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宜兴潘汉年故居
潘汉年（1906—1978），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具有非凡经历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1996年，中央某部有位领导同志说“现在的年轻人，提起戴笠几乎无人不知。但是，我们的潘汉年同志却很少有人知道。……只知道戴雨农，不知道李克农，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宣传我们自己在隐蔽战线上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同志。潘汉年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吸引我前去寻访潘汉年故居的另一个原因是，潘汉年同志还曾经是共和国第一冤案的主角。
去年就了解到潘汉年在宜兴归泾乡陆平村的故居得到了修复，一直没有前去寻访。12月5日到竺山湖度假村为“上海丰采园”博友迎接草茉莉从俄罗斯授勋归来做些准备，正好有点空余时间又顺路，便驱车赴宜兴寻访潘汉年故居。
竺山湖度假村到宜兴归泾乡大约四、五十公里，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归泾集镇。不清楚陆平村在哪里？便停下车来向一家商店的主人问讯。店主人说：“隔壁那家就是陆平人，也姓潘，你去问他吧。”隔壁一家是经营建材的小店，店里有位老先生正在整理东西。我先问：“先生您知道潘汉年故居吗？”潘先生抬起头来说：“潘汉年是我堂兄，他的故居在陆平村啊！”听他说是潘汉年的堂弟，我便问：“潘汉年的子女还在吗？”潘先生语气惋惜地说：“潘汉年结婚后未生育，他家没有后啊！”“哪潘家还有其他人回来看看吗？”我接着问。潘先生说：“侄男侄女也都老了，已有好多年没有回来了。”我再问：“故居修好后，前来参观的人多吗？”“也有，但不多。来的大都是上海人。”从语气中听出有些伤感。
辞别潘先生便照他指的方向朝陆平村前进。当车行到新拓宽的S342省道上便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刻有“陆平村”三个大字，旁边还有一个公交车的站台。顺着
站台旁的一条支路进去，约1公里就看到了陆平村。这里历史上就是一个大村落，
住着几百户人家。到了村上又问了几次讯，才在村东头找到了潘汉年故居。那是一幢五间二进二院坐北朝南的建筑，门前一对石狮，门头上塑有“潘汉年故居”五个
大字。走近看，见大门紧锁着，敲门也无人答应。只得询问旁边一家男主人：“参观潘汉年故居找谁开门呀？”那位先生说：“钥匙在村委书记那里，你到村委去找吧。”我们开着车来到陆平村委，这是一幢建在新公路边的大楼，宽敞明亮，不失气派。走进村委大楼，门卫听说是来找书记的，便指着二楼轻声说：“正巧，书记
在办公室开会呢。”走上二楼，东首第一间挂着“书记”的门牌，我轻轻敲了两下，里面传出声音：“谁呀，有什么事？”“我们是常州来的，想看一下潘汉年故居。”不一会，书记拿着一串钥匙出来说：“你们自已去开吧。看过，把门锁上，钥匙送到这里来。”我接过钥匙，说了声谢谢，便下楼再返潘汉年故居。
打开大门，里面是一个庭院，庭院正中塑有一尊潘汉年同志的青铜胸像。只见他身穿西装，戴一付金丝眼镜，目光睿智，炯炯有神。一进五间平房内是“潘汉年
生平事迹陈列”。细看，潘汉年幼年在父亲的私塾读书，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外出求学后，曾因腿疾辍学在家，协助父亲将私塾改成高小，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师。这所学校在他的冤案平反后，被建成“潘汉年希望小学”，校名由当时的上海
市市长徐匡迪题写。不过这所学校近年被撤并了，我们去时，已人去楼空。
潘汉年读书时受其堂兄潘梓年、潘菽介绍“五四”进步思想的影响，高小毕业后在励进小学任教时，与学校进步教师一起参加反对宜兴县教育局周聘高的斗争，并被指控而遭拘，后经其父亲聘请上海律师才被迫释放。他在励进小学任教的那段时间，接触到了上海、北京等地的进步书刊，开始文学创作，其诗作《不敢》《怅惘》《可怕的路》《评小学教科书》等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在上海文学界初露头角。
1925年，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回宜兴陆平村开展农民运动。时间虽短，却使陆平村成为宜兴农村革命的火种，为1927年宜兴的农民秋收暴动起到了思想引导作用。回到上海后在“创造社”从事文学创作，与叶灵凤合编《幻洲》以“三番水郎”“泼皮男士”等笔名发表具有革命进步思想的文章，鲁迅曾评介：“当时的刊物中，最风行的是《幻洲》”1927年，经党组织同意赴南昌参加国民革命总政治部南昌分部的工作，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报道北伐消息，鼓舞士气。“马日事变”后，发表《湖南政变与讨蒋》文章，对蒋、汪的分析入木三分。大革命失败后，回到上海从事文化工作，办刊物、写杂文、发政论，锋芒直指国民党新军阀要害。1927年10月起，潘汉年与鲁迅建立了联系，常去鲁迅家走访。1928年起，他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为消除“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之间因开展革命文学口号的论争而引起的矛盾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促成左翼文化队伍的团结，并于1930年成立“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兼任党团书记。1929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文委书记。1930年，上海进步文艺界由鲁迅、柔石、郁达夫、潘汉年、冯雪
峰、夏衍等51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1年“左联“胡也频、柔石等五烈士殉难后，考虑到鲁迅的安全，潘汉年为其提供了隐蔽住所。
1931年，潘汉年离开长期工作的文化战线，时代和机遇把他推向更为艰险复杂的隐蔽战线。事情的起源是，1931年4月25日，掌握中共中央特级机密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捕获，幸亏周恩来安插在国民党情报部门的内线及时传递信息，中央机关才未受大的破坏。面对险恶的斗争形势，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及潘汉年三人为骨干组建新的中央特科。特科总部下设四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财政、交通以及营救、安抚等项工作，科长由陈云兼任；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查、反间谍等任务，科长由潘汉年兼任；三科为行动科，负责镇压叛徒和除奸任务，科长由康生兼任；四科为通讯科，负责电讯联络，科长由李强担任。之后，潘汉年还先后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谈判代表、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长、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主管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等职务。长期战斗在敌伪统治森严的后方，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屡建奇功，为革命大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潘汉年同时还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过出色的贡献，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及民主进步人士。
解放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市长为改造旧上海和建设新上海而辛勤工作，并取得出色的政绩。然而，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潘汉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杨反革命事件”。1957年底，潘案审理结束后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宣判，而是长期被延搁着，直到1962年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顺便提到了这个案件：“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说话的语气似乎是宽容的，却给原本是冤案的潘汉年又加了一项罪名：“CC派特务”，可杀可不杀的人物。正是根据这一讲话精神，潘汉年在1962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到了1970年，又由中央文革专案组改判为无期徒刑（无司法手续）。直到1977年4月，71岁的潘汉年病逝于湖南长沙，被关押了整整22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中央的重新审查，1982年8月潘汉年反革命案件得以彻底平反，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文件中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
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手头正好有一本1989年出版的《共和国第一冤案》，作者张重天是这样描述潘
汉年夫妇在湖南茶陵洣市茶场最后两年生活的。洣市茶场位于横亘湖南、江西交界的九龙山畔，是湖南省公安厅的一所劳改茶场，交通虽然不便，但环境清静，空气新鲜。1975年5月潘汉年夫妇被送到茶场，但他们都感到很高兴，觉得摆脱了秦城监狱里烦闷窒息的空间，到了一个适合休息养生的地方。茶场负责人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尽管茶场的住房简陋又拥挤，但还是给他们安排了一间20平米的住房。潘
汉年与董慧（董慧是潘汉年的第二任妻子，比潘小12岁，其父董仲维是香港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1937年董慧在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后去北平报考大学，遇上“七七事变”，随流亡学生到了西安，后辗转到延安，进入抗大。1938年入党。组织上考虑其父在香港的社会关系，被安排到中央情报机关工作。由此与潘汉年从相识到相爱，直至患难与共一生。）都很热爱生活，在这间20平方米屋里，除了安一张大木床外，窗前有一张堆满了书的桌子，一对椅子，靠墙角放着一只用红砖搁起来的盛衣服的木箱，木箱上叠放了许多书。潘汉年觉得到了这么好的环境中，应该加倍学习，这样既可排除烦恼，亦可增长知识。他写了一条横幅贴在书桌前：“活到老，学到老”。茶场除了供给他们食品和生话必需品外，还每月发给他们当时来讲比较宽裕的生活费。考虑到年纪已大，而且董慧的下肢已经瘫痪，行动不便，便用发给他们的生活费雇了一位保姆。潘汉年到茶场后，除了种菜，就是读书，还有就是陪着董慧说说话。每天起床后，保姆生火做饭，他便出去打太极拳。吃过早饭，看书、练毛笔字。早晨和黄昏，潘汉年会推着轮椅与董慧一起到茶场散步，有时也会到附近菜场去买点肉或者鱼改善一下生活。茶场里的职工，对他们都很尊重，从不叫他们的名字，而尊称“俩老”，“俩老”在茶场里是最有学问的人，人们生活和工作遇到难题，总会找他们商量，他们也总是热情地给予帮助。他们把旧衣服送给茶场剧团作为道具，董慧还为茶场职工子弟补习英语。
夫妇俩平静的生活仅仅过了几个月，中国便接连地发生了几件天崩地塌的大事：1976年1月8日，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丧生；9月9日，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
潘汉年与董慧在九龙山麓偷度晚年，为的是等待国运的转机。而接连发生的几件大事，把他们震懵了。又过了一个多月，从广播中听到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俩老”兴奋得一夜未眠，潘汉年还破例喝了点酒。第二天一早，潘汉年便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冤案。也许是极左路线还没有彻底肃清，也许是中央领导正忙着粉碎“四人帮”后的治国大计。潘汉年寄出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慢慢地他们失望了。在焦虑痛苦的煎熬中，潘汉年患上了肝炎。1977年的春天来了。当满山嫩绿的茶园中一丛丛粉红色的杜鹃花开放时，潘汉年已经没有力气爬上山去欣赏了。他已经卧床两月，住在茶场的职工医院里。3月28日，在茶场干部的关心下，他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往长沙治疗。在当时那种青黄不接的政治形势下，潘汉年住院不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用他当年做情报工作时在敌占区使用过的名字：萧淑安。董慧不放心远在长沙治病的丈夫，4月14日，在茶场干部陪同下，赶到长沙医院看望潘汉年。那天，潘汉年见到董慧精神特别好，他大声地说：“我是一定要回来的，还要等北京给我平反呀！”但是，到了晚上7点54分，那颗曾经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了30年，遭受不白之冤的折磨22年，最后怀着5个多月的伸冤焦虑在无助与绝望中停止了跳动。1977年夏天，长沙市公墓上多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亡夫萧淑安之墓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 妻董慧”。
潘汉年去世后的第三年，郁郁寡欢的董慧也走完了她62年的坎坷人生，骨灰在长沙公墓与潘汉年合葬，两个孤寂的灵魂相聚在长沙的荒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