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松金子：蒋介石与戴季陶“双凤求凰”

有道是：“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然自古风流名士往往命运多舛，少壮倜傥、风月浪漫，却晚景凄凉、落寞。远的不说，像民国时期的张学良、陈布雷、戴季陶、汪精卫、白崇禧等位高权重者，莫不如此。其中要数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金兰兄弟”、“良师畏友”的人生，最耐人寻味。
戴季陶(1891年-1949年)，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原籍浙江省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也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因忠于孙中山，不能同入两党而脱离共产党。后直接充当了蒋介石的“文胆”和“决策顾问”。他一生先后任孙中山第一秘书、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外交部代理外交次长、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宣传部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中华民国考试院长等高层要职。然这位中华民国政府的核心人物，临终却在广州住所服安眠药自杀。

异国求索时遇孙蒋
戴季陶11时岁就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14岁赴日本读师范学校，1907年，与马军武、宋耀如等人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蒋是浙江奉化人，戴祖籍系浙江湖州府吴兴县。蒋很注重宗族观念，异国遇故知，倍是亲热，由此两人义结金兰。
1909年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同盟会所办《天铎报》主编，因鼓吹反清被追捕，再次流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因文化理论功底深厚，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妻子卢慕贞与孩子们正住槟榔屿，欲请国文教师，经雷铁崖介绍，戴季陶受聘成为孙中山两个女儿孙琰（15岁）与孙琬（14岁）的国文教师。每天教习两小时，全家人对这位博学多才的老师印象很好。
1910年戴正式加入同盟会。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从海外回沪，上海同盟会总部开会欢迎孙中山，戴作为同盟会员从日本回国参加了这次活动，第一次与孙中山直接交谈。孙得知戴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时很高兴。后来，卢慕贞领着女儿们从南洋到南京与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团聚，戴因缘常去孙中山寓所请教，两人关系日益密切。1912年10月，孙中山于上海设立铁路督办办事处，戴因是同盟会员，又受陈其美、张静江举荐，孙中山亦赞赏其文笔，便聘为随身秘书兼日文翻译，参与二次革命军事联络活动。之后，孙夫人与孩子回广东老家，戴季陶夫人钮有恒便主动承担起照顾孙中山饮食起居的事情，孙与戴也因而进一步加深了感情。跟随孙中山身边十多年里。戴形容孙中山对他是：“爱护之殷，关垂之切，实已超出师之于弟，直与父子无异。”
1916年，戴季陶随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后，次年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元帅府秘书长，每天去孙中山寓所听孙讲建国纲领，并担任记录。孙共讲了3个多月时间，戴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民国政治纲领》、《钱币革命》两本书，使孙中山思想得以流传于世。孙许多重要的文件、宣言及“三民主义”的全部演讲记录都是戴季陶审订出版的。因孙中山眼睛不好，戴季陶还要为孙读书报，以便孙及时掌握时局动态。1918年4月，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戴担任代理外交次长，由此成为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

少壮得志风月无边
在日本，戴季陶与蒋介石几乎同时间认识孙中山。当时，清政府促请日本政府协捕孙中山。日政府表面答应，暗中却指派“黑龙社”保护孙。其间陈其美、蒋介石、戴季陶常到“黑龙社”参与孙组织的活动。在那里邂逅房东18岁的美少女——重松金子（又名：津渊美智子、爱子）。其时，重松金子的身份是“黑龙社”护士。表面上“黑龙社”是民间组织，实际是半官方特务组织。金子的任务就是靠近这些中国反清精英来亲善日本。蒋、戴又正处青春茂盛，寂寞难耐。故第一眼见到金子，戴和蒋就被迷住，两人开始了对金子的追求。戴毕竟年轻蒋几岁，英俊、温雅、倜傥，文才好。金子更倾心于戴，戴经常写日文情诗给她并约看电影，如此两人很快同居。蒋虽妒忌，却不能强人所爱。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的蒋介石（1918年～1931年）的日记记载：蒋介石性格有五大坏毛病：好色、多疑、暴躁、任性、孤僻。蒋对自己的毛病亦有反省。如他在街上看到美女，当天的日记就会记录：“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戴也知蒋心思，觉得不能让一个日本女人疏远了“金兰”兄弟，缘此也默许蒋与金子亲密相处，故才有了戴、蒋“双凤求凰”之说。
1916年初，戴随孙中山回国。蒋仍留日本。是年10月6日重松金子产下一男婴。其父母知此大怒，令把婴儿交还其生父。金子虽然是在和蒋介石相好时生下这孩子，但蒋和金子相处时间很短，蒋心知那孩子不是自己的，是她和戴季陶的后代。不久，蒋接孙中山令回浙江。金子只有再找机会去上海寻戴季陶。
1918年，已移居浙江湖州潜园的戴季陶因革命需要在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活动，常无定所。为了照顾好戴的身体和家务，1922年初夏，戴妻钮有恒便将自己外甥女赵文淑带到上海渔阳里戴居所服侍戴。岂料3个月之后，钮有恒赴沪看戴，一进门发现丈夫与外甥女赵文淑通奸，一气之下出了门，并把此事相告吴忠信（戴朋友中钮有恒最信任的人）。经吴耐心劝慰：家丑不外扬。钮忍辱回了四川……此事戴的秘书赵文田（赵文淑之弟）在后来所著《戴季陶自杀真相》一书中亦有记载：“因戴妻钮有恒需在家经营500亩水田，考虑戴患有神经衰弱症……结果戴将赵文淑奸污。”之后，戴与赵一直过着不清不楚的“夫妻生活”。
故，1919年重松金子带着儿子来中国上海寻戴季陶时，他心犹如蚂蚁爬在热锅上……他又怎敢接受这个“私生子”呢？自己是有妇之夫，夫人钮有恒（早期同盟会员。曾与秋瑾一同革命）比他年长4岁，性情又刚烈，对这个多情“弟弟”素来管得很严。戴对这位“姐姐”也又爱又怕。如果让“姐姐”知道怎么收场？更何况眼前还有赵文淑这个女人在身边。
据蒋介石前妻《陈洁如回忆录》中说，蒋曾亲口告诉她蒋纬国是怎样和他结父子之缘的。蒋说：“几个月前，当我在上海环龙路44号总部的时候，门铃响了几次，我开开门，想不到站在门前的是一位日本女士，手牵着一个小男孩。因为她是一位我在东京认识的旧友。‘你好吗，爱子女士?你何时到上海的?请进来。’”爱子鞠躬道：‘这个男孩子是戴季陶的骨肉，你看他样子像他父亲吗?’”“我现在上楼叫戴季陶下来跟你见面。”蒋介石一边叫着戴季陶的名字一边冲上楼，听到蒋的叫声戴关门后对蒋小声说：“我在日本流亡生活的那一页已是明日黄花，现已有妻子儿女，无法恢复跟爱子的关系，介石，我的好兄弟，请你替我找个借口，赶快把她和那小孩送走……”
蒋下楼后对爱子说：“爱子，真抱歉，季陶已外出，我不知他何时能回来。你有什么话，愿意让我转告他吗?”听完此话，爱子伤心得差点哭出来，然后自言自语：‘我此次来上海的决定错了。我原相信他的甜言蜜语，以为他真的爱我。我们可以恢复以前的关系，这是他离开日本时向我作的承诺。’最后她一咬牙，对我说：‘蒋先生，请代我告诉季陶，如果他不要他自己的孩子，我也不要了！’说完，她吻了小男孩一下，发疯似地冲出了门”……
正在戴骑虎难下时，蒋介石为他解了围：留下了孩子，给了爱子一笔钱将其送回了日本。但孩子怎么办？蒋又仗义地表示：由他的侧室姚冶诚抚养，做他的儿子。戴欣然同意。于是蒋介石将孩子携回奉化，交由姚冶诚抚育，取名“蒋纬国”。重松金子于1921年在日本去世。
这个难以了断的情债，经蒋介石斡旋而化解，戴自是万分感恩。曾在后来给蒋的信中如此如此表露：“自信爱兄，唯有一爱，有爱之变体成为痛则有之，决不成为愤也。”蒋回信道：“兄之待吾，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而吾之待兄，故亦奉为良师畏友”。此后，基于戴与孙中山的关系，屡屡向孙引荐蒋介石，因此，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到总统之路，戴季陶为他做了铺垫。
此外，戴艳史中另一个侍女不能不提：那是1926年8月7日，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戴季陶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后，张静江和朱家骅带着一妙龄女子赵令仪（张静江义女）来看戴，当时戴正犹豫，怕“姐姐”知道。这时张静江说：“我知道，你上海那边也有个姓赵的，她不是已离你回娘家了吗……安排令仪到你身边，莲姐（钮有恒）是同意的。”听到此话，戴这才吃了定心丸。从此，赵令仪成为戴身边的第4位女人。可叹的是直到临终，戴也没给她一个名份。凄凉孤老于成都吉祥巷1号。

兄弟疏远 因在美龄
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炮击广州总统府，孙避难于永丰舰，戴季陶劝蒋介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蒋闻讯后赴广州登永丰舰与孙协同指挥作战40余天，后脱险，蒋并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因此得孙重任。以至于1924年黄埔军校初建时，蒋曾提出辞职，孙中山不但不批，还先后派邓演达、胡汉民等劝蒋赴命，蒋不为所动。最后孙还是派蒋的“良师畏友”戴季陶亲赴溪口苦谏：“你的心思我明白，其一，此次你没被选进中央核心机构，孙总理只让你当了个筹委会委员长是大材小用；其二，你不想与共产党人（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都在其中担任要职）合作，更不愿受制于廖仲恺。我说得没错吧？”蒋这才回到广州黄埔，可谓知蒋者莫过于戴。
是年6月16日，蒋被孙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自此蒋、戴基本掌握了国民党军权。戴所发表的系列学术文章均被蒋列为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必研教材。然一个月后，戴神秘失踪。原委是遭国民党老右派张继、谢持等右派势力排挤，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回到孙中山身边。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作为孙的秘书，戴季陶因受孙垂爱，一直跟随其左右，几成孙的代言人。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戴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连续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拥蒋，为蒋介石战胜汪精卫而篡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戴拥蒋主因有二：一是出于“金兰兄弟”；二是感恩纬国过继于蒋；这种在国民党内独一无二的关系。也是戴稳坐考试院长之位20年的根基。平日里两人即便因事争吵，过后仍称兄道弟。
如1935年，蒋介石在戴告假离京时未与戴季陶这个考试院院长商议而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戴得知后到蒋办公室大发雷霆，最后蒋让步，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了“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后，戴才罢休。即使到此时，兄弟之情依旧如前。
那么，最终是什么原因才使这对“金兰兄弟”开始渐行渐远呢？源起总统夫人——宋美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平定张、杨。但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取代蒋；戴确是为蒋安全。不料却遭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误解，戴与宋美龄发生了激烈争吵。美龄在陪蒋返南京后，即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戴知道，回忆录虽以宋美龄名义发表，但是经蒋同意的，其中意味不言而喻。此后，蒋介石也不像以前那样对他无话不谈，事事问计于他，甚至一些重要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戴深深感到了蒋对他的不信任，兄弟之情一落教千丈。
他感到极度失落，精神恍惚，身边人十分担忧，因为戴曾有过两次自杀：
一次是1922年，孙中山派戴季陶作为代表，赴川宣传贯彻他“军阀息兵停战、发展实业”的主张。戴带着秘书赵文田、随员陈鸣谦等，在农历九月初四乘船返川。途中戴季陶神色呆滞，独自一人在船舷来回踱步，想到自己与重松金子和赵文淑的孽情，他无以面见原配钮有恒……至晚11点时分，船至宜昌时，跳入江中……幸被渔民救起。赴川一事因此搁浅。
第二次是1926年春天，赵文淑生下一女，取名家祥。之后，戴季陶更是时时倍受自责的煎熬……在去香港的客轮上再次投江自杀。又被同行的朱家骅拉住才投江未遂。
两次自杀未遂后，戴觉得是“佛在保佑”他命不该绝。儿时母亲笃信佛教，他出于好奇也常跟母亲烧香拜佛，这之后，他对佛教深信不疑，心想生死由佛来定吧。于是开始每天烧香拜佛，还给自己取法号——“潜园居士”。直到1942年钮有恒患脑溢血去世后，戴季陶才与赵文淑正式结为名正言顺的夫妻。

曲终人尽 魂归佛地
失宠后的戴季陶，身体每况愈下。1948年7月，又收到一封恐吓信，写信人自称曾是国民党《中央日报》军事记者。声称掌握了戴当年勾结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的秘密材料，威胁以20根金条做交换。戴先拒，后同意交换，取回材料后付之一炬。不久南造云子被军统暗杀，加之在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中，戴季陶名列其中，由此戴整日忧心忡忡，终于1948年7月10日辞去担任了20年的考试院长职务，改任国史馆馆长。
戴季陶才华横溢又生性多愁善感，易哭易笑，有“戴神经”之称。就在戴死前的3个月，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于陈布雷床前大哭：“啊布雷兄，布雷兄，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死，让我跟你一起去吧！”并一下扑到陈布雷尸体上。乍听，这话是在对陈布雷说，实则是说给蒋介石听的。他的这种性情抑或成为他的悲剧所在。
1949年1月戴到广州养病，不久，他将11个平时拜佛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与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言词中示意，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
同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但仍以台湾为“复兴基地”操控国民党残局，通知戴季陶入台。戴拒：“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接着，孙科将行政院迁广州，在广州东园看中戴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处——三幢二楼十九号（即今中山一路东园地段），戴见所搬房子简陋，极为伤感：“孙科太看不起我了。”是日晚，失眠达到顶峰，靠不断服用安眠药来安睡。
2月10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就闭门谢客。既不情愿随蒋介石落寞台湾，又怕回成都后成为共产党的俘虏，因此心里十分矛盾。
儿子戴安国本已为他准备了飞成都的飞机，怎奈连日风雨大作。直到2月10日下午，天气才见晴朗，是夜凌晨2点，戴到赵文淑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劝慰后他回了房间。
2月11日晨，赵文淑未见戴起床，进房一看，发现戴作侧身卧状，面色赤红，气息微弱，立即电话医救。但为时已晚。9时许，政界和军界要人齐集房前肃立。10点后，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
已逃台的蒋介石得知戴自杀报告。既遗憾又欣慰：较那些“临难变心”投共的“乱臣贼子”，他忠于党国。故而蒋在挽词中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戴死后遗体与原配钮有恒合葬于成都郊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解放后不久，戴氏墓移葬于城郊罗家碾的一个竹园里。“文革”时墓又被盗。尸骨几经折腾。
自戴、蒋去世后，关于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成为两岸人热议的话题。鉴此，1996年蒋纬国在80大寿前夕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录像中披露：1940年，他从德国留学回国，第一次在蒋介石书房看到一本由美国作家所著《亚洲内幕》的书，书中讲到“蒋纬国是戴季陶和一个日本护士所生”。他不敢问蒋介石，于是他拿着这本书去找“义父”（戴季陶）追问自己身世，戴站在镜子一边，镜子另一边是蒋介石像，要蒋纬国对照中间镜子看像不像自己？蒋纬国一看很像，便知道戴默认了他们的父子关系。
于是，1986年，蒋纬国为纪念生身父，特意专程至台中，托人塑造了一尊戴季陶铜像。
1988年，蒋纬国又派人与上海民革的老国民党员取得联系，开始寻找生父戴季陶墓地。但原坟墓被盗，蒋纬国又与大陆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多方侦查和经盗墓人供述，最终在尸骨所在地找到了3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法医鉴定3个头颅均为一男二女。确定了戴季陶、戴母和钮有恒的身份。得知消息的蒋纬国欣慰地说：“数十年之夙愿一朝终成。”经蒋纬国同意，戴氏遗骨先在大陆火化，后运往台湾举行祭奠仪式，再运回大陆，最终安葬于四川成都昭觉寺。从此，戴季陶魂归佛地，得以安息。
这位与蒋介石由“义结金兰”到“双凤求凰”再到“荣辱共存”的兄弟，壮志未酬身先丧。晚年的失宠落寞，昭示世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再好的合伙人也难避“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真可谓：忆往昔，得志风流，位高权重。到头来，终落得：问君几多愁，一江春水向东流。(曾文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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