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经两度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据说《金粉世家》就是以他家为原型创作的
但在家乡
他的知名度不是很高
大概和他是北洋军阀有关吧
昨晚整理了一批有关他的材料
题名《靳云鹏轶事》
一．靳云鹏当国务总理时，常夸耀家里收藏着多少宋元书画名迹。他想给自己的书室起个斋名，他的秘书长郭则云就让手下一个秘书李义山(四川人)给起了个“悠然堂”的斋名。一天，有位朋友和靳开玩笑，说：“陶渊明诗，中有句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悠然堂’分明是拿你开心。这是说你是斜眼(靳云鹏的确眼斜，外号靳斜眼)，你在东篱下怎能看见南山呢?”靳顿时大怒，马上要摘掉书斋上“悠然堂”的匾。这位朋友又说：“摘匾不吉利，赶紧请人再写一块匾，换下。”于是靳另请名家写了块匾，叫“红月楼”。为什么叫“红月楼”呢?原来靳云鹏家里珍存着两件瓷器；一件叫古月轩，一件叫豇豆红，各取一字，定斋名为“红月楼”。后来他印制了“红月楼”书画签(石印)，凡是他收藏的书画都贴有此书画签。 二．抗战胜利后，天津市市长张廷谔来津就职，未去拜访靳云鹏。靳在津组织的佛教居士林所在地的胡同口电线杆子上立有一盏大莲花灯，写有“南无观世音菩萨”字样。张廷谔以有碍交通下令拆除。靳几次派人通融，都碰了张的硬钉子。不久，蒋介石到北斗，命张廷谔请靳云鹏去北平会面。张廷谔硬着头皮去请靳云鹏，靳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说：“灯拆了，你来千什么，你看得起蒋介石，你太混蛋，太混蛋了……。”说着叼着烟袋在张廷谔前面送客，一边走，一边说：“既然骂混蛋，就不应该送客；但是，我混蛋是要骂的，客还是要送的。”
三、因受段祺瑞知遇而获提拨发迹的靳云鹏，曾做到山东将军和民国总理，靳事母至孝，靳太夫人虽目不识丁，却能安贫乐道，其两子虽已大贵，但靳家家风仍极朴厚，袁世凯曾对靳母赞不绝口，每逢袁家请靳母吃饭，这位老太太必带四包礼物：“鸡蛋十个，豆腐四块，煎饼六斤，咸菜一罐”，而礼单上则写的是：“吉子十个，都福赐快，坚兵禄金，贤才一贯”，袁世凯必亲自点收，即席大嚼，宾主称快。
四、坂西利八郎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以陆军中将编入预备役，从而告别居住了二十五年的北京，返回日本。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与坂西交谊颇深，在宴别之际，曾赠诗一首：
二十五年海外友，一杯离酒长春亭。
销魂今日幽燕别，把臂他年沧海盟。
大地龙蛇方起陆，九州烽火息惊霆。
莫将长剑轻抛却，赤县睡狮要觉醒。
并书跋语云：“康侯（坂西的号）中将作客卿于中华，殚心竭虑，忠于所事，中国陆军之创始及军学教材之输入，用力独多。与余共砚席者二十五年，莫逆于心，于谓神交。今当返国之日，不胜黯然之感，赋赠一律以作纪念，不复计工拙矣。”
五、张学良１７岁这一年，奉父亲张作霖之命为信使，入关去北京，回望山海关，城楼直插云天；“镇东”、“望洋”、“迎恩”、“威远”，东、南、西、北，门开四扇，写的正是自己一生宏愿：北领群山，南逦入海，咆哮万里，气吞山河。
张学良修干广颡，昂首阔步——新奇、高亢、充满活力之胸胆为之大开；揭肩掀眉，加以侍从仆役蜂拥，虽是初到京华，但并不逊当时都城的五陵少年。张作霖遣长子入关，也无非给他历练的机会，寄托茑萝，结交权贵。
进京后首先拜见的政坛人物是段系（段祺瑞）的靳云鹏。靳氏见这一青年英俊不群，以为不外是“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上》），父荫之下贵公子。因问其志，张学良初生之犊，标举自己，真情毕露。对答毫无矫情，辞令极为自许，颇有江中斩蛟、云中射雕、席上挥毫的气概。靳氏大为惊奇。临别时靳氏喟然叹许：“好小子，将来杀人如麻，挥金似土！”张学良听毕，出门仰天大笑而去。
六、一般人都知道山东曲阜之孔府，殊不知北京也有一座孔府。这是衍圣公在北京的官邸，位于西单太仆寺街，是明英宗时所赐，称为“圣公府”。孔氏后裔自汉高祖刘邦封号，明代又升一品官列为文臣之首，特许在紫禁城御道骑马并行。“衍圣公”每次到京都住在“圣公府”。 孔令贻于光绪二年5岁时袭爵，曾任稽查山东学务和翰林侍讲。孔令贻曾因朝圣和为慈禧六十寿辰四次进京。1919年孔令贻到北京晋见废帝溥仪。那时正值洪宪帝制失败，前清遗老们还在继续复辟活动，康有为组织了“孔教会”，所以孔令贻到北京特别受到注目，当时北京报界亦屡有披载。 孔令贻到京没几日，但因病逝世于太仆寺街“圣公府”。报纸均刊载了讣闻，还刊登了孔令贻给民国总统和溥仪的“遗呈”，不久灵柩运回山东原籍，仪式颇为隆重。当时的国务总理靳云鹏签署了大总统令从优议恤，给3000银元治丧并派人致祭，而且派专车一列运送灵柩。还命令灵柩到之处，各地官员要亲往迎送。发丧时溥仪也下了“谕旨”，赏治丧银五百元并派人致祭。这在当时是极为隆重的礼遇。七、潘复和靳云鹏是同乡，后来又结成儿女亲家，除此之外，他们二人之间，还有一段更深的因缘。原来潘的父亲潘洁泉，在河南任州官时，其夫人生下潘复，那时靳云鹏的母亲，在山东济宁家乡里刚生了三儿云鹤不久，因家境贫苦，被潘家雇来给儿子当奶母，靳母便带着云鹤随潘家到河南任所，同时哺养云鹤和潘复，以致后来有“一个妈妈，奶出两个总理”的讹传。八、王小道炒的花生极其酥脆香甜，是济宁一绝，别人怎么会炒也达不到他的水平。这位王小道有个拜把子哥们儿，是个大官，当过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或是代总理，叫靳云鹏，是咱济宁出过的最大的官儿，好多民国史的论著和资料都提起过这个人。靳云鹏想把王小道接到北京去，王小道不去；想给王小道在济宁安排个一官半职的，王小道说干不了，只会炒花生；靳云鹏要给王小道一笔钱，给盖一所房子，王小道不要，说自己的穷家离不开，哥们儿不言钱；甚至靳云鹏要到他家看望他，王小道也不同意，说你这么大的官，到我家去丢面子，失身份。靳云鹏无奈，就在大街上拉着王小道的手，陪他卖炒花生。
九、民国初，山东都督军阀靳云鹏（山东邹县人）以廉价买下了现大观园商场及其周围一百余亩荒地，准备开发利用。1916年，靳云鹏卸任离济，百亩荒地除开拓马路占用部分外，穷苦百姓在此搭设窝棚，开荒种植，无人过问。
1930年，军阀混战暂平，社会秩序较为稳定，资本主义工商业复苏。靳云鹏的二弟靳云鹗来济开发这百亩荒地。靳云鹗计划在经四路、经五路和纬二路、小纬二路之间约四五十亩面积的地段仿照上海“大世界”形式，创办一个娱乐场所，决定以古典小说《红楼梦》之大观园命名。因靳云鹗缺乏商业经验使此计划进展不大。
十、烧罗汉面筋是济宁地区的传统风味名菜。此菜做法精细，造型优美，鲜香软嫩，久食不腻。面筋四周，摆放18个口蘑，恰似十八罗汉静坐，故而得名。
1915年，军阀靳云鹏（济宁邹县人）宴请曹馄，内厨马钦义运用济宁传统做法，献上这道家乡风味菜。菜一登席，雅趣倍增，深得曹锟及其随行人员的赞赏：“济宁食俗不凡，色香俱佳”。此菜亦因之身价倍增，誉声贯耳。十一、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人，家贫，少孤，只有一个兄弟靳云鹗。兄弟二人幼年时均有膂力，推小车沿街卖水和代人搬运货物以养老母，知命安贫，乐善好友，有一年云鹗的水车溅了当地缙绅孙尚书的儿子，当场被孙家健仆揍了一顿，行时尚悻悻表示再问罪，兄弟二人乃连夜以水车载母妹逃往济南，经营染布。靳右眼外斜，顾主们遂以斜眼染匠呼之而不名。其后靳母子转赴烟台谋生，正值袁世凯在小站练兵，靳兄弟均投效了新军。靳云鹏因眼斜，只列名备补兵，清扫马厩厕所。靳因勤朴踏实，某次袁世凯巡营，见靳工作认真，好学不倦，遂予提升，后被选送新建陆军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该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受段知遇。宣统年间靳任段祺瑞第二路军的总参谋，段领导北洋军人要求清帝逊位，就是靳一手运用，从此成为段的亲信。
十二、1931年靳云鹏开始皈依佛门，吃斋诵经，每天都到位于英租界广东路（今唐山道）由洋行买办陈锡舟创办的居士林去礼佛听经。他还在英租界内比尔道（今四川路）自家设立了佛堂，另一名军阀孙传芳在他的劝导之下，也开始笃信佛教。不久陈锡舟病故，租界里的居士林无人操持，靳与孙遂与天津大盐商李善人的后代李颂臣商议办法，最后集资把坐落于老城里东南角的李氏家祠清修禅院改建为居士林（今已拆除，移建于老城鼓楼东姚家大院旧址）。1933年建成后，靳云鹏自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每周日由富明法师讲经，男女分坐，靳、孙二人分别坐于首席。1933年11月13日，孙传芳即被侠女施剑翘刺杀在这里，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施剑翘“血溅禅堂”案。
十三、靳将军原来是个大烟鬼，由于战场上连续三天出现了十万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不知不觉地将吸大烟的事忘到了脑后了。枪炮声中，有个多嘴的部下想了起来便问他：“将军，您不吸烟也行啦？！”没想到，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将军突然又犯起了烟瘾，痛得他满地打滚。于是乎，吃了个大败仗，逃回北京城。十四、
武夫治国
靳云鹏：再当总理是王八蛋（1）
陶菊隐
靳云鹏：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
靳内阁的六大难题
背景：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奉系也参与直系一方作战。皖系兵败后，段祺瑞下台，北京政府由直奉两系共同把持着。
以前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段祺瑞失败后却换来了两个“太上政府”，如果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点头，北京政府对任何问题就休想放手进行。由于曹、张之间争权夺利存在严重矛盾，在某些问题上一个点头一个不点头，也使北京政府不知何所适从。下面一些问题，都是北京政府面临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内阁总理靳云鹏吩咐京汉，京奉两路局开出专车，分赴保定、沈阳两地，迎接曹、张二人到北京举行会议，以便统一步骤，决定施行。
第一是国会问题。皖系失败后，段祺瑞所造成的安福国会(新国会)自动宣布停会。广州虽有一个旧国会，它和北方唱的是对台戏，北京政府当然不肯把它恢复起来。因此，北京政府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意在使新旧两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各得其平，同时根据南方所坚持的旧约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得上风，护法旗帜不再适用，由此可以达到和平统一。其实，这一措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是由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则是由新选举法产生的，现在舍新取旧，就是承认自己为非法总统。但是，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南方所争者为恢复旧国会，对北京政府的改选命令置之不理。同时，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大多不热心进行这种选举。因此，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既不能统一南方，又不能统一北方，而使北方长期陷于无国会的状态中。北京政府希望曹、张两人帮助解决北方各省改选国会的问题。
第二是内阁问题。靳内阁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都是旧交通系分子。该系首领梁士诒自己企图组阁，于是发生了以叶恭绰为核心的倒阁运动。该系向来掌握本国的交通事业和银行事业。这时北京政府假统一的戏法已经被戳穿，不能骗取外国借款，而在旧交通系的把持下，本国银行团又拒绝予以支持，因此1921年年初，北京及全国各地涌现了一片“闹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各省军阀催款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由于军费积欠过多，各省兵变也就一个紧接一个，仅就1、2两月而论，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的巨大损失，后经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宜昌、沙市的兵变，焚掳更为残酷，扰及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厉干涉，并且发出了宜昌开辟租界和驻扎外国军队的种种叫嚣；保定为直系的大本营，第二十三师为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兵变。各省军阀因为催款无着，便在地方上截留国税，大肆搜刮，如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王占元在湖北擅办地方公债等。在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部部员组织了“索薪团”，将军府将军自请给资遣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随后北京教职员也组织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掀起了“读书运动”，“闹穷”的浪潮几乎把内阁冲倒。在这期间，由于旧交通系采取了“财政倒阁”的手段，使靳与他们的关系恶化到势不两立的境地。旧交通系与奉系军阀早有勾搭，徐世昌暗中也支持他们，所以靳的“智多星”张志潭(内务总长)向靳建议，邀请曹、张两人进京帮助改组内阁，以便驱逐旧交通系分子下台。
第三是“援库”问题。1921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伦。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借口积欠军饷不肯出兵。后来虽然拨发了一批军饷，张仍按兵不动，这个问题也必须当面解决。
第四是直奉两系权力地位的分配问题。李纯死后，张作霖企图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竭力保荐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的势力范围，当然不肯相让，而苏、皖、赣三省人民也因张勋是臭名昭彰的复辟犯，誓死反对，张作霖便改荐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也并入“东北王国”之内。热河都统、淮军老将姜桂题与徐世昌的关系很深，徐替姜说情，并于1921年1月26日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但是张勋不要做这个“古怪官”，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跟他“开顽笑”。张作霖的另一步骤是排斥了鲍贵卿，调任孙烈臣为吉林督军，升任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此外，直奉两系争持最烈的，还有特赦安福系政治犯的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为了调和直奉感情与平均分配权力，靳内阁认为也有召开会议的必要。
第五是裁兵问题。靳吹嘘在他的任内裁去了边防军、西北边防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约达20万人，这是“闭着眼睛瞎吹牛”，这些军队都是战败被解散的。而另一方面，战胜者新扩充的军队，大大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因而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有增无减，靳就避而不谈了。
第六是和平统一的问题。这一时期，直奉两系都主张援助桂系反攻广东，或者拉拢陈炯明以拆孙中山的台。同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取得了“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的头衔，继李纯之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俨然也是一个大军阀了。他的地盘接近西南，对赵恒惕、刘湘等极尽拉拢之能事，而这些宣布“自治”的南方军阀，也正需要与北洋军阀和平共处，便与王占元成立了川鄂联防条约，湘鄂赣联防条约，相约互不侵犯。王占元和西南各省的“善邻”关系，成了他的一笔政治资本，经常捏造情报，吹嘘他拉拢某人已经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北京政府正在企图实现“统一”，以便向四国银行团进行政治大借款，如果西南“自治”各省归附北方，剩下来的只有广东一省，统一问题就好办得多。正是这个原因，靳云鹏便邀请王占元也到北京来参加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
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
靳云鹏：再当总理是王八蛋（2）
陶菊隐
1921年4月25日，王占元到了天津，会议就在这天开始。这次会议，当时被称为巡阅使会议或者北方四巨头会议。它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有所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阀和北京政府唱对台戏，而现在曹（锟）、张（作霖）两人实际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并不需要打破现状，他们的目的只求取得协议，以便进行政治分赃。王占元虽也被邀参加，只是忝参末议，无足轻重，因为他的实力远在曹、张两人之下。
这次会议只算得一个碰头会。会议地点在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提出了帮助桂系“讨伐”孙中山的建议，他说绍轩(张勋)的旧部新安武军有二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可用以“讨伐”南方，因此任命绍轩为苏皖赣巡阅使，叫他负起这个责任，是适宜的。曹锟不便正面反对，便提出先解决“援库问题”，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的另一建议，张作霖也不同意。其实，这两人对于“讨伐”南方和派兵“援库”都不热心，其真正目的，一个要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一个要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
正式会谈只有27、28两天。27日，他们决定联名发出谴责孙中山的电报，列名者为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痛斥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但未提及“讨伐”的话。电报发出后，皖系军阀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因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代为列名而大为不满。
28日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颇欠公平：直军欠饷平均达半年以上，奉军欠饷不过两月；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库”，先后领到军费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而直军仅领到50万元。这些话刚说完，靳云鹏就不以为然地说：“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句话，不禁心头火起，哗喇一声，拿起茶杯来向靳的头上抛去，口中喃喃地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这样一来，靳当然受不了，便也跳起脚来大声叫喊：“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势头，连连跺脚说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
在这出“探亲相骂”的活剧中，能够做和事老的只有王占元一人。他左面一拱，右面一揖，劝大家平心静气讨论问题，不要伤了和气。可是靳的火气一时不能平复下来，他打长途电话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办移交，并将眷属接回天津。
这个消息当天传出来，全国为之哗然。于是曹、张两人又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这种挑拨是非的“谣言”，而徐世昌也就照办了。29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了和事酒，曹锟、靳云鹏都到了，曹锐仍然负气不肯来。当天曹、张、王三人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联名电报，靳的面子赖以挽回，也就不再提辞职的话了。
接下去的几天，这几位“大人物”每天搓麻将、叫堂差，干的都是些饮酒取乐、征歌选色的事情。他们经常向北京政府哭穷闹饷，可是赌起来手笔却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元。靳是固定不移的输家，这倒不是他的手气场场不好，而是他逢迎“太上政府”的一种变相贿赂，好在这笔钱不要自己掏腰包，可以在总理交际费项下报销。他还叫财政部拨出30万元以供大帅随员们吃喝嫖赌之用。
十五、中央戏剧学院原是段祺瑞政府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的旧宅
顺着南锣鼓巷再往北走，东边的第三条胡同是东棉花胡同。进口不远路北就是中外闻名的中央戏剧学院。作为我国学习舞台和影视表演的顶级学府，其占地面积真不算大，包括实验剧场，只占东棉花胡同和北兵马司胡同之间西部的一部分。但是，庙不在大，有神则灵。这里培养了我国一代代的话剧与影视明星。陈宝国、陈道明、姜文、巩俐、章子怡……都曾在这里学习生活。
我姐姐、姐夫都是上世纪60年代中戏毕业的，那时我常来学院找他们。他们给我讲过许多学表演中的趣事，也讲他们校舍的变迁。这里原是靳云鹏旧宅。靳云鹏（1877-1951），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在云南任清军19镇总参议。后受袁世凯信任，任山东都督。1919年后任段祺瑞政府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靳云鹏买下这里后，拆除了部分四合院，建了几座西式楼房。1921年年底，靳云鹏辞职后，长期在天津居住。上世纪60年代，院里仍有几处旧楼，当时作为办公楼和单身教师宿舍。又过去了40年，旧建筑已全部拆除，靳宅早已无迹可觅。
十六、皈依佛门的总理靳云鹏。靳云鹏三次组阁担任国务总理，１９２１年下野后寓居天津，寓所在旧英租界内比尔道（今四川路）。１９３０年蒋、冯、阎中原大战，靳云鹏曾图谋东山再起。之后，他皈依佛门，开始清修生活，晚年，靳云鹏保持民族气节，拒绝日伪的威胁利诱，没出任伪职。
十七、靳云鹏故居之一天津市和平区四川路2号双层柱廊式靳氏旧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