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命运》(全文) 中国之命运 蒋介石

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我中华民族建国于亚洲大陆,已经有五千年之久了。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国,到现在多成了历史的陈迹,惟有我们中国,不独巍然独存,且正与世界上爱好和平反侵略各国,为世界的正义公理,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共同努力于历史上空前的战争,并正向光荣的胜利与永久的和平之大道迈进。

  我们知道:民族是自然成长的,国家是群力造成的。我们中华民族在自然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集中群力以缔造其国家。中华民族因其宗支不断的融和而其人口亦逐渐繁殖,乃至于强大,于是国家的领域亦相随扩张,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限,亦从没有向外伸张其国家武力的时候。如有外来侵略的武力,击破我们国家的防线,占据我们民族生存所要求的〔第2页〕领域,则我们中华民族,迫不得已,激于他所受的耻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起而誓图恢复,达成其复兴的目的。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多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软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全体的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秦汉时代,中国的武力彪炳于史册,而迹其武功,在北方则是为民族生存求保障,在南方则是为民族生活求开发。中国西北沙漠草原地带的宗族,往往向中原农业地带流徙,引起或大或小的战争,当时政府对于这些游牧宗族,于其侵犯则御以武力,于其归顺则施以文治。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领域,北度沙漠,东至辽东,西达于葱岭。同时,逐渐开发东南的农业,因之而西南的高原地带,与中原的经济已有密切的联锁。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南方的领域,南至于南海,东至于吴越,西南至于交趾。由于生活的互赖,与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数宗族,到此早已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了。

  三国时代,中原虽陷于割据分争,然而三国政府仍各为民族的生存,继两汉的余绪,或整顿边陲,〔第3页〕或开发荒僻。西晋遭五胡之乱,汉族南渡,黄河流域为匈奴鲜卑诸族所割据。然而此诸宗族,皆渐趋于汉化。故苻秦与元魏,虽统一黄河流域的时间有短有长,莫不袭中国的衣冠,行中国的政教。隋唐大统一的局面,实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民族融和的总收获。这个时期,民族之内,宗支之繁多,文化之丰盛,举葱岭以东,黄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以北,所有全领域的宗教、哲理、文学、艺术、天文、术数、法律、制度、风俗、民情,亦已网罗综合而冶于一炉。

  宋代的国防,不足以保障民族生存的领域。契丹(辽)与女真(金)都是中国北部与东北方面生活未能完全同化的宗族。他们乘宋代民风委靡,政治纷乱,军事衰颓之际,并吞四邻各宗族而成为强悍的势力。他们虽先后入据中原,然他们仍先后浸润于中原的文化之中。蒙古的兴起,与契丹女真,事同一例。成吉斯汗马蹄践踏的版图,超越了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以外,然而自忽必烈称帝以后,中国固有领域以外的部分即与中国的国家组织分离,因而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独同化于中华民族之内。满族入据中原,其宗族的同化,与金代相同。故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汉族,实已融为一体,更没有歧异的痕迹。

  由于上述,可知中华民族意识的坚强,民族力量的弹韧,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华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异族入据中原,中华民族必共同起而驱除之,以光复我固有的河山。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华民族于解除他互相轧轹互相侵陵的痛苦与祸患的同时,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邻的宗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简言之,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被以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里面最为显?的特质〔第4页〕与特征。

  就民族生存的领域来说:我们中国国家的领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维系为界限。故我们中国在百年以前的版图,一千几百万方公里之内,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所必需,亦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国文化之所浸润。版图破碎,即为民族生存的割裂,亦即为民族文化的衰落。故全国国民必引为国耻,非至于河山光复,不能停止其雪耻救亡的运动。

  在中国领域之内,各宗族的习俗,各区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习俗,以构成中国的民族文化,合各区域的生活,以构成中国的民族生存,为中国历史上显明的事实。这个显明的事实,基于地理的环境,基于经济的组织,基于国防的需要,基于历史上命运的共同,而并不是全出于政治的要求。

  以地理的环境而论,中国的山脉河流,自成完整的系统。试由西向东,加以鸟瞰:由亚洲屋脊之帕米尔高原,北路沿天山阿尔泰山脉以至于东三省,中路沿昆仑山脉以至于东南平原,南路沿喜马拉亚山,以至于中南半岛。在三大山脉之间,有黑龙江、黄河、淮河、长江、珠江诸流域。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即在这几个流域之间,没有一个区域可以割裂,可以隔离,故亦没有一个区域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局面。

  以经济的组织而论,在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之下,各个区域各有其特殊的资源与特有的土壤,所以各区域的生活,或为狩猎,或事游牧,或进于农工,或宜于矿冶,或专于鱼盐;其分工基于自然的条件,其交易出于生活的必需。故远在铁路轮船发明使用之前,彼此之间,商业往,即至为繁密。此经济共同生活,亦即为政治统一以至于民族融和的基础。


  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占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河淮江汉之间,无一处可以作巩固的边防,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更由立国的资源来说,东北的煤铁与农产,西北的马匹与羊毛,东南的钢铁,西南的钨锡,无一种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素。这些资源的丧失,亦即为国基的毁损。

  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中国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四邻的「朝贡」,中国常答以优厚的赐与,从没有经济侵略的企图。四邻的战争,中国常保持「继绝世,举废国」的大义,从没有乘人之危以并吞其领土的政策。所以四邻各宗族,其入据中原部分,则感受同化。其和平相处的部分,则由朝贡而藩属,由藩属而自治,各以其生活的需要与文化的程度为准衡。并且每一藩属内附与同化的过程,常各有长期的历史。即如蒙古,由周代的玁狁,秦汉的匈奴,已开内附与同化之端。自此以后,突厥之在初唐,契丹之在晚唐与两宋,蒙古之在明清,皆迭有内附与同化的历史。新疆则春秋时代,秦国称霸西戎,继之以汉代之通西域,唐代之定天山,而成之以元清两代的开拓。这两个区域,归化中国的期间,皆绵互至二千余年之久。西藏则自吐藩改宗佛教,内向隋唐以来,元代则隶于宣政院,清代则隶于理藩院,其向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至于东北,则比其它边区之内向更早,肃慎的内附,始于周代。汉族的开发,盛于两汉。中经隋唐宋元明,都是汉族与东胡共存的区域。迄于清代,则农工商业的经营,更全赖汉族的努力,即满族亦同化于〔第6页〕中华民族之中。台湾、澎湖列岛本是汉人开发的区域,屹峙东南,久为我们中国的屏藩,迄至明末,乃为荷兰人所侵据,而终为我郑成功所收复,其事迹真可歌可泣。中国对于中南半岛各宗族关系更深。存亡继绝的义师,济弱扶倾的战役,真可谓「史不绝书」。总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记录。此共同之记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的历史。

  这一部悠久的历史,基于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复发扬中华民族崇高的文化。我们知道: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在这八德和四维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义之所在,则当仁不让,利之所在,则纤介无私。不畏强梁,不欺弱小。积五千年的治乱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惟其明廉,故能循分,惟其知耻,故能自强。循分故不陵侮异族。自强故不受异族的陵侮。惟其忍辱,故民族的力量是内蕴的而不是外着的。惟其负重,故民族的志气是持久的而不是偶发的。由此种德性的推演,故中华民族的各守派及其国民皆能为大群牺牲小体,为他人牺牲自我,而养成其自卫则坚忍,处世则和平,更进而以「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仁爱之心,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忠恕之道。所以五千年来,东南亚各民族或内附而同化,或相依而共保,或独立而自存,各顺其民志民心,各随其国情民俗,各发展其文化之所长,以贡献于人类共同的进步。

  近百年来,中国国势陵夷,民气消沉,开五千年从来未有的变局。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既忍〔第7页〕受割裂的痛苦,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与压迫,更斲丧我国家民族的生机。纵观我五千年悠久的历史记录

  ,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存亡,虽相乘而迭见,然而这一百年间,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与心理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若非由我国父倡导三民主义,领导国民革命,则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命脉,必已在日寇蚕食鲸吞之下,为朝鲜之续。幸赖我先知先觉的国父鹰扬其大仁大智凝结而成的武勇,以中国的自由平等为目的,唤起民众,奋斗至四十年之久,乃纳全国国民一致的要求于正轨;并在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后死的同志,和全国的国民,继续奋斗,迄于今日,终获初步的成功。于是民族复兴之机,国家再生之望,摆在我们全国国民的面前。中正身当我中华民国独立自由重新发轫之初,抚今思昔,策往励来,特陈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尤望我全国国民深切认识我中国的命运,担在我全国国民的双肩,而决于战局发展的今日,绝没有瞻顾徘徊的余地,更不容有盲从倚赖的心理。愿我全国同胞共同体察而力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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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表于 2005-12-30 16:18 |只看该作者

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全文)

第二章 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第一节 清代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衰落及其对内政策根本的错误

  我们中国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不平等条约订立的经过,全〔第8页〕为中国国耻的记录。而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

  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国父说道:「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满清征服。」又说:「在康熙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多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人来做皇帝。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后来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字都不准人提起了。凡是书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要一律删改,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籍,一概定为禁书,完全把他消灭,非特不准人民阅读,而且不准人民收藏。」但是比之于日寇今日统治朝鲜,其手段的毒辣,犹有小巫见大巫之别。朝鲜亡国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而其国内的人民早已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鲜原有的历史文化,都已毁灭无余,不许朝鲜人存留一点民族意识。所以朝鲜人至今听到「韩国」这个名词,亦不知其意义了。我们看见了现代帝国主义者对于他所灭亡的国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祸患之惨酷,实在寒心。

  在满清这样一面奴化,一面残杀之下,中国固有的优良学风,乃为之大坏。当明代开国时期,所提〔第9页〕倡的朱学,到他中叶,这一派的学术,发生了流弊。一般学界中人,应科举者固然是寻章句,作八股,讲义理者,亦不过造语录,看话头。王阳明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要矫正这种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学者从烦琐的文体与支离的思想解放出来。这一派的学说不久也流于空谈无实。张江陵当政,又提倡「实学实用」的学说,兼救朱王两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际,虽有王学的狂禅,东林的虚矫,然而科学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启、宋应星等于天文历数,农政工艺,莫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颜(习斋)、傅(青主)诸大儒,更是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的推衍,尤招满族之忌。几回文字狱之后,经世之学遂衰。到了干嘉年间,考据之学兴起。考据之学,本由黄顾开其源,在黄顾本人,这种学问实在是经世之学的一个部门,离开了经世的大义,便失去本来的价值。干嘉的学者,舍弃他们实用的精神,专求学问于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学问既与人生脱节,亦与政治分离。一般学者于支离琐屑的学风之中,复误解「中庸」的道理,养成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风气,造成曾涤生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

  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此二百六十年间,正是欧美现代各国,脱离中古黑暗时期,开国创业,发愤图强的际会。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职业阶级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边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则中国必〔第10页〕能与欧美现代各国,并驾齐驱,以自致于康乐富强,决不致遭受此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耻辱,亦不致任日寇为祸于亚洲,乃可断言。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无如满清不惟见不及此,而且他专用一种残杀与奴化的政策,来统治各宗教。所以满清二百六十年之间,我们全国人民未见一日光明的景象。虽乾隆时代号称郅治,然而满大臣之当国者,如和珅之流,私心自用,贪婪成风。自此以降,一般满官,大抵贿赂公行,诛求无厌;而投效满清为奴才的汉官和学者,又相习于崇尚虚文,不务实际,敷衍粉饰,聊以自保。尤其是一般寡廉鲜耻的豪猾,更不惜认贼作父,以编入「汉军旗」为荣幸,倚势横行,鱼肉同类。所以社会的黑暗,学术的败坏,皆日甚一日。而其对待各宗族的手段,更言之痛心,令人发指。就是满清一代在各宗族之间,专施其挑拨离间的毒计,使之互相轧轹,和自相残杀,而彼乃在各宗族相克相制的状态之下,坐收渔利,维持他满清皇室的地位。所以他对于蒙古西藏,利用「喇嘛教」,以消灭其尚武的精神,甚至想绝灭其宗族的人种。他对于汉回各族,则从政治与宗教制度上讲求箝制的方法,其中以旗兵控制国内各宗族的手段,最为显著。然旗兵最大的缺点,亦就在于兵民之间,在宗族上有鲜明的界限,在生活上也有悬殊的距离。清廷以为汉人纳税以奉养旗兵,旗兵习武以镇抚各族,认为惟一的良策。殊不知兵农既分,则旗兵流于游惰。满族固举族皆兵,然其风气之所趋,乃到后来举族皆成为浮食的游民。到了太平天国时代,旗兵与绿营皆腐败无能,于是湘勇淮勇遂为地方军队的滥觞。

  满清政府这种害人自害的对内政策,相沿至道光同治之间,遂致立国的精神沦没,开国的遗规失坠〔第11页〕,政治解纽,国防废弛,瓦解土崩,大势已成。于此时期,中国在列强侵略之下,遂造成了「不平等条约」,继续不断有加无已的国耻,卒使我国势日蹙,而满清皇室的本身,亦难免于覆灭。我国父看了满清这种对内政策,足以致国家民族于灭亡,所以自兴中会至同盟会,即以此为革命的唯一对象。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国父首先宣布「五族共和」的大义,以解除国内各宗族的轧轹,而致之于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于今日,我国民政府仍一本我国父的遗教,以及中国国民党历次宣言,一扫满清对内的卑劣政策,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赋与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俾我中华民国,日益富强康乐,而三民主义亦得发扬光大于世界。这是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一贯精神,亦即是中国国民党对内政策的唯一使命。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与国民的反应

  中外的不平等条约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为开端。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第一个国耻」。南京条约就是这第一个国耻所造成的。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说明。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天津条约又是这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这个时期,列强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为基点,设立各种的特权。他们最初开辟的通商口岸是广〔第12页〕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就是所谓「五口通商」。他们取得的权利是他们的人民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居住贸易,反客为主,并在协议关税之下通商往来,漫无限制。其后英法等国,在他们各自企图扩张商业势力的地点,增开商埠,又利用满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权。每一国在他和中国订立的条约里面设定一个新特权,其余各国便援引「最惠国条款」的恶例,同享这个新特权所给予的利益。条约里明白规定的特权,又可以由他们在文字上的解释,加以扩充,或由他们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中国承认,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权。即如租界,在中外条约上本没有什么特权的明文规定,后来变成了喧宾夺主的怪象,却是由领事裁判权扩充而发生出来的。

  何以说天津条约是这一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呢?南京条约订立之后,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对中国通商,以广州一口为最繁盛;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济上思想上的影响,以两广为最深,民众的反响,亦以两广为最烈。广州的民众,反抗开辟商埠,反抗外轮进口,情绪至为激昂。南京条约订立后九年,为道光三十年(公历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广西的金田起事,由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几至于颠覆满清。正在这个时期,英法联军,袭击广州、攻略天津,进扰北平。清室昏愦,在联军强制之下,而订立了这个天津条约。在此以前,清廷对外来的压迫,一本其传统的自大心理,藐视外国,以反抗洋人为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清廷在国内民族革命,与列强的压迫之间,加以权量,乃渐趋媚外,于是与列强所订的条约,多已含有自动让与的作用在内。而汉族的士大夫对于列强的认识,于此也有重大的变迁。在此以前,他们对于列强抱有自大的心理,亦与清廷相同。到了此时,其大多数还在〔第13页〕浮夸蒙昧之中,鄙视洋务,不值一顾。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枪炮轮船的厉害,渐怀戒惧之心,乃主张模仿西洋,盛倡「格致」。当时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就是此后清廷新政的先驱。然而所谓洋务,初不过设工厂来仿造西洋枪炮与交通的工具,设学校来教习西洋的语言文字。而通晓语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无整个计划之制造轮船以至修海防,筑铁路,亦不过震于西洋之「船坚炮利」,并非为全部国防计划与国民经济打算。但是他们所筹的新政经费,多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穷奢极侈之私欲。所有官员亦相率视新政为肥缺,舞弊营私,以图自饱,「海军衙门」在实际上忙于颐和园的内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挂名分肥的处所。到了甲午中日之战,竟至一败涂地。于是李鸿章奉命亲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加重了一个国耻。二百余年来满清上下积累而成的衰风敝习,遂暴露于天下。而日本军阀对中国的蔑视,对亚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的各约共为一期,英法联军之后的各约又为一期。前一期的各约,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谓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条约,咸丰元年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取得各种的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子)纯粹外国人案件,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第14页〕

  (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由外国领事馆先行调处,调处不成,则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理」,公平讯断。

  (寅)中国与外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其各本国领事官按其各本国法律审断。

  列强既在中国设定领事裁判权,则中国的司法权为之破坏,国家主权亦因而毁损;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交易往来,更不复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国计民生两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击。

  乙、关税协议权

  (子)进出口之外国货物,除茶叶木材金属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余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国商船进口,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征船钞五钱,百五十吨以下者每吨一钱。

  自关税协议之后,中国的经济财政权于有形无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计为之凋敝,而国家的命脉亦因而断绝了。

  后一期的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有咸丰八年(公历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咸丰十年中俄续约,咸丰十一年中德天津条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条约,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条约,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条约,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条约,同治五年中义北京条约,同治八年中奥北京条约,同治十三年中秘华盛顿条约,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六年中美条约。光绪七年中巴天津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增辟了沿海沿江多数的〔第15页〕商埠,并增取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列强在这些条约里面,除重申前述之领事裁判权各点之外,更确定下面两种特权:

  (子)观审权

  南京条约以后各约所谓「会同审讯」的一句话,原由于满清官员翻译约文的误译。到了天津条约订立之时,列强即凭此误译,确定其观审权: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刑事案

  件,外国使领官派员观审。

  (丑)会审权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与英美领事议定「洋泾?设官会审章程」。自此以后,不独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民刑案件由「会审公廨」会审,即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亦归「会审公廨」会审,以后各国纷纷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汉口「洋务公所」,哈尔滨「铁路交涉总局」,鼓浪屿「会审公堂」,都是这样的畸形的机关。自列强驻在中国的领事官员取得了观审会审特权,于是外人不独消极的回避中国的法律的管辖,亦且积极的干涉中国的司法;不独消极的不受中国法院的审判,且积极的审判中国的人民了。

  乙、租界

  〔第16页〕

  在这个时期,各地的租界先后划定。除上海公共租界于道光二十五年划定,上海法租界于道光二十九年划定外,如光绪八年划定营口英国租界,咸丰十一年划定汉口英国租界,九江英国租界,镇江英国租界,厦门英国租界,广州沙面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同治五年划定烟台公共租界。

  领事裁判权本来是对人的,不是对地的。自租界成立之后,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乃适用于其所划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国领土之内,设立了多数的国家。

  丙、军舰行驶停泊权

  外国军舰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岸,以前的条约原无明文,然而强曲解条约文字,已有行驶停泊的事实。天津条约以后的条约则有定为明文。

  自外国军舰自由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之后,中国不复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无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之下了。

  丁、海关税务管理权

  天津条约之前,上海海关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实。天津条约以明文规定中国海关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由此中国海关以英人为总税务司。至同治三年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布「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许总税务司募用外国人,于是各口的税务司都用外国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们中国的海关,不独税率受列强的支配,即税款亦受他们的支配;不独进口〔第17页〕的外货受其庇护,即出口的国货亦受其检查和限制了。

  戊、协议关税权

  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重订中国的关税制,其要点如左:

  (子)修改税率,实行值百抽五。

  (丑)规定子口税为正税之半,即值百抽二?五。

  (寅)减船钞为每吨四钱。

  (卯)定十年修约一次。

  此次修约的用意,在使外货进口的关税,依照实价征收,货价跌落,则税价亦相随减少,而子口税的规定,更使外货在中国各埠之间,可以自由转口,而不致加重负担。总之,中外不平等条约关于关税的规定,每有一次修改,则其对外货的保护,即必更加一层严密!

  己、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

  南京条约以后之各约所开各口,都是沿海的口岸,所以列强的轮船有沿我国海岸航行的事实,而未明订于条约。至天津条约订立的时期,条约上面始有明文规定。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增开长江一带各口,于是列强更取得内河航行权。

  列强在中国既有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不独外货可以遍销中国各地,并且中国航业的经营权,亦落在外人手里;不独外货由外轮运输各地,即国货亦倚赖外轮为我运输了。

  〔第18页〕

  自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公历一八九四年)至八国联军,为中国国际关系「第二个时期」。列强乘日寇欺我之余,竞取中国的领土为租借地,画分势力范围,或修盖兵营,或建筑军港,或取得铁路建筑权,或取得矿山开采权。琉球、香港、台湾、澎湖、安南、缅甸、朝鲜沦亡的惨剧,尚在眼前;领土全部瓜分的大祸,复迫于眉睫。于此雪耻图强的运动,奋起于中国国民之间。在此时期,士大夫亦渐知中国之所以衰敝,不单由枪炮轮船不如西洋,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的积习腐败,而君主专制又为政治积弊的本源。要怎样才可以改革政治?见到这一个问题的人士,答案又各不同。惟我国父顺应时代与民族的要求,主张革命,乃组织兴中会于檀香山,招集同志,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积极进行革命。其它各党各派都见不及此。即如康有为就维护君权的地位,组织「保皇党」,主张立宪,造成光绪二十四年之「戊戍政变」。戊戍政变的失败,更激起清廷的反动。以满洲皇族为中心,一般保守派士大夫,讳谈洋务,排斥新政。其愚昧顽固者,竟以符咒抵抗列强的武器,提倡愚民惑众的所谓「义和团」,以招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公历一九○○年)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公历一九○一年)的国耻。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之中,中日马关条约,实为改变中日过去平等关系为不平等关系的枢纽。这个时期的特点,则为满清与列强之间的各租借地的租约,各铁路借款合同,列强单独发表有关于「势力范围」的宣言,以及列强彼此之间订立有关「势力范围」的条约。今举其要目如左:

  甲、势力范围、租借地、铁路建筑权、铁路附属地、矿山开采权

  〔第19页〕

  (子)英国

  在甲午之前,列强已有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英国于割取香港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中英退还舟山条约,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岛给与他国」的字句。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缅界务及商务专约亦明定清廷「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甲午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威海卫租借条约划威海卫为英国租借地,九龙租借条约划九龙为英国租借地。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建筑铁路范围。这时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两省的采矿权。

  (丑)法国

  法国占据越南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光绪二十四年又取得「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在这个时候,他先后取得延长龙州铁路,建筑滇越铁路及开采两广云南矿山之权。光绪二十五年,他又与清廷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广州湾为其租借地。

  (寅)德国

  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胶澳条约,划胶州湾为德国租借地,并允德国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矿产。

  (卯)帝俄

  〔第20页〕

  帝俄于光绪二十二年与清廷订立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与东三省铁路合同,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复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旅大租借条约,租借旅顺大连湾,并以续约取得旅大一带铁路矿山工商各特权。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分长城以北,为帝俄建筑铁路范围。

  (辰)日本

  日寇于占领我澎湖台湾以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让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与他国」的保证。

  列强划分中国各地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亦即为瓜分中国的准备。瓜分的惨剧,虽未实现,而路矿工商等权已经被列强分割净尽了。

  乙、租界

  这个时期续划的租界,光绪二十一年有天津德国租界,汉口德国租界,光绪二十二年有汉口俄国租界,汉口法国租界,杭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三年有苏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四年有天津日本租界,沙市日本租界,汉口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五年有厦门日本租界,福州日本租界。

  丙、外国军队驻扎权
《中国之命运》(全文) 中国之命运 蒋介石

  在这个时期,帝俄在中东铁路一带强制驻扎所谓「中东铁路队」。

  从此以后,列强在中国就有了驻兵权。

  〔第21页〕

  丁、邮政洋员任用权及外国邮局

  法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强迫清廷在邮局内任用洋员,而列强复各在中国自设邮局。从此以后,中国的通讯,就受了列强的控制。

  戊、设厂制造权

  日寇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缴纳所订进口税」。其在中国各口所设工厂出品,依进口货减免各项税捐。其它各国援用「最惠国条款」,就都享有这个特权了。

  中国的国际关系至辛丑和约遂入于「第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平行的竞争;在「第二个时期」,他们由平行转入对峙,英日同盟与俄法同盟就是国际对峙的产物。八国联军之役,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而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于是光绪三十年(公历一九○四),有日俄在中国领土之内的东三省鏖战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国耻。而日寇亦从此遂树立他的大陆政策的初基,以为今日为祸于亚洲和世界的起点。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如辛丑和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马凯条约,光绪二十九年中美商约,中日行船续约,光绪三十一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光绪三十四年中国瑞典条约,均增设特权。其要目如左:

  〔第22页〕

  甲、使馆界

  辛丑和约规定,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划定各国使馆境界,由各使馆共同管理和防守,这就是「东交民巷使馆界」。在界内,有外国兵常川驻守,有特设的警察常川戒备,俨然成了「国家之内的国家」。

  乙、外国军队驻扎权

  依辛丑和约,除使馆界由外国军队驻扎外,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亦驻扎外国军队,来保护他们由北京通海道的交通线。并撤除我国在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一带炮台,剥夺中国建设海防的权利。

  丙、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俄之战以后,日寇占据旅顺大连和中东路的南部及其支线。清廷以所谓「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承认这种事实,致东三省南部所谓「辽东半岛」,乃成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而旅顺大连亦成为日寇的租借地。

  丁、租界

  这个时期增辟的租界,光绪二十七年有天津俄国租界,天津比国租界,重庆日本租界,光绪廿八年有天津义国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九年有天津奥国租界。

  戊、海关税务管理权〔第23页〕光绪卅三年,日寇取得大连海关税务司的管理权。

  己、关税协议权

  辛丑和约与马凯条约对于关税制度有所变更,其重要的项目是:

  (子)将进口货从价税实行值百抽五,并兼用从量税。

  (丑)各口岸之常关收入,由海关管理。

  (寅)规定裁厘加税的办法,即厘金裁撤后,进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七.五。

  这些规定,仍以减免外货对中国政府应缴的税厘为宗旨。辛丑和约既榨取中国巨额的赔款,中国要付赔款,自必加重税捐,然而外货则享有减免税厘的特权,因此赔款的负担,皆加于国货之上。从此国货更无法与外货竞争于中国境土以内了。

  庚、关税的支配权、关余的保管权

  关税为庚子赔款的抵押,故关税由外人充任的总税务司支配,即每年关税摊还庚款之外的余款,亦存入外国银行,而由其管理。从此以后,不独中国经济的精华,为帝国主义者所吸收,即帝国主义者的馂余,亦为其所并蓄兼收,点滴无余了。

  辛、整理内河及使用外国引水人建造灯塔浮标等项之权

  辛丑和约以北河(即由大沽进口之河)黄浦(即由吴淞进口之内)两内河的修浚权,给与外国〔第24页〕,并将通商各口使用外国引水人,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之权,给与外国。从此以后,中国重要的海港及内河的水道,其港汊的实情,险要的真相,皆为帝国主义者所熟知,亦且为其所控制,还说什么海防呢?

  在此时期,初则辛丑条约,赔款议和,清廷之威信固从此扫地,而人民的生计亦从此日蹙一日。中国在此险恶的瓜分潮流之中,虽因列强国际政策的转变,徼幸于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惧外的心理,已达于极点,且因之进而发展其媚外的心理。继则日俄之战,日本竟胜帝俄,实予中国朝野以深切的影响。清廷既感于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强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于是废科举,立学堂,练新军,设兵工厂,开造币厂,修造船厂,并进而准备颁宪法,开国会,以粉饰其政治的腐败,外交的屈辱,而欺骗国民。国民看了国家外患如此迫切,满清的政府又如此昏愦无能,所谓立宪运动实际所得者不过清廷欺民的诰谕。于是 国父所倡导的革命主义,纔在蒙昧无知的无民族思想之社会中植其根柢。君主立宪派与保皇党的信念日坠,革命排满的怒潮日益趋于澎湃。举凡清廷所设施的新政,学堂则为革命思想传播之处,新军乃为革命运动发源之地。一般国民对于国父的革命主张,更加强信仰。国内的实际行动,以会党为首;海外的声援,以侨胞为主。内外情势的激荡至此,革命风潮遂不可遏制。但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清廷更加倒行逆施。他抱定了「宁赠朋友,不给家奴」的卑劣政策,使国民认识帝国主义与专制政治两重的压迫,已融会为一体,而民有与民治的要求,事实证明其决不可分。革命即所以图强,倒满即所以雪耻。中经我国父所创造的同盟会诸先烈提义兵,举义旗,洒热血,掷头颅,前仆后继,再接〔第25页〕再厉;从此革命的目标,愈益鲜明,国民的心志,亦愈益集中。于是辛亥年(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响应,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其间外患内忧,相因迭乘,经过的波折虽多,而历史的教训惟有一个:非国民奋发不足以雪耻图强,非国民革命不足以适应民心,齐一民志,以从事于雪耻图强的工作。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战建国,皆依此路线,不徘徊,不退转,勇往迈进,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的教训
  国民革命虽为一般人士所追随,而一般人士对于国民革命根本的意义,认识仍然不深。他们知道了单是枪炮轮船的仿造,并不可以图强。他们也知道了君主专制与封建割据,如果继续下去,则国家必不能自强自立。然而君主专制既已推倒,五族共和,既已宣布,他们便以为民族革命成功了。民主政治实现了。他们只知道摹仿西洋民主制度的形式,他们只以中央政府有总统,有内阁,有国会为满意。他们不知道民族革命的对象,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尤在于国民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养成骄奢淫佚的习惯,和媚事外国倚赖外国的心理。他们不知道民主政治的真理,更不知道民生主义为革命主要的目标。他们推倒了君主专制政体,他们却不能够改革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养成的泄沓贪婪,偷生苟活的恶习;为学做事,不?实际,发言立论,不顾实践的风气。在这种心理与风气之下,仿造西洋的枪炮,必至于用泥沙〔第26页〕代火药;推行议会制度亦必至于改约法,行贿选。即投身革命党的党员,积习既深,把握不定,一遭失败,亦不免信仰动摇,志气沮丧,畏难就易,行不顾言。所以中华民国虽在民国元年成立,而至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代,其间十有三年,不知道国民革命历尽了几多的磨难,受尽了几多的挫折!抚今思昔,真不禁怅惘之深。这十三年间的经过,约而言之,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说明。

  由辛亥革命起义到民国五年袁世凯之死,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 国父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其志乃在废除我们中国三千余年君主政体,至于他建立民国的主张,并不以为只有总统,有国会,有约法,有内阁就算为民主政治。因此他把总统的地位让给袁世凯。他主张革命党人,应以纯粹的在野党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从国民心理和国民生活上树立三民主义的基础。党中人士理解这个意思的极少。一般的眼光,集中于约法的文字,以为只要实行责任内阁制,就可以箝制袁世凯使其不能够滥用总统的职权。又以为只要组织有力的政党来运用国会,即可以支持责任内阁,使其达成限制总统职权的任务。他们更从形式上摹仿英美政治,以为只要有两大政党并立,就是民主政治的雏型。殊不知两大政党虽一度组成,并无补于国会职权的提高。即令有多数党人在国会里面作法律上的活动,也不足以树立责任内阁,更不能支持责任内阁,以对抗袁世凯那样滥用职权的总统。袁世凯所顾忌的不是国会,而却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革命党的势力。故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于赣粤闽以后,解散国会者,就是国会所选出的总统,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者,亦就是对国会负责的内阁总理。待到国会一经解散,那副署命令的内阁也就坍台。从此以后,所谓国会,所谓内阁,乃至于约法的本身,在袁世凯的手,任意扮演,任意摆布。而〔第27页〕我们国父早已看出了袁世凯必推翻约法和他帝制自为的野心,所以自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时,立即主张问罪讨伐。可惜当时党中干部同志理解 国父主张者又是很少,而且精神颓丧,并无决心,只有坐待袁世凯借款备战,策画完成,任其宰割,于是革命遂遭惨败。民国三年,国父乃于一般同志沮丧之余,以严密的纪律,组织中华革命党,坚决的贯彻国民革命的宗旨。比及袁世凯洪宪称帝,则全国国民又信仰国父当时革命主张为不我欺。换句话说,历史的事实又证明了惟有国民革命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澈底的路线,也就是最正确的主张。

  袁世凯之死,使国内形势,转入第二个时期。全国的军阀由分化而入于混战。北洋派武力统一的梦想无从实现。封建割据的面幕之联省自治运动亦毫无结果。军阀政客交织而成的政治局面,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从这个最黑暗最悲惨的阶段里,获得了一线的生机。在此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绵亘四年,主要的战场,在欧洲大陆。英法德义俄土诸强正集中全力于欧洲的战场。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战场上面。美国正向欧洲贷借战费,运送物资,最后也派遣军队参加大战。于是中国国民在心理上,激起了绝大的希望和绝大的自信。以为中国从此可以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自立自强以进于独立自由。而且在经济上,中国的新工业,一时繁盛起来,尤以纺织业得到顺利的发展。清末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常为入超,至此却转为出超。社会经济的好转,更加增强国民的希望与自信。然而军阀政客,不识现代政治与经济为何物,更不能顺应国民的要求,不能发扬国民的意志,竟造成更大的国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第28页〕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就是白纸黑字的各种宪法运动,也不值国民的一顾。皖系的势力既倒,直系奉系的势力也得不到国民的支持。贿选事件,更不啻直系军人自掘坟墓。事实发展至此,除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以外,再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顺应国民的希望,代表国民的要求,集中国民的信心了!于是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势力,乃顺乎天而应乎人,随世界潮流的汹涌澎湃,全国一致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万众一心,起而奋斗,力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以奠定复兴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初基。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以日寇所提「二十一条」最为凶狠。最为毒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又进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变为独占政策了。现在略举其要目如左:

  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的各条。

  第一号的四条,要求北洋政府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胶州湾和胶济路及其沿线采矿等权利,让与日寇;并划山东及沿海一带土地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又要求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的铁路建筑权;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总之,日寇要划山东全省为他的「势力范围」。

  第二号是关于东三省南部与内蒙东部的各条。

  第二号的七条,要求延展旅顺大连湾和南满与安奉两铁格的租借权九十九年;要求日本人在「南〔第29页〕满」和「东蒙」享有土地所有权或租借权,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之权,及采矿权;要求在两地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要求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之权,并不许他国在两地筑路或投资。总之,他要划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为「势力范围」。

  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各条。

  第三号的两条,要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两国「合办」,并要求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的矿山,概归日本人独占开采和经营。

  第四号和第五号是关于中国全国的各条。

  第四号的一条,要求由日寇独占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第五号的七条,要求中国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在中国内地享有土地所有权;合办中国的警察;供给中国的军械并合办中国的兵工厂,取得武昌与九江南昌,南昌与杭州,南昌与潮州之间的铁路建筑权,划福建全省为势力范围;及日本人在中国宣教。总之,日寇要获占及中国的全国,为他的藩属和奴役。

  「二十一条」的提出,固使国人为之共愤,世界为之震惊,然而考其作用,实与历来中外不平等条约,并无二致。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产、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的条款,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而「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所以我常说「二十一条」的精神,实际上乃是集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大成而已。国父说:「政〔第30页〕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觉。」我们也可以说:往日各国零星片段,陆续不断的压迫满清和北京政府订立他亡国卖身的条款,一般国民是不易生感觉的。而像「二十一条」这样整个明显的条款,是容易看得见的。因为看得见的压迫,就激起了国民全体的公愤,一致的反抗。殊不知过去满清和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这些不生感觉的亡国卖身的契券,却在国民麻痹之中,敲骨括髓的危险,比之「二十一条」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三民主义的革命,一方面要与日寇独占的侵略作生死的斗争,而同时一方面对于其它各国屡次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亦同具恐惧的心理,非要求他彻底的废除不可,亦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对政治和法律的影响



  国家的忧患与国民的痛苦之所在,即为我们国民革命的要求的起点。革命失败,则国家的忧患与国民的痛苦只有加深。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未能由破坏而进于建设。第一欧战时期,中国又未能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进于国际的自由平等。民国十年华府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太平洋国际关系再建的机缘,北京政府仍不能充分把握这个机缘,作积极的奋斗。九国公约虽确定门户开放领土完整的原则,而不平等约上重要的项目,如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撤退外国驻军,或否决,或迁延,都不能获〔第31页〕得确实的解决。中日之间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订立,尤历尽困难而仍不能彻底。于是门户开放领土完整的原则,适足以加深中国国民倚赖外国而自恃不亡的怠惰心理。

  自天津条约后,满清的专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由对抗而转为勾结。辛亥以后,军阀的专横和割据,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更进一步,其事实尤为显明。袁世凯的帝制,与日寇的二十一条件,本有交换的意义。大隈重信「赞助中国帝制」的谈话,更显然助长袁世凯的野心。这是我们熟知的一个实例。

  帝国主义者除以各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勾结军阀取得特权之外,其它直接干涉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尤以边疆问题为最着。外蒙古受帝俄的操纵,在满清宣统三年宣布独立,内外一切实权,都归俄人掌握。俄国革命之后,蒙人撤销独立,实行内向,归还中国。其时正日寇利用所谓「中日军事协议」,策动蒙匪和白俄,以窥我外蒙。西藏问题一样受外来的影响。藏人与川滇的冲突,亦为英人所利用。而英人之操纵达赖,与俄人之利用班禅,事正相同。我在民国元年「军声杂志」中公开的表示说:「征抚蒙藏,不可仅视其形势之难易,状况之利害,拘泥于战术之一隅而已。要当深省英俄之现况与关系于蒙藏之如何而决定……当英俄要求干涉之际,吾国虽无力宣战,亦宜据理力争,要求其归还我国主权。……何吾政府计不出此,一再隐忍,甘为退守,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这一段话,把当时中国边疆问题的症结,明白的指了出来。

  边疆如此,内地又何尝不是如此?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西太后)对废立问题,已有受列强驻华使节干涉的恐怖。这种恐怖,即为「义和团」事件之由来。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期,日本即在幕内从中〔第32页〕鼓励,而他在表面上却明加警告和非难,你看帝国主义者的用心与手段是如何的阴险与毒辣?当时慈禧的昏乱,袁世凯的悖逆,固为中国国民所共弃,然而列强的干涉实开实际的恶例。而北平的使馆界,东北的铁路附属地,津沪的租界,实为干涉内政的策源地,保侨护商又为其干涉内政的口实。其干涉地方事件的实例,最著者是民国十四年郭松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于南满铁路附属地,阻止郭军通过,这一件事使日阀对东北的操纵,又更进了一步。

  帝国主义者在各地秘密的活动,实为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最大的原因。治外法权足以掩护其间谍和特务人员。租界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等特殊地域,与列强赋有特权的铁路航线,又足以供军火储藏与贩卖以接济土匪助长内乱的便利。我们还记得北平的使馆界与北宁路上国际列车,及天津的租界,在北京政府时代,是军阀政客策动政变的大路通衢:成功由此,失败亦由此,上台由此,下野亦由此。至于大连豢养满蒙的王公显宦,津沪收容失意的军阀官僚,使其俯首充作外人的傀儡,随时供帝国主义利用,而恬不知耻。最可痛心的就是本为中国领土,而中国的国法不得行施,中国的军队不得通过。足见不平等条约之为害,不只是使我国将不国,而且使我民亦非民。真使我们中国人格丧尽,廉耻扫地。试问有这种不平等条约存在,中国政治如何能上轨道?中国经济如何能够建国?言念及此,能不痛愤!

  不平等条约且更进一步积极破坏我们中国的国防。清光绪初年,李鸿章筹办海防,一方面训练海军,一方面在重要的港口建筑炮台。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失败了。辛丑条约更以明文规定,削平「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通海路线之各炮台」。于是首都的防卫,根本废除,而国家自卫权,亦完全放弃了。

  外国与英美法日的天津条约,既许外国军舰驶入中国任何港口,并在通商各口岸停泊,其它各国亦依「最惠国条款」享有这种特权。由此中国的领海与内河,任凭外国军舰行驶停泊。而中国至此,真所谓「堂奥洞开」,而帝国主义者乃亦「行所无事」。他们集中的港口,都是经济发达的都市,或为政治文化的区域。遇有交涉事件发生,外国的海军可以卸下炮衣,威胁中国的官吏和商民,强制中国政府或地方官员承认他们要求的条件。在「炮舰政策」之下,中国只好听他们予取予求。

  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驻扎,有依条约,与不依条约的两类。租借地驻兵,与辛丑条约所定使馆界与北宁路沿线驻兵,是依条约的。其余外国驻兵都不是条约明文所规定。如中东路俄国驻兵,南满路日本驻兵不独驻兵不见条约的明文,即「铁路附属地」亦为曲解条约所造成的事实。租界驻兵更不见于条约,亦是由事实发展而成的。

  外国领事馆警察及租界警察,同样为条约明文所未定。因各国领事借口于领事裁判权的行使,必有警察执行判决,乃设置警察;而上海租界「会审公堂」的警察之外,竟还有「工部局」的「巡捕房」。

  军警的配备更使「使馆区」与「租界」成为中国「国家内的国家」。中国国家里面,从此发现了许多的国家,设立了许多的政权。而外国军警的活动又不限于界址以内。军警的数量与职务,更超过了领事法庭执行判决的需要。日寇在东北的军警,尤肆横行。如民国五年的郑家屯事件,八年的长春事件,福州事件,九年的庙街事件,珲春事件,都是日寇驻扎中国领土上的军警,任意行动,任意鎗杀中国人民,任意鎗击中国军队的实例。此外,租界警察与外国军队威胁中国军队,鎗杀中国人民的事实,亦指〔第34页〕不胜屈。例如民国四年的老西开事件,十四年上海公共租界的五卅事件,汉口租界的惨案及广州沙基惨案,这尤其是国人熟悉深记的耻辱。

  在中国领土上面,帝国主义者的军警,可以向中国军警商民任意开鎗。而中国军警睁目举手不得还击。否则中国军警如有动作,帝国主义者就以战争相恫吓。他们的军队立即出动,各国的炮舰同时升火;他们的强硬外交文件,乃至于「哀底美敦书」即相继而来。中国政府与民众相习于惧外,奸吏愚民复乘机活动;而豪家富户的资财更要立即搬移到租界内,托庇于外国军警保护之下,相沿既久,则中国的银行、仓库、贪吏、巨商,都以租界为安身立命之区。因而少数外国军警,原不过帝国主义者的象征,而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竟有搤吭扼喉的威力。故帝国主义者恫吓与射击之来,中国官兵不仅无还击的勇气,甚至无还击的想念。国运的悲惨,竟到了这个地步!军人精神受了不平等条约的压,国家观念亦因之消失无遗了。

  列强对于中国收回法权的运动,常以中国司法制度与监狱制度不良为口实而加以反对,或予以延宕。然百年来中国司法权不行于外国租界。所以租界竟成为犯罪者的渊薮,由此以破坏中国法律的威信与尊严,损害中国人民守法的习惯。而租界里面的法庭和监狱,对人命法律的轻,对诉讼程序的玩忽,比之中国的法院与监狱,其缺点更不胜枚举。尤其是租界巡捕房对于华人的虐待,惨无人道,不忍卒述。华人被捕之后,即使经过公开的审判,受审之后亦不易获得公平的判决。其富者可以重金交保,逍遥法外;其贫者则在刑讯与虐待之下,沉冤莫白。其惨酷黑暗,即在中国改良司法制度与监狱制度以前,〔第35页〕亦所罕见。中国官员对于外国人的诉讼固无权过问,即对于租界捕房之内的中国人民,欲探问其冤枉拷剥,黑暗痛苦的情形,亦不可复得,更无法使中国人民受我本国法律的保护和制裁。由此可见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司法的影响,不独损害中国人民的正义与人权,亦且破坏世界人类的公理与人道。所以收回法权与关税自主运动就成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中的两个基点。这是中国国民所一致要求的亦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目标。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对经济的影响

  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亦以外国租界与驻兵区域为根源。协议关税与治外法权可以说是列强经济侵略的两翼。而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口岸设厂权,铁路建筑权,矿产开采权,以及银行纸币的发行权,更助长他们经济侵略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受莫大损失,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畸形的状态。

  国父指示我们说:「经济力的压迫,比较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政治力的压迫是看得见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易生感觉。」国父首先指出海关受外人管理及关税与外国协议的损失。自辛丑和约规定中国对列强的赔款,中国海关税收就作为抵押。于是海关的管理权落在外人手里,就是关税中偿债所余的余款,所谓「关余」,也不免受外人的支配。其次海关税则由列强协定,致使外货进口,税率极低,而中国的生产事业,不能受关税的保护,以自维其生存和发展。其结果外国货物充斥我国〔第36页〕内市场,本国货物反而不能推销。于是固有的手工业从此衰落,新兴的机制工业亦无法繁荣起来。所以在国际贸易上,入超的趋势与年俱进,中国的经济祇有枯竭了。海关之外,盐务由外人稽核,盐税由外人支配,重要的铁路由外人管理,重要的航业由外人经营,即全国的邮电亦由外人监督。凡于中国经济与交通上重要的事业,无不掌握于外人之手。其结果中国不独是民生凋敝,并且整个国民经济都受帝国主义者的操纵。其次国父指出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使中国又受一重大损失。然而本国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却要信用他们外国的纸币。于是外国银行就用他们的纸币,换取中国的物资。此外国父指出外国银行的存款,更是中国所受最大的损失。中国人把钱存到租界里的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即以中国人的存款向中国投资,吸取利息和利润。此外租界的赋税、地租、地价、和投机事业,以及外国人在中国的营业,皆恃其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侵夺中国的利益。综计各种的损失,使我们社会事业疲敝不堪,使我们人民生机日竭一日,游民盗匪因之日多,而国势就亦从此日蹙了。

  我们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历史上本有三期的演变,秦汉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处所,是在黄河流域。自三国以至于隋唐,黄河流域的经济,稍形衰落,长江流域的经济发达起来。由宋到清,国家逐渐仰给于东南的财赋。元朝亡后,欧亚两洲陆路的交通中断,中国西部的都市日就衰。西葡荷英诸国海上通商的活动,直达我沿海的各区,东南的都市相继趋于繁盛。所以千年来中国大一统的规模,大体上可以说是「以东南之富,养西北之兵」。然而我们立国的基础,本是农业。全国的农业,除边疆省区外,分布既不失均衡,故全国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远。政府对全国交通的计划,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经济的〔第37页〕趋势,虽起自河流而倾向海岸,然而建国的成规,并不见有什么偏枯的现象。自从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各埠的租界为新兴工商业的中心,年复一年,成为我全国经济精华所汇萃。铁道航路,以通商口岸为起点,向内地伸张。我国固有的手工业破产,农业亦开始衰落下来了。在农村贫困之中,沟洫失修,堤防颓废,灾荒所至,邱里为墟,这都是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真使我们「老弱转死于沟壑,壮者散亡于四方」。然而租界里面,顺利发达的,祇是推销洋货,经理原料的买办商业。所以这些口,市场虽极繁荣,建筑虽称富丽,人口虽渐集中,而生产事业不能发达,因亦不能容纳农村散亡的人口。人口过剩的趋势,造成土匪,造成流寇。兵灾匪患,又驱使内地的游资,集中于这些口岸,尤其是租界的市场。生产事业既不能吸收游资,于是投机行为,风起云涌。这种行为,并没有生产事业做基础,以致盛极必衰,造成钱庄风潮,交易所风潮,信托银行风潮,标金风潮、接踵而来的破产惨剧。

  国防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部门。国防经济建设,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在如此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下,国防经济建设固无由?手进行;而国民经济畸形的发展,与国家自卫的需要,亦不能适应。我们的工商业,以租界驻兵区为中心,最繁荣的租界驻兵区大抵在沿海的口岸。大连、天津、胶州、上海、厦门、广州各都市,无一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控制之下,尤易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封锁。重要的交通干线,即以这些易受封锁的都市为据点,贯通内地各区。而我内地各区之间又缺少彼此往来的现代交通工具,甚至于内地各区彼此往来,还要经由国境以外的外国铁路和航线。于是中国的国民经济,割裂为几个区域经济,每一区域以一两处租界驻兵区为中心,受其支配,恃为门户,试想在这种经〔第38页〕济状况之下,中国若与帝国主义者作战,则帝国主义者封锁我少数口岸,即足以停滞我全国经济的命脉,阻塞我国内交通的血管。在这种经济状态之下,国防无从说起,这是最显明的事实。

  我们中国的经济受了不平等条约这种影响,所以造成了国不自保,而民不聊生的危机。

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从社会组织和社会风气看得出来。现在先说社会组织所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

  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榖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常活跃于中国固有的实际社会之中,而表现其具体的成绩。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农村生活日趋于衰落,而都市生活复日趋于浮华。家族乡社〔第39页〕的组织,为之分解。自治的精神丧失,代之者为自利与自私。互助的道德沦亡,代之者为斗争与倾轧。一切公共的设备,昔归废弛。一切公共的业务,无人过问。不独社会丧失其自动自发兴利除弊的能力,即国家亦丧失其严肃整齐施政立业的基础。

  至于社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他们知道社会风气的转移,足以影响国家的治乱与民族的存亡。所以他们尽心于「树人」,致力于「种因」,以煦育忠厚笃实的人才,涵养温和质朴的习尚。所以历史上虽治乱相乘,兴亡递见;然而社会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存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但最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社会风气日趋于败坏。我们分别检讨社会上的习尚,立即可以看见一般国民无秩序的恶习,则表现其放荡浪漫的现象;无条理的颓风,则表现其杂乱胡涂的现象。人人不笃实,事事不敏捷。处处皆见其轻浮虚伪,与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苟且,徘徊瞻顾,丧失信念,不下决心。损人利己,重私轻公,不知社会国家为何物。礼义扫地,廉耻荡然。民族道德之堕落,可以说莫此为甚!

  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每一个国民,必须在日常生活之中,检点他的思思行为;去私尚公,尽己为人;事事以国家为前提,处处以民族为本位;质朴无华,诚实不欺;纔可以尽人生的意义,为社会国家谋幸福。更要知道:历史上圣哲英雄,没有一个不是有功于社会国家,然后受国人的崇敬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就是社会上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效法圣哲,要崇拜英雄,〔第40页〕更要「尚友古人」,以培养自己的德性,砥砺自己的气节。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国民的日常生活,陷溺于颓风恶习之中。于是各人以其私利定是非,以其私欲定善恶。合于私利者为是,合于私欲者为善。于是刁玩者得势于乡里,狡狯者横行于都市,以公共的安全与他人的幸福,供自己欲利的牺牲。学说政论,更从而加以文饰,或进而予以利用。文饰者以利欲为个人的自觉而颂扬之,利用者藉利欲为社会的斗争而煽动之。效法圣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不独趋于消,亦且受人鄙弃。更相率以歌颂外国的人物,敝屣祖国的历史。共信沦亡,自信亦失其重心。民族因此成为一盘散沙。国家由是陷于分崩离析。殊不知民族国家濒于危亡,则个人的生存即无所寄托。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言念前途,能不战栗,能不惭愧!

第四节 不平等条约对伦理的影响
  租界与领事裁判权对于中国的伦理,更有无穷的恶影响。我们知道南京条约订立于「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鸦片战争的起因,是由于湖广总督林则徐禁止鸦片输入广州。当时鸦片进口每年值银二千余万两至三千余万两,真有如黄爵滋所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林则徐又痛心的说道:「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失败于鸦片战争之后,海关对于鸦片与其它毒物的进口,既无法制,而租界与领事裁判权更为其运输与储积的掩护。即令国家法令严禁吸食,而租界为国法所不及,吸食仍可以公开。且自〔第41页〕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领土的野心,以毒化政策为其实施的手段之一种。这种毒辣阴狠的手段,因为有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中国政府事前无以预防,事后亦无法加以裁制。其毒化的方法,愈趋于简单,毒化的程度,亦愈趋于深重。鸦片之害不及红丸,红丸之害又不及白面。在东北与河北山东,若干区域,几至于全镇全村,没有不吸食白面的人。即在沿海与长江流域。日人贩毒。亦深入于川鄂。日寇更驱策朝鲜人横行天津,台湾人横行福建,各以贩毒为专业,以毒害我国民,非使我国亡种绝而不至。

  租界不独为毒化的策源,亦且为娼赌盗匪的渊薮。以言娼妓,则由于农村生活衰敝,内地经济萧条,人口向都市集中,而都市仍难寻职业,以致流民卖儿鬻女,沦于魔窟,奸淫诱拐,习以为常。于是百年以来,凡是繁华的市场,即成糜乱的地狱。以言赌博,则为害不止于豪富,亦普及于贫民。豪富固荡产倾家,贫民亦丧身沽祸。赌风所被,社会秩序荡然无存。驯至于国民的心理麻痹,伦理灭绝,而赌风的扇扬更不以赌场为止境。由彩票以至于市场上各种投机行为,举凡不依于生产交易的法则,徼幸于不确定的条件,以求意外的赢余者,无不是赌博的风习。租界为游资所汇聚,租界复无充分正常的产业以运用游资。于是人无论富贫,皆相率而活动于赌博,浪费于妓馆,麻醉于毒物。破产倾家之后,流为盗匪,仍复以租界为渊薮,肆意横行。中国五千年来,重勤劳,尚俭朴,布衣蔬食,女织男耕的风气,在烟赌娼妓盗匪的租界流风之下,乃洗扫净尽。

  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第42页〕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百年来,租界流风之所至,一般人士对于这些常理,不但忽略,亦且鄙弃。于是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尊卑长幼之间,邻里乡党之际,不复有相亲相爱之心,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谊。遇事惟物质的利益是图,随处无道德的标准自律。义之所在则推诿,利之所在则交征。上下相蒙,左右相欺。老弱无所顾恤,贫病无所 济。视骨肉如路人,视同胞如敌寇。甚至于认贼作父,腼颜事仇,逆伦反常,而不自知其非。举中华崇礼尚义之邦,使化为寡廉鲜耻之域。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中毒之深,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民道德日就于衰败,且更影响于国民的体格,使其日就于萎弱。都市里面无数的失业民众,体力固易于耗竭,即一般的商民,沈溺于浮华颓废的生活里面,其身心的健康,也只有衰退下来。最迫切的危机,则为一般学校青年健康,不易保持。学校的体育,既不能遍施于全校的学生,学校的德育,复久已为校长教师所忽略,校外浮华颓废的生活,引诱学校青年,使其陷溺;刺激学校青年,使其颓靡。而都市传染病花柳病又从而袭击其生理的组织。身心颓败的青年,出校以后,如何能够昌明学术,改造民风,使之担当国家的任务,振兴社会的事业?国家的败亡,民族的衰落,诚不知其所止。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对心理的影响
  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国民心理的影响,是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一样的创巨痛深。有些人列举外国人〔第43页〕在中国各地传教兴学的事实,以为这就是文化侵略。又有一些人看见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有许多办得很好,对于社会民众未始无益,便以为我们中国并没有受所谓文化侵略。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明了近百年来中国思想与文化问题的焦点。

  从历史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德性,是自尊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所谓「高而不亢,谦而不卑」,正是我们民族德性的正确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外来的宗教和学术,即根据这种德性来定其趋向和态度。

  就宗教来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华民族仍虚心接受外来的宗,且能够撷取外来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互相发。因此,魏晋以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输入中国;宋元时代,伊斯兰教输入中国;明末清初,基督教输入中国,皆有裨益于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民族能够如此,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欧洲中古时代那样的宗教战争。近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对于科学知识的灌输,与社会风气的改革,都有良好的影响。太平天国的革命,以基督教义为思想的根本。即国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种而植其因。然而近百年来,基督教的教会,因为他有不平等条约的凭借,享有特殊的权利,而且不注意中国国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视外人传教为文化侵略,致其疑虑,甚至加以仇视和反对。这是基督教会受不平等条约的旧影响,以致教义受了莫大的损失。所以我尝说,不平等条约对于基督教会,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就是这个道理。

  若以中国固有的学术而论,中华民族的智能,在历史上着有伟大的奇迹。如河淮江汉的疏导,远源于大禹。长城宏伟的建筑,成就于秦朝。运河的开浚,完成于隋代。其它如指南针、火药、武器、印刷文物,尤其是律数音乐医药以及各种机巧的工艺发明,只要翻阅我历代的史实,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学术的兴盛和悠久,当非现代西洋任何强国的历史所能比拟。虽然如此,但是中华民族对于外来的文化和学术,仍能尽量的吸收和接受以求进益。惟其能够如此融会各种的文化,所以他的文化愈能博大。惟其能够如此吸收各种的学术,所以他的学术乃能日新。然而中国文化与学术自有其固有的系统。中国能够吸收各种的文化和学术而融会贯通,就是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的。中国能够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融会贯通各种的文化,所以外来的文化移植于中国,即成为中国的国计民生的一部分。亦惟外国的文化能成为中国国计民生的一部分,而后可以长存于中国文化之中,近百年来,西洋的科学对于中国文化,实有很大的裨益,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以为外国之所以富强,在于鎗炮轮船,就去学习外国的鎗炮轮船制造的技术。甲午之战以后,中国人又考察外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西洋的社会科学名著,始有中文的译本。西洋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亦始见于杂志和报章。自此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介绍传习比较观摩之中,都有进步。有些部门,且有伟大的发明,以贡献于世界学术之林。科学的权威,且能屹立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中。

  然在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第45页〕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要知道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经甲午,历庚子,以至于辛亥革命,国民一致的要求,是雪耻图强,国民一致的努力,是富国强兵。质言之,我们当初要学西洋的文化,是不甘于做奴隶。所以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应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学,亦当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用。最不幸的就是辛亥以后,一般国人雪耻图强的志气,亦随革命的失败而消沉,而不平等条约的影响,更随我革命的失败而加深。国民于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倚赖盲从的风气。于是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流风之所在,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止于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各国的学说,既不断的变迁,所以他们无论那一派的学说,也是不得不随之不断的变化的。他们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所以不能不跟?他人的尾巴随时摇摆,随时变化,而其所变化的又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而且没有不是自误误人,潦倒一生的。试回想辛亥〔第46页〕革命以来,流行一时的学说和政论,没有一派不是因袭外国的成说的。民国二年国会制、内阁制、总统制之争,只是英国、法国、美国中央政制之争。民国九年单一国与联邦国之争,也只是法国与美国地方制度之争。袁世凯的帝制,惟一的依据是美国人的一篇论文。曹锟的贿选宪法,又何尝不以德国的「威玛宪法」为蓝本?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纔易于实施。于是中国的学系政,或明目张胆,或旁敲侧击,或有意,或无意,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甚至对社会作宣传如此,对国民施教育亦如此,而使国民把帝国主义者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侵略和压迫,视若固然,漠然无动于。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我们国民应该及时觉察,彻底改革,方得救国自救,以造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中国和自立自强的国民。


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国父自民国三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来,有鉴于革命屡次之失败,深知非健全党的组织,不足以顺应国民革命的要求,乃于民国八年十月,改定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一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十二年十一月即发表改组宣言,十三年一月乃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组始告成功。

  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 国父在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里就这一点指示我们说:「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了实行这个主义。」所以国父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期,惟致力于订定实行主义的方法。国父说道:「无论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好方法。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学问智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智识,有了智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

  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国父的指示,虽在研求方法,实践力行,然而我们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时制宜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国父在民国十年已明白指示我们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类错误的艰难呢?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到了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革命的方法已经有了充分的指示和讨论,革命的行动已经是知而后行,国父仍然指示我们说:「如果我们立意要国家富强,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时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做去,总是可以做得到。」由〔第48页〕此可知:革命的行动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动亦可以改进革命的方法。所以说:三民主义是不变的,而实行主义的方法不是不可变的。

  从前革命党中同志与一般国民对国父的学说没有真切的认识,和一致的信心,所以国父组织中华革命党,由他一人担当起来。国父追述那个时候的情形,说道:「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而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之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纪律,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又说:「有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击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所以国父改组中国国民党,要我们有一致的认识,坚强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依照国民革命的目标和方法,实践实行。

  国民革命的目标,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更有详明的规定。在政治方面,宣言说道:「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则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我民以求逞。」在经济方面,宣言说道:「内乱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中国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第49页〕,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国外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所以国民革命的目标,为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其工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打倒军阀,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的现象,永远绝迹于国内。

  国民革命的方法和步骤是由军政训政以达于宪政。这个步骤,是自同盟会以来,相沿不变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撮其要义,就军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与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更就训政时期的工作说道:「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族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

  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任务,在使三民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国父指示我们说道:「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又说:「有一种的志,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像革命党从前想推翻满清,到后来果然建立民国,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又说:「像辛亥年汉人排满,这种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这种群力是很大的。」策动众志,集中群力,首先要使国民对于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有了真知。本于真知,国民的思想便可以改造,国民的志气便可以齐一,国民的力量便可以集中。所以国父说:「从前所以不能行的缘故,是由于不知。」又说:「古人说知易行难,我的学说是知难行易。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第50页〕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国父本于知难行易的学说,在这个时期,订定建国方略,写成建国大纲,演讲三民主义,永为国民革命的典范。只要我们的同志能够接受国父的教训,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实践实行,领导国民发挥人类合群的天性,协力同心,则建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大业,必然底于成功。

  主义已明,目标已举,步骤已定,方法已有具体的指示,国父对于我们的期望,只是立志有恒,与实践实行了。就于这一点,国父说道:「我们这次革命,一定是能够成功的。不过要大家先有这项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就「立志」来说,国父要我们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就「有恒」来说,国父指示我们:假如真正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废止。」

  由此而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更有不同于各国政党的特点。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而国民革命的原动力是「诚」。由「公」来说,三民主义的伟大,在其容纳各种的思想而冶于一炉。由「诚」来说,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的力行实践,必求「择善固执」,必使「贯彻始终」。故其行动必遵循国民革命的方略。必遵守中国国民党的纪律。简括的说:中国国民党对党员只要求其行动不违背党的纪律,不违反三民主义的原理,而对其个人思想的自由,则不加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国民党里面,有曾为国家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凡是向来政见不同的人士,即令其〔第51页〕曾为政敌,只要他一旦信奉三民主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乃即毫无芥蒂,亦不问其既往如何。凡是党员,就同心一德,互助合作,深信其为忠实的同志。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有这样「天下为公」的精神,正因为他是为整个民族生存而组织的,亦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革命之故。所以凡是中国的国民,对于中国国民党都享有入党的权利,亦应尽其入党的义务。而中国国民党,因为他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所以他对于全国国民和全党党员的地位,都是一律平等,毫无差别,决不有所歧视,且负有训导的责任,要他们人人有尽力于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机会和能力。故中国国民党不偏重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亦不舍弃一个职业或一个阶级。详细的说:中国国民党对于全体国民并无男女职业宗教阶级之分,且更进一步,非特爱护和培植国内每一个国,而且更不忍遗弃国内每一个人才。中国国民党欢迎全国有志革命的人,和全体国民,都要加入中国国民党,共同一致,为革命建国而奋斗,来完成他国民革命应有的使命。总之,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出于至诚,所以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对不像过去其它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所以中国国民党自国父组党以来,至今已历四十八年之久,真若泰山北辰,昭垂屹立,不动不摇,再接再厉,永为中国惟一的革命政党,与其它无数党派为时代潮流而受淘汰者,迥然不同,这是中国国民党无我无私与兼容并包的精神所致,而决非偶然的。
第二节 北伐的成功与革命的教训
  自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皆归于国民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恐慌接踵而来,各国的革命运动,亦相随并起。苏俄的革命由战时的共产主义改取新经济政策,而苏俄建国的基础乃得以奠定于列强环伺之中,土耳其于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独立自由的民族国家,更使我亚洲民族激昂奋发。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在这震荡世界的风潮里面,发扬民族的精神,统一民众的意志,集中革命目标,增强革命运动,克服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军阀妨害革命的阴谋与活动,当时革命的根据地虽只限于广州的一隅,而革命的风气已风靡于全国。于是国父一方面在革命发源地训练国民革命干部于黄埔,并自领各军誓师讨曹。而一方面在曾锟既倒之后,乃抱病北上,本于国民的要求,号召全国各民众团体,主开国民会议。国父在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里面,告我国民说:「国家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故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于国民会议之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并期望各地觉悟的军人,能以其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化国内所有的一切军队为国家的武力,亦即为国民的武力。

  当时北京政府没有诚意接受国父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又溺于媚外的心理,怵于外力的干涉,所以更畏惧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父为了这两个主张,在北京反革命的空气笼罩包围之中,不顾一切,坚决奋斗,而未能成功,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饮恨长逝。但国父临终的遗嘱仍谆谆以开国民〔第53页〕会议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任,留给中国国民党全党党员和全国国民,期其实现于最短时期之内。其时国民革命军正讨伐陈炯明逆军于广东的东江,乃于极端哀悼悲惨之中,削平陈逆,统一广东,奠立军政时期的基础。到了十五年七月,国民革命军继国父的遗志,就誓师北伐。北伐的目的,就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所说的:「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所以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民族主义的运动遂蓬蓬勃勃的风起云涌了。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承接五卅惨案、汉口惨案与沙基惨案所激起的潮流。英国政府看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不可遏阻,乃以备忘录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一俟中国成立有订约权的政府时,立即商谈条约的修改。即在此项政府未成立之前,各国仍当采取与九国公约精神相符合,且与现状相适应的政策,并尊重中国国家的愿望。」美国政府亦在国务卿凯洛格正式文告中,表示尊重中国之统一与独立:「美国愿与能代表中国之政府商谈中国关税自主与撤废领事裁判权」。不料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之初,又发生了南京不幸事件,并有英美日法义五国的通牒,提出严重的要求。然而中国与英美法义之间,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就于这些事件,都能得到相当的解决。惟有日本军阀冥顽不灵,始终没有认识中国国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南京事件直到七七抗战发动以前,犹未能获得解决。至于长江流域北洋军阀各派的势力,在这九个月之间,皆为我国民革命军所消灭,国家民族的内忧外患,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树立了澄清扫荡的初基。

  在此时期,我们要沉痛回忆国父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词。于此不能不重加复述的,就是〔第54页〕开会词里面所说的:「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并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所以全党的团结力量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这就是说:没有内忧,则外患便无由侵入。一国如此,一党亦是如此。当国民革命中心力量集中与统一的时期,不独军阀望风崩溃,即列强对中国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可以深入一层,外交进行更是顺利。不幸正在这革命成败的重要关头,而国民革命军内部遭遇了分裂,国父付嘱的重任,国民共赴的大业,几至失败于中途,这是一件最伤心的痛史。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但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这件事情始终是成了一个谜。然而汪共同谋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尤以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为最着。但当时的事实,明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违背了他个人资格入党的信约,而且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以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乘国民革命的发展,而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又以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政党,不过是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要乘国民党的发展,来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如陈独秀等,在「新青年」「响导」各刊物里面对于这种理论,到处都是赤裸裸的表示得详尽无遗。而又在另一方面行动上,他们对国民党内部,在各种事实上,挑起了左右〔第55页〕派系的冲突,对于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则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又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之下,对于农工则视为属于共党独占的工具,而造成产业的停顿。其它经济社会之损失,更不待言。尤其是当时他们对于青年乃以读书求学为反革命,以浪漫放荡为觉悟分子。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赣南湘东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闾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因此国民革命军内部竟告破裂,而北伐军事亦遂陷于阻滞与内讧之中。这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最深刻的教训,亦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总之国家大事,只有出于至诚,本于大公,方能成功。否则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甚至于狼狈勾结,互相利用,以求得一时徼幸的成就,到了最后,毕竟是不能逃于「诚者自成」与「不诚无物」的公例,其结果是没有不失败的。何况革命是一件国家民族惟一的大事,决无徼幸成就的可能。我到了今日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些话呢?就是因为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人民的牺牲太惨了。如果没有这六七年的内乱,则今日抗战局势,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势,亦必因之大变。敌寇决不敢向中国这样大举侵略;即使他来侵略,也早已被我们逐出国境之外,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所以这段教训是活泼泼的、是现实的、是最宝贵、最值得研讨的、是不会随事实的过去而失去其意义的。我要使国内爱国者,和有志于革命的分子,都能惩前毖后,引为殷鉴,那对于我们以后革命的前途,必有补益,故仍不得不忍痛的一述。

  中国国民党为求三民主义的实现,为策国民革命的进行,为保障我中国民族精神,为护卫我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乃于十六年春季毅然从事于清党。其时国民政府虽在此悲惨险恶,分崩离析之环境中,仍本国父革命的精神,卒能定都南京,继续北伐。然而革命中心一经动摇,故北伐工作当时虽有一度发展,仍不能以此停顿。直至次年三月重行举兵北伐。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见了中国的统一就在眼前,乃直接进兵济南,以阻止我国民革命军北进,要使我们的北伐计划根本消除。我们国民革命军洞察他这个阴谋,毅然不变初衷,仍依照预定的计划,百折不回,向北挺进,竟于六月初旬克复了古都北京,达成了北伐的目的,而东北各省亦于同年年底易帜归心。于是统一事业,遂告初步的成就。

  济南的五三事件,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受尽了日寇的侮辱,也受尽了国内的指摘。我当时就对我全军将士告诫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达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域,亦非难事。」这一段话,是在「五三」事件中,我们国民革命军里面,上自统帅,下至士兵,复仇雪耻,含茹蕴积的惟一箴言。十五年来,我们的将士是没有一天忘怀的。

  北伐的成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重重压迫之下,翻转身来,写成这一页悲痛而壮烈的历史。所以人心的振作,民气的激昂,政治的统一,军事的建立,亦具有初步的基础。回忆当时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势力破坏国民政府的手段之猛烈毒辣,尤其是流言蜚语和各种含沙射影的〔第57页〕诬蔑与谣诼,无所不至。然而一般国民对于国民政府排除万难,缔造独立新中国的信心,及其拥护的热忱,实令吾人感奋无已,为之深印脑海,而有终身不能忘者。所以国民政府精诚坚毅,百折不回,始终遵奉国父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向前迈进,决不间断,誓必完成使命,来安慰我们国父与先烈在天之灵。

第三节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

  北伐的任务,从忧患危亡,困顿颠沛之中,初步完成。国民政府从此以为可以由破坏而进于建设,更期以国家统一的力量,树立民族解放的基础。在国民革命军收复平津的时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并祭告国父灵前。其最后两事,尤所以寄衷心的愿望。其一,关于战后的建设,说道:「破坏之后,亟待建设。我总理遗着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对于程序节目,早有显明之规定,祇须全体同志笃信力行,即不难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值此军政告终之时,若不以实际政治之设施,表示革命建国之力量,则武装同志奋斗而得之成绩,将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其二,关于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说道:「溯自我总理和平救国之主张,格于军阀官僚之顽梗而不克实现,本党欲铲除障碍,不得已而用兵。惟当转战之际,目击战区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线将士牺牲之重大,常觉革命成功之后,应有根绝内战之图。诚以国家兵力,当为捍卫民族利益而用,国内战争实为无上之耻辱。此次北伐,动员数逾百万,转战岂止千里,残破者均中国之领土,死伤者皆中国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第58页〕今以往,宜使全国皆知内战为可耻,而注全力于国防,明耻教战,惟以自卫,卧薪尝胆,以求贯彻 总理民族独立自由之遗训。」嗣后,国民政府虽在艰危困厄之中,而始终一贯的本?这个原定方针,着着进行。到了今日,我们中国还能对敌寇作如此长期的斗争,这个力量仍旧是由于这种革命建设的精神所产生的。

  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其基本的工作为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实施,又当以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准则。至于宪政时期的开始,又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权衡,程序井然,无可争议。然而国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事实与理论两方面,都有足以妨碍训政的基本工作的进行,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就理论的方面来说:在此十年之间,不独训政工作如何实施,成为问题,即训政阶段应否存在,训政时期何时结束,亦起了激烈的争辩。此种纠纷,不独为封建反革命所借口,且使党中同志无意之间皆呈动摇的现象,竟使议论愈为滋蔓,而行动愈为纷歧。大家知道,训政是达到全民政治必经的阶段,非此即不能树立民权的基础,否则将来的宪法必徒为白纸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后,国民不知建设的革命为必需,惟致力于约法的条文与政制的形式,致启军阀窃国的阴谋,并授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张其侵略。前车之鉴,至此遂无人记忆,且亦不为身亲痛苦之同志所记忆,诚可痛心。

  实业计划为中国物质建设的宝典。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第59页〕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而在理论上,则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潮,平分了当时经济学界。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于是资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影响更大而更深。自由主义者则忽视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经济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已从自由竞争进于独占集中的趋势。他们仍本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说,以应用于面对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中国,而自诩以为新颖。故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亦坦白承认其所有建设的计划,并未能举预期的成效。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要知道济南五三事件以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以财政而论,则裁厘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第60页〕。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国父有十年国防计划的著作,毁于陈炯明叛乱之中,如今只存目录。然国父的意旨,在军事方面,具见于创设军校的训词之中;在经济方面,具见于实业计划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见于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之中。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力求所以达其和平统一与国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国家的外患与内乱相乘,统一与独立亦相因,故始终不为彼以外交的难关而为内争的口实者之各种的批评与攻讦所动;卒使军事的准备略具根柢,乃能发动全面的长期抗战。

  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政府之间,到这个时期,已濒于总清算的阶段。国民革命失败,即是他们的成功;如果国民革命成功,则帝国主义者势力即将永绝于中国的境内。在此一阶段之中,国民政府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相因互乘,明争暗算,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而侵略者的各种势力,彼此之间,复在我领土上面,钩心斗角,埤阖纵横,或强迫,或阴韧,极尽其光怪陆离的奇观。为祸之烈,可以说是百年以来所未有。若果国民政府当时处理稍一不慎,或方针略一动摇,则辛亥以后革命失败封建势力横行的历史,势必重演。其中以思想混乱,是非颠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百年来一致的要求,为雪耻图强;而雪耻图强的方法,以国民革命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已为事实所明证。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诋毁国民革命为过渡的、改良的、不彻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对,予以阻挠。大家也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三十年来的一致要求为统一,而统一的方法亦以〔第61页〕国民革命最为和平,亦最为合理。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假「民主」的口号,掩护其封建与割据,以「自由」的口号,装饰其反动与暴乱,而以「专制」「独裁」种种污辱与侮蔑,加于国家统一之大业,而企图使之毁灭。甚至如汉奸汪兆铭之流,假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且冒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军之名,以破坏我三民主义与反叛国民革命,此尤为其十五年以来卖国叛党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贯惯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种的思潮,历史上所有各种的口号,皆曾为这些败类蟊贼来分化我民族国家之用,以宣传鼓吹于国民之前。国民的众志与群力,亦即相随分化,或趋于狂激,或流于颓废。因此狂激者挺而走险,颓废者消极自弃。而尤以文化与道德方面之影响为最烈。北伐成功之后,对于国民心理与社会风气的影响,至此遂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经济国防所受的障碍,所感的痛苦,更难罄述。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的十年间,对于分化我国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动,犹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纠正。以教育而论,民国十八年,公布教育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国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趋重于民族思想的灌输,民族精神的激发,且必使学术文化能切于国计民生之用,欲一扫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影响下的支离忘本、浮华无实的积习。迄于今日的抗战,国民能够如此坚忍不拔,为国牺牲,仍有赖于此十年之中,三民主义教育所树立的基础。

  内乱对于革命之损害,其影响及于外交的尤为重大。自国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时,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已无存在的理由,国民政府当与各国另订新约。复特别声明自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实行关税自主,并颁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准备实施。然其时北伐军事受外患与内忧的阻碍,而日寇更乘机倡议,反对新税则的实施,其它各国亦纷纷援例,革命外交遂归于停顿。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际,国民政府复作重订新约的声明。其条约满期的各国均开始谈判新约。条约尚未满期的各国,亦分别谈判,而以关税自主为中心问题。中美两国之间,「整理中美两国关系之条约」首先成立。其它各国亦先后与我国签订关税条约。惟日本帝国主义者屡加延宕,及至民国十九年,始签订中日关税协议,而于税则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在民国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内乱发生,各国即意存观望。国民政府于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权,皆受内乱的影响,以至于无成。二十年五月颁布的「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本定于二十一年元旦实施,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也就延宕下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消极的延宕之外,更积极的向我们中国借口挑衅,横施压力。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十年之间,列强对我们中国的民族运动,认识虽感不足,然而每当中国政治统一具有希望,国民政府着其威信之时,即能作相当的让步。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第63页〕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芦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自「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开始的时期,我们中国的外交上中心问题,是对日问题;内政上中心问题,亦在于如何始可以对日。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为科学的战争,然而中国的科学发明与工业技术,自觉幼稚,不逮日寇。现代战争为全民的战争,然而中国的封建反革命势力尚酖于内乱。国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持忍辱负重的态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亦不轻易牺牲」的方针。在政治上,对各方迁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于杜绝内争,一致对外。在社会上,发动新生活运动,振作国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军事上,励行保甲,训练壮丁,以期举全国皆兵之实。更在敌寇间谍横行之下,扩充军用工业,储备军事器材。中国为久居帝国主义者处处干涉重重束缚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手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然而此六年间,我国内真能为国民政府设想的人士,实在不多。我中枢与宋明末年的政府固自不同,而国内党争之烈,士气之浮,比之于宋末明末且有过之。其颓废的一方面,欲苟安于日寇之下,倡为不战论。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内哄之效,倡为催战论。他们忘记了宋末的和议,曾陷民族于危亡。他们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战,曾致边兵的巨创,乃至一败而不可收拾的亡国惨状。国民政府在此时期,亦不愿用口舌求谅解于各方,以自白战备于帝国主义者之前。此时国民政府所恃者,深信我整个民族,在三百年满清专制之下,保持民族意识,在一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要求雪耻图强;与渴望统一独立的四万万五千万〔第64页〕国民,到了最后关头,必能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作我们国民政府的后盾。国民政府且深信凡背逆时代潮流,破坏民族德性,妨害我全国国民所一致要求的国民革命之反革命者,终必为时代潮流所淘汰,为民族德性所不容,而国民革命的正确性,与现实性,亦终必为最后事实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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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全文)

第四节 抗战对国内的影响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借口演习,强占我芦沟桥,夺取我宛平县,以截断我南北的交通,企图将我华北惟一重镇的旧都北平完全置于日寇控制之下。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亦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且知道日寇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不是轻易可以求得,不能不认为中国已到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更知道最后关头一到,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而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亦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我们确定了全面抗战的国策,而抗战一经发动,就只有贯彻到底。

  在中国历史上面,民族战争,先例不少。然而此次的抗战,规模之广,牺牲之大,工作的艰难,关系的重大,五千年来,实无伦比。抗战的性质,尤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民族战争有所不同。要知道这次抗战,不但是国民革命必有必至的阶段,且将使国民革命随抗战的胜利而成功,将使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建设,毕其功于此役。故在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即确定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方针,而其条〔第65页〕目订定于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通过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复为国民参政会所接受,实为我全国国民,皆当共循。举其要义不外四点:在国际的外交方面,我们要本于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世界为和平人类所能共存的世界。在国内的政治方面,我们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的准备,并在宪政实施以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的意志,以利我国策之推行。在国民经济方面,我们要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共同发展,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在文化思想方面,我们要发扬固有的道德,提高科学的知识,挽救颓风,使其日就于笃实,启迪民智,使其日趋于精密。由此可知抗战建国纲领实为三民主义的原则与国民革命的方略的结晶。故五年以来,虽国内外的形势,历多次的变迁,而纲领的条目,仍可以一贯无间。只要我全国国民同心协力,实践笃行,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必如所期,毫无疑义。

  自七七以后,全国上下在不变的国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会的风习,政治的气象,莫不丕然焕发。而其影响之所及,在国内不战论者或潜形而默息,或露骨为奸宄而屏弃于人寰。而催战论者亦无所用其浮嚣。民族精神,随抗战的发展而蹈厉。民族意识,受抗战的洗炼而纯一。因此而军政的整饰,军令的统一,有空前的进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规划,亦能渐收运用灵敏的实效。且因此而生产的计划化,企业的社会化,亦有长足的进步,民生主义的经济得以树立根基。同时思想的分裂。言论的纷歧,亦泯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认识之中。于是抗战之初,国内各社团各党派,〔第66页〕即一致宣言,拥护政府,共赴国难。而中国共产党之宣言,并确切申述四项诺言:「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取销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销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责任。」当时中正发表谈话,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北伐告成之后,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遭受无穷的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乃日趋危殆。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仍本其一贯的统一御侮政策,忍辱负重,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前提。而国人昔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异见而共趋一。保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总之,中国共产党此次发表的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例证。由此可以证明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以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一点显明的事实,是应该为全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彻底认识的。


第五节 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抗战期间及战前对日战略与外交战的经过

  我们中国的抗战对国际的影响,可分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列强对于我国抗战的认识。

  就中国抗战在国际和平与世界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而论,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国民政府知道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所以在世界大战未爆发之前,我们中国决不愿诿卸其对于国际和平的责任;在世界大战已爆发之后,我们中国亦不望减轻其对于世界战争的负担。五年半的抗战,已经把日寇平分世界的狂妄企图和他的主动地位打破了。从今以后,我们中国还要继续努力,与同盟友邦共期于彻底根绝日寇及其轴心伙伴扰乱世界的阴谋和实力。

  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根据他的大陆政策。提出所谓「三原则」来强迫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所谓「三原则」,就是「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而「中日亲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合并我们中国。「经济合作」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独占我们中国。「共同防共」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我们东北四省为据点,蚕食中国领土,挟持中国政府,与欧洲轴心诸国互相策应,集中东西的兵力,来夹攻苏俄。我们国民政府觑破了这是日寇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始终以坚毅的态度,拒绝这「三原则」的要求。故于二十六年八月间与苏俄签订不侵犯的条约,以打破日寇的阴谋。日〔第68页〕寇乃改变外交谈判的手段,企图在「地方事件」的名义之下,以迅速敏捷的方法,截断平汉路,占领平津,划永定河东北为后方基地,北进攻取苏俄的西伯利亚,我们国民政府不仅不为其所动,而且毅然决然地派兵北上,增援我平津的驻军,坚决抗战。到了「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以后,那日寇侵略大陆的阴谋,便完全为我们长期抗战的国策所破坏了。从这时候起,中国单独抗战了两年,始见欧战的发生;四年之后,纔有太平洋战争的开始。中国的国策始终一贯,没有一点动摇。而反观日寇的国策,终是把握不定,而且到了最后,不得不一反其固定的国策,根本改革其明治以来一贯的大陆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说:由「七七」以至「八一三」之间,中国全面抗战的发动,在政略与战略上,已打破了日寇传统的国策,而确立了我们胜利的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及抗战到底的决心,已明白昭告于世界。日本帝国主义者冥顽如故,仍不愿放弃他预定的阴谋。近卫内阁仍再三宣布其所谓「不扩大方针」。第一步他还想乘我首都危急的时机,利用德国的调停,达到速和速决的目的。比及我们国民政府拒绝言和,重申抗战的决心,他第二步又想以武汉会战为侵略军事的止境,一面向中国以和平攻势与政治攻势,结束战争,一面仍不舍他北进的冲动。张鼓峰事件与诺孟罕事件就是这种冲动的波纹。然而日寇对于中国已不得不变蚕食为鲸吞,已不得不以国家的全力来应付「中国事件」。他的「不扩大方针」,乃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不得不根本改变其为「长期作战」。而以「日支亲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三原则为基本条件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至此乃亦不能不揭开面幕,出现于所谓近卫内阁的声明之内。我们国民政府对于近卫的声明,又揭〔第69页〕穿其阴谋至体无完肤。于是近卫内阁至此乃不得不因之倒台。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日寇以「平沼」组阁。德国向日寇要求以共同防共协议为基础订定三国军事同盟,企图以此同盟发动世界大战。然日寇受中国抗战的牵制,已失去他主动的地位,不得不推宕迁延。直至秋季,希特勒乃幡然改图,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欧战旋即爆发。「平沼」内阁乃于八月,亦不得不在其举国惶骇之中崩溃,继起的「阿部」「米内」两个内阁,祇得声明「不介入欧战」以敷衍一时。在此时期,日寇于这年二月扩大其侵粤的军事,占领海南岛的港湾,树立日寇武装南进的先声,太平洋战略的形势,至此乃为之一大变。日寇的国策至此乃又不得不变其北进而为南进,而南进还是脱离不了我们中国抗战的牵制,于是徘徊瞻顾,又延误他对英美进攻的计划,将近三年之久。我们须知日寇他这一个基本国策的转变,就是我们国策整个的成功。这是日寇大陆政策失败的焦点,乃为世界有识者所公认的。

  当在民国二十九年五六月之间,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相继失陷于德军之手,日寇乃为之震惊。三国军事同盟的要求,又发动于军阀的内部。近卫再度投机,起而组阁,不久就订立了所谓三国同盟的盟约。其第一步的计划为北守南进,于是有三十年四月苏日中立协定。这两个文件,使他松冈洋右成为日寇内部所谓「超第一流的政治家」。曾几何时,苏德战争突然爆发,松冈去职,而近卫第二次内阁改组,军阀的气焰,不可复遏。故近卫第三次内阁乃于平沼被刺之后,亦不得不于当年十月宣告死刑而解体。于是东条以陆军大臣组阁,决然施行其所谓「先南后北」的战略,乃于当年十二月八日〔第70页〕,在美日谈判的骗局之下,突然攻击英美太平洋上的领土和战略的据点。

  综观以上所述,日寇国策与战略变更之过程及其必至的结果,不仅世人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日本军阀本身,也还是莫明其妙。时至今日,我不妨公开的说:日本军阀虽自以为机诈百出,实际上是冥顽不灵。他对我国作侵略战争,自以为他是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且自以为他完全把我们中国控制了。所以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殊不知他的国策与战略,自开战以来,始终是受我们的控制。所以他们的作战行动,根本上受我们的支配,处处陷于被动的地位,追随?我们战略的指导方针,而向他们自然崩溃的道路前进。他始则陷于泥沼,不能自拔;而终至自投罗网,无法幸免之一日。因之,我们须知一国的政府,所定的国策之得失,对于国家的存亡,其无形的影响,比之于有形的战争胜负,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国民对于遵循国策的精神,与奉行国策的行动,尤应特别注意,切勿轻忽。否则正确的国策,执行偶一不慎,或被浅薄鄙陋、浮嚣狂暴之流所煽惑而破坏,则国家民族的前途,就会陷于万劫不复之绝境,必致后悔无及了。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而我国抗战与世界上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义公道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所激发的革命精神,实日益发扬于这个洪流之中。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反侵略共同宣言,实为人类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之结晶。我国民政府乃本于革命既定的国策,亦在这一天与反侵略各国共同签字,而我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

  在此时期,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准备不足,遂使日寇侵略的烽火到处燃烧,几成了「无往不利」的局〔第71页〕势。但是他在这个一帆风顺的时机之中,不料我军在长沙会战,给他一个歼灭战,使他在中国战场上一蹶而不能复振。这一会战,实在是日本在太平洋大战初期,精神上所受的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打击使他知道我国的军队实力所在,而始终是他的致命伤。因此他的军队对于西线,则于马来半岛与缅甸占领之后,就不敢再向印度侵略;对于南线,则于占领荷属南洋群岛与菲律滨之后,亦放弃了他进占领澳洲本土的野心;对于北线,则于侵袭阿留申群岛之后,更不能贯彻其处心积虑的北进攻苏的阴谋。在此日寇徘徊瞻顾之中,英美乃得从容布置其西亚细亚、南太平洋的战线,并充实美洲北部的国防,而苏俄亦得以专心致志于对德的战争。三十一年十一月以来,同盟国在各战场的胜利,使日寇真陷于束手无策四面包围的绝境。即轴心方面亦不能不致恨于日寇背盟失信,屡误时机。然而日寇之所以不能再向东西南北各线全力进展,以达成其「大东亚战略」任务的惟一的阻力,乃为我国的长期抗战;而我国抗战对世界贡献之大,不得不为各国所公认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局中的地位,古语所谓「作中流之砥柱,挽狂澜于既倒」这两句话,实在是可以当之无愧。

  中国抗战在国际的地位既如此重要,故列强对我们国家民族的认识,亦随抗战的发展而益加深切。在抗战初期,列强以为我们的抗战在短时期内必告结束。英美等国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他们在华利益如何始可以不受日寇的摧残,如何继续保持其东亚的地位于中国抗战结束之后。至于德义等国则企图停止敌我的战事,使日寇得以跳出中国抗战的泥沼,与他们共同发动世界战争。比及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为事实所证明,德义等国乃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梦想,而英美苏俄诸国亦认识了中华民族力量之伟大,更认〔第72页〕识了中国的抗战,不独是出于中国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要求,不独是亚洲的安定力,亦且是世界集体安全与永久和平之坚强的一环。欧战爆发,轴心诸国与日寇暴露他们平分世界的野心,英美苏俄诸国始知道中国的抗战,牵制了世界最凶狠的一个寇盗,分担了同盟国最重大的一分负担。因之中国的抗战,不独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而同时亦是世界反侵略战争在亚洲方面的中坚,乃亦为事实所证明了。
第五章 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
 第一节 不平等条约的撤废与平等互惠新约的意义
  列强对我们中国的认识,随抗战的发展而加深,已如上述。然由此以达到不平等条约撤废的目的,仍有赖于国民政府外交的奋斗。五年以来,国民政府的外交,以宣示我立国的精神与抗战的目的为方针。这个方针,不因国际形势的变迁与国内批评的纷歧而有所动摇,所以能贯彻今日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宗旨。

  先言中国立国的精神。中国虽为不平等条约束缚下积弱的国家,欲抗御强寇的侵略战,自不能不取得国际的助力,然而国民政府本于「尽其在我」的古训,自抗战发动,即标明「自力更生」的主旨。抗战五年半以来,其间国际形势曾有多次的变迁。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始终一贯,决不以环境的黯淡而悲观,亦不以局势的险恶而馁气;不轻于树敌,亦不甘于迁就;不放弃可以要求友邦援助的机会,亦不〔第73页〕丧失「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精神。

  再论抗战的目的。中国不仅为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而战,亦为世界不可分的和平与不可磨灭的公理而战。自抗战发动之初,这两大目的就已经确定了。国民政府深信世界的和平不可分,故能从列强的悲欢离合之中,知反侵略的国际阵线终必可以形成。国民政府更深信世界的公理不可磨灭,故能从盟邦的艰难挫折之中,知侵略主义者的强权终必归于失败。中国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必与世界正义和平的恢复与人类自由解放的胜利同时获得。而中国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生存,亦即为世界正义和平与人类自由解放的条件。抗战的目的如此,所以国民政府的外交,在消极方面,不诿卸负担,亦不倚赖外援;在积极方面,不独「尽其在我」,亦将「推己及人」。

  由此可知,中国的外交,在过去所以能渡过重重的难关,以独立自由国家的地位,与同盟各国共进于最后胜利的坦途,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幸致的,乃是我全体国民历尽最大的痛苦,国家蒙受最大的耻辱,纔达到的。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列强与中国之间,关于撤消治外法权的交涉陷于停顿。民国三十年五月,中美之间,有关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换文,美国同意于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的特殊性质的权利,但谈判的时期,留待「和平状况恢复之后」。至同年七月而中英之间,亦有同样的换文,英国同意于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其谈判时期,亦留待「远东之和平恢复时」。到了三十一年十月十日,美国与英国政府,同时通知我国民政府,废除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的特权,并〔第74页〕依平等互惠的原则改订新约。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及中英平等互惠新约签字。在签字的这一天,我告诉我们全国的国民说道:「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民国三十一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对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的目的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他们这个举动,不仅是增加了我们同盟国战斗的力量,尤其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以最大的打击」。我在这里更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个新约即将为中国与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各国之间的平等互惠条约的蓝本。并且在此次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与各国之间还要根据这两个条约的文字和精神,续订广泛的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因此,所有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文字和精神,从这一天起可以说是根本扫除了。综计这两约所撤废的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一)领事裁判权

  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

  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三)租界

  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权

  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

  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

  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

  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它问题

  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第76页〕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关税自主运动,北伐之后,已见成效。而收回法权运动,今日又达成目的。并更进一步,使平等互惠的精神,充满于中国与英美各国之间,使各种关系各种问题,莫不可以获得圆满的解决。只要国民把新约与从前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互相对照,就可以认识新约意义之重大了。

  然而吾人对于此次新约之成立,亦不无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但我国政府于中英新约签字之日,即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我国保留有收回九龙之权。故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惟国人所当知者,即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确有相依恃的连带关系,且不能不同时解决。今日英国之有所待者,其故当在于此,无待详述。吾人且信英国政府不致为此弹丸之地而妨碍中英两国永久的友好邦交,盖可断言。

  在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民国十三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之中,撤销其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然而中国在此时期,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尚在广东一隅,而中苏之间平等的条约,所以未见完全实施。比及国民政府迁都于南京,外患内忧,复相因迭乘,故中苏两国边疆的问题迄未圆满的解决。现在反侵略同盟各国相继撤废其对我的特权,则中苏本有传统的友谊关系,两国之间各种问题,自将获得正义公平的结果,当无容疑。

  在绪论里面,曾说到中华民族的德性,是忍辱负重,明廉知耻。因为我们能够忍辱负重,所以中华民族能够从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坚毅的精神与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独立自由的地位,使我们〔第77页〕的国家卒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使我们的国民亦能重新做了独立自由的国民。因为我们能够明廉知耻,所以国民政府对于撤废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独立自由的地位,和中国以后对世界的态度,不认为是权利,而认为是义务与责任。率直的说:我们的民族对于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反应,不取功利主义。而我们民族的反应,乃是义务感的激发,与责任心的加强。这是我要首先对我们国民指明的一点。

  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图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所以这些主张和运动,或以一年半载为一幕,或以三年五年为一期。甚至于欧美的国际形势有一度转变,各国的国内政治有一度的改革,某种思想一度抬头,某种学术一度演进,都可以在我们中国国内起一度的风潮。惟有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中国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份子。其行动的试炼,乃经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察往知来,我们只有格外惕励,特别奋勉。

  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我们中国的建国工作有国内的与国际的两方面。

  在国内方面,中国惟有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以后,纔能够实现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理想。换句话说,革命建国的工作,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实现。在民权主义方面,以「地方〔第78页〕自治开始施行法」所定的工作为基础,以至经过训政,完成宪政。并且我们对外建设中国国家为坚强的国防体,不陷于所谓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之弊;对内要训练全国国民行使全权,不偏于一阶级,使中国的政治为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政治。在民生主义方面,要继续抗战以来的生产建设,并准备战后实业计划的实施,要使生产为全民的生产,不流于阶级斗争,亦不陷于生产无计划的状态,以致不能存立于今日托拉斯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之中。

  在国际方面,中国的抗战已与世界反侵略战争合为一体。中国抗战的胜利,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亦相因相乘而不可分离。大战以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解放,必须中国与同盟各国共同奋斗,始可以求得。故中国于国家的建设以外,对于世界和平的奠定与人类的自由解放,更要准备分担重大的责任。

第二节 今后努力之方向及建国工作之重点

  国民如不能竭尽其对国家的任务,则国家无由建立,民族无法生存,而对于世界问题,更无从过问,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中国国家今后责任的重大,既如前节所述,国民对于国家与世界的任务,自亦日加繁重,当不待言。

  「天下无易事,天下无难事。」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是中国全体国民百年来继续不断的奋斗,与五年来坚苦抗战的收获。由此可见「天下无易事」。但是最近三十年间,国民革命卒能将二千年君主政〔第79页〕体推翻,三百年满族专制颠覆,乃至于世界上最残忍最坚强的不平等条约撤废。由此可知只要是我们国民能群策群力,信仰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向国民革命的大道迈进,是没有不成功的。国父说:「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倒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夫心也者,万世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成功)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失败)者,此心败之也。」而今日不平等条约之撤废,以及今后抗战建国之必胜必成者,亦由于吾人遵奉国父遗教,继承遗志,贯彻始终的精神之所致。所以可以说是「天下无难事」。

  革命之主义,如日月经天一样的明白。革命的方略,国父已经有了精确的遗着。革命的成败,到今日又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国民只须遵循主义,按照方略,顺?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来应付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变局,而与全体人类分担世界改造的伟大事业,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

  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不能有一点伪言妄行的卑劣行动,亦不能存一点取巧投机的徼幸心理。古人说:「诚者成也」,又说:「不诚无物」。何谓诚?「诚」就是无伪无妄,精益求精的力行。所以不诚则天下无能成之事,至诚则天下无不成之事。我常说:诚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简单说:「能公必能诚」。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就是打破个人利己主义,而要救最痛苦的人民,最危急的国家,就是以利他为目的。所以我们今日要完成主义,要尽人类一份的责任,求得人生最完满的境界,我们的所作所为,皆要本乎至诚。如此我们所贡献的劳力,所贡献的智慧,乃能创造,能进取,能建设〔第80页〕,而真正能有益于国家民族,亦真正能尽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把「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来确定我们的思想,认清革命的方向。就我们的本性,来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决心力行,一往直前,充其行之极致,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是甘之如饴,无所畏惧。古人所谓「以杀身以求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力行的本义。这样力行,就是革命。亦惟有其真正革命的行为,方能表现力行的意义。这就是我们革命者为实行三民主义救国救世的唯一精神。总之,「诚」是行的原动力,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的去行仁,不知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的做去,做到成功为止。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在革命运动上的意义,亦就是在此。

  我在前面说过:现在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是建国工作的真正开始。换句话说:国民革命的现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须知革命的破坏工作,不可以幸致,必须有百折不回的信心。自强不息的至诚,始可以达到最后的成功。而革命的建设工作,只要我们全体国民有不矜不伐的笃行,实事求是的实践,未有不可以如期完成的。国父有言:「莫难于破坏,莫易于建设。」辛亥以后,建设的工作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忽视建设,并认为建设无须乎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我们今日切不可再蹈这个覆辙,我们必须使破坏与建设相需并进。我们对于建设,必须以革命与抗战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手段来进行。

  国父分革命建国的程序,为三个时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而贯通于三个时期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这三个工作在本质上是合一而不可分的。可以说,三者并举则国〔第81页〕家富强,三者偏废,则民族衰败。不但是现代各国建国的基本原理如此。就是依照我们中国历代的建国史实来说,亦无不如此。我们现在要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以求生存于世界,并要进而尽我们对于世界的责任,故必须先求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方得完成国家整个的建设。若论教育,我们必须本于中国六艺教育的精义,以自卫的实力与求生的本能,训练国民,使每一个国民,都能致力于生产,献身于国防,手脑并用,智德双行,一改过去萎靡文弱虚伪浮夸的弊病。至论经济,我们必须本于中国获得的独立自由,使国民经济平均发展,以为国计民生的基础,而纠正过去破碎偏枯而有害于国防与民生的错误。对于军事,就是我们国防与文化必期于合一,而国防与民生,亦必凝为一体。能够这样,中国纔能够成为坚强的民族国防组织,以自存于世界,并尽其保障世界和平共求人类解放的责任。

  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政治受经济的影响,甚至为经济所支配。我们要改造百年来次殖民地破碎偏枯的经济,而为独立自由的经济,且期于适合国防之所需,则必以政治的力量转移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政治建设健全而有效,则必须社会建设,能为政治设施作切实的基础。至于社会建设的成功,又必须改变国民过去消极和被动的心理,与提高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故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五项建设有效,方能使教育、军事与经济合一的建国工作成功。

  以上所说建国的原则与程序,我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小册里面,已有详细说明。我〔第82页〕在这里,更就此五项建设,指出其重点,确定其方向。成年国民,应各就其职业与职位,把握此中一个重点,以推进其业务。青年国民,应当各就其学业与志趣,选择此中一个方向,以发展其能力。每一国民都能如此,国家的建设方能够成功,国家的命脉乃有所寄托。

  (一)心理建设方面

  不平等条约对于我国民心理的影响,为丧失自信,为依赖盲从,为惧外媚外,为虚伪自欺,为中国固有文化系统的破碎。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了,国民应抚心自问:我们心理上种种弱点,是不是已纠正了!国民如果不能纠正这种种弱点,不能养成独立自主的思想,重新来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则思想上仍不免为人奴役,政治上仍不免为人藩属,为人殖民地。故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以言民族固有的精神,则中国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实为我民族德性的结晶。而国父的思想更远承百代悠久的源流,会通世界进步的学说,以为中国建国最高原理。其中尤以国父所著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对症下药,这是心理建设最宝贵的指针,故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必以此为准则。以言科学的知识,则不独采取西洋的科学方法原理,亦将一扫百年来倚赖盲从的积习,以恢复民族固有的创造力。综括的说,要我们的国民积极创造,自主自动,务化冷酷的态度为热烈进取的情绪,更化消极萎靡的精神为积极果敢的行动,养成整齐严肃践履笃实的风气,方能巩固革命建国的心理。〔第83页〕心理建设的最大的责任,尤在于我全国中小学校的教师,因为中小学教师乃是少年学生的德行知识和体格的保傅,其影响于青年和未来的国民,比大学教授更深更大。少年学生性情未定,知识尚浅,恰如一张白纸,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少年时代陷溺于颓废或狂激的一途,则青年时代便不易受国家思想民族道德的陶铸。青年时代不能自爱自强,则壮年中年时代又如何能担当国家建设复兴的重任?所以国家的治乱,民族的存亡,系于此多数教养中小学生的吃苦耐劳的「无名英雄」之手;必须此少年学生的保傅,自觉其掌握国家命脉的责任,在次一代国民里面,播下国家生存民族独立坚忍不拔的种子,使国家民族一二十年之后,有接续不断为国应用的器材。政治社会各方面,更须深切认识此中小学教育使命的重大,特别加以尊重与爱护,予以鼓励与奖励,使中小学教育能与大学教育在经费与人材上平衡发展。中小学教育能够益臻于健全,则心理建设,自可以成功。抗战牺牲所获得的独立自由,始有其坚实的基础,而革命建国的理想,乃不致落于空谈。今日有志于教育的青年,不仅不得轻视中小学教师之职业,而应认此为报效国家第一等大事,与复兴民族最基本的急务。故青年能以担任中小学教师,特别是教育基层的小学教师为志节,埋头苦干,敬业育才,勿沽誉钓名,勿好高骛远,是为今日建国工作无上之至宝,如此国民的心理建设乃可以有成。

  (二)伦理建设方面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规定的项目,为建国的信仰和精神的改造,尤注重于救国的道德。此〔第84页〕后伦理建设的工作,即应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五千年来我中国国民所以能够保持民族的生命,维护国家的生存,并能够屡从危亡丧乱之中,拯救民族国家,致之于复兴的境域,就是我们国民所蕴积而益厚的,所锻炼而益精的救国道德的功能。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须知个人惟在国家民族之中,始可以生存发展。故国家民族的生命,为个人生命所寄托。而国家政府的命令,应引为个人自主自动的意志。国家民族的要求,且应成为个人自主自动的要求。逃法玩法固为国法所不容,避重就轻,亦当为国民所不取。每一个尽忠尽孝的国民,必敢任他人所不敢任的任务,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而后国家民族的命脉,始可维系于不坠,而国家民族的前途,始可以充实而有光辉。尤以我全国的青年,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为社会服务则必深入农村,为国家工作则必?重基层,一扫现在平时优游于都市,战时速避于后方之恶习,纔可以做一个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的国民。青年今后立志的方向,本节里面,各有说明。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一个目标,作为青年爱国的典型。古人说:「战阵无勇,非孝也」。今日战争中最奋勇最重要者,莫过于空军之飞行员。青年人人应立志为军人,为飞行员。乃可转移我国三百年来国民怯懦萎靡的风气,以恢复我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而〔第85页〕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而中华民国方得永久生存于世界,使不再为异族所奴役与灭亡。

  (三)社会建设方面

  新生活运动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运动,其目的在求中国国民之「现代化」。国民惟有现代化,纔配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民能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家纔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民族精神的焕发,国民道德的修养,必见之于国民日常生活,始不落空谈。而地方自法的推行,国民经济的建设,亦必以国民日常生活为依据。所以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五项建设的总运动,应为今后社会建设的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地方自治的训练,与公共之「乐」与「育」的设施。以言地方自治,要知道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助。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故国家建设的基层,实在于乡社。因之,我们中国国体虽久为君主,而民本民治的精神,实贯注于民间。可惜三百年来乡社的成规,竟废弛于满清一代。清末以降,一般学术思想,驰心外求,早忘却乡社是建国的根本。现在我们要?手于社会建设,仍必实行地方自治。乡镇的建设,又为地方自治的中心工作。乡镇建设着有成效,则地方自治乃可健全。而地方自治之健全,即为民权与民生主义实现的基础。以言民众的「乐」与「育」的设施,仍必为乡社的事业。娱「乐」与养「育」的两项,与食衣住行四者同为根本的民生问题;乐与育更超越于物质生活,而为精〔第86页〕神生活的基础。求乐与育设施普及而深入于民间,惟有乡社自主自动以从事于实施,始可以期成。如乡社的托儿所、保育院、俱乐部、公医院各种公共福利事业,必须合乡社的群策群力,以求充实。必以此为基点,始可以造成「老有所终,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新社会。

  由此可知社会建设的责任,首在于乡社自治员。惟有乡社自治员,始能深入于农村,负起指导乡社自治的责任,更于自治之外,倡导娱「乐」与养「育」的设施。所望我全国有志建国的人士,认识一切报国事业,皆应经历此自治员之一阶段,实习地方自治工作,认清乡社自治员和保甲长,为社会建设基层的职位;勿流连于都市,勿眩惑于虚荣;以简单朴素的生活,任建国的基层工作;则在个人为建立平生一切事业的基础,而在国家则军事、教育、经济各项的建设,乃有确实的保障。

  (四)政治建设方面

  「抗战建国纲领」对于政治建设有具体的规定,五年以来,已??见于实施。然而国民对于政治制度与法令规章,必须奋发自主自动的精神,而把握其重心之所在,始可以措政制与法规于健全有效之域。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则自主自动的精神,尤为独立自由的国民所必具。我常说:「自强始可以自由,自立始可以独立」。国民如不能自强自立,则独立自由的地位,必有得而复失之一日。故国民实为政治建设的原动力,而自主自动的精神,即所以充实政治建〔第87页〕设的基础,然后中国的国家组织始可以健全,而国家行政,始可以提高其效率。所以今后的政治建设应以国民奋发自主自动的精神为基础,而其最基本的项目为培植民主制度与健全国防体制。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我国政治的建设必须树立五权宪法与全民政治的基础,不受空洞的口号所愚,不被虚伪的形式所惑,循序渐进,笃实践履,始可以使中国臻为现代的民主国家,而跻于国际社会之林。在这一方面,我希望全国有志于政治工作的青年,本于国家的需要与时代的潮流,确定其远大的目标,树立其崇高的志向。我们中国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都市有畸形的发展而为人口所集中,政治建设亦相率而趋于少数之都市。因之国土荒废,边疆空虚,以致国不成国,侵陵频至。现在不平等条约既已撤废,则今后的政治设施,必一扫过去偏枯的积弊,而期于全国全区域皆有平均的发展。故边疆的开发,应为全国就学青年立志的目标。所望我有为有守的青年,要恢复马伏波(援)班定远(超)的精神,立志在边疆,致力于政治建设,埋头苦干,做一个手脑并用的屯垦员。国父教训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须知边疆屯垦乃为今后建国第一等大事,而边疆屯垦员之贡献于国家的政治建设,论功效与品格,超越于大都市里面工作人员声价之上,何啻十倍?青年如要为国家做大事,为民族造大福,必须不求近效,不急近功,先要立定这个目标以为报国救民终身的抱负。

  (五)经济建设方面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方案」早已指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的要目。这个方案,是本于国父实业计划的精义,规定具体工作,以期中国的国民经济能适应于国防的要求。抗战五年半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趋向于国防与民生的合一。不平等条约的撤废,更能使中国以独立自由的地位,迈进于经济独立「自力更生」的大道。而中国之「自力更生」,尤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故今后国民的经济建设,应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其最重要的条目,为准备实业计划的实施,由此以完成我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基本政策。至于国父的实业计划,其规模远迈汉唐,其精神更有以会通现代世界经济的变局,实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惟一的宝典。而其准备工作,自甚艰巨。故全国国民必须自今日起,立定决心,积极进行。

  于此有应为我全国有志于经济事业的青年指出一点。不平等条约的撤废,已为我们中国的工业解除其重重的束缚。然而中国今后的工业,仍须以最速的进步,与最大的努力,始可与先进诸国高度的技术与集中的经营,并驾齐驱。所以我全国的青年,必须立志为工程师,提高其技术的知识,致身于工业的发展。更要从实际的工作里面,求创造求发明,然后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方有完成的把握。

  总之,建国规模、计划,及其树立规模、执行计划的志节与本能,当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教训,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的地理环境,参之以世界形势的进化,而体会研求。至于实行,更须由小而大,由近及远。而实行之程序,又必须有重心,有基点。要知道:没有远大的志节,伟大的本能,则必至于忘本〔第89页〕逐末;不求切近的实践力行,则必至于好高骛远。所以我在本节里面,就建国的计划与实行,择其重心与基点提示于我全国国民之前,并指定明白的方向,作为我们全国青年立志的指针。

  在今日以前,我们中国的各项建设,都不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可以求其原因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然而从今以后,不平等条约束缚既已解除,则各项建设如再不能突飞猛进,其责任当在于我们为国家主人翁的国民全体。我们全国的国民要负起各项建设的责任,必须先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更须先问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试看那一种建设,不需要有能力和有信心的人才?试问我们中国现在所有的人才是不是足够担当各项建设的责任?建设的计划与实施,须有重心有基点。我们所说五项建设,自当同时并进,不可缺一,而其重点则不能不置于经济。国父曾指示吾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之基础为经济。经济不仅为各项建设之重点,而且为一切建设之先务。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是本于「民享」的原理。我们要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尤须以计划经济和社会立法,实现民生主义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
至于经济建设必须以实业计划为准则。我们要完成实业计划所定的业务,首先要有实行实业计划的人才和完成实业计划的物资。今举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用的人才与物资,分别列表如下:

  一、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须完成之各项工作表(本表仅就土木、机械、电机、空运、水利、建筑、衣服、卫生、矿冶等九项计其数量,其它从略)

  项目全部工作量最初十年内工作量







  实业计划全部的完成,要积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久。上表所列的工作、人才和物资,祇是最初十年之内所要作要用的数量。国民初见这些数字,或不免认为太大,而以为不易成功。殊不知这些数字,比之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面积,实在太少,决不为多。即就棉织机的数字来说,棉织机全部完成之后每人每年平均可得棉布亦不过十八公尺,而最初十年之内完成者,只有十分之一,则每人每年平均不过得到棉布一、六公尺。又以自动车而论,全部完成之后,平均每一百五十人纔有一辆,而最初十年之内完成者不过十分之一,则平均每一千五百人纔有一辆。更以人才而论,四万万五千万〔第98页〕人在十年之内,供给各级专门学校毕业生二百四十六万人,决不可以说是太多。只举现在所有军队的官长之数来说,已受过普通与高等教育而有充分管理技能的,就有五十万以上人数。这些官长将来复员时,若再授以专业的短期训练,就可成为经济建设现成的干部人才。大家只看这一点,就可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才,是如何的众多,只要我们大家有信心,能努力的去做,各项建设,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否则我们国民锢于旧习,如仍有「不易成功」的感想,这就是由于大家不能深切领会国父「行易」的学说,不能彻底体认「力行」的道理。三千年的君主政体,三百年的满族专制,甚于一百年的不平等条约,我们的国民有了一致的信心,共同的努力,就可以在短期间之内,或推翻,或废除。若以同样的信心,实行实业计划,决没有不成功的理由。更以中国与日本来比较,我将国父于民国七年在三河坝阵地上曾对我说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个计划必能成功的道理。国父说:「日本的人口与土地,皆少于中国八倍至十倍,所以日本八年或十年可以完成的工作,将来我们中国只要一年或二年就可以完成。」我们如果是国父的信徒,相信他的至理明言,那为什么还要存这些畏难怀疑的心理?中国过去建国工作的失败,乃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压迫。现在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了,只要我们全体国民能够力行,则上表所列十年计划成功的程度,我们相信只有超过这里预定的最低的数量,而决不患其太多,更决无不成之理。如照各国已往建设的经验,再征之我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十年间在内忧外患中修筑铁路公路的事实,则依我的估计,其中有几个部门,如铁路、公路、航空、筑港、堤防、灌溉、电力等项,将来实际的成绩,或可超过预定之数一倍以上,实至为平常之事。

  但是就人才来说,实业计划的实行,要有大中各级学校教养的人才,有如上表所列的数字。我们现在的学校是不是能够训练这些人才,来供经济建设之用?就我们现有的大学专科高初中等各校来说,从民国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五年之中,各级毕业学生只有四七一、七三九人,而实业计划实行的最初十年就需二百四十六万毕业生,实业计划以外各方面的需要,自不在内。所以我们在抗战期间,这几年之内,务必赶快加强教育,扩充学校,来准备充分的人才。就此乃可知道,抗战以后,我们同胞只要他有一技之长,就不患没有贡献其能力于建国工作的机会。尤可知道各方面服务于建国工作的人员,必须能以一人来做二人的工作,一天要做二天的业务,纔可以供应国家社会的需要。那里还可以苟且因循下去?那里还有徘徊犹豫的时间?先哲说:「见贤思齐焉。」谚云:「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我们看见了世界上各国的富强,更必须发奋为雄,来求我们中华民国同他们一样富强,而且我们的民生更要比他们康乐。我们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对于民生的福利,必须达到我们国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二条规定的标准。就是「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房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这是我们建设的惟一目标,亦是实现民生主义的第一步工作。我们中华民国既要建设这样一个富强与康乐的国家,就要我们每一个国民真有「惟日不足」之感。人不自弃,必不见弃于国家;人能自勉,始可以策同胞,共同奋勉。所以我恳切的期望全国国民自立自强,互相策励。尤希望全国的青年能立定志气,抱定决心,认定目标,朝?建设的方向急起直追,来完成这千载难得的建国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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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表于 2005-12-30 16:20 |只看该作者

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全文)

第六章 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建设与革命哲学之建立问题


  在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建国工作真正开始的今日,国民一方面对于国家独立自由地位的获得,或不免有「骄矜自慢」和「一得自足」的错觉;而他方面对于今后应做的工作,亦不免有「畏难却顾」和「避重就轻」的心理。我对于这两方面,在前章已经有详明的解释。现在再在本章里面指出几个建国的基本问题,亦就是建国成败的关键所在。希望我全体国民有所警惕,而首先要指出的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我国民如果能领受这个深切的教训,今后建国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把中国三千余年的君主政体,满清二百六十年的专制政治,在极短的时间以内,澈底推翻。自此以后,袁世凯的帝制,张勋的复辟,莫不失败。所以我们不能说革命没有绝大的成功。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十几年间,又遭逢了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时机,我们不但不能得到自立自强,而外患反而更深,内忧反而更凶,我们怎么不承认革命是失败呢?就说当时辛亥革命的成功,要知道这只是革命破坏方面的成功,而革命的失败,亦就是建设方面的失败。破坏的革命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满清末叶,国民的心志,集中于反对丧权辱国的专制政府。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对于革命必须〔第101页〕建设与破坏二者并行的道理,没有真切的认识,即有认识,也不能够趋于一致。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国民就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说,以为无须再用革命手段,从事建设了。不独国民如此,革命党中的同志也是如此。所以军阀政客得以为所欲为。初则假借约法,继而破坏约法;初则树立政党,继而割据自雄。在国家民族大有可为的时期,反而过醉生梦死,自杀自伐的生活。他们误国的过失,卖国的罪恶,固然不可胜诛,而一般国民,尤其是智织阶级文人学士,一面受军阀的压迫,一面受帝国主义工具反革命派的宣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因之多不能了解国父的主张,更不信奉三民主义。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不是旁观冷漠,即为反对敌视,更不能够认识中国国民党与整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生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也要负绝大的责任。所以国父在此时期,看出国民的心理建设,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心理建设的要义,就是要党中同志和一般国民明白「知难行易」的道理。

  破坏的革命所以成功,建设的革命所以失败的缘故。 国父曾明确指示,这完全是由于国民的「知」与「不知」的关系。 国父说道:「夫破坏之革命成功,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是『知』与『不知』之故也。予之于破坏革命也,曾十起而十败者,以当时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而视革命为大逆不道。其后革命风潮渐盛,人多觉悟,知满清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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