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金枝玉叶》 峥嵘岁月小说

国庆期间又读了一遍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很感触人生的短暂啊!

记得还是前年我第一次读该书就被书中的戴西这么丰富的人生所吸引了。我以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去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革命小说了,他们可以读读这样的传记题材的书籍,我推荐给我的女儿,她没有办法去理解,她们经历的时代是太平极乐的时代,她们不懂人生苦难是什么,那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了。

再读《上海的金枝玉叶》,我才发现它不仅仅只是一本人物传记了。从中我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苦难也是可以用来品尝的,“生活给于了我们什么,我们就要学会去接受他们”。

用戴西的一生来诠释我们一个人的人生:

戴西生于1909年,1998年去世,享年90岁。

1、戴西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一个非常富有的华人家庭,她爸爸郭标是做水果生意起家的商人,她是她爸爸的第七个女儿,是她爸爸的宠爱,在她小时候,他爸爸把这个小女儿的婴儿房放在自己卧室的边上,晚上亲自照顾她。她被称为是郭家四小姐。

2、六岁时她们全家来到上海,她爸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创始人。而且还是孙中山的造币厂的厂长,她们家住在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里,很美的西式大房子,有更美的大花园。因为怕绑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他们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宋子文天天在郭家吃饭,在宋家管帐的宋美龄和在郭家管帐的二姐姐波丽好成一团,常常互相交流怎么从家里的流水帐里扣出钱来结伙去看新出的美国电影。戴西在燕京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也是康有为的外孙女。

3、十一岁,戴西进入中西女塾读书,中西女塾是一所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国母宋庆龄和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就是毕业该所中学。该学校的风格是贵族化的,教会学生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和晚会的女主人,早餐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黄油,学生客厅里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并且要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

4、十九岁的戴西从中西女塾中学毕业,她开始穿中式衣服,而且渐渐开始只穿中式衣服了。丹燕问她:“你为什么要坚持穿中式衣服呢?”她说:“没什么理由,因为喜欢,所以做了。”她对此说不出什么辉煌的大字眼。从中西女塾毕业的同学们,总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订婚和结婚,完成生活中的大事,另一条是去美国留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宋氏姐妹选择了第二条。戴西由于父亲的反对选择了第一条,和一个与她爹爹是世交的富家子弟艾尔伯德订了婚。后她在北京发现了燕京大学,她决定要在北京继续求学,她决定解除与艾尔伯德的婚约。直接刺激她的是:艾尔伯德在送她美国玻璃丝袜时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过了许多年以后,她说:“我不能嫁给一个会和我谈丝袜结实不结实的男人。NOFUN。”那是她为了疗养,授他的母亲邀请在他家住了大半年。

那时的戴西是一个更倔强地听从自己内心声音,更顽强地坚持自己理想的美少女。

她当时与那些为了逃婚、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她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想这样大事,她向往着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坚持着自己个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

5、二十三岁时,疼她爱她的爹爹死了。这一年戴西是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三年级生,对儿童心理学发生了兴趣,爹爹留给了她一份遗产,她便成了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二十四岁时毕业于燕京大学。

6、二十五岁时,美丽的戴西出嫁了。戴西的丈夫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的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这样人家的子弟,一双手削长白皙,一颗心全是新鲜主张,由于敏感细腻的过敏气质,许多人还有哮喘,他们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那种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娱人多过提神。吴留学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从年龄上讲大戴西九岁,在留学期间迷上美式棒球,一直保持了终生。到了五十年代,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偷听美国广播是可以被捕的大罪,他还整个脸贴在收音机的喇叭上,透过国家大功率的干扰波,收听棒球比赛的实况。

他有着与戴西一样的退亲经历,家里为他找了一门亲事,他拿出三百块钱给来相亲的女子,让她随便上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女子买回来一堆花布和胭脂粉盒,于是,他回断这门亲事,他说:“我怎么能讨这样的女人。”戴西之所以要嫁个他。

她后来也只是说:“我喜欢我的丈夫,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很有意趣。”其实:吴毓骧只是戴西生活中的音乐,而不是粮食。她爱上的真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法满足过居家生活的男子,戴西儿子中正出生时,戴西难产,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来,女儿静姝正在家里静养肺炎,他还是去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这是一个会让你非常高兴,但不会对你负责任的丈夫。后来戴西深夜还去一个寡妇朋友的家里把他找回来。

7、二十六岁时,戴西还和高中时代的同学海伦张创设一个“锦霓新装社”这是戴西一生中最美满的两年,她有了自己幸福舒适的家,有了开花的爱情,有了漂亮的客厅和家,她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奶奶,所有少女时代内心的盼望全都成了美满的现实。

8、三十五岁了,戴西已经是懂得用一个淡淡的笑容将心事关在心里的年龄,这就是成年人的笑容,实际上我们都不能说它是一个笑容,只能说,这是一种成年女子入世渐深的表情,一种淡淡的惊痛,一种沉默的自尊,一种坚忍的安静。她并不想倾诉,所以用一种笑容将话题遮了去。这年,日本人炸了她丈夫的牛奶厂,他失业了。戴西为中华医学会的杂志拉广告。其实事情并没有糟糕到非出去工作不可,家里的佣人一个也没有离开,所以,里面还有戴西自己愿意出去做事的心愿。丈夫一直幻想要迅速致富,屡战屡败,戴西带着全家住回到了娘家。

9、三十六岁这年,戴西的丈夫进入国家敌产管理局工作,负责管理德国人在泸的资产,多少将没收的德国战俘财产占为己有,吴宅的日子一天天丰厚起来。侄子这样回忆说:“三舅妈家里的家私是清一色的福州红木,擦得雪亮,银器和水晶器械是一大柜一大柜的,沙发又大又软,坐进去好像掉进了云端里。三舅妈的圣诞树高到了天花板,三舅妈的厨子做的福州菜最好吃,她做的冰淇淋,上面有核桃屑。”

10、三十七岁,戴西的一对儿女,都有富完美的童年,戴西都为他们读了一本美国童书《波丽安娜》。在英文词典里,波丽安娜从女主人公的名字引申一个形容词,形容那些盲目乐观、不知祸之将至的女人。波丽安娜总能够直面人生,可她懂得凡是总向好的一面看,要是她遇见了什么倒霉事,她总是能在里面找到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并开开心心地受用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波丽安娜不在乎钱,喜欢自然淳朴的事物,波丽安娜总是说:“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迎接不知道的将来,要好得多。”

11、三十九岁这年后,戴西的生活充满惊涛骇浪,像一粒坚果被狠狠砸开,她的心灵和精神散发出被寻常生活紧紧包裹住无法散发的芬芳。她的人生也从此成为审美的人生,别人看得壮美,但她历练苦难。

12、四十二岁,丈夫开了兴化科学仪器行,戴西开始常常陪同丈夫到香港去,戴西夫妇是一对单纯的人,他们不知道政治是什么玩意,直到有一天,他们去香港的申请不再被批准,他们还是想,不去就不去,没什么要紧,照样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生意。

13、四十六岁那年,兴化科学仪器行已经与国家合营,戴西任职该公司,她开始了双重生活,在与公司同事一起时,她穿着人民装,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仍旧精心穿起旧衣服,戴西还穿从前留下来的美国玻璃丝袜。这其实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他们的生活里仍旧保留自己的一份高雅。

一个女子在四十岁以前的容貌,是先天的,她的美丽与否来自于她的家庭和她的运气,但是四十岁以后,她经历过的生活渐渐丰富了她的心智,那时候开始,她的心智一点点改变她的容颜,她脸上的纹路,她的眼睛,她笑容里的阴影,还有她的嘴唇。因此,许多人都说,在一个四十岁以后的女子脸上,可以看到她的一生,她的心灵,还有她是否真正美丽。

14、五十岁,戴西的丈夫被划为右派,戴西从此开始她炼狱的生活。

丈夫被捕了,警察来到了她家里,要她将入狱要用的行李送去,她听了这些,几乎惊倒。这时,她听到楼下的客厅里传来了琴声,这正是十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了,她知道自己的亲人回来了,虽然只是一个上初三的儿子,可他是自己的亲人,这种安慰让她清醒过来。后来中正说他看到警察在楼上,他知道楼上充满了危险,就是想让楼上的妈妈知道他回来了,他在她的身边。

戴西被告知又去开回丈夫的小福特车。她回忆道:“我驾着根本不能开的车回家,我想YH早已经知道这车是不能开的,我猜也许他就是希望开车时能出意外。”

女儿静姝因为家里出了事,找了一个演出的空挡回到上海,她看到了一个平静的家,好像和从前一样。回到家,戴西抽空带她去了锦江饭店楼下的裁缝店做大衣和裙子。当时,那是上海最昂贵的裁缝店,老式的精致的木头柜台上,亮着明亮的灯,空气里悬浮着呢子布的羊毛气味,还有已经在别处无法闻到的香水气味,静姝看到,在那家店里,戴西看上去真的和从前一样美丽自如。

在这期间,戴西每天总是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点,参加完政治学习,才能上路回家,就是要照顾留在家里的中正,她给中正带回了一只小鸡,过去她们家宠养的可是德国爱犬。

中正给戴西照的照片,头发已经白了

戴西的双手背到身后去,不让人看到手指的变形。冬天的时候,她被派到南码头的外贸出口仓库里,去剥东北大白菜被冻坏的菜皮,大白菜又冰又湿,她整天整天地捧着它们,将它们外面已经烂黄的菜皮剥去,从此,她的十个手指开始变形僵硬,不再能拿细小的东西。而戴西说:“谢谢天,我并没有觉得很痛,我只是手指不再灵活了。”三十多年后,在美国遇到了肯尼迪总统遗孀。她问戴西劳改的情况,戴西说;“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形,不在那时急剧发胖。”

15、五十三岁时,戴西的丈夫在狱中去世了,戴西买来了白色的菖兰,让它们环绕丈夫的骨灰盒上,就像她对一个心地单纯的花花公子的感情。

她哭着说了一声:“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这就是戴西——从前因为喜欢他对生活铺张的趣味而嫁给他,因为他是家里的男主人而在他花心的时候将他找回家,因为自尊而从不在他落魄时埋怨他,也不在他失忠时控诉他的女子——最后想要对他说的话。他把能带给她的快乐,都带给她了,也把能带给她的灾难,都带给她了。

这真的让人想起张爱玲盒胡兰成。

在丈夫逝去二十三天,她参加了家族聚会的平安夜。这无不让人惊叹戴西的坚持。平安夜对在教会学校长大但终生不信教的戴西来说,实在算不上是需要抛开个人情感去坚持的理想。她那天晚上做的,不过是一起吃顿饭,见见平时不常见面的亲戚,听别人说些家常话。而她自己,在五十岁这种不上不下的年龄,成了寡妇。自己唯一的儿子前途未卜,自己的女儿因为家庭问题,不能随团出国演出,在全团出国演出时,她就放自己的长假回家来。而自己对一家人的命运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她还是为了那一天的团聚,端端正正地去了,吃了饭,还照了相。当时的亲戚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戴西的变化,他们日后回忆起来时,只是说,老太太这个人很不容易,看不出来她有太大变化,仍旧很活跃,对大部分没敢去参加她家丧事的亲戚,没有表现出任何抱怨。

以后的岁月更加险恶,她已经不能到国际饭店去过平安夜了,戴西已经家徒四壁,于是他们在波丽家吃饭。在没有烤箱的日子里,她会用一只铝锅,用水蒸出好吃的蛋糕来。在戴西就读燕京大学时常常在周末跟罗凤仪(康有为的外孙女)回家,她妈妈康同壁在教会她们用煤球炉子烤好土司,她说:“要是有一天你们没有烤箱了,也要会用铁丝烤出一样脆的土司出来。这才是你们真正要学会的,而且要在现在就先学会它。”

她总是那么勇敢地坚持着生活中细小的熟悉了的方式。

从戴西的眼睛里能看到她内心的风景和茫然

16、五十六岁的戴西经历中国“四清”运动,戴西回忆道:

一次,学校召开百人大会,那是一个为了谴责我的罪行而开的大会。我坐在大家的面前,人们在我面前站起来发言。他们谴责我的那些事是那么充满了想象力,以至于我开始想要听他们说的了。

有一个人说的事甚至让我觉得想要笑出来。一个女老师说,从前我到永安公司买东西的时候,我总是直接就上五楼的办公室去,那些售货小姐会把我想要买的东西带上来,那些东西都被放在一个个托盘里,她们端着托盘依次走过我的面前,我靠在皮沙发上,一只手拿香烟,一只手端一杯茶,要是我看中什么,就点一点,她们就把那东西留下来。而我从来就不付钱。

我想我这是在听阿拉伯故事了,这哪里是在我的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戴西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说过抱歉的话,也没有对自己丈夫的抱怨,但她收起中年守寡的惊痛,让她的孩子看不出阴影盒痛苦,这是一个母亲挚爱和保护孩子的苦心。

17、五十九岁时,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戴西的工资从一百四十八被减为二十四元,其中十二元十戴西的生活费,另外十二元是中正的生活费,那时他还在同济大学读书,学校规定每个月必须要交十五元生活费,所以,戴西从自己的十二生活费里拿出三元给他。

她竭力保持平静,保持不用带有情感的词语,可已经不能从容。她像一个孩子,摔破了膝盖,痛得要命,但自己只敢一眼一眼地瞥着流血的地方,不敢认真去看。

她回忆道:

我必须要付三元一个月的交通月票,用于上下班,剩下的六元钱,就是我一个月的实际生活费了。这仅仅够我吃东西。我不吃早餐,在学校食堂里吃最便宜的午餐,可我实在不能忍受再在红卫兵的叫喊声中吃食堂的晚餐,所以我去波丽家吃晚餐。可红卫兵发现以后,说我们是在地下串联,不再允许我去波丽家。我只能去找最便宜的小吃店。我找到了一家,那是在从前的中国城墙边上,一家面条店、它的墙上写着菜单。菜单上写着:

肉丝面:2角3分

咸菜面:1角3分

阳春面:8分

我想吃第一项,可太贵了。第二项也不坏,也更便宜。不过我知道我不够钱吃它,所以我要了第三项,8分钱一碗的光面条。

文革中,戴西父母的铜棺被撬开,后来所有的棺木和骨殖都已经不知去向,包括1963年丈夫入葬郭家墓地的骨灰盒。从此,再也没有找到。

1985年戴西决定向上海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并不留骨灰时,儿女马上就想到,她是不愿意自己的骨灰有一天会被人胡乱挖起来,而且,在她心里,要是不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她就没有地方可以归去。

在文革这些日子里,波丽也没有逃过劫掠。儿子中正在同济大学被认定是反动学生,被学校隔离,戴西像从前去看望自己的丈夫一样,每一个月去同济大学为儿子送日常用品,以前儿子还可以替她去第一看守所,现在,没人能代替戴西了。

没人知道在从她的家到同济大学的路上,她心里怎么想,会有什么体会,她从来都没有说到这些事,她只是从来没有逾期不去。

戴西的确很少说起她“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她说过,她要是回忆一次,就像重新再经历一次一样,非常痛苦。

这年戴西六十岁,是用在公交月票上的报名照。能看到她从前的华丽、美貌和六十年代的煎熬吗?它们像落定的尘埃一样变成了沉静。

18、六十岁的时候,戴西终于可以不再用十二元生活费了,她被送到崇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她这样回忆道: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有一个干部每天和我一起去,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小河边上去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没有把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偿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在那种比监狱的日子还要可怕的日子里,戴西不光没有发疯,没有自杀,她还认为自己习惯了那样的生活,甚至她在那时还保持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在冬天大家去挖河泥的时候,她也主动报了名:“因为我非常好奇”。

有一天,丹燕和戴西说起这些事,丹燕说:“也许我会自杀的。”可戴西摇摇头,说:“不会的。在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戴西,在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事,危险的事,伤心的事,放在这位郭家四小姐的身上不能想象的事,最终,她还是端正地微笑着坐在你的面前,文雅地喝着红茶,雪白的卷发上散发着香气,你觉得还有什么是她不能够越过的吗?

要是她是一个落难的共产党员,我会认为她能靠自己对信仰的坚持活下来,就像江姐那样。要是她是一个受难的教徒,我也认为她会在受难里体会信仰的甘美,像许多中世纪的修女那样。有信仰的人会在为信仰而受难时得到精神上的赞美和升华,可戴西不是这样的人,甚至我们不能说她是真正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她更像一个有知识的家庭妇女。

如今,她那高高仰着下巴的样子,让从前为此感到距离的老同学们骄傲。

原来,一个人没有信仰,也可以非常坚韧。一个人不是为了大众而吃苦,也可以保持顽强的尊严。作为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为的是,不肯伤害自己的清白,不肯因为自己再给自己的孩子增加一点点不幸,她不自杀,不愿意让孩子伤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一个孩子们心目中的——波丽安娜

19、六十二岁的戴西光荣退休。

戴西在五十二岁的时候就以为自己可以退休了,时隔十年,她才退休,她要来了一副“光荣退休”的匾,她非常骄傲:“我被证明不是资本家,被他们证明了。而我像一个资本家一样,吃了所有的苦,也是他们让我吃的,这个证书就是证明。”

戴西像所有老太太一样,在退休以后给儿女带孙子,大概别人不会看出这个鬓发斑白的老奶奶有什么惊人的地方。

被她一手带大的孙女媚说:“她真的是迷人的,她其实教了我太多东西,就像在我小时候,奶奶带我上餐馆的时候,常常要告诉我怎么坐,怎么吃,那时我很烦她,不想听,现在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奶奶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我知道还有许多奶奶教我的东西,现在我还不那么明白,要等到将来,我才会慢慢知道它的价值。她最多的,是告诉我,人一定会遇到许多事,那时候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我知道这一定对我有用.。”

媚说等她回美国后就考虑生个孩子,她希望自己生一个女孩,名字就叫戴西

戴西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还执意教孙女要成为一个优雅的女孩子。

20、六十七岁那年戴西再婚。先生汪孟立毕业于英国牛津,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汪老常常帮助处在困境中的戴西。

儿子不同意他们结婚,她说自己一定可以养活妈妈,不愿意妈妈为了依靠别人而结婚;女儿赞同妈妈结婚,她以为戴西是为了生活的趣味。

戴西是可爱的:结婚的前夜,戴西在汪家的房间里准备得晚了,就预先留宿在她的新房里,当天夜里,戴西坚持要开着房门睡,表示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四年后,发现汪老患了癌症,戴西开始奔波于医院,直到两年以后,汪老去世。戴西再次独立生活,直到去世。

戴西回忆起第二任丈夫,说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不像第一任丈夫那样,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说,没有那么多的FUN。这么多年过去,她还是用当年常用的那个老词。

21、六十八岁起,戴西像许多她这个年龄的上海英文老师那样,开始了学校外教授英文课的生涯,她除了去研究所以外,还在家里收了一些学生,开始他们大都为了考大学,后来,他们为了出国留学,在家里靠窗的小圆桌上教英文的生活,戴西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

这便是一个1979年的上海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的微笑:一派朴素谦卑里,火苗一样燃烧着对英文的激情和与英文世界的相通

教会了一个买来蛋糕和奶昔为英文老师过生日的上海青年,他已去了国外。

《上海的金枝玉叶》 峥嵘岁月小说

四十多年前,戴西是与像这个帅小伙子一样的男子相爱结婚,现在他变成了自己的孙子辈,戴西的心真的老了吗?她的FUN还充满她的心房吗?

22、七十四岁时的戴西照了这张照片,她喜欢她的这张照片。

“如果我去世了,我愿意用这张照片做我的遗像,它证明了,我在工作。”

——郭婉莹

23、八十岁的戴西在美国西部中正的家里开始写回忆录,中正已经成为美国的计算机博士,八十一岁她又回到了小时候出生的澳大利亚,戴西曾八次出国,但都没有留下来,最终她回到了上海。

戴西的魅力让吴家的茶房松林常常回来照顾她,这时,松林再也没有要过戴西的工资。“我就是去帮帮她的,她老了,孩子都不在,她从前和我没什么矛盾,大家一直好来好去。”松林说

24、九十岁(1998年),戴西去世了。

1998年8月29日(1998年9月24日去世),在戴西最后的日子里,她并没有变得难看,而仍然能够挺直她腰杆,露出镇定的微笑。

上帝这次看见她了,成全她了

我说到那个关于敲开的胡桃的比喻,被强力敲开时的惨烈,和敲开以后可以散发出来的芳香。说到审美的人生,对一个温良女子来说的痛苦。她望着我,然后说:“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什么,我就收下它们。”

我崇尚戴西对自己苦难的看法,她最终保持一颗尊严的心。戴西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她拒绝了美国著名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英国BBC电视小组竟然认为是几十年生活在红色恐怖中,郭家小姐已经吓破了胆。

最后的戴西感叹说:“要是没有后来的解放,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我是不会吃什么苦,可是,我也永远不知道我能吃什么苦,我有多大的力量。现在,我可以说,我经历了许多不同的生活,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

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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