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某次，某才女要去某电视栏目参与讨论“见死不救”是否该立法，打电话咨询我的看法。我知道她的观点倾向于“立法”，便明确地表示，她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为此在电话中向她做了一番说服、教育、启蒙工作。我觉得自己挺循循善诱的，电话里说的那些话够写一篇文章了，也不知道最终是否说服了这位才女，因为我懒得看电视，不知道他们在电视上扯些什么闲话。
假设你在路上遇到流氓用暴力欺负弱者，或者有陌生人遇到其他危险，你该不该出手相救？“见死不救”是否该立法，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古话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见，中国人是主张出手相救的。虽然中国也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说法，但也可以退一步说两者皆存。这一两者皆存的情况实际上也说明了中国传统对此问题的看法。路见不平，如果要出手相救，至少要拔刀吧。什么意思？也就是说，那是有危险的事情，你要有能力救。如果你没刀，没有制服流氓的能力，“见义”也无法“勇为”，白送了卿卿性命，又有何意义？当然，你自己没能力相救，也可以召唤其他人，现代社会的方式之一就是打电话报警。然而，即便你没有打电话，是否可以制定法律认定你犯了“见死不救”的罪？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应该只是一个道德要求，这一道德要求可以有制服坏人的武艺为依托，也可以没有。弱者赤手空拳，面对强大的坏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拼死相救，这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不该成为每个人的义务。所谓“见死不救”的立法，其实就等于给每个人增加了一个面对危险时必须挺身而出的义务。如果它经由立法，成为每个人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就等于命令人们去送死。当人们说“道德带着血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例子。即，明明是道德要求，却硬要把它变成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便要出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认可人的自私。保护自己的生命，是一种天然的自私权利，它非常强大。如果非要用法律让人们必须为了他人而“忘我”，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而且，实践中难度也很大。因此，面对“范跑跑”，我们其实只能对他进行道德谴责，要将他治罪，说不过去，除非对某些特殊职业赋予了特殊的义务。一个社会的正气在于弘扬正面的道德价值，而不是把道德当成法律。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英国历史上曾经有一项法律，当街上发现小偷、强盗之类的坏人，法律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大喊大叫，并协助捉拿坏人。这项法律类似于“见死不救”的立法，现在早已经被废除了。因为，当初制定这项法律的时候，英国没有警察，现在，这种有危险性的工作，实际上是交给警察了。其中的道理是，民众花钱雇了警察，抓坏人就是警察的义务，而不再是民众的义务，当然，民众有交钱交税养警察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是否主动抓坏人，是否要“见义勇为”，那只是个人出于道德和能力判断的自觉，不再是每个人的义务。反过来说，如果每个人都有抓坏人的义务，大家是否可以不交税了，不养警察了？当然，“见死不救”的立法如果面对的是恶性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有一个变通，即，你没有出手相救，但是你打电话报警了，大概也可以免罪。那么，没手机的人是否就该因没报警而治罪？因此，要将此种救人变成义务，前提之一便是国家给每人发一个手机，这才体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
当然，“见死不救”未必都是面对恶性犯罪嫌疑人，未必都是面对坏人，落水、失足、撞车等意外事件也会面临“见死不救”的状况。我在电话中给那位才女举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人掉进水里，快要淹死了，一个路过的人没有跳下水相救，如果已经有了“见死不救”的法律，结果会怎么样呢？那人说：我不会游泳，没法救。法律便没用了。当然，法律可以调动社会资源，证明这个人明明会游泳却没有救人，还是要将其治罪。那么，当路过或围观没跳下水相救的有几百人、几千人，法律是否应该调查每个人的水性？把所有会游泳而没救的人都治罪？否则，如何做到公平正义？这种吃饱了撑的法律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光是把围观人群都搞清就要花费无数。最合理的方式，一是提倡“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二是形成专业的机构。
“见死不救”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问题不都是用法律可以解决的。提出对“见死不救”立法的人，实际上是盲目的法制崇拜，仔细一分析便显得幼稚。一个社会要健康和谐，不能只靠法制，同样要靠道德，两者缺一不可。用日常生活作比较，道德就像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好的习惯能减少疾病，法制好比是医生，在有了疾病之后，才需要医生。社会应该提倡良好的道德风尚，实际上就等于一个人平时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当一个社会成天在诋毁道德、嘲笑道德，宣扬不道德，等于平时生活习惯就不好，出了一大堆健康问题，找法制这个医生，医生的办法也有限，还得要你改变生活习惯。否则，打针、吃药、开刀动手术，救得了一时，也不能保证你恢复健康。一个人最佳的状态，是保持好的生活习惯，尽量不生病，而不是每天自己糟践身体，最终怪医生或医疗制度。“见死不救”的问题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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