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的一些特色 国榷的介绍

《国榷》的一些特色………………………………………………郑克晟

我们平时研究和学习明朝历史,大多以《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和《国榷》这五部书作为主要的参考书。其中谈迁的《国榷》一书,因为一直没有印本,流传极少,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直至1958年才由古籍出版社分精装六册出版。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共104卷,加上卷首4卷,共108卷,凡四百多万字。
谈迁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学家。他鉴于明朝历代实录多有避讳失真之处;天启朝实录还有短缺;而明亡后崇祯朝这十七年间的实录一直无人撰写,无法流传后世;同时又看到其它人编写的明朝编年史错误很多,于是,他就以明朝实录为主,又参考了明代史书一百多种以及当时的政府公报(邸报),发愤编成《国榷》一书。
《国榷》这部书的特点很多,兹综述如下:
一,敢于直书
谈迁在编纂《国榷》时,对过去实录中避而不谈的一些重要史实,毫无避讳,敢于将真实事实全盘托出,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例如,明太祖晚年杀功臣的事,实录中只说某年某月某人死,并不注明死因。《国榷》则不然,它尽量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如洪武二十六年(1693),朱元璋继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后又兴兰玉党案(史称“胡兰之狱”),被株连论死的凡三万人。《国榷》在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申条、就直截了当地写道:“会宁侯张温、都督萧用等以党诛。”(卷10,741页)这就指明了张温、萧用是因兰玉案件而被朱元璋杀害的。而后,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条,又记太子太师,颍国公傅友德自杀事。他在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事实的经过:“(傅)累历大功,以兰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指朱元璋)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会冬宴,……上责友德不敬,且日:‘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傅提二首至。上惊日:‘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日:‘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卷10.753页,谈迁用简单的几句话,把朱元璋晚年猜忌功臣的性格,如实地反映出来。
其次。《明实录》中把建文朝一代史事尽力抹煞,把这四年事情全部移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实录中。《国榷》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它不仅直书建文元年至四年的有关事情,并把明成祖称为“燕庶人”。同时还将明成祖杀方孝孺的事,照直叙述。建文四年六月丁丑;“国亡(指建文失败),孝孺衰绖日夜哭。上(指成祖)数召之,不至。镇抚伍云絷以入。上日:‘吾欲效周公辅成王何如’?(方)对日:‘成王安在?’日:‘渠(指建文)自焚死’。曰:‘有成王之子在!’上少之。日;‘有成王之弟在’!上语塞。曰,‘先生休矣l’促草诏,孝孺掷笔哭骂不已。上曰;‘吾能赤人九族。’对日:‘即死安能加族
我乎!行见后之叛俑今日也。’下狱,逮其宗戚相踵示之,(方)哭骂如故。上怒,命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噀血犯御座,磔之。……僇宗戚八百七十三人,远戍不可胜计。”(卷12,855页)谈迁对此事件还写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练(子宁)之惨,千载下为之魂悸。”(卷12,875页)这种直书明朝老祖宗不光彩的事实,是很难得可贵的。
第三,《国榷》与清朝人所修的《明史》也有所不同。《明史》中对满洲先世建州女真情况全都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而《国榷》则对建州女真的事实毫无避讳,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如永乐元年十一月:“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卷13,918页)永乐八年八月乙卯:“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金事,赐姓名李显忠”。下注:“释家奴,指挥阿哈出之子。”(卷15,1050页)永乐元年十二月辛巳:“置兀者卫。”下注:“女直野人”。(卷13,921页)永乐二年二月癸酉:“置奴儿干卫。”下注:“女直野人。”(卷13,924页)
最后,尽管谈迁最终完成《国榷》时明朝已亡,他作为明朝遗民对崇桢也无限怀念,口称“先
帝“不已,但他对崇祯的缺点在书中并不隐瞒。如书中谈到崇祯之死,就指出:“先帝(指崇祯)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痛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卷100,6058页)
二、善于评论.
《国榷》在体裁中的另一特点是经常引用诸家之说,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加以评论。如他对建文帝被烧死一事,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是以知建文帝不没也”。其后又引崔铣、郑晓、王世贞连同自己共十六人的议论并列于后。这中间史家的议论不尽相同,但这种编排可以使读者参阅各种评论从而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
在这些评论巾,有时是谈迁借别人的议论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时也包括他自己的评论。如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甲戌条,谈到“赦胡蓝余党”,谈迁借朱国桢之议论日:“功臣自杞公陈德外,多坐胡,兰二党,或即死,或己死得免,然_犹有谬其家夺其袭封者。”又说:“(太祖)熟窥情状,先事诛夷,宁过无不及,前坐者至三万余人。当时(对党羽)已难分别,何况二百年后.得以意悬断乎?”(卷10,745页)这是谈迁继承历代史家的直笔求真精神,既不妄加推测,不乱写也不多写的史家传统。
《国榷》的一些特色 国榷的介绍
在天顺元年(1457)正月丁亥萸宗复位后,于谦被杀。谈迁在这里评论说:“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卷32,2026页)颇有批评于谦之意。又如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病死,谈迁在这里评论日:“武宗少即警敏,好佚乐。……而武宗又不罪一谏臣,元相呵护,群吏奉法。……夜半出片纸缚(刘)瑾,……钱宁俛首受罪。”然后他又列举张邦奇,郑晓、雷礼、陈于陛、李维植、何乔远等人对武宗的评论,并列于后,以供参考。后来天启七年七月乙卯熹宗死时,谈迁认为“阉尹之祸,剧于熹庙,……疵德多矣”。(卷88,5385页)明确指出天启
时比武宗时政治还坏得多。
三、详于考订
《国榷》的另一特点是详于考订,即不盲目轻信一些史料。万一史料有失实处,书中均加以指明。例如《国榷》关于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丁丑清兵入关的记载。书中说:“时报建虏(指清兵)六万攻宁远,进界岭口;六万攻山海关,进青山口;又五万进蓟州。”而谈迁经过核实,认为上述记载人数“皆虚报也,实二万骑入墙子岭”。(卷98.5948页)又如甲中(1644)三月,襄城伯李国桢被农民军在北京拷掠致死。
谈迁对此事曾加考订说:“国变时,留都坊刻数种,有言襄城伯李国桢见贼愿触死于阶前,争三大事:葬先帝(指崇祯)、护山陵、全太子、定、永二王。李自成一一从之。”但谈迁“后以问北来诸人,绝无闻也。予游燕,值其门客,有言襄城事甚详者。又其舅金华某氏,尝叹其不能死国,彼犹觊归命之赏,甘心事仇”。(卷100,6063页)经过一番仔细考订,认为“南人不察其实,为流闻之所误”,事实上李国桢是个软骨头。谈迁编写《国榷》时,对材料来源的引用总是这样精审,尽量达到精益求精。
四、重视明末史实
《国榷》非常注意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所占篇幅也多。在全书六册中,万历以后的历史占了两册,而天启,崇帧二十多年的历史占了一册。究其原因,无外这样两个:
一是“辽事”坏在万历朝,所以书中溯本求源,对建州史料非常注意,细心搜求,以取得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是崇祯朝没有实录,因此谈迁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等,补编了这十七年的历史,使有明一代的历史更具有完整性,并进一步得到充实、订正,以留存于后世。吴晗同志说得好:《国榷》“由于当时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谈迁和
国榷》,见《灯下集》)
事实的确如此。《国榷》中不仅关于建州的记载较多,同时关于农民军在北京的叙述也不少,其中大多也是符合事实的。如甲申年四月戊午朔,述农民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卷101,6061页)说明李自成这一政策在京师很得民心。但至是月丙寅(初九),李自成军“议东援,颇惧”,李乃“赏各将百金,各兵十金。吏卒大失望,更赏卒白布四丈.青布八丈,皆市廛夺取之。时都人大失望,牛金星,顾君恩以告。刘宗敏日:‘今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兵日弗万金,若不强取,从何而给?”说明农民军政策由受人民拥护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也近乎事实。另外在谈到当时北京城内农民军拷掠明官的情况.《国榷》中也多刻画了农民军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如四月甲子,“李自成过刘宗敏所,见掠治三百余人,惨甚。(李)令酌放之。而前所毙者可千余人。宋敏进饷金千万,都督李岩、李牟,李友征不及其半。派部曲人各二百金,足其额。”(卷10l,6070页)话虽不多,但对农民军内部谁热衷拷饷,谁反对,都能简单表达出来。
《国榷》除去上述许多特色之外,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叙事过于简单。本来中国历代史家为了叙事求真,所以写书从来主张尚简,不更多罗列事实,以免虚费文字。但文字过于简单,对于后人研究历史,则带来极大不便。再如同一事件先后说法不一致。这里可以永乐时设置东厂事为例。书中永乐七年十二月记有:“始立东厂刺事,内官主之。”(卷]4,1033页)而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又言:“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卷17,1176页)实际应是后者正确。
尽管这样,《国榷》仍不失为我们今天学习明朝历史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参考书。尤其是在《明实录》印本不多难于借阅的情况下,参考《国榷》学习明史,更是不可缺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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