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瞿秋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位特别的共产党人，他临死前的绝笔《多余的话》一度让瞿秋白背负了“叛徒”的罪名，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为什么就难以重叠在一起呢？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
当年目睹这一悲壮场面的人这样描述说：瞿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
在瞿秋白就义10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瞿秋白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6月18日，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但是，在给予瞿秋白上述评价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建国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党曾经的领导人，他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书中，但是，中央却有指示：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曾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短短的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而是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在档案馆里找到的。虽然档案材料并没有揭示出不收入这篇序言的原因，但对《多余的话》心存疑虑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据陆定一回忆：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表示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到了“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
（二）
回观瞿秋白的道路，研读其著作，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是瞿秋白自己认可的身份，也是他骨子里散发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格的体现。身处巨变时代，革命是瞿秋白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革命大抵都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开风气之先，首先在思想文化转变、重建过程中倡导、鼓吹和实践革命的理想。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和任务：面对现实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必须承担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任务，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具有的内省、反叛精神，却时刻促使他们观照自身的灵魂，关注心灵的苦闷、彷徨、追求。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完美的英雄，坚定的革命者。还有一种就是更多关注个人独立的精神空间，充满矛盾、犹疑和挣扎，在这里知识分子是追求与彷徨的混合体。鲁迅、茅盾、巴金等都书写了这一类知识分子。而瞿秋白，正是以自己的言和行为这个传统作出了个性化的注解。
丁玲的小说《韦护》以瞿秋白为写作原型，它栩栩如生刻画了其性格和气质。而“韦护”一名本身就暗藏玄机，是瞿秋白文化性格复杂性的一个侧面体现。据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中所说，韦护是“屈维它”的谐音，“屈维它”是瞿秋白在《新青年》、《前锋》等杂志发表文章时所用过的笔名。韦护，就是佛教中韦陀菩萨的名字。瞿秋白以最是嫉恶如仇的韦陀命名，是希望自己能够奋生入世，拯救天下。佛学对瞿秋白文化性格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佛教所宣扬的以普度众生脱离苦海为善行的教义，很容易引起具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的瞿秋白的共鸣。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他革命者的抱负、胸襟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气质和境界。就是这种境界，使他面临人生的种种坎坷，直至死亡时都能从容不迫，平静如水。他在狱中所写的几首词《浣溪沙》、《卜算子》、《偶成》等就具有浓郁的悲凉情愫，颇具佛家淡定、寂灭的意蕴，这些低徊婉转、悱恻凄怆的诗文隔着悠悠时空印证了瞿秋白至真至淳的性情，坦荡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同时，也道出了生命中禀性与理智、意愿与责任这些二元抉择中的两难情境。
当然，佛学并不能真正调和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矛盾，比如个人与社会，个性与党性等，所以，在为信仰奋斗的过程中，瞿秋白无法排遣作为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孤独，也无法完成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转换。瞿秋白一直承认自己“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有着对精神自由本能的追求。幼时良好的传统教育培养了瞿秋白的文人情趣、文人气质，他不仅工于诗词书画，而且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趣味：听戏、吹箫、治印等。最能体现瞿秋白浪漫情怀的莫过于他的两段婚姻佳话，尤其是“秋之白华”的故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段“三角恋情”演绎为一个浪漫美好的故事，瞿秋白的坦荡而热烈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本质上，瞿秋白可以说是一个情感炽烈、浪漫奔放的诗人，当然，他充沛的情感是以革命作为底色的。
浪漫与革命，两者都是激情的象征，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知识分子的想象和预期中，它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骨子里充满浪漫精神的瞿秋白(们)义无反顾投入了革命，参与了革命实践，获得了革命家的身份认同，文化的构建与革命的行动获得了某种统一。但矛盾恰恰存在于此：浪漫的内核以个性、自由、反抗为本质，而革命却常常不需要、甚至完全排斥这些特性。他(们)不可避免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坚持革命信仰改造自我，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抑制和背叛浪漫文人天然的个性需求。对此，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剖析：“他们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人类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
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毫无疑问会以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形象载入史册。但《多余的话》却使他变得复杂、丰富了起来。死亡是人生最后一块也是最重要的试金石，那一刹那流露的定是真实的性情。《多余的话》，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灵魂，瞿秋白解剖自己，审视自己，用这种方式拒绝无谓的崇敬和瞻仰。他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瞿秋白表现出“走在希望的途中”的知识分子在艰难的跋涉中对自我信仰的坚执。正如他自己所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他的矛盾和难题其实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性，比如“政治家与文人”、“马克思主义与绅士意识”、“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大众的疏离”等矛盾。时至今日，我们知道，他所面临的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难题，甚至是时代的难题。他的“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是一个孤独、萧索的灵魂的反思者对解脱的渴望和回归。（《“书生革命者”的困境》焦雨虹）
（三）
他的坦荡，他彻底剖析自己灵魂的态度都是罕见的，而他的遭遇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英雄的认识的差异——即由神回归了人的认识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