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为何骂胡耀邦是“胡乱邦”组图 陈永贵晚年吐真言

引言：我和父亲陈永贵一起经历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和起起落落，一起欢笑，一起掉泪；也曾自豪，也曾委屈。他一辈子劳累，没享几天福，一提起他我就心疼。许多年以来，我一直不愿面对媒体。面对一些无端的非议，我不想苟同，更不想反驳，我保持沉默。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是儿孙绕膝。孩子们常常瞪着好奇的眼睛问这问那。望着他们疑惑的神情，我的心在颤动。在亲情面前，我曾经冰冷的心在融化，我逐渐冷静下来感念父亲的一生。父亲爱我，我爱我的孩子，我要把他的故事告诉人们，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不得不为我的后代展示出真实的他。

他威严而不失慈爱，艰辛而不乏乐观，聪明而不失勤奋，自信而不乏奋争，终生付出却无怨无悔，这便是我眼中的父亲。

陈春梅（注：陈永贵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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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陈永贵显然觉得他这一骂骂得妙，从此就常常这样骂。

　　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期，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三中全会后，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此时胡耀邦已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华国锋已经架空。胡耀邦不屈不挠，对陈永贵的大寨模式毫不客气。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陈永贵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示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的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

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地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很近似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伴着老年的可敬一块从脸上透出来，而且显得极随和，全没了在昔阳说一不二时的霸气，更没了训斥人家反大寨时的骄横甚至不讲理。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了昔阳熟人的落脚站。凡是因公进京的，一概住旅馆，因私的，一概睡地毯。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骂道：“你懂个屁！”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渡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1986年3月26日晚上，新华社发布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晚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告别室里，聚集了200多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下午2点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

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了车。

5天后，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

摘自:《陈永贵沉浮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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