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潘汉年故居 宜兴一日游攻略

宜兴潘汉年故居


潘汉年(1906—1978),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具有非凡经历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1996年,中央某部有位领导同志说“现在的年轻人,提起戴笠几乎无人不知。但是,我们的潘汉年同志却很少有人知道。……只知道戴雨农,不知道李克农,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宣传我们自己在隐蔽战线上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同志。潘汉年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吸引我前去寻访潘汉年故居的另一个原因是,潘汉年同志还曾经是共和国第一冤案的主角。

去年就了解到潘汉年在宜兴归泾乡陆平村的故居得到了修复,一直没有前去寻访。12月5日到竺山湖度假村为“上海丰采园”博友迎接草茉莉从俄罗斯授勋归来做些准备,正好有点空余时间又顺路,便驱车赴宜兴寻访潘汉年故居。

竺山湖度假村到宜兴归泾乡大约四、五十公里,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归泾集镇。不清楚陆平村在哪里?便停下车来向一家商店的主人问讯。店主人说:“隔壁那家就是陆平人,也姓潘,你去问他吧。”隔壁一家是经营建材的小店,店里有位老先生正在整理东西。我先问:“先生您知道潘汉年故居吗?”潘先生抬起头来说:“潘汉年是我堂兄,他的故居在陆平村啊!”听他说是潘汉年的堂弟,我便问:“潘汉年的子女还在吗?”潘先生语气惋惜地说:“潘汉年结婚后未生育,他家没有后啊!”“哪潘家还有其他人回来看看吗?”我接着问。潘先生说:“侄男侄女也都老了,已有好多年没有回来了。”我再问:“故居修好后,前来参观的人多吗?”“也有,但不多。来的大都是上海人。”从语气中听出有些伤感。

辞别潘先生便照他指的方向朝陆平村前进。当车行到新拓宽的S342省道上便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刻有“陆平村”三个大字,旁边还有一个公交车的站台。顺着


站台旁的一条支路进去,约1公里就看到了陆平村。这里历史上就是一个大村落,
住着几百户人家。到了村上又问了几次讯,才在村东头找到了潘汉年故居。那是一幢五间二进二院坐北朝南的建筑,门前一对石狮,门头上塑有“潘汉年故居”五个
大字。走近看,见大门紧锁着,敲门也无人答应。只得询问旁边一家男主人:“参观潘汉年故居找谁开门呀?”那位先生说:“钥匙在村委书记那里,你到村委去找吧。”我们开着车来到陆平村委,这是一幢建在新公路边的大楼,宽敞明亮,不失气派。走进村委大楼,门卫听说是来找书记的,便指着二楼轻声说:“正巧,书记
在办公室开会呢。”走上二楼,东首第一间挂着“书记”的门牌,我轻轻敲了两下,里面传出声音:“谁呀,有什么事?”“我们是常州来的,想看一下潘汉年故居。”不一会,书记拿着一串钥匙出来说:“你们自已去开吧。看过,把门锁上,钥匙送到这里来。”我接过钥匙,说了声谢谢,便下楼再返潘汉年故居。

打开大门,里面是一个庭院,庭院正中塑有一尊潘汉年同志的青铜胸像。只见他身穿西装,戴一付金丝眼镜,目光睿智,炯炯有神。一进五间平房内是“潘汉年
生平事迹陈列”。细看,潘汉年幼年在父亲的私塾读书,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外出求学后,曾因腿疾辍学在家,协助父亲将私塾改成高小,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师。这所学校在他的冤案平反后,被建成“潘汉年希望小学”,校名由当时的上海
市市长徐匡迪题写。不过这所学校近年被撤并了,我们去时,已人去楼空。

潘汉年读书时受其堂兄潘梓年、潘菽介绍“五四”进步思想的影响,高小毕业后在励进小学任教时,与学校进步教师一起参加反对宜兴县教育局周聘高的斗争,并被指控而遭拘,后经其父亲聘请上海律师才被迫释放。他在励进小学任教的那段时间,接触到了上海、北京等地的进步书刊,开始文学创作,其诗作《不敢》《怅惘》《可怕的路》《评小学教科书》等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在上海文学界初露头角。

1925年,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回宜兴陆平村开展农民运动。时间虽短,却使陆平村成为宜兴农村革命的火种,为1927年宜兴的农民秋收暴动起到了思想引导作用。回到上海后在“创造社”从事文学创作,与叶灵凤合编《幻洲》以“三番水郎”“泼皮男士”等笔名发表具有革命进步思想的文章,鲁迅曾评介:“当时的刊物中,最风行的是《幻洲》”1927年,经党组织同意赴南昌参加国民革命总政治部南昌分部的工作,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报道北伐消息,鼓舞士气。“马日事变”后,发表《湖南政变与讨蒋》文章,对蒋、汪的分析入木三分。大革命失败后,回到上海从事文化工作,办刊物、写杂文、发政论,锋芒直指国民党新军阀要害。1927年10月起,潘汉年与鲁迅建立了联系,常去鲁迅家走访。1928年起,他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为消除“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之间因开展革命文学口号的论争而引起的矛盾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促成左翼文化队伍的团结,并于1930年成立“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兼任党团书记。1929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文委书记。1930年,上海进步文艺界由鲁迅、柔石、郁达夫、潘汉年、冯雪
峰、夏衍等51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1年“左联“胡也频、柔石等五烈士殉难后,考虑到鲁迅的安全,潘汉年为其提供了隐蔽住所。

1931年,潘汉年离开长期工作的文化战线,时代和机遇把他推向更为艰险复杂的隐蔽战线。事情的起源是,1931年4月25日,掌握中共中央特级机密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捕获,幸亏周恩来安插在国民党情报部门的内线及时传递信息,中央机关才未受大的破坏。面对险恶的斗争形势,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及潘汉年三人为骨干组建新的中央特科。特科总部下设四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财政、交通以及营救、安抚等项工作,科长由陈云兼任;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查、反间谍等任务,科长由潘汉年兼任;三科为行动科,负责镇压叛徒和除奸任务,科长由康生兼任;四科为通讯科,负责电讯联络,科长由李强担任。之后,潘汉年还先后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谈判代表、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长、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主管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等职务。长期战斗在敌伪统治森严的后方,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屡建奇功,为革命大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潘汉年同时还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过出色的贡献,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及民主进步人士。

解放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市长为改造旧上海和建设新上海而辛勤工作,并取得出色的政绩。然而,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潘汉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杨反革命事件”。1957年底,潘案审理结束后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宣判,而是长期被延搁着,直到1962年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顺便提到了这个案件:“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说话的语气似乎是宽容的,却给原本是冤案的潘汉年又加了一项罪名:“CC派特务”,可杀可不杀的人物。正是根据这一讲话精神,潘汉年在1962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到了1970年,又由中央文革专案组改判为无期徒刑(无司法手续)。直到1977年4月,71岁的潘汉年病逝于湖南长沙,被关押了整整22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中央的重新审查,1982年8月潘汉年反革命案件得以彻底平反,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文件中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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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手头正好有一本1989年出版的《共和国第一冤案》,作者张重天是这样描述潘
汉年夫妇在湖南茶陵洣市茶场最后两年生活的。洣市茶场位于横亘湖南、江西交界的九龙山畔,是湖南省公安厅的一所劳改茶场,交通虽然不便,但环境清静,空气新鲜。1975年5月潘汉年夫妇被送到茶场,但他们都感到很高兴,觉得摆脱了秦城监狱里烦闷窒息的空间,到了一个适合休息养生的地方。茶场负责人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尽管茶场的住房简陋又拥挤,但还是给他们安排了一间20平米的住房。潘
汉年与董慧(董慧是潘汉年的第二任妻子,比潘小12岁,其父董仲维是香港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1937年董慧在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后去北平报考大学,遇上“七七事变”,随流亡学生到了西安,后辗转到延安,进入抗大。1938年入党。组织上考虑其父在香港的社会关系,被安排到中央情报机关工作。由此与潘汉年从相识到相爱,直至患难与共一生。)都很热爱生活,在这间20平方米屋里,除了安一张大木床外,窗前有一张堆满了书的桌子,一对椅子,靠墙角放着一只用红砖搁起来的盛衣服的木箱,木箱上叠放了许多书。潘汉年觉得到了这么好的环境中,应该加倍学习,这样既可排除烦恼,亦可增长知识。他写了一条横幅贴在书桌前:“活到老,学到老”。茶场除了供给他们食品和生话必需品外,还每月发给他们当时来讲比较宽裕的生活费。考虑到年纪已大,而且董慧的下肢已经瘫痪,行动不便,便用发给他们的生活费雇了一位保姆。潘汉年到茶场后,除了种菜,就是读书,还有就是陪着董慧说说话。每天起床后,保姆生火做饭,他便出去打太极拳。吃过早饭,看书、练毛笔字。早晨和黄昏,潘汉年会推着轮椅与董慧一起到茶场散步,有时也会到附近菜场去买点肉或者鱼改善一下生活。茶场里的职工,对他们都很尊重,从不叫他们的名字,而尊称“俩老”,“俩老”在茶场里是最有学问的人,人们生活和工作遇到难题,总会找他们商量,他们也总是热情地给予帮助。他们把旧衣服送给茶场剧团作为道具,董慧还为茶场职工子弟补习英语。

夫妇俩平静的生活仅仅过了几个月,中国便接连地发生了几件天崩地塌的大事:1976年1月8日,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丧生;9月9日,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

潘汉年与董慧在九龙山麓偷度晚年,为的是等待国运的转机。而接连发生的几件大事,把他们震懵了。又过了一个多月,从广播中听到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俩老”兴奋得一夜未眠,潘汉年还破例喝了点酒。第二天一早,潘汉年便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冤案。也许是极左路线还没有彻底肃清,也许是中央领导正忙着粉碎“四人帮”后的治国大计。潘汉年寄出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慢慢地他们失望了。在焦虑痛苦的煎熬中,潘汉年患上了肝炎。1977年的春天来了。当满山嫩绿的茶园中一丛丛粉红色的杜鹃花开放时,潘汉年已经没有力气爬上山去欣赏了。他已经卧床两月,住在茶场的职工医院里。3月28日,在茶场干部的关心下,他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往长沙治疗。在当时那种青黄不接的政治形势下,潘汉年住院不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用他当年做情报工作时在敌占区使用过的名字:萧淑安。董慧不放心远在长沙治病的丈夫,4月14日,在茶场干部陪同下,赶到长沙医院看望潘汉年。那天,潘汉年见到董慧精神特别好,他大声地说:“我是一定要回来的,还要等北京给我平反呀!”但是,到了晚上7点54分,那颗曾经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了30年,遭受不白之冤的折磨22年,最后怀着5个多月的伸冤焦虑在无助与绝望中停止了跳动。1977年夏天,长沙市公墓上多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亡夫萧淑安之墓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 妻董慧”。

潘汉年去世后的第三年,郁郁寡欢的董慧也走完了她62年的坎坷人生,骨灰在长沙公墓与潘汉年合葬,两个孤寂的灵魂相聚在长沙的荒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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