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鸿，字健飞，湖南湘阴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出身农家，成人后在家且耕且读，1925年赴广州投黄埔军校，入第五期工兵科，1927年毕业，奉调南京，任陆军教导师学兵营中尉教育班长，曾随部参加南京保卫战，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于龙潭车站，随后参加第二次北伐，因战功升任工兵连上尉连长。1928年，孙立人自美国弗尼吉亚军校毕业，回国后出任教导师学兵营中校排长，为李鸿上级。1930年税警总团成立，孙立人任四团团长，李鸿任四团一营机枪连长。
税警总团隶属财政部，听令于宋子文，名为“税警”，其实一天也未执行过缉私征税的任务，而是自成立之日起，就执行正规军的战斗任务，十年内战爆发，李鸿毫无建树，连长一当六年，直至抗日战争开始，这才崭露头角。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税警总团编为两个支队，一二三团为一支队，赵公武任支队司令，四五六团为二支队，王公亮任支队司令，编入第九集团军，归朱绍良指挥。李鸿率机枪连随孙立人投入这场殊死搏斗，机枪连阵地在蕴藻浜、大场一线，与敌军阵地相距约二百余米，每天要遭到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和低空扫射，同时，日陆军在十倍于我的炮火掩护下，连连向我阵地发起进攻，孙立人率领全团战士，冒着敌方的炮火坚守阵地，一次次把日军消灭在前沿阵地。据史料记载，与税警团作殊死战的对手，是日军王牌久留米师团，即第18师团，自入侵中国以来，该师团处处得手，但在这里却遭受了重创，为此，日军占领上海后，该师团长下令，在此处立石碑一块，题“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七年后的1944年，这两个生死对手再次在印缅战场相遇，孙立人时任新编38师师长，李鸿任114团团长，瓦鲁班一役，新编38师在友军配合下，全歼日军第18师团，且缴获了他们的军旗、印章。这当然是后话。
淞沪会战的紧急关头，王公亮逃离战场，蒋介石下令将其革职，由孙立人接任少将司令，孙立人上任即任李鸿为少校营长，接替英勇牺牲的一营长李邦钦。
这以后，由于多处防线被日军突破，战局已不可逆转，他们奉令退守苏州河，在河南岸丰田纱厂布防，危急中，孙立人让李鸿的一营组成敢死队，亲自率领，向敌堡发起冲锋，激战中，孙立人负伤十三处，倒在血泊中，李鸿急令司号员苏醒[现居美国]、机枪连长胡让梨轮流背着孙立人，自己则端着冲锋枪掩护，将孙立人救下火线，送到后方医院紧急救治，宋子文乃令弟弟子良亲自护送孙立人去香港治疗，李鸿与孙立人暂时分手。
1938年2月，税警总团被胡宗南编为四十四师，开赴潼关，伤愈的孙立人不满部队被吞并，亲自找到宋子文，要求重整旧部，恢复税警总团番号，宋子文答应了他重新组军的要求，于是，选长沙为组建新军的基地，番号是：盐务总局缉私总队。孙立人的老友齐学启、赵君迈[后脱离孙部，出任衡阳警备司令]，旧部李鸿、刘放吾、唐守治、陈鸣人等人纷纷来归。这年8月，缉私队开赴贵州，在都匀、独山一带整训，李鸿任第三大队中校副大队长。
1940年，税警总团正式恢复建制，孙立人任中将总团长，齐学启任少将参谋长，李鸿任上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后，为切断中国的国际通道，又在东南亚连连发起攻击，矛头直指印缅。驻缅英印军共四万多人，仓皇应战，节节溃败，不久仰光即宣告失陷，形势十分危急。
蒋介石乃在重庆主持东南亚联合军事会议，英国代表魏菲尔要求中国派兵入缅协助防卫，蒋介石同意了这一请求，双方于重庆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虽然建立了军事同盟，但英军对中国军队猜忌甚深，两军之间，权限不清，令出多门，指挥紊乱，终于导致战争的开始阶段陷入困境。
税警总团于此时改编为新编38师，由孙立人任师长，齐学启任副师长，下辖112、113、114三个团，李鸿任114团团长。1942年月4月，新38师开赴缅甸，11日到达缅甸旧都曼德勒。这时，蒋介石在盟军参谋长史迪威陪同下，偕同宋美龄来曼德勒视察，即令孙立人为曼德勒卫戍司令，负责曼德勒的防卫。
因日机的狂轰滥炸，曼德勒已是废墟一片，尸体残骸，臭气薰天。看到这些，蒋介石亲笔写信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在我一生这么长的军事生涯中，从来没见过像缅甸这样可悲的无准备状况，这样混乱和腐败。”
为挽救危机，孙立人令陈鸣人率112团出兵纳德曼克，刘放吾[杜聿明的回忆录中写成孙继光]率113团守乔克柏当，自己亲率李鸿的114团及师直属队坐镇曼德勒，并颁布安民告示，令部下掩埋尸体，恢复交通和供水。
然而，此时的缅甸战局，已急转直下——英军自仰光失守后继续沿西线弃守普罗美、阿兰庙和马格威，4月4日退仁安羌油田。次日即炸毁油田，日军见油田火起，知英军溃逃在即，立即派出两个联队，切断了英军退路，另一个大队抢占拼墙河大桥，将英军第一师及战车营全部包围，数千英军，陷于绝境。
驻缅英军司令亚力山大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梅苗召开紧急会议，在众人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孙立人挺身而出，接受救援友军的任务，他派齐学启亲率113团直扑拼墙河大桥，夺取桥头堡，并向日军发起进攻，日军轻易得手，志骄意满，不料这支生力军赶到，骤不及防，激战三日，阵地三失三得，我军第三营营长张琦[湖南祁阳人]壮烈牺牲，终于击溃日军，歼三千余人，救出被围英军七千余人及被日军俘虏的英、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军队出国后，继200师戴安澜部的同古大捷后的又一次大捷，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新38师从此扬名中外，后来，英王乔治六世授孙立人云麾勋章，美国政府特向牺牲的张琦营长颁发了银质勋章，由孙立人代为珍藏，孙立人多方寻找烈士遗孤，直至1989年4月才辗转将勋章交到在湖南祁阳工作的烈士女儿张锦兰手中。
趁日军新败，锐气顿挫之际，孙立人迅即调112团、114团迂回敌后，欲将敌第33师团压迫于伊洛瓦底江一带，一鼓而歼灭之，讵料英军斗志全失，溃军如山倒，正如史迪威所说：“灾难与忧愁，英军不能战矣！”为此，英国当局作出放弃缅甸、退守印度的决策，命令一下，全局陷于混乱。当李鸿率114团按孙立人的部署迅速到达指定地点时，已是孤军深陷敌后了。
他请示上级，终于接到移师伊洛瓦底江北岸，担任掩护英军总退却的艰巨任务。这时，孙立人与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撤退路线上发生严重分歧——杜聿明要求各部穿越横亘中缅边境的高藜贡山，分兵撤回云南，同时要求新38师在卡萨阻击日军，为全军断后；孙认为此行有三百余里路程，日军已在前途设置重兵，我军连日苦战，已为疲惫之师，深入险地，实为兵家大忌，因而在会上据理力争，认为应按照史迪威的命令，就近撤往印度。二人相持不下，孙立人回到师部，决定单独行动——率所部随盟军撤往印度……
后来，随杜聿明撤往国内的将士在野人山历尽了千辛万苦，损失惨重，杜聿明身患重病，几乎丧命，最惨的是200师，在摩谷公路遭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壮烈牺牲；而随盟军撤退的新38师却较为顺利，部队损失不大，是盟军及十五万中国远征军中，唯一的不败之师。
这年7月底，李鸿率114团最先到达印度列多，他派人与英方联系，英军驻印司令艾尔文认定我军为“溃军”，深恐扰民，竟然提出让我军放下武器，方可接纳，李鸿怒不可遏，下令114团安营城外，筑工事，严戒备，静待上峰解决。待艾尔文听了驻缅司令亚历山大的介绍，又亲赴114团军营，看到了他想象中的“溃军”，虽然面带菜色，装备简陋，行列却十分整齐，士兵们更是个个斗志昂扬、整暇有序，不由赞叹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美国总统罗斯福得知印缅战场详情后，为表彰新38师掩护盟军胜利突围，特向孙立人颁发了丰功勋章，祝词说：“中国孙立人中将，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苦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之指挥，击退强敌，解英军第一师之围，使免被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进，于万分困难中，从容殿后，转战经月而达印度，犹复军容整肃，锐气不减，更属难能可贵，其智勇兼备，胆识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之楷模。”
这以后，新38师和廖耀湘的新22师及胡素的新30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蒋介石以史迪威担任总指挥，授以全权，郑洞国为军长，孙立人任副军长兼38师师长。
新一军接受了全新美式装备，在兰姆珈进行热带丛林作战的军事训练，1943年3月，整训大体完成，经中、美、英三方最高军事指挥多次磋商，终于制定出反攻缅甸的计划，预定在旱季发起进攻，由新38师为前锋，114团则为前锋的前锋，任务就是打通野人山，先修筑一条公路，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
复仇之剑，直指归途的第一站胡康河谷。遭遇的便是老对手——日军第十八师团。这个师团号称“亚热带丛林之狐”，参与攻击新加坡时，曾俘获美军85000余人，创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次俘虏人数的最高纪录，此番114团出其不意，竟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全歼该师团一个中队，打响反攻的第一枪，接着，占领胡康河谷的前哨阵地，披荆斩剌，抢修公路。
该年10月底，大反攻终于打响，李鸿率114团全体将士充当先锋，乃攻于邦、克孟阳河、苦战大柏家，翻高山，越狭谷，攻克丹邦卡后，再克大高、卡当，相继拿下大利、马塘、登浦阳，毙敌数百。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114团正在行动——他们已过了巴东阳。我们准备得太充分了。”
日军第18师团自于邦、孟阳河节节败退，孟关不足凭藉，瓦鲁班成为胡康河谷最后一个支点，新任18师团长的田中新一原以为无论如何也可在瓦鲁班抵抗一阵，不料新38师左翼李鸿部迂回太快，让他措不及防，激战数日，全军崩溃，仅公路两侧就遗尸757具。
新38师攻克瓦鲁班，日军第18师团遭受毁灭性的重创，田中新一率残部逃到孟拱，从此丧失斗志，后被日军大本营追究责任，被军事法庭宣布处死。
这以后，李鸿将军率领他的团队一路斩关夺隘，势如破竹，矛头直指孟拱、密支那、八莫，其中打得最苦的是孟拱和八莫两次战役斗。
孟拱之战先是由英军打响的，其时，英军第77空降旅由温盖特将军率领，乘虚进攻，不料在孟拱东南遭日军围困，伤亡惨重，面临被全歼的命运，英军司令部急派人赴我军请援，孙立人令李鸿率114团，冒暴雨急行军，又以橡皮艇强渡孟拱河，向日军侧翼突然发起攻击，日军惊惶失措，阵脚大乱，战斗中，一营营长彭克立以一个排接替英军一个营的阵地，与日军反复争夺，终使日军弃尸数十具，狼狈而退。中国军队如此骁勇，使一向傲气十足的英军无地自容，战后，英军空降旅长亲率所属军官赴114团阵地考察，向李团长表示谢忱，中外报纸也发出消息谓：“新38师再创仁安羌奇迹。”
而八莫之战，更让李鸿将军名扬中外。八莫位于缅甸东北，靠近中缅边境，再往北便是中国西南重镇腾冲，日军于此地驻重兵，以为进入滇西的前进基地，中国军队要打通滇缅路，必须拿下八莫。
此时，孙立人已擢升为新一军军长，李鸿直升新38师师长，他亲率新38师于1944年10月中旬，由密支那沿密八公路推进，10月底，前锋113团到达庙堤，迅猛进军，半月功夫拔除十余处据点，副总指挥郑洞国偕孙立人、李鸿等先后乘美军侦察机飞临八莫上空，指挥作战，陆空协同，步炮协同，战车掩护，战斗打响后，彭克立营首先突破八莫城区西北防线。日军为确保城区阵地，组织敢死队，个个白布包头，与我军展开肉搏，又实施夜袭，往往我军白天夺得的阵地，又在夜间被他们夺回，经反复冲杀，阵地呈犬牙交错状，战斗异常激烈。
11月19日清晨，一队日军乘浓雾摸入我113团1连阵地，在战濠里敌我展开肉搏，我方机枪副手陈云兴左肋被敌人的刺刀捅伤，他临危不惧，左手按住敌人的枪，右手象钢钩一样戳进敌人喉咙，竟把敌兵的喉管和舌头扯了出来……
苦战至12月14日，新38师终于控制城区主要据点，并占领陆军监狱、宪兵营房、老炮台等战略要地，日军知大势已去，乃强迫伤病员自杀，然后拼命突围，到次日，我军完全占领八莫。
日军大本营曾下令要死守八莫三个月，我军自10月29日开始进攻，历时一个半月终于获胜，这一仗毙敌2400余，生俘大尉以下军官21人，缴获零式飞机两架，战车10辆，火炮28门，轻重机枪95挺，其它枪支弹药无数，敌官兵100余人藏在江边稻草垛下，口含芦管换气，顺流而下，才侥幸逃得性命。
八莫之战为整个缅甸战场胜利奠定了胜利基础，英国政府和印缅战区最高指挥部为表彰这一功绩，特令将八莫至莫马克这段公路命名为“孙立人路”，八莫市中心马路命名为“李鸿路”，八莫市民及华侨各界人士公推代表百余人，来到新38师师部，向李鸿献上一柄缅刀和一只银制花筒，缅刀上刻“常胜将军李鸿师长留念”，花筒上缕龙纹图案，也刻有“敬赠常胜将军陆军新编38师李鸿师长”字样。而报纸上更称赞李鸿将军为“东方的蒙哥马利”。
这以后，新38师又配合新30师，一举拿下中缅边境重镇南坎，终于与由卫立煌率领的东路大军在芒友会师，胜利地打通了滇缅路。郑洞国将军在八莫之战后，曾发表告新38师将士书，对此役作如下评价：
李师长暨贵师全体官兵同志：贵师自入缅以来，战绩昭著，冬季攻势开始后，尤能持续以往之光荣历史，自贵师长以下，是以极少量伤亡，获得丰硕战果，本人兹向全体同志，敬致感谢之忱。因最近战局发展，国内人士对重开滇缅路企望愈为迫切，本人及诸同志之任务亦愈为增加，贵师过去能在适当时期内完成其任务，今后尚须以更加豪迈之姿态突进。本人深信诸同志既有充沛自信之企图心，必能达成此种期望。
史迪威对李鸿将军更是器重，他称李鸿为“我的蒙蒂”[蒙蒂即蒙哥马利的爱称]，后在1944年10月被召回国时，曾特致函李将军，信中说：
李鸿师长阁下，余已解除在中印缅战区职务，余等在战斗中及私人方面已有长久之联系，今即与阁下告别，余深信中国军队有适当之装备及训练，实不亚于世界任何部队。阁下固已知之，而余亦深信余等有机会证实之。阁下已充分表现中国军队之勇敢卓越，而余亦能参与其事，深感为荣。余等所确立之功绩，固已无可否认，阁下今已成为显赫之人矣。阁下已建立新国军坚强之基础，倘能以此为法矩，则中国必能继续建新军，而使其臻于强盛之邦，阁下之成就实足有傲。倘过去余等有任何误会或意见未洽，希为忘怀，而以余为阁下之友人，亦即中国之友人也。史迪威上将[签字]10月20日
这以后，美、英两国政府也多次向李鸿本人及新编38师补发勋章。1944年11月30日，接替史迪威将军任指挥的美军司令索尔登将军、副指挥郑洞国将军、新1军军长孙立人将军赴八莫参加庆祝会，索尔登将军代表罗斯福，向李鸿补授胡康河谷战功勋章，并宣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褒词：
中国驻印军新38师第114团李鸿上校，于1944年3月胡康区战役中，勇于作战，长于指挥，在敌人的炮火下，亲率所团，从事战斗，上校因能本战术原则，使用其部队，遂收摧毁敌军阵地于该邦及孟羊河一带之效果，其所部于胡康区初期战役工作，最为艰苦，为我军开南进之脉流的公路。李上校之过人英勇，在敌人炮火下的沉着及其领导部属的热心，诚为我盟军莫大之光荣。罗斯福[签字]
读毕，索尔登将军将一枚银星奖章佩戴于李鸿胸前，中外记者都见证了这一浓重时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新1军奉命接受广州，李鸿将军随孙立人率部进驻广州，不久，奉调开赴东北，投入内战战场，首战四平街，迫使东北民主联军退出，新一军则长驱直入，前锋直至松花江畔。1946年8月，新1军开进长春，孙立人兼任长春警备司令，李鸿率新38师驻永吉，兼任永吉警备司令。1947年5月，孙立人去职，李鸿接任长春警备司令，8月，陈诚出任东北行辕主任，上任即将新1军整编为两个军，把原50师、30师编入为新1军，由亲信潘玉昆为军长；以新38师为基干，与暂50师、暂60师合编为新7军，李鸿任中将军长。已奉调台湾就任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的孙立人闻信，曾致信陈诚，请他不要分割新1军，但陈诚不听。待沈阳吃紧，新1军奉调沈阳，新7军守备长春。李鸿曾向卫立煌建议弃守长春，卫立煌意有所动，无奈蒋介石不接受这个建议。
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占锦州，蒋介石空投一份给郑洞国、李鸿、曾泽生的命令，口气十分严厉，让率部突围，说：“如再延误，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最严厉的军法制裁。”
命令下达的第二天，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国军轰炸机飞临长春上空，城内霎时大乱，此时李鸿患伤寒卧病在床，听副军长史说报告：曾泽生已起义、并来信望“共襄义举”，李鸿扶病主持会议，史说认定军心涣散，无力回天；参谋长龙国钧也认定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突围没有希望。这时，郑洞国也收到曾泽生的信，驱车前来征询李鸿的意见。李鸿看到眼前处境，若坚持突围，不但不能成功，且要断送无数弟兄的生命，而军令如山，若违军令，后果是什么？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权衡再三，李鸿含泪说：“我听桂公[郑洞国字桂庭]的，桂公如果坚持突围，用担架抬，我也跟着走。”
1948年10月19日，新7军被迫放下武器投诚。李鸿由担架抬着，于10月25日到达哈尔滨，一同到达的还有即将临产的夫人马贞一，李鸿随即住进解放军医院。不久，郑洞国、李鸿等人被集中到抚顺，按原先的协议，愿意留下的安排工作，愿意回籍的送回原籍。史说、龙国钧等人接受解放军安排，去军事院校担任高级教官，李鸿却回到风声鹤唳的长沙，不久又回到湘阴老家。
在台湾担任陆军副总司令的孙立人得知李鸿返乡，特派原新1军参谋葛士珩、潘德辉持他的亲笔信来到湘阴，与李鸿会见并面呈孙立人的信，略谓：“立人已谒蒋总统，蒙总统指示，联系来台，共赴时艰。”
1950年2月3日，李鸿与夫人马贞一携一岁零三个月的女儿哈生由长沙经广州转赴香港。此时的香港，冠盖如云，国民党军政要人刘斐、黄绍竑、贺耀祖、龙云、李默庵、潘裕昆等40多人都滞留在此，准备发通电起义，他们中多是李鸿的前辈、熟人，得知李鸿即将去台，纷纷劝阻，卫立煌更是现身说法，说去台湾必无好下场。
但无论众人怎么劝告，李鸿却去志已坚。5月，孙立人派原新1军副军长贾幼慧将军赴港，将李鸿夫妇接到台湾，孙立人亲赴机场迎接，第二天，在孙立人的陪同下，赴总统府谒蒋，李鸿先请罪说“学生无颜来见校长，长春失守，学生有责，请总统治罪。”蒋介石缓缓说道，“你丢长春，我丢大陆，算了算了，往事不用提了。”李鸿说，“希望校长给学生一个报效机会以赎前愆。”蒋说：“孙总司令已向我提出此事，现有两个考虑供你选择，一个是军校校长，一个是我准备筹组一支新军，名为‘成功军’，这是以郑成功的名字命名的，你可以去当军长。”李鸿表示愿意带兵。
走出总统府，李鸿感慨良多，他想起了《左传》故事——秦穆公不听蹇叔之谏，出兵伐晋，结果秦师大败，主帅孟明视被俘，待被晋国放回，穆公亲自出迎，捡讨自己的错误，且仍然重用孟明视。今天历史重演了，李鸿能不感动？
谁知过了三天，东南行政长官陈诚下令，让李鸿去军法局报到。李鸿一到军法局，即被逮捕，先是关在台北青岛路看守所，后移桃园南坎保密局监狱，再移龙潭卧龙山庄，与李鸿先后至台的新38师旧部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潘德辉、胡道生等17人也陆续被捕，李、陈、彭、曾等四人以“匪谍罪”立案，其余13人及马贞一夫人以“知情不举罪”被逮捕，坐牢七年后释放。
李鸿等四人囚于卧龙山庄整整25年，一同关在卧龙山庄的还有几年后被捕的郭廷亮，他们未经任何审判，直至1975年蒋介石逝世，台湾当局才以“怀刑忏悔，衡情尚可悯恕”为由，将李案了结，五人终于重获自由，出狱前夕，发给他们一纸未经审判的《衡慰字第二号国防部判决书》，据该书称，李鸿等罪名有二，一为“将军队交付朱毛匪帮整编；”二是“接受匪命，来台争取国军高级将领孙XX附匪，及掌握兵力，以备匪军犯台之策应。”而郭廷亮的罪名也是“接受匪命，利用与孙立人的关系，长期潜伏，掌握部队。”——由此可见，无论李案还是郭案，矛头指向的都是孙立人。
蒋介石为什么要整肃孙立人？已解密的美国国务院的机密档中，有一份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处官员史壮致该处处长劳布的《备忘录》，上面说：“蒋对台湾人和孙立人皆有疑虑，因为两者皆受到美国的太多支持，令其不快……蒋氏动用其身为国民党导师、党魁和政府首长的全部权力，全力推动名为革新措施，实则使其长子集中掌握警察、党务、军事和政治事务之大权。”又据美国国务院及参谋长联席会议[1951年1月20日]之记录，国务卿鲁斯克在会上说，“我们得到报告，蒋[介石]的领导不是最好，他的两个儿子被派任他们并不合适的位置，秘密警察干预地方政治，孙立人已遭软禁，其它好人则被派往不当职务。”
然据事后揣测，当时台湾已处风声鹤唳之中，蒋介石对所有来自大陆且与共党有过接触的人都持怀疑态度，李鸿不明白自己早已被怀疑，谒蒋时，蒋所谓的“两个选择”其实是对他的试探，李不愿意当军校校长而愿有实权的军长，更证实了蒋的怀疑，他的被捕，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
1954年，孙立人已被削去兵权，调任总统府参军长闲职，想到李鸿系应自己之召来台，蒙此不白之冤，心情十分沉重，据原新1军部属杨义富所著《四川轿夫》一文记载，“这时孙立人将军已没有兵权，觉得不会再遭人猜忌，且又是总统身边人，于是，十分坦荡地向老总统提出，愿以身家性命作保，保李鸿出狱，就外察看。”
不料蒋勃然大怒，厉声呵斥说：“你想当总统啦？告诉你，我不当还有陈诚，陈诚不当还有蒋经国，这一辈子也轮不到你！”
有文章说，李鸿身入囚笼，曾遭受酷刑。但据现已回大陆定居的彭克立少将说，我于1950年4月应孙将军之召到台湾，即被任为205师副师长兼617团团长，不久即遭拘捕，先后囚于台北军法看守所，延平北路看守所，桃园卧龙山庄，与健公[李鸿]、陈鸣人还有一位国大代表四人共处一室，健公是38师老师长，陈鸣人是继任师长，我是副师长，还有囚于他室的曾长云、潘德辉等38师团长、营长、参谋等十余人和以后被捕的郭廷亮等人。见此，那位国大代表不无幽默地说：卧龙山庄藏龙卧虎，简直成了你们新38师师部。彭又说，健公和我都没有受过刑，陈鸣人师长因一封原新1军副参谋长张炳言寄自大陆的信件，军方逼他承认是匪谍，被陈拒绝，于是对他动刑，手指被竹签钉过，我们在卧龙山庄四人一居室，不审不问，只是软禁，不与外界接触，不许探视，房子内外无人看守，可以在小圈子内自由活动，一日三餐由专人供给，每星期打牙祭，虽然不审不问，但罪名早已被内定为“匪谍”和“策反孙立人”。
李案判刑的有十七人，郭廷亮案判刑的有35人，两案前后受株连的达数十人，他们出狱后，大多晚景凄凉。李鸿重获自由后，先期出狱并在屏东安家的马贞一夫人将他接到家中，新38师部属纷纷前来看望老长官，并发誓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将军洗清这不白之冤。
李鸿出狱后第五天，即找到原来的部属、时任台湾陆军总部第一署副署长的袁子琳，要袁陪同去慈湖拜谒蒋介石之陵。袁说，如此神人共愤之人，不拜也罢。李鸿却认真地说：“我是以学生身份拜谒校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能以一眚而掩大德。”
到了陵地，李鸿在护陵宪兵引导下，绕棺一周并行跪拜大礼——独自一人，跪地不起达两个小时。
与李鸿同案的彭克立、曾长云在台湾无家，由当局安排在台北县中和敬老所，形影相吊，孤苦无依，幸赖原新1军老部属常来看望。1986年曾长云客死台湾，1988年彭克立回长沙定居，临行时，他手捧老友骨灰，走上飞机，去完成老友的遗愿——将骨灰安葬于湘潭故乡。
此时李鸿已卧病在床，行将不起。有人去台中看望孙立人，把卧病的李鸿及彭克立上飞机的照片给孙立人看，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看后泣不成声，连声说：“李鸿他们何罪，一关就是二十多年，他们长期征战，立了那么多战功，竟然一笔抹杀，公理何在？”又一迭连声说：“是我连累了他们，是我拖累了李鸿，我为什么要召他们来台呢，我竟然相信了蒋介石的承诺！”
1988年8月15日，李鸿在台湾屏东省立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6岁，遵其遗嘱，三子定安[马夫人所生]将其骨灰送至香港，长子定一[原配湛夫人所生]、次子定国[继室徐夫人所生]于同年10月去香港，恭迎灵骨回湘，安葬长沙。
这年9月3日，为台湾的“军人节”，李鸿旧部为他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台湾军政各界首要都送来挽联和祭幛，郭廷亮宣读祭文，文中道出两案之连锁关系，说：“小室共囚，长达十一年，表面上是不同的两案，其实一脉相承，因公及我等都被圈入孙将军的嫡系干部，而孙将军又坚持军队国家化，不予排除，势必阻碍家传，我等遂成为孙将军被排除前之替罪羊。”
李鸿逝世时，孙立人三天食不下咽，终日喃喃自语，叹息不断，连呼：“何日洗此沉冤，还君清白。”
李鸿同僚及部属更是借此机会，以铺天盖地的挽联，大吁胸中愤懑，略摘录数首如下：
六十年亲似兄弟，善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
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愚兄孙立人哀挽
统帅有权丢大陆，自可复职；
将军无力保孤城，当然坐牢。
学弟王善从敬挽
谁敢讲，统帅无能，整个江山丢弃尽？
人皆言，将军有罪，剩余生命未拼光。
旧属江云锦敬挽
命系黑牢廿五年，小小的将军小小的命，真是命耶？
名驰宝岛卅三载，大大的匪谍大大的名，可正名乎？
旧属郭廷亮敬挽
格老子啊，你坐牢，我坐牢，统统坐牢，皇上喜欢哪？
龟儿子呀，老归阴，少归阴，个个归阴，天下太平罗！
旧属冉隆伟敬挽
公本帷幄将军，功在国家，名垂万世；
我乃过河卒子，心存正气，志在千秋。
旧属王霖敬挽
立战功在缅甸，气壮山河，抗日名将；
受迫害于台湾，暗无天日，蒋家王朝。
旧属吕德润敬挽
凭咱光复神州？卅年逝去，仍然是两人痴梦，问老少蒋，金身何处？
与公坚持志节，万里来归，只落得一场冤狱，误你我他，苦命终生。
旧属郭廷亮率同案受难人敬挽。
至于台湾党政军要人所赠的祭幛，都对李鸿过去的战功予以肯定，如郝柏村题的是“勋绩永昭”；李焕题的是“勋业长昭”；郑为元题的是“懋绩长昭”，蒋纬国题的是“勋光炳耀”……
后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县政协文史委协助编辑文史资料，一天上班，德叔来送稿子，我接待了他。解放前，德叔在《湖南民报》任采访部主任，对湖南上层的一些人事有所了解，为此，我曾向他约稿，让写一些有关我县军政人物的文章，眼下德叔终于送来一篇短文，题目是《与李鸿将军同住健庐之琐记》，内容为原国军新七军军长李鸿将军1949年7月从长春回湘后与他的一段交往。虽只写了几件小事，但从中透露出李鸿将军当时的心境，我很感兴趣，但又觉得不够。德叔说，李鸿最辉煌的地方在印缅，抗战时我在第九战区当记者，未去过印缅，你如要长文，可直接向李将军的长子李定一先生约稿，接下来，他写下了李定一先生在长沙的住址——就在火车站附近的朝阳新村，这样，我便去了一趟长沙，见到了已退休在家的定一先生。
说起来，李鸿将军与我是小同乡，他老家鹤落塘距我家不过三五里，定一先生三十年代上高小时，每天必从我家门口的塘基上经过，可惜当时我尚未出生。听我说明来意，定一先生很热情，落座后，各操乡音交谈，显得十分亲切。听我说明来意，定一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大约过了半个月，定一先生终于寄来他写的回忆文章，题目是《李鸿将军传略》，约一万六千字，另外，他还约戴广德先生写了一篇《李鸿在印缅》，[戴先生是老报人，当年曾奉派随军赴印缅采访，时住上海虹桥]，约四千字，另外，定一先生还附了一张复印的剪报，上有台湾《中报》在李鸿将军逝世后发表的一篇短文：《一个愤怒的丧礼——李鸿将军告别式现场报导》，我很高兴，于是，合德叔那篇共四篇有关李鸿将军的文章，发表在我县政协文史委主编的《文史资料第四辑》上，后来，我们还想出一本有关李鸿将军的专辑。1994年，经政协领导批准，我们开始动手作准备，为联系当事人，决定再去拜访李定一。
说及来意，定一先生有些情绪，交谈后得知，上次发表他的《李鸿将军传略》一文时，我们不该作了改动，具体的地方是他述及“仁安羌之战”时，消灭的日军人数，原文是“击毙日军三千余人”，我们把它改为“击毙日军一千二百余人”，他对这一改动有意见，说与史实不符，不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改？又说，随着两岸关系松动，原新38师旧属有很多人从台湾回家探亲，一旦看到这书，他们将作何感想？
我说，文史资料属“三亲”资料，即亲历、亲见、亲闻，有补史之阙、戡史之误的功能，因为“三亲”，文责自负，我们作为主编方，本无权随意删节，不过，我们在发表前，曾参考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发表的杜聿明的回忆文章，他在讲到“仁安羌之战时”，说包围英军的日军才一个大队。试想，我军就是全歼了这个大队，不使一个漏网，也不过一千一百人，何来“三千”之数？为缩小差距，只好改成这样。他不满意这样的解释，说杜聿明对孙立人在缅甸违抗命令、单独行动很不满，所以，在回忆录中，处处贬低孙立人和新38师，试想，日军一个大队如何能包围英军一个师及一个装甲旅共七千余人？而且，如果仅消灭日军一个大队，也不至震动英美两国，且由英皇授勋，接下来，他又把他搜集到的有关印缅战场的回忆录给我看，上面都是个人的亲历亲见，写到仁安羌之战，也都是说消灭日军三千余人。说到最后，定一先生的语气较为沉重，说有关印缅战场，两岸史学家都有所忽略，大陆这边宣传不多，原因显而易见；台湾那边，因为孙立人不为当局待见，李鸿头上又有“共谍”嫌疑，故对他们的战功闭口不提，只有英美两国宣传二战时，才多次提到印缅，且对孙立人、李鸿等人称赞备至，可这情况国人毕竟知之甚少。又说，这是一段不容抹杀的历史，若我们这代人不再把当时实情写出来，恐怕就要湮没无闻了。
我无话可说，于是，连连认错，并进一步提出改正错误的措施，这就是出一本专辑，把错误之处改正过来。
定一先生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回去后，陆续收到海内外不少人的来稿，都是定一先生约来的，他们中，有中国驻印军直属辎汽六团团长曹艺、有与李鸿将军患难与共的旧属潘德辉、有投诚后一直在长春工作的杨治兴、还有原军委会驻印参谋团参谋王楚英[现在南京鼓楼政协工作]、在台湾任职的袁子琳、已回国定居的彭克立及新38师炮兵连长丁涤勋等十余人，他们都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从不同的侧面，写出了一篇篇慷慨悲歌、感人至深的回忆录，同时，又由定一先生口述，由长沙铁路中学周宗达老师写了一篇长约七万五千字的长文，概述了李鸿将军一生。
于是，我们以《东方的蒙哥马利——李鸿将军》的书名，于1994年将此出版，内部发行后，反响极其强烈，接下来，我们又陆续收到不少文章，都是新38师旧属写的，都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次年即为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县地处湘北，抗战时，四次湘北会战，国军与日军在我县展开拉锯战，战事十分惨烈，为不牢记历史，文史委决定出版一些纪念文字，首选抗战县长谢宝树的《守土日记》，谢在日军进犯湘北时，作了大量工作，后调任桂东县长，任职期间，他将会战时写的日记石印出版，因经费无着，只好典当了夫人的首饰，勉强印了二百本，五十年过去，经历次运动，此书存世极少，我们决定重新排版翻印。另外，觉得现存的有关李鸿将军的资料不应埋没，决定集合前书，公开出版发行，稿子经省有关领导审查，发文同意出版，于是交湖南出版社公开出版，书名为《抗日名将李鸿将军》——至年底，该书参加湖南省政协文史委优秀文史资料评奖，获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