惟汾大感诧异,立马盘问幼女,得知小伙子是上海人后,便毫不客气地将他赶了出去。原来,丁惟汾对上海人鲜有好感,认为上海人小气、瞧不起外地人。不想小伙子却有着山东人的豪气,仍然苦苦追求,并逐渐得到了丁惟汾的首肯,最终抱得美人归。该小伙即为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育家黄炎培之子。后来,黄万里亦常以“半个山东人”自居,对将自己扫地出门的岳父充满敬意。
  丁惟汾天性嗜酒,年轻时能一次喝掉五斤山东黄酒,号称千杯不醉,但其无比自律,微醺即止,酒品绝佳。
  到达台湾之后,丁惟汾虽位居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之职,却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寄栖在朋友家中。然而,生活稍得安顿,他便为赴台的乡亲提供了庇护之所,丁家每顿饭至少安排三五桌,因为太多太多的山东乡亲,在站稳脚跟之前都需要一定的帮助,有些人甚至在丁家一住数月。
  丁惟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无论大陆还是台湾,人们都几乎忘记这样一位对近代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丁惟汾在台北的故居甚至差点被拆除,台北市“文化局”提出古迹保护申请后才得以幸存。
  两岸隔阻,作为赴台后首位逝世的国民党元老,大陆亲人也是通过《大参考》才得知噩耗。丁惟汾好友于右任曾作挽联:开国为元老,传经做大师。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丁惟汾的功绩与事迹,不应淡忘。

(发表于《名人传记》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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