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毛线鸡”:下岗女工出卖肉体(1/28)

按:“新中国”后,妓女不存在了,至少表面当做政绩宣扬好一阵子。但是,暗娼与卖淫一直在深水里潜游,大家心中有数只是不明说罢了,近几年又泛滥起来。不管你承不承认,它都是在那,我们不能以鸵鸟心态假装视而不见,甚至心血来潮动用公安机关集中突击围剿,轰轰烈烈末了收效甚微,最后,暗娼、卖淫照样全国遍地开花。只要不是把人类彻底铲除,这部分人必然依群而生。有她们,艾滋病与毒品就永久不会得到遏制,人类健康的保证以及人权人性就会有遗漏。我们曾经喊出来的要“消灭”的口号条目多了,迄今为止,很多“入另册”黑名单里的事物与现象不但没有绝迹,反而很多我们自己在不自觉中被“消灭”对象“和谐”了……为什么不集中将这些人管起来?我知道,近水楼台先富起来的女性不去卖淫,但是,性欲她们还是盛的,背地养小白脸的不算新鲜。那些离家农民工的性要求被忽视了,性欲搁浅,是不是有点不近情理?许多农民工想“人性”一把找个女人解决性生活,还被视为违法,成为打击对象,“树敌”把这伙人也列为对象,他们可都是弱势群体。在这点,那“流氓燕”就算视野很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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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毛线鸡”:下岗女工出卖肉体 (1/28)

  很多所谓的按摩房、洗头房里面都是暗红的灯光。当地人知道,这都是“红灯区”。(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来源:中新网社区



  她们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以一次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着身体。在等待客人到来的间隙,她们会搬张小凳子坐在巷口,熟练地拿出针线,编织毛衣、十字绣或是足有七层厚、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神色。时间久了,周围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她们取了个名字:“毛线鸡”。

  “毛线鸡”栖身的地方,位于云南个旧工人村。这里曾是繁华所在,是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家园。半个世纪过去,个旧在2008年成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工人村也在时代的冲刷下面目大变,毒品、性、暴力像藤蔓一般缠绕其中,让这里成为失意者最后的乐园。

  在充斥着下岗者、退休工人、无所事事的失业者的工人村里,“毛线鸡”们反而是为数不多还在“工作”的人。她们卑贱而坚忍地顶着这个名字生存着。

  每天晚上11点,王莉的丈夫都会到工人村的小巷子口接妻子下班,有时候妻子正在接客,他就会蹲在门口等。王莉是工人村“10元店”的一名性工作者。

  据当地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介绍,在工人村中像王莉这样的女人约有500人,年龄大多在35到50岁之间,租住并工作在月租150元、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里。


李曼,以预防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为目标的民间组织“苦草”负责人,她经常会到工人村给“毛线鸡”们派发免费避孕套。(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李曼有时也会和这些性工作者们聊天,她们许多人不甘于沉沦,但无力选择。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在走进工人村“10元店”之前,她们大多有着幸福的过去。

  4年前,王莉一家生活在个旧市大屯镇,全家依靠丈夫在选矿厂里的工资维持生活。每天丈夫会拿着零食回家逗弄孩子,王莉则在一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2009年,下岗后的丈夫带着王莉来到个旧市打工,王莉来到距住处不足百米的工人村小巷子里,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

  “10元店”的姐妹们大多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大多曾经历下岗、失业、再就业、再下岗的痛苦循环。

  “只要活着就好。”躺在棉絮外翻的被子里,李萍常常喃喃自语。床下一米深,就是哗哗流淌的下水河道。

  在这里,所有的“姐妹”都曾有过被抢劫、偷窃、殴打的经历。王莉曾遭过3次抢劫,李萍遇到过8次,“有时候10块钱他们都抢”。李萍说,抢劫的大多是吸毒者,“根本不敢反抗。”

  毒品与性交易让艾滋病如溃疡一般,在这些失足妇女中扩散开去。2005年,在家庭健康国际组织(FHI)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李曼发现,个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十分匮乏。许多性工作者在感染艾滋病后仍继续从业,不仅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也增加了自身交叉感染的风险。于是2005年,李曼成立了“苦草工作室”,主要工作目标就是对个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预防。

  云南个旧工人村社区,这些被称为“毛线鸡”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前,一边织毛衣、刺绣,一边等待客人。(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一名性工作者匆匆在巷口照镜子。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随着工作的开展,“姐妹”们的遭遇让李曼感到震惊。有一次,李曼发现一对母子:妈妈靠性工作赚取吸毒费用,妈妈接客时,3岁的孩子就会缠住新进门的客人,以便让母亲多接些生意。后来,孩子随妈妈开始吸毒。5年后,母子二人一同注射过量,母亲死在8岁的男孩身边。

  李曼赶去时,男孩刚刚醒过来。“孩子吓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李曼说。

  李曼试图让大家摆脱被死亡诅咒的生活。2009年,她贷款开办了一家洗车场,解决了8名“姐妹”的工作。洗一台车至少要1个小时,收入只有10块钱,但没人抱怨,“从来没挣过这么干净的钱。”姐妹们说。

  几个月后,旱灾来临,洗车场由于成本一夜之间急剧上涨不得不倒闭了。

  种种努力失败后,工人村的“姐妹”们也学会了苦中作乐。等待客人时,姐妹们都会整齐地坐成一排,在巷子里为亲人朋友织毛衣、绣十字绣。李曼说:“她们第一次有了成就感。”

  “无所谓了。”王莉低头绣着“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笑着说。她的身边,是她刚刚织好准备拿回家送给老公的手机套。

  这名叫王红的性工作者在狭窄的出租房里等待客人。她们的居住环境通常比较恶劣。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一名来自贵州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里整理头发。据调查,这样的 性工作者在工人村社区约有500人。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个旧的老火车站周边,有许多小KTV厅,也是当地的“红灯区”之一。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性、毒品、艾滋病,正在侵蚀“锡都”云南个旧。全市在册吸毒人员5400多人,其中至少70%感染HIV,数以千计的患者已到大规模发病阶段,大量女性感染者仍聚集在工人村,以一次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身体。

柴琴生于1969年,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区人。1989年因好奇吸食海洛因,从此坠入黑暗海洋。她从单位离职后,很快走向个旧当地最有名的红灯区“银波赤”卖身。十几年过去,艾滋病毒悄悄在她和她的“客人”中扩散。托着这样的身躯,上个月她还接待了7个客人,赚了310块钱。

“裤子如果不换勤一点,自己坐着,风吹过来,我能都闻得到自己身上的臭味。”柴琴弓着腰,把线裤翻卷褪下,黑色圈痕遍布两只大腿,暗黄脓液渗出纱布,她说那种像死猪肉的恶臭,正是从这些脓疮处散发出来。

柴琴和同样身患艾滋病的张伟结婚了。张伟平时在医院照料病人。他们没有结婚证。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要么独居,要么找同样是感染者的人一起生活。柴琴接客时会让张伟出去回避。“真的是没有办法,要钱,要买药吃。有时候真的是含着眼泪,因为不这样我就没有生活来源”。

个旧地处云南省中南部,是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基地。锡储量占世界的1/10,中国的1/3。1953年,云锡被中央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作为配套的“工人村”因此诞生,百余栋建筑辉煌一时。近60年过去,如今工人村已衰败不堪,成为矿工和廉价性工作者的集纳之处。

在工人村的狭窄巷道里,随处可见这种简陋的“交易”场所。棚屋里面只能容纳一张床,没有窗户,终年不见阳光,水得到外面接。洗澡得到公共浴室,5元一次。鼎盛时期,有300~400人同时在工人村从事性工作,人员流动性极大。

工人村的普通居民对“卖淫女”群体看似习以为常,实则深藏波澜。老人称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女人为“毛线鸡”,年幼的孩子在墙上涂写他们学到的词汇。

工人村四处可见这种无证无照的黑诊所。这些诊所收费高昂,且往往延误病情的治疗。同时,毒品在个旧是很容易得到的东西,性病、毒品、艾滋病往往在性工作者身上纠缠不清。据不完全统计,个旧市有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约5400~5700名,保守估计其中70%的人感染艾滋。

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展示她给姐妹们培训所用的道具。苦草工作室主要对姐妹们做阳性预防,培训性技巧,以及如何说服客人使用安全套。目前个旧从事性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至少有上百人,但仍有40%~60%的“客人”不愿使用安全套。

性工作者高萍抱着她的小狗多多。自从感染艾滋后,除了接客,她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就是照料小狗。“只有狗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像我们这种人,太可悲了”。

个旧艾滋感染者在2008年后开始大规模病发,大部分都是在缺医少药甚至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孤独离去,死在田间、公厕、街头和出租屋。这是李曼给病者珊珊做家庭护理的视频,两个月后珊珊去世。

高萍在KTV包厢接受采访,这里也是她的工作场所。包厢角落里有一个暗房,里面塞着一张70厘米宽、120厘米长的茶几,高萍就和客人在那上面行事。每次接客,她可以得到50元,KTV老板抽成10元。

吴秀娟在工人村的出租屋内展示她的十字绣。下午不接客时她就绣花。她说自己想存点钱,去做小生意。身体已开始溃烂的她常常晕厥在地,为了不被顾客发现,她带着手套,不脱袜裤,每次收费20到50元不等。

在记者采访过后的第三天,2012年2月9日,吴秀娟的房子被人投入火种,屋内被焚烧成焦,衣物烧得只剩一半依然挂在铁线上。在工人村被勒索、殴打是常有的事。


但就在这烧焦的废墟中,记者还发现了一枚残留有新鲜血迹的针管,用来注射毒品。

在个旧传染病医院,沈亚萍如行尸走肉一般呆坐。同时身患结核、血小板低、真菌感染、丙肝、艾滋病的她,眼睛已接近失明。今年一月份,她和丈夫离婚后拿到了2万元用于治病。

政府给艾滋感染者都办有医疗保险,但大部分感染者却无法住院,原因是无法凑齐500~1000元的住院门槛费。



2012年1月5日当天,三个艾滋病人在个旧传染病医院死亡。很多病人死后还得不到家人原谅,曾有病人的女儿不肯见母亲最后一面,“这是她的报应”。



地处市中心的银波赤,依然是个旧夜生活的地标。霓虹灯下数十家KTV,上百女子在等待客人的光临。



而城市的另一边,个旧传染病医院住院大楼中,一位艾滋病人枯坐在楼梯口看夕阳,她手中握着手机,正播放着顺子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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