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现代以降，中国社会的风云际会造就了大量的风云人物。在任何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很多复杂的历史人物。从这个角度说，这些人物本身和波谲云诡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这也是历史本身吊诡性的表现。
说起梅思平，很多人不会知道。但是，说起五四运动，说起五四运动学生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壮举，未有闻听者寥寥。在义愤填膺的学生奔赴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时，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人，正是今天要说起的主人公梅思平。
梅思平生于1896年，浙江永嘉人，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获文学学士。从其经历而言，是一个典型的爱国者，这从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有很有力的证明。此外，作为能够成为i中央大学的一个学者，梅思平对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有贡献，在商务印书馆刊印的大型现代《万有文库》中，《中国革命史》一书就是由他编辑出版的。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爱国情怀的学人，后来却成了汪伪政权的帮凶。1940年，汪精卫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梅思平在其间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梅思平临刑前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司法行政部谢冠生部长、洪谢雨次长，还有一封分别给其家属。他写给子女的遗书是“努力读书，忠贞报国”八个字。抛开写给司法官员的信不说，其余两封信颇值得思考。
先说给子女的遗书。叮嘱子女好好读书是常理之中，而勉励后代忠贞报国则显得有些刺耳。对于一个公认的大汉奸，说出这种话无论如何让人感觉不协调。更何况，在梅思平和其子女间还有一则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
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在报上刊登启示，与梅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此事当时被各媒体广为转载。
试想，一个连子女、亲人都因为其叛国而宣布与其脱离关系的人，却说出来所谓忠贞报国之辞，实在有些滑稽可笑。换句话说，一个卖国者，还有什么资格谈所谓的爱国之类豪言壮语？
再说说梅思平给蒋介石的信。由于资料有限，信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这恰恰是让人非常感兴趣的事情。一个行将被枪决的卖国贼，会对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说些什么呢？
这个疑问暂且搁置。还是回到历史本身，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当年第一个放火烧掉卖国贼曹汝霖住宅的梅思平，最后因为卖国而被枪决。而当年的卖国贼曹汝霖在五四运动后、尤其是华北沦陷之后表现如何呢？
背负卖国骂名的曹汝霖五四运动后彻底离开了政坛，但是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积极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来，并捐资建立了后来的北京人民医院。不仅如此，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面对种种拉拢，始终不为所动，不在日伪政权任职。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坦白地说，巴黎和会之签订，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主权受辱，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力的贫弱，把责任完全推给所谓的三个卖国贼，有失公允。从这个角度说，曹所说的“不明不白中，三人牺牲掉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辩白。
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接下来所说的话，即由声讨三人唤起的多数人的爱国心，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心理基础，这也让曹汝霖感到，当初的“牺牲也算有了代价”，用通俗点儿的话说，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背负卖国骂名总算也是值得的。
再回过头来说梅思平，被判刑之后的他曾就为自己辩白过，他是怎样看待自己所作所为的呢？笔者相信，对于一个拥有强烈爱国心的人，其转向一定有原因，而且要承认，梅思平对于成立汪精卫政权梅其心理也很矛盾，他说过这样的话：“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网上有一篇节选的梅思平自白书，因为事关要害，现收录如次：
在此烦闷之空气中，汪先生反而态度坚决，毅然主张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当时干部同志会议意见亦颇分歧，但汪先生则提出如下之理由:
①和平运动固已绝望，吾辈如为明哲保身起见，出可悬崖勒马，从此罢休，即日军以我等为俘虏亦属无妨。但如此做法，于个人或者比较有利，但于国家、于人民、于后方之抗战同志则无所裨益、无所援助。吾人既做到如此地步，则尽可利用环境，转做于抗战有利之工作。我(汪先生自称)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即其政军最高当局亦将信将疑，彼为节省实力计，亦均希望我之运动可以成功。即三数深知内幕者如影佐祯昭等，在今日固已明知我之运动前途渺茫，然彼为保全自己地位计，亦皆讳言和运之失败。其他不知内幕者，如和知、田尻之类则又与影佐等争功，以为影佐可以得到和平之门径，彼等亦可以另觅路线．于是自欺互欺，皆以为和平指日可期，殊不知前方军士、后方人民于和平宣传之下即己消失战意于无形。我等今日如果明白宣言和平运动已经失败，岂非揭穿西洋镜而争[增]强日本军民之战意?我等为自全之计则可，为国家计则不可。中国之抗战非国际形势有极大之变化，则不足以图胜利。故非旷日持久不为功，非缓兵顿敌以老其师，而静待国际形势之变化，别无良策也。重庆各同志现在正在整理后方、编训部队，而我等在此覥颜厚面与骄敌相周旋，日夜以和平之说羁糜之。即其不信，使其怀疑，亦足以挫其锐气。但我等又不能以通电、宣言等空文搪塞，必须有所组织，以和平救国为号召，然后可以与敌人作一、二年甚或三、五年之周旋。如能延宕数年，使后方可以稍资休息，即使国际形势无变化，而后方自力之增强，亦可以作长期之抵抗。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即从反面言之，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于重庆之抗战工作固丝毫无所妨害。我等既非如共产党之在延安于抗战后方另组政府，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末可知。
②从人民之利益言之:沦陷区域如一任敌人之蹂躏、而无中国政府之保护，则痛苦自必益甚。各地维持会或因人品不齐而转为日军作伥而贼害良民者，或因力量薄弱不足以资保护者，即维新政府、临时政府其力量亦感微薄。如果集合各方之力量，在南京组织比较健全之政府，以统一沦陷区之行政，使沦陷区之人民不受敌人军政之压迫，则关系国家之元气，诚非细小。我等固知在敌人势力下组织政府，其职权自然受种种束缚，更不能作十分强硬之交涉，然较之一任敌人之宰割者当较胜一筹。且既有政府，则敌人亦不得不稍有顾忌，而沦陷区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得有一告诉之门，我等即不能一一解除，然若能减轻若干分之痛苦，则亦未始非人民所愿望。
③至于共产党问题，我(汪先生自称)确信抗战愈久，则共产党之力量愈强，此在抗战中为无可奈何之事实。在后方区域，中央势力所及，自有控制之方法。至在沦陷区域，则中央势力既已不及敌人，所占者为点及线，其顶必尽为共产党所占据。人民既无所领导，尤易为共党威迫、利诱所胁持。深恐数年之后敌人虽然败退，而沦陷区内共产党之势力则不易铲除，其恶毒或且视敌人为尤甚。我等今日如能在沦陷区恢复国民党之统治、恢复国民党之组织，仍以三民主义领导人民思想，则沦陷区人民必能仍集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恢复并保存其民族意识，则共产党势力蔓延必可制止其大半。且今日后方同志反共工作甚为困难，盖既为联合抗战，当然不能明白反共。我等则无此拘束，且正可利用敌人“共同防共”之口号，使敌人与共党互相牵制。我等如能运用得法，亦可于此夹缝中，在沦陷区内建树若干分之力量，将来自可与后方同志相结合。今日后方同志所不能做之工作，我等正可优为之，或且为战后工作奠一部分之基础。至于成绩如何，固视吾人能力转移。故欲在沦陷区内展张反共工作，则又非恢复国民党及组织国民政府不可。
④再退一步言之:在今日之国内外环境下，抗战之胜败尚在不可知之数。抗战如果胜利，则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者，不过个人之身败名裂而己，于国家、于人民无所损害也。即政府成立之后，不得已或须与敌人签订若干不利之条约，但抗战如果胜利，则此等条约当然无效。反之，万一抗战失败，则吾人已先在南京成立政府，或可利用轴心国际之牵制，使日本对中国之束缚稍为减轻，或可利用若干比较优良之既成事实，使战败之负担不至过于严酷。总之，我等组织政府，抗战胜利则无害，抗战败则有利，为个人打算则为冒险、为狂妄，为国家打算则为万一不幸时之一种保险办法。
汪先生以上述各种理由及目的，为同志反复开导，并坦白声明:同志之参加尽可自由，有此牺牲之决心者即行参加；否则将来身败名裂，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则莫可谁尤。因此，即决定在南京组织国民以府。所取之政策如下:①恢复国民党之党治系统，惟容纳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者参加中政会及政府各院部。②恢复国民党之组织及三民主义之宣言。③恢复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当时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④正式宣布反共政策。⑤与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进而与德、意等轴心国建立外交关系。⑥内政方面恢复独立行政，辙废日本之军政。汪先生本此政纲，即于二十八年底经日本驻华代表影佐祯昭等与日本军政当局往返磋商，经过无数波折，日本方得同意以上各项之政纲。又与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商谈合并办法，最后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在青岛会谈，决定于是年三月以国民政府还都之方式，成立沦陷区统一之政府。
引文很长，其中详细叙述了汪精卫所说的之所以投降的“良苦用心”，笔者学识有限，并不知道这种辩说是否出于梅思平本人所写，这是其一。再则，即使汪逆一干人等真有此种想法，绝大多数人也并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和梅思平一样，汪精卫之所以投降日本，也着实让人想不通。作为冒死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入狱后慷慨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少年英雄，笔者相信就连孙中山也万万想不到汪兆铭会沦为大汉奸。其实，历史从来就不是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的，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汪精卫投降主要是为了和蒋介石争权，过一把国家领袖的瘾，因此不惜卖国求荣。笔者一度也认同这种观点，但是仔细想来，总觉得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绝不会成为最重要的原因。为了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汪精卫会把一生乃至身后的名声搭进去？任何一个稍微有些理智的人，都不会做出这种疯狂的事情。
如果引文属实，其中倒是很难说明汪精卫一党所做选择的道理，而细细品味，其中恐怕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其中涉及到一些政治利益，这些方面暂且抛下，笔者最为关注的是其中的第四条，不失为一种大胆且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设想。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当时的国力确实很难与日本抗衡。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越来越强大，到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已经具有了十足的底气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叫板；反观中国，民国后军阀混战不休，内战不止，与彼时的日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汪精卫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中国周旋于其中的设想不失为理想的结局：重庆的国民政府与英美结盟，南京的国民政府（或者说伪国民政府）与德意日结盟，这就意味着，二战结束胜利的无论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中国都是战胜国！
“总之，我等组织政府，抗战胜利则无害，抗战败则有利，为个人打算则为冒险、为狂妄，为国家打算则为万一不幸时之一种保险办法。”这就是汪精卫等人为中国前途所做的规划。大胆设想一下，如果、万一当时获胜的是轴心国，那么战后代表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就将是汪精卫，而史书会如何写呢？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轴心国不可能获胜，因为它代表的是邪恶的一方。从历史发展而言，这种观点不成立。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性，也有很多吊诡的地方，比如，成吉思汗征战世界，屠戮无数，但是赢得的却是英雄乃至伟人的名声，从西方文明的角度而言，成吉思汗不是野蛮的力量吗？但是，照样这种力量毁灭了不少国家。
这样看来事情就复杂了，不过，笔者更想说的是汪精卫等人这么做一方面有着理性的思考，同时，更重要的是这种思考背后的无奈——中国的落后，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之时，中国的一代精英人物——或者说曾经的精英——竟然打出了此种脚踏两只船的算盘，应该感到悲哀的，到底应该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