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罕见老照片(组图) 老照片图库



  十世班禅,法名罗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原俗名贡布慈丹。文革结束后,十世班禅在西藏实施了一系列涉及藏族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的重建与改革,深得藏人爱戴。不为人知的是十世班禅与中共之间有过一段恩怨往事:1959年藏区骚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十世班禅选择留在西藏,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主任的职务。出于对中共在藏区实施改革中产生问题的不满,十世班禅于1962年编写了《七万言书》,对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挞伐。该报告与彭德怀《八万言书》一起,被毛泽东定性为“反动派的疯狂反扑”,导致班禅与中共关系恶化。1964年,十世班禅出人意外地于一次万余藏人参与的集会中,表示达赖喇嘛是西藏最高领袖,宣扬西藏独立,此后立即被逮捕,被指控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并被剥夺了一切职务。文革爆发后,十世班禅被批判为“班禅集团”受到迫害入狱。直到1978年,在得到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允许后,十世班禅得以出狱。1989年1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圆寂。图为1951年,班禅额尔德尼号召青海塔尔寺喇嘛捐献飞机大炮,支授抗美援朝。


1961年9月,十世班禅前往北京参加国庆活动。随后半年,十世班禅曾到西藏、四川、青海、云南诸省藏区访问考查,在发现人民公社的问题及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的问题后,质问中国共产党四川干部“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什么在人民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图为1954年9月11日,班禅额尔德尼·罗桑慈勒伦珠却吉坚赞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献哈达。



  

  十世班禅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视察时,州负责人向他汇报甘孜、阿坝两个自治州在平叛、改革后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他随即打断其谈话说:“甘孜、阿坝是开展平叛、改革最早的地区,平叛五六年还平息不下去,你们这里平叛扩大化现象非常严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劳动人民、基本群众打成'叛匪’。在改革时,大批寺院被毁坏,喇嘛被强迫还俗……许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有人批评我,老讲民族、宗教问题。我是活佛,是藏族,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很自然的呀。你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图为1954年9月26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达赖喇嘛(右)和班禅额尔德尼(左)合影。


  对此,十世班禅认为自己有必要有责任向中央反映问题,并把此想法告诉了身边的人,但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十世班禅的经师恩久活佛(曾为九世班禅的行辕之一,与九世班禅一起到青海并主持过寻访九世班禅灵童专世)更极力劝阻,并特意提醒他1957年反右运动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记忆犹新,因此不可轻举妄动。图为1955年2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共度藏历年


  

  恩久活佛对十世班禅说到:“达赖佛已经走了,现在只剩下你一个,要是你有不祥,不只是你,也不是我们扎什伦布和后藏的事,整个藏区的政教事务都会受到影响,几百万藏民会感到没有依靠。”但十世班禅认为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搞好西藏的工作且没有私心并回答到:“只要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佛法宏扬,我个人暂受一点冤屈,也无需愧悔”。于是他力排众议在当年年底,由于汉语不够好,开始用藏文起草《七万言书》,耗时五个月。图为1956年,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和达赖、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



  

  1962年4月21日至5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上,时任统战部长李维汉检讨了“平叛扩大化”时所犯的错误,并要求加紧“甄别纠正”,当时的气氛表面上有所解冻。藏传佛学高僧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做法太失人心,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老爱回避实质问题而搞数字游戏……我也向您学习,用几个数字,讲讲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对此进行翻译的人员一度不敢进行翻译工作。图为1957年,十世班禅大师在日喀则德钦颇章,为朝拜者摩顶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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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初,十世班禅基本写完了藏文稿,后请人翻译成汉文,以《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为题递交给国务院。在该文中,十世班禅提出“七个认识”,认为中国共产党“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极其严重:一、对自治权利的认识;二、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西藏问题的认识;三、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四、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五、对叛乱原因的认识;六、对地方错误的认识;七、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图为1957年,十世班禅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研究佛经。


  

  在此意见书中,十世班禅认为“西藏的叛乱是具有反党、反祖国、反人民和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性质,罪恶很大。党采取平叛的政策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但他也指出“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的衰败而濒于灭亡,我们藏人于心不忍。”实行专政的过程中“很多在押犯悲惨地死去了,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平叛扩大化时,青、甘、川、滇藏区有的地方“除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余青壮年男子以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关押了。”图为1959年,周恩来在北京火车站欢迎十世班禅。



  

  十世班禅通过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了在平叛、改革中出现错误和问题十分严重,还强调:这些问题和错误若不认真加以纠正,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严重危险。针对民主改革中对待宗教的问题,十世班禅表示:掀起了一个消灭佛象、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象、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姿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破坏……盗走了许多佛象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而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画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

“民改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由于大部分寺庙没人居住,所以大经堂等神殿、僧舍无人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沦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全西藏过去僧尼总数约有十一万多人,其中外逃者可能有一万,剩余约十万人,民改结束後住寺僧尼权且算作有七千人,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图为1959年4月,十世班禅喇嘛来到拉萨,向大昭寺僧众训诫。



  

  针对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场面,十世班禅表示:在民改斗争的地方刮起了两大风,如果想进行斗争,即如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姿意进行诬陷,以致冤枉了许多好人;而且对于那些疯狂的人,反予以奖励表扬,而对真假不加调查等,没有进行应有的掌握,此其狂风之一。……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推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此其狂风之二。图为1959年4月22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



  

  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宣传的旧西藏的黑暗与落后与共产党带来的光明等,十世班禅表示:在西藏一些地方出现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这是非常不应该,是恶劣的、严重的。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舍施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图为1959年4月29日,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三周年。右起:贺龙、阿沛·阿旺晋美、张经武、十世班禅、陈毅、乌兰夫。



  

  5月下旬,周恩来前往东北前向中央有关领导及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交待,嘱咐与十世班禅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发布后,十世班禅将其送达中央领导和相关部门,引发了高度重视。依照周恩来的指示,李维汉与张经武、张国华、王其梅、夏辅仁、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及平杰三、刘春等人一同召开参加了会议,与十世班禅一同研究相关提问题,并商量解决办法。7月19日,会议形成了四个重要文件,分别为:《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图为1959年5月15日,邓小平向十世班禅祝酒。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再次详细研究了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及四个文件。7月24日下午,周恩来与十世班禅再次会面,回答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图为1960年,十世班禅(前排右一)在井冈山参观。



  

  8月初,十世班禅回到西藏。8月13日到9月2日,谭冠三主持召开了西藏工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并传达了周恩来与李维汉等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十世班禅对此感到很高兴。但随后形势突变,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并批评了李维汉,认为李维汉“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在看到《七万言书》后,毛泽东将此定性为“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图为1960年2月16日,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十世班禅(左二)、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右一)在北京参加中共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在内地参观后回到拉萨。这是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张经武与十世班禅交谈。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不久,李维汉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习李二人的免职直接影响了十世班禅。9月底,张经武飞往拉萨,传达北戴河会议的内容。西藏相关领导认为,李维汉向班禅投降,对班禅“向党猖狂进攻”一味“迁就、妥协”,助长了班禅的“反动气焰”。十世班禅对此非常震惊,并在此之后与西藏工委主要负责人关系日趋紧张,分歧日益加深。工委不断对他“批评教育”,而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也被停止。图为1960年9月,朱德设宴款待十世班禅。



  

  会后,有人批判《七万言书》为“农奴主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并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八万言书”呼应,“一个在党内,一个在党外,共同向党进攻”。还有人认为十世班禅的意见与中印边界问题有关,“具有国际背景的阶级斗争”。对此,十世班禅表示无法忍受,并说:“我这个人看到'左’的错误,看到不合理现象,看到老百姓吃苦受难,从心底感到气愤,根本坐不住。要我不讲话,或者讲好听的假话,或者闭上眼睛,我根本办不到,这大概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图为1961年1月,周恩来会见十世班禅。



  

  1963年全年到1964年初,十世班禅被关在一座小楼内,十分消沉痛苦。他想找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未得到响应。此后,十世班禅开始求助神灵,请占卜师算卦,托梦,并希望神灵可以为其辨明是非。1964年年初默朗木庆典(即传召法会)期间,十世班禅出人意料地在拉萨传召大法会上对有一万藏人参加的讲话中提出西藏有权独立并号召西藏独立,支持并赞扬了达赖喇嘛,称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领袖,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十世班禅当场遭到拘禁,并在受到了连续七天的秘密审讯后消失。图为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与第十世班禅交谈。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十世班禅受到严厉批判,被指控“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会上,十世班禅据理力争毫不妥协,甚至大吵大闹,拍桌子摔茶杯,但发言被多次打断,为此,十世班禅还获罪“态度恶劣”、“抗拒改造”。会上,“翻身农奴代表”声泪俱下地指控十世班禅残酷压迫剥削农奴,犯有滔天罪行,并批判他是“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图为1964年,十世班禅在西藏自治区扩大会议上遭批斗50天,被定性“叛国集团”、“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



  

  随后,会议批判了“班禅叛国集团”,指控十世班禅阴谋“背叛祖国”,搞“西藏独立”,指控原堪布厅的主要成员是“班禅集团”的“黑干将”、“黑高参”。此外,会议还指控了十世班禅在日喀则和拉萨的“班禅集团反党叛国罪行展”,并发动“百万翻身农奴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愤怒声讨”。在会议期间,十世班禅的家被抄,查出大批卦辞,并被认为是“向党进攻”、“诅咒共产党、诅咒毛主席”的罪证。十世班禅一度成了西藏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被认为是西藏各族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图为1981年,邓小平会见十世班禅。



  

  当月,由周恩来安排,班禅举家搬到北京已故副委员长沈钧儒的寓所居住,仍受到副委员长的待遇。期间,十世班禅参加了国家民委办的学习班,还被安排到低压电器厂接受劳动改造。12月17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十世班禅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及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仅保留委员职务。在此后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十世班禅还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职。图为1982年7月10日,十世班禅在西藏视察工作时与日喀则地区中学山东援藏教师代表合影。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部分斗争矛头指向了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周恩来对红卫兵表示对乌兰夫、十世班禅等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加以保护,如果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材料揭发,也可以背对背批判,但不能揪斗。因此,十世班禅在初期生活相当平静。好景不长,1966年8月末,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人强行进入十世班禅的住处,将十世班禅押送到学院,召开了大规模的批斗会并成立了“揪斗班禅联络站”、“批判班禅指挥部”等组织,争相批斗班禅。其中,批斗罪名包括虐待殴打家中保姆,喜好男色等。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十世班禅由北京卫戍区转移到北京政法学院接受“监护”,与被“北航红旗”揪回的彭德怀关押在同一地点。两个多月后,得到周恩来指示,十世班禅被卫戍区送回了寓所。图为1984,十世班禅参访南普陀寺。



  

  1968年2月,十世班禅被再次带走,并以隔离监护的名义囚禁在秦城监狱,与外界失去联系。在狱中,十世班禅受尽折磨。在监狱中,十世班禅十分愤怒,经常猛烈地敲打铁门并呼唤:“打开铁门、把我拉出去,交给群众批斗。”“你们为什么不批判我,不提审我,我要见人,我要说话!”有时,十世班禅故意将饭碗打翻,或在放风时故意用脚踹看守,以激怒他们和他们吵架。由于监狱管理人员都为汉人,十世班禅没有机会使用藏语。在监狱期间,每天警卫送饭前都会递过一张纸条询问十世班禅想吃什么。但是,那时十世班禅还不懂汉文,因此受到很大的刺激。于是,他给监狱长提意见,要了一本《新华字典》,并将其“从头到尾反复背诵”。同时,他主动和监狱管理人员谈话学习汉语,并艰难地阅读了毛泽东著作和中文报刊,将一本《新华字典》翻烂。图为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大会堂。



  

  出狱后,十世班禅曾说:“这本小字典,是我最好的老师,我要把它作为珍贵文物好好保存。”通过数年狱中的刻苦自学,出狱时,十世班禅已能流利地说汉语,汉文水平与社会知识进步较大。因受十世班禅1962年《七万言书》一案的牵连,八十岁的喜饶嘉措在文革中受到批斗被被打断一条腿,并在受尽折磨后于1968年死去。1969年,一度有报道称十世班禅已经在监狱内死亡。十世班禅的牢房与原北京副市长万里较近,两人关系因此较为亲密。图为1985年,十世班禅与阿沛·阿旺晋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西藏第一批统战干部培训班。



  

  1977年10月,十世班禅获释,但被软禁于北京直至1982年。出狱后,十世班禅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每天他很早起床,念完晨经后外出跑步,从北京站一直跑到天安门广场。还与其他北京人一同作体操,与见面的陌生人问声好。跑步后,吃过早点看书学习。有时到胡同里散步,有时自己买菜和日用品。与此同时,十世班禅开始对自己的“七万言书”反省,并认为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并不委屈,并表示:“过去我确实犯了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今后我准备好好总结一下,再给中央写个检讨报告。”在一次谈话中,十世班禅谈到“过去我被人扶在宝座上,接受众人拜见,就连我自己的父母来见我,都要给我磕头。那时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但是现在我知道了,那样做是错误的。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越想越可笑。”图为1985年,十世班禅在拉萨。



  

  1978年,十世班禅与其他民主人士组成代表团到外地考察,原69军军长董其武是考察团副团长。考察之中,十世班禅和与其年龄相近的董其武的警卫关系较近。于是,十世班禅委托该警卫员给自己介绍结婚对象,得到该警卫员答应。回北京后,该警卫员介绍了董其武的外孙女李洁。19岁的李洁出于好奇带着自己的五姨见了班禅,而十世班禅一见倾情直接向其求婚。图为十世班禅妻女与邓颖超合影。



  

  李洁被十世班禅的气质所吸引,愿意放弃第四军医大学的学业与十世班禅结婚,但遇到舆论阻力和女方家人的反对,李洁的外祖父董其武也不同意。对此,十世班禅说:“喇嘛结婚并不违反教规。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结了婚,达赖的弟弟也结了婚,他们都是活佛,可见一定程度是可以结婚的。”为此,他们二人向中共中央发出报告,申请结婚。1978年6月,在得到邓小平批准同意后,二人领取了结婚证书并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李先念、张爱萍、杨得志、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等出席了婚礼。婚后,李洁成为他的妻子兼秘书,并育有一女。图为1986年4月8日,十世班禅在澳大利亚的活畜销售中心参观。



  

  1989年1月9日,十世班禅乘专机从北京动身前往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开光典礼(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习仲勋送行时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十世班禅说:“开光典礼办完,便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习仲勋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图为1987年9月1日,十世班禅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大会上发言,习仲勋、邓颖超出席。



  

  1月10日,十世班禅参拜了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诵经祈祷。1月14日乘车前往300公里外的日喀则。22日上午,十世班禅主持了在扎什伦布寺班禅东陵扎什南捷的开光典礼。会上,十世班禅与中央代表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先后发表了讲话。开光典礼达5个小时,后宣布:“我的任务完成了!”图为1989年1月,第十世班禅大师在拉萨大昭寺金顶留影。



  

  1月23日,十世班禅给各省代表召开座谈会,听取对西藏工作的意见。十世班禅发表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西藏30年来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发展带来的好处,并针对当时对待藏人示威的严厉处置表示有些官员反复犯错。图为1989年1月,十世班禅回到西藏日喀则,受到热烈欢迎。



  

  24日,为宗教界代表召开座谈会,听取对藏传佛教发展的意见。25日与26日,为五万余信众逐一摩顶,因此劳累过度。27日晚,宴请日喀则军政领导。同日,十世班禅讲到:“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大会,我再加这样一句话就好了:我和达赖喇嘛都是宗喀巴弟子。在这个隆重的开光大典上,我很想念我的教友达赖喇嘛。”图为1989年1月,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与第十世班禅大师在日喀则合影。



  

  1月28日凌晨,十世班禅在日喀则在主持历代班禅灵塔落成仪式中心脏病发作,心电图显示为急性下壁和广泛前壁心肌梗塞。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得知后立即派遣一队心脏病专家乘专机前往日喀则,时任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任抢救小组组长。温家宝到达拉萨后,乘直升机前往日喀则的班禅新宫德庆格桑颇章。图为1989年1月27日晚,十世班禅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抢救进行两个小时后,守候在班禅身边的嘉雅活佛对救助人员说到:“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请把大师交给我们吧,让我们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处理”。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编写讣告并准备在十世班禅去世后发布,讣告中称“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十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日喀则新宫德庆格桑颇章逝世,享年51岁。”29日晚20时16分,十世班禅因抢救无效而圆寂。图为1989年2月15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作者:岑劳诗_4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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