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榷》的一些特色………………………………………………郑克晟
我们平时研究和学习明朝历史，大多以《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和《国榷》这五部书作为主要的参考书。其中谈迁的《国榷》一书，因为一直没有印本，流传极少，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直至1958年才由古籍出版社分精装六册出版。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共104卷，加上卷首4卷，共108卷，凡四百多万字。
谈迁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学家。他鉴于明朝历代实录多有避讳失真之处；天启朝实录还有短缺；而明亡后崇祯朝这十七年间的实录一直无人撰写，无法流传后世；同时又看到其它人编写的明朝编年史错误很多，于是，他就以明朝实录为主，又参考了明代史书一百多种以及当时的政府公报(邸报），发愤编成《国榷》一书。
《国榷》这部书的特点很多，兹综述如下：
一，敢于直书
谈迁在编纂《国榷》时，对过去实录中避而不谈的一些重要史实，毫无避讳，敢于将真实事实全盘托出，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例如，明太祖晚年杀功臣的事，实录中只说某年某月某人死，并不注明死因。《国榷》则不然，它尽量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如洪武二十六年(1693)，朱元璋继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后又兴兰玉党案(史称“胡兰之狱”)，被株连论死的凡三万人。《国榷》在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申条、就直截了当地写道：“会宁侯张温、都督萧用等以党诛。”(卷10，741页)这就指明了张温、萧用是因兰玉案件而被朱元璋杀害的。而后，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条，又记太子太师，颍国公傅友德自杀事。他在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事实的经过：“（傅)累历大功，以兰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指朱元璋)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会冬宴，……上责友德不敬，且日：‘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傅提二首至。上惊日：‘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日：‘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卷10．753页，谈迁用简单的几句话，把朱元璋晚年猜忌功臣的性格，如实地反映出来。
其次。《明实录》中把建文朝一代史事尽力抹煞，把这四年事情全部移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实录中。《国榷》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它不仅直书建文元年至四年的有关事情，并把明成祖称为“燕庶人”。同时还将明成祖杀方孝孺的事，照直叙述。建文四年六月丁丑；“国亡(指建文失败)，孝孺衰绖日夜哭。上(指成祖)数召之，不至。镇抚伍云絷以入。上日：‘吾欲效周公辅成王何如’?(方)对日：‘成王安在?’日：‘渠(指建文)自焚死’。曰：‘有成王之子在!’上少之。日；‘有成王之弟在’!上语塞。曰，‘先生休矣l’促草诏，孝孺掷笔哭骂不已。上曰；‘吾能赤人九族。’对日：‘即死安能加族
我乎!行见后之叛俑今日也。’下狱，逮其宗戚相踵示之，(方)哭骂如故。上怒，命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噀血犯御座，磔之。……僇宗戚八百七十三人，远戍不可胜计。”(卷12，855页)谈迁对此事件还写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练(子宁)之惨，千载下为之魂悸。”(卷12，875页)这种直书明朝老祖宗不光彩的事实，是很难得可贵的。
第三，《国榷》与清朝人所修的《明史》也有所不同。《明史》中对满洲先世建州女真情况全都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而《国榷》则对建州女真的事实毫无避讳，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如永乐元年十一月：“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卷13，918页)永乐八年八月乙卯：“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金事，赐姓名李显忠”。下注：“释家奴，指挥阿哈出之子。”(卷15，1050页)永乐元年十二月辛巳：“置兀者卫。”下注：“女直野人”。(卷13，921页)永乐二年二月癸酉：“置奴儿干卫。”下注：“女直野人。”(卷13，924页)
最后，尽管谈迁最终完成《国榷》时明朝已亡，他作为明朝遗民对崇桢也无限怀念，口称“先
帝“不已，但他对崇祯的缺点在书中并不隐瞒。如书中谈到崇祯之死，就指出：“先帝(指崇祯）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痛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卷100，6058页)
二、善于评论．
《国榷》在体裁中的另一特点是经常引用诸家之说，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加以评论。如他对建文帝被烧死一事，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是以知建文帝不没也”。其后又引崔铣、郑晓、王世贞连同自己共十六人的议论并列于后。这中间史家的议论不尽相同，但这种编排可以使读者参阅各种评论从而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
在这些评论巾，有时是谈迁借别人的议论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时也包括他自己的评论。如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甲戌条，谈到“赦胡蓝余党”，谈迁借朱国桢之议论日：“功臣自杞公陈德外，多坐胡，兰二党，或即死，或己死得免，然_犹有谬其家夺其袭封者。”又说：“(太祖)熟窥情状，先事诛夷，宁过无不及，前坐者至三万余人。当时(对党羽)已难分别，何况二百年后．得以意悬断乎?”(卷10，745页）这是谈迁继承历代史家的直笔求真精神，既不妄加推测，不乱写也不多写的史家传统。
在天顺元年(1457)正月丁亥萸宗复位后，于谦被杀。谈迁在这里评论说：“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卷32，2026页)颇有批评于谦之意。又如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病死，谈迁在这里评论日：“武宗少即警敏，好佚乐。……而武宗又不罪一谏臣，元相呵护，群吏奉法。……夜半出片纸缚（刘)瑾，……钱宁俛首受罪。”然后他又列举张邦奇，郑晓、雷礼、陈于陛、李维植、何乔远等人对武宗的评论，并列于后，以供参考。后来天启七年七月乙卯熹宗死时，谈迁认为“阉尹之祸，剧于熹庙，……疵德多矣”。(卷88，5385页）明确指出天启
时比武宗时政治还坏得多。
三、详于考订
《国榷》的另一特点是详于考订，即不盲目轻信一些史料。万一史料有失实处，书中均加以指明。例如《国榷》关于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丁丑清兵入关的记载。书中说：“时报建虏(指清兵)六万攻宁远，进界岭口；六万攻山海关，进青山口；又五万进蓟州。”而谈迁经过核实，认为上述记载人数“皆虚报也，实二万骑入墙子岭”。（卷98．5948页)又如甲中(1644)三月，襄城伯李国桢被农民军在北京拷掠致死。
谈迁对此事曾加考订说：“国变时，留都坊刻数种，有言襄城伯李国桢见贼愿触死于阶前，争三大事：葬先帝(指崇祯)、护山陵、全太子、定、永二王。李自成一一从之。”但谈迁“后以问北来诸人，绝无闻也。予游燕，值其门客，有言襄城事甚详者。又其舅金华某氏，尝叹其不能死国，彼犹觊归命之赏，甘心事仇”。(卷100，6063页）经过一番仔细考订，认为“南人不察其实，为流闻之所误”，事实上李国桢是个软骨头。谈迁编写《国榷》时，对材料来源的引用总是这样精审，尽量达到精益求精。
四、重视明末史实
《国榷》非常注意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所占篇幅也多。在全书六册中，万历以后的历史占了两册，而天启，崇帧二十多年的历史占了一册。究其原因，无外这样两个：
一是“辽事”坏在万历朝，所以书中溯本求源，对建州史料非常注意，细心搜求，以取得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是崇祯朝没有实录，因此谈迁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等，补编了这十七年的历史，使有明一代的历史更具有完整性，并进一步得到充实、订正，以留存于后世。吴晗同志说得好：《国榷》“由于当时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谈迁和
国榷》，见《灯下集》)
事实的确如此。《国榷》中不仅关于建州的记载较多，同时关于农民军在北京的叙述也不少，其中大多也是符合事实的。如甲申年四月戊午朔，述农民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卷101，6061页)说明李自成这一政策在京师很得民心。但至是月丙寅(初九)，李自成军“议东援，颇惧”，李乃“赏各将百金，各兵十金。吏卒大失望，更赏卒白布四丈．青布八丈，皆市廛夺取之。时都人大失望，牛金星，顾君恩以告。刘宗敏日：‘今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兵日弗万金，若不强取，从何而给?”说明农民军政策由受人民拥护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也近乎事实。另外在谈到当时北京城内农民军拷掠明官的情况．《国榷》中也多刻画了农民军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如四月甲子，“李自成过刘宗敏所，见掠治三百余人，惨甚。(李)令酌放之。而前所毙者可千余人。宋敏进饷金千万，都督李岩、李牟，李友征不及其半。派部曲人各二百金，足其额。”(卷10l，6070页)话虽不多，但对农民军内部谁热衷拷饷，谁反对，都能简单表达出来。
《国榷》除去上述许多特色之外，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叙事过于简单。本来中国历代史家为了叙事求真，所以写书从来主张尚简，不更多罗列事实，以免虚费文字。但文字过于简单，对于后人研究历史，则带来极大不便。再如同一事件先后说法不一致。这里可以永乐时设置东厂事为例。书中永乐七年十二月记有：“始立东厂刺事，内官主之。”(卷]4，1033页)而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又言：“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卷17，1176页)实际应是后者正确。
尽管这样，《国榷》仍不失为我们今天学习明朝历史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参考书。尤其是在《明实录》印本不多难于借阅的情况下，参考《国榷》学习明史，更是不可缺少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