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文/小儒丸子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艺术上，被称为《三百篇》中最佳诗句之一。自南朝谢玄以来，对它的评析已绵延成一部一千五百多年的阐释史。王夫之《姜斋诗话》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和刘熙载《艺概》的“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已成为诗家口头禅。而“昔往”、“今来”对举的句式，则屡为诗人追摹，如曹植的“始出严霜结，今来自露晞”(《情诗》)，颜延之的“昔辞秋未素，今也岁载华”。正因如此，此四句被选入小学六年纪课本中。
【字面译文】
回想当初，积善之家有余庆，杨柳依依随风吹；蓦然回首，不善之家有余殃，血雨腥风满天飞。
【赏析】
翻译隐语诗作，要知道作加法；制作隐语诗作，要知道作减法；字音牵引，要知道作乘法；制作名词，要知道作除法。字音之间怎么替代、爻变？于林之下，可以‘执子之手’，首出庶物，可以让思维王国得到安宁；思声声之切和，才可以广阔阅读的视野。四时而不惑，或跃在渊。
孔子云：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何谓也？大隐语隐于《召南》、《周南》、《颂》之中；中庸的隐语，隐藏在国风中；小隐语隐藏在《大雅》、《小雅》中。依此类推，大隐隐藏在语音的思辩中，小隐语隐藏在字器中，中庸之道的儒术，隐藏在字音之导出中。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艺术上，还不能称之为《三百篇》中最佳诗句之一。为什么？孔子推崇的是《周南》、《召南》，一首《关雎》，可以一以贯之，可以总揽《诗三百》，那是杨柳依依；一首《鹊巢》，可以寤寐求之，那是微言大义的方法论，至之于归：求凤得风，求龙得雨，风声水起，百两御之。
何谓‘采薇’？如果《周南》为天经，《召南》则为地纬，“经天纬地的才能（系‘窈窕淑女’的爻变‘窈窕术御’的白话），君子好逑”。
何谓‘采薇’？如果哲音为经，汉字为纬，‘文’在经纬之中藏位。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采薇’可以爻变为‘裁位’。
何谓‘采薇’？刚柔之思也，（易理中定‘柔’字之音为yōu，yōu是‘柔’字的标准读音），用其本诗来说：“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yōu)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易云：“缶击（否极），太极来，革之庆也。”面对不善之执政枷锁，曾参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此时，‘薇’音爻变为字器‘畏’，子曰：“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放利而行，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获罪于天，堕渊（‘堕渊’是‘多怨’的爻变）。”
何谓‘采薇’？文言云：“三位一体的思维坤道，其训诂乎？承天籁之音而时行。积善之思，笔下文章有余庆，积不善之思，笔下道理有余殃。臣弑其君，字弑其音符，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好个哲辩思维！诗云：“思维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隐之漏！文化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跃乎泥中！”什么是中国的‘以文化之’，这就是中国式的‘以文化之’。字器立其象，哲音可以为玄，玄之又玄，众妙之盟。“言念君子，莫违德音”，字不离音，《系辞》云：‘字如大地，能捆哲音之潜能’。
关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错音运用，见我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有多少优点就有多少缺点》译文点评中的红字部分。
[转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有多少优点就有多少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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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转载在西班牙的华人作家张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文章的结论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华民族，优点有多少，似乎缺点就有多少。不过，无论西方人如何看中国或是我们中国人如何看自己的民族性，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格崛起灵魂彻底的复苏。】
今日世界，每每提起中国，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已经进入辉煌鼎盛时期的中国社会。除此以外，在人文意识形态里，无论是西方人看中国；还是中国人看中国，在媒体舆论上，遭到非议和指责最多的,往往是中国人的素质和习性。
我们熟识自己的文化，在反省中容易找到本土文化的优劣长短，但不可忽略的是，我们的价值尺度，是在自身的文化中铸造出来的，因此多少会有一些“儿子总是自己的好”式的偏见，仅以此评判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显然不是很中肯。我们毕竟生于斯，长于斯，身上带有无法轻易一拂而去的溺爱。而西方人看中国，总是不带私情比较客观，把被历史侵蚀过的部分，或现实中的种种恒常不变，而又被我们自己遗忘或忽视的方面被统统揭示出来，尽管有些地方带有主观的偏见，或许用西方的价值观去看中国。而我们透过现象再去看本质，多少可悟透一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民族难以剔除他的劣根性？而且，又一如既往，不受外来文化侵蚀，始终保持着自身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作者近期，闭门读书一月有余，系统阅读了《博观与辨析》——早年的西方学者论东方文化诸多一书，现将其居住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以及中国通的传教士们所解剖的中国文化分享给大家。借鉴西方视野，让我们能明晰看到一个合理存在的中国。下面，作者将从“孔子与儒家思想”，“评中国人的性格及其文明程度”，“东方家庭主义和西方个人主义”，“中国人时间观念”诸多问题来阐述：
（ 一） 孔子与儒家思想
毋容置疑，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性格形成和繁荣昌盛的主要源泉。这一思想体系的代表——孔子，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伟人，他当之无愧有这样的声誉，是因为他的学术思想——中庸之道，已跨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目前很多西洋人也都对孔子的思想非常推崇，可是他们认为现代的中国人，很少能追随其先师的教诲，更多看重名利的追求，而遗忘了中国固有道德，现在让我们从新温习一下，中国现代社会中行将绝灭的儒家思想。
体现孔子思想的中国文化经典，主要是“四书五经”。所谓“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论著，其中尤以《论语》最重要，这书是当时孔子应答他的弟子和他人之间讨论并由孔子加以辨证的话，因为这本论述汇集了孔子的名言和教训。四书的内容包括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历史传记以及诗文，但几乎没有涉及到宗教。四书是旧时中国教育的必读教材，元明清三代曾以此作为科举选贤的课题，被认为是知识和为人处世的精髓，一切道德、为政、历史等问题都可以从中得到最终评判标准。可以说四书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准则。“五经”是“诗经”，“易经”，“礼记”，“尚书”和“春秋”。前面四经成书在孔子时代之前。“春秋”才是孔子本人所著的史书，记载了数百年历史。该书之所以称为“春秋”，是因为书中所推崇的人物事例被认为像春天一样有生命力，而书中的批评谴责则像秋天般萧条无情。
无论是孔子思想的基础，所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反映了中国的政体和经济政体，惟独忽略了自我的存在，以现代人文观而论，有些被后人曲解的观念，是不容轻易接受的，例如：封建时代的“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不管是否有理必得履行，便是一个荒唐的例证。而“五常”则是孔子最常谈论的话题：“仁、义、礼、智、信。”值得一提的是，同基督一样，在五常中，“仁爱”占了首位。孔子对“仁”有很高的标准，他认为只有少数几位古人达到了“仁”的境界，而同代人中则鲜有人达到这一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为人之道是孔子思想行为准则的核心。耶稣基督诱导人们从善，而孔子则劝戒人们弃恶，两者之间几乎相似。
“义”即应该做的事。它不能诉诸于任何法律条文，而指的是人的良知，是写在人心中的“法”。是一条涵义广泛的准则，它适用于任何良知认为是正当合理的言行。
“礼”指的是外表的礼仪。孔子认为，每一种内心情感都应有适当的表现形式。由于内心情感会自然而然流露于外表，所以经常注意举重言谈的修养亦会使品行得到完善。具备“礼”的人在与家庭、社会和宗教的多层次关系中就是一个有道德、有觉悟和宗教信仰的人。
孔子思想中还有一些礼仪规范、行为准则是调节社会各阶层人与之间关系的。这些礼仪规范是社会和谐统一的平衡论。没有这样的规范准则，人与人之间就会缺乏互敬互谅，社会就会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由此看来，一个国家一味强调无规范的自由，民众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境界是行不通的。尤其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是不能纵容的。不过，在社交方面，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儒家的“男女授受不清”，在现代社交中已不合时尚了。
“智”指的是一般学问和智慧，所对人对己的了解和待人接物的常识。对那些身居高位、有权有势的人，孔子要求他们潜心研究，细察民情，缜思慎行。
除了“仁、义、礼、智”的修养外，孔子特别强调心诚情真。“信”一字既指信任，也指真诚，因为真诚是信任的基础。
孔子思想的最终目标是仁政、德政。他不主张通过健全法制来管束压制臣民，而提倡对人晓之以修身养性之道。孔子依靠的不是武力，而是道德约束力；不是法律与惩罚，而是示范与教导。他认为，如果君主有德，百姓就会敬重、服从并仿效。孔子理想中的完善政府，应该是统治者通过自身力行，成为道德之君，从而赢得民心，这样就可以稳坐江山，安享于王道乐土之上。君不正民则乱。相反，民无故起端，惟有法律制裁才是最好的途径。
由上观之，孔子诚挚笃信，悉察人性；不争权势功名，但求传播真理，造福于民。可以说，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是世界历史上未受《圣经》影响的最独具特色的完整体系。他对人类的影响力大于历史上任何哲人贤士。
（二） 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上期提到孔子与儒家思想。本章着重西方人谈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信仰：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的敬崇和相信，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中，原有的道家，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是没有鬼神的存在，但是后来有一些追随和敬崇他们的学说者，为发扬他们的思想或为了某些利益而创立道教和儒教，当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道、释、儒三教便在国内并行。不但一般民众，历代帝王亦随之信奉，于是寺院庙宇一座又一座层出不穷，香火也缭绕不断。话虽如此，在道、释、儒三教的内涵中，前面两道教和佛教都具备了宗教应有的条件，人们向其教主老子和释迦牟尼念经祈福，但并没人向儒教的教主孔子吃斋许愿，早先民众从来就没有将孔子供奉为神明，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孔子是一位至圣先师。
中华民族是地球上所有民族中最强大的人类集合体，它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埃及、巴比伦、印度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国度之一，前者三国中，埃及和印度曾被侵后复国，巴比伦灭亡后已在世界上消形灭迹，只有中国一直保持其独立国地位的唯一民族，它仍然保留着5000年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气。对于从古到今一直居住在中国大地上的无数民众，究竟是靠什么手段来控制的？它何以能够成为民族兴亡这一普遍规律的例外？造成这一结果的事实是，其他民族依靠的是物质的力量，而中国人所依靠的则是道德，中国道德对民族所具有的约束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那中国人与他们的神灵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不言而喻,人类具有崇拜自然的趋势,中国人对不可抗拒和未知的力量便把它们奉为神明，并加以顶礼膜拜，因为他们设想这些信仰有感召力。因此风神庙、雷神庙等等比比皆是,把“老天”如西方世界的“上帝”一样去祭拜。但“天”在一般中国人的宇宙观中，认为“天”是与“地”和“人”是不容分离，必须协调的所谓“三才”，这也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的基本道家思想，顺乎“天”也就是顺乎“自然”，是中国人历来的情操，也就造就了他们“逆来顺受”的天性。但在中国下等社会里的一般人，他们多奉守多神论和泛神论，原因是中国人的习性是讨好大众，于是同时会膜拜佛祖和太上老君，很多佛教的庙宇中供奉着道教的天尊，同样在道观中也有菩萨，甚至于还有人同时去西洋教堂望弥散拜耶稣。上层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则不然，他们的信念比较专一，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轻易改变他们的信仰，更不会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交给任何一个派系，这也是政治难以驾驭他们最高的境界，通常所显示的是纯粹天神论。
中国建史以来，战乱从没有中断过，内讧也是经久不衰。就如同黄河在陕西和山西泛滥，继续其行程经过各省流入大海。无论它从那里流过，带来的总是破坏，留下的总是一片荒芜的沙地。正如宋朝的唯物主义对中国人思想的灌注一样，这种思潮毫无抑制地泛滥了近千年，在中国留下了一片无神论的道德荒沙，无力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道家也好，儒家也罢，习百家之学，为了巩固政权，控制民心，再就是借助宗教信仰，来补充自身内在的不足。佛家的引进，正是为了提供其他宗教和学说所难以或根本无法满足的人性的内在需求。
中国人对信仰的改变，就是一夜间的功夫。“信则灵，不信则无”，内心世界根本没有一个真正主宰的精神存在，这种多、泛、无神论合为一体的另一个后果，是人的道德本性被降低到了一切信条的最底水平。
“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子的劝告。所以毫不奇怪，今天追随儒家思想的人们认为“敬而远之”，乃是对待中国杂乱众多的神灵最为审慎的办法。但中国人的一切祭拜，看上去要么是一种例行的仪式，要么就纯粹是一种交易——能拿到多少好处就拜祭多少。中国人崇拜神就像西方人出示保险单一样，为的是保险其死后可踏进另一个极乐世界。在中国民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对于神，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神，信信也无妨。如果确实有神存在，又不理睬他们，那他们可能会生气和报复的。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基督礼拜会结束以后，曾问一个拥有餐馆的传道：你是阐扬基督精神的使者，是否将基督的仁爱对待你手下的员工。这个传教士被问得哑口无言。现实中类似这样借助宗教幌子，煽动那些盲从信仰的人比比皆是，那不是拯救而是愚昧和迷惑他人。
由此看来，中国人一味推崇迷信，把神明寄寓精神支撑，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相互之间缺少真诚，对神的崇拜大多数更缺乏虔诚。这种乞讨利益的信仰，也许在没有得到利益的时候，又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信仰，那就是跟别人交易而占人家的便宜，他们跟神也会讨价还价，企图占点便宜。有时他们会通过捐款修庙来购买好运保全自身，他们以为菩萨也会因贿赂而赐福予他。
此外，还有些人似乎对于人性中最崇高的精神生活，竟采取漠然的态度，这种心理是最令人伤感的特征。他们只顾生前物质获得之后的享受，在人生旅途中，根本不想把在这短促岁月中所留下的痕迹，仅可能提高境界。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的存在，认为人死一了百了。但矛盾的是，还故作玄虚，做些沽名钓誉的事，企图死后留下英名。严格说来，中国人虽然没有过确真的宗教思想，但无神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并不存在。自从佛教传入劝人为善普渡众生，用轮回之说告诫世人不要作恶，一般中国人为了死后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是来生不轮回做牛马猪犬，才不作恶，在不太牺牲己利的范围中做些善事。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帝俄时代波尔系维克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无神论随着在一些前进份子的头脑中生根。然而，有些人虽在新中国倡导的共产主义下生存，仍然没有屏除旧日的求签信佛的习惯，由于中国政府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在中国到处都还有道观和庙宇，很多善男信女仍旧沿着旧习去烧香拜佛，即使是出世在解放后的年轻一代人，当他们在旅游参观庙宇古刹时，往往会跪在佛坛前，烧一炷香，求一根签，看看明年是否能考上大学，或是否能找到好对象。不管他们是不是真诚信教，至少在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排除神的存在，这种现象可以说明，无神论即使在解放改革经济飞腾的新中国，还没有在大多数民众的理念中扎根。
（三）伟大的中华民族
单这一命题，就足以使我们国人骄傲自豪了。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如此保持其传统，如此彻底发展自己的文明；能在常年孤立中，产生如此光辉的思想，保持如此之久的文化源流；能在当今世界中，达到使人刮目相看的地位。中国文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的于众不同，在历史中产生了众多了不起的人物，诸如《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思想影响了多少现代自然主义者，以仁爱、宽恕为待人之道的孔子，像西方基督一样，教化了多少良人。
倘若在“文明”中，可用知识代替物质，而道德又可代替知识的话，那么，人们对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真谛，就不能有任何疑问了。中国人的行为大多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人出事既不能过，亦不可不及”，中庸之道是人立身之本，逢事不要走极端，从容处理，方可在社会中与人和睦相处。中国人的力图自保，求得永存，正好是在实现中庸中之道而获取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鉴于人性生而驯良，故德政就应该体现上苍之德，善导人民，使人间和谐、融洽。人的尽善在外表世界的积极关系中，其表现为五常：仁、义、礼、智、信。尤其是“礼”，不仅包括了在一定状况下，人们应该怎样行事，而且还包括了为什么要如此行事的准则。中国人承上启下，值得称道的性格是：子孙承袭先人的美德与风范，先人也因子孙的辉煌业绩而不朽。对祖宗的礼拜以及各朝代的科举体制，无疑是形成中国人心理与道德统一的两个关键因素。人人孜孜以求，以图光宗耀祖，诚如是也。正是这样，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上，却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度量衡、指南针、丝绸、活字印刷术、火药……等等，都是使全球瞩目的创举，而成为影响中国文明的无以伦比的巨大贡献。
“宁做鸡头，不做牛尾”。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总希望能拥有领头作用，不愿附庸于人，只要可能，总要有意无意地加以维护，保持其地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别人瓦上霜”是中国人明哲保身的格言，与西方相比，他们看重的更多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才能在世界众多的民族走马灯似的兴起、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带着冷静、优越的自然表情，作壁上观。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国人有种独特观念，在这方面，他们也同样表现出极大的信任。在诸多经典著作和富有哲理的谚语中，甚至大量的文艺作品中，处处可见着表现中国人这种品德。
确实，中国人的思想充满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治理这样一个民族，怎样强调其优越性都不过分。中国人对法统，对政府，生来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敬畏。这种秉性，倘若再遇到明君，会使海内外的中国人皆为恭顺的臣民，如果政府一旦把国家治理得有条有理，使他们对这些措施所习惯，中国人恐怕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易统治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说，中国人会心甘情愿接受这种统治。此外，中国人的耐性也是人所周知，他们“听天命”和“得过且过”的习性，在极端暴政下实在活不了时，才会揭竿而起发动革命推翻政权，否则会残延苟命生活下去，给予了统治者易于控制的优越条件。
中国人的勤奋名声远播，他们生来就确信：干活，干重活，拼命干重活，是人类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他们那样，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实干，就拥有世界。”这句格言。他们终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总是看到他们在干活，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使那些持有世界“缺乏”劳动力谬论的人感到自己的想法错误。也许，在整个世界史中，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会像中国那样不适当地浪费艰辛的脑力劳动和摧残人才（尤指旧时科考制），更可悲的是，中国人非但对此毫不自觉，反而乐此不疲。但除此之外，中国劳动人民都为人稳重，头脑清醒，同时，又极其多智，在世界上不可多得。他们生性节俭，然而，收入多时，又花钱大方，是商家极好的顾客。有人说，一个市场一旦有了中国人光顾，就会变得更有规律，生意兴隆。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再次验证了中国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人们也许会自然地想象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倘若从九天云霄，突然被摔到地球上某个偏僻角落，首先他一定会很快了解周围环境，然后会设法如何尽快去适应居住下来，并能大胆、成功地对待各种各样的竞争对手。
中国人具有良好的生理素质，不畏寒暑，不惧疲惫，能忍饥，可熬夜。比起别的民族，他们的韧性极高，具有别的亚洲人所不具备的坚毅不屈的性格。
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更能体现自己的地方色彩了。中国这块土地，倘若没有中国人的特色，就不可能成其为中国，而中国人倘若没有中国这块土壤，则不可能成为现在这种中国人。中国与中国人相互依存、相互提携，两者不可缺一。
（四） 中国与西方人文理念差异
西方不仅是一般学者，即使常人中，也有多人对东方，尤其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从而阅读了很多有中国文化的书籍和到中国去旅游，但他们所看到的经济飞腾的中国社会，与过去所读到的似乎相左。
（五）论中国人的性格及其文明程度
与欧洲民族相比较，中国人的性情比较淡漠平和。其社会公众表现上，不是那么洒脱也不是那么张扬。在某些程度来说，他们比起西方人来更具有基督节操和献身精神。当然也不排除功利主义者的存在，尤其是权势、金钱、地位相互间的那种依附太热中太强烈。这种特征，由此更能反映出中国人的双重性格来。
在舆论宣传中，“中国人”几乎已成为愚昧无知的象征，其性格特点常被西方人采用为逗乐、讥讽的对象。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在写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文章时，为了使文章有趣，值得一读，他们都乐于抓住那些荒诞可笑的素材加以夸大。谈到中国人，还谈到满清时代中国人的长辫，剃得光溜溜头颅，厚厚的鞋跟，自我感觉的尊严、优越而表现的自负，以及对一般熟知的常识却一无所知等等。前不久，在一次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一位专职负责文化教育的西班牙女士，竟然把对中国早期的认识乃至看法当成今天的意识，可见西方人看中国，似乎永远停留在百年前的印象里。当然，在中国的外国人中，还是有不少品德高尚、笃信基督、无可指责的神职和文职人员。但是，有不少品质低劣无耻之徒的邪恶诽谤，给整个中国和他的民族带来了耻辱和谴责。
（六）东方家庭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
这里西方所指的东方家庭主义，不是单一的父父子子，儿女情长，而指的是民族性的私有化程度，以及社会关系形成的模式总脱离不了本位主义。比方说：个人产生于家庭及其一些小团体乃至行会。在中国人眼里，西方家庭成员间的独立程度是难以理解的，正是他们这种“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哲学建立了一个文明的和谐社会。
西方观察家认为东方人没有西方人那样个性化，既是有学识或一般民众，在西方人看来没有明显的差别。这里并不单指以貌取人，其也不影响自身的成功。除此之外，西方比东方更能把具有天才的人造就成科学家和能人，因此东方也就比较落后，发展速度缓慢，人与人之间缺乏鲜明的个性差异，也就是更趋于同类化。
（七）论中国人的孝
在中国文化“三纲五常”里，孝悌占首要位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品德上的最大污点莫过于“不孝”。
对于那些不太受家庭约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孝道理论有某些吸引人的特色，其中尊重长者为先。在西方国家，儿子到一定年龄就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做他想做的事情，儿子与父母、父母与儿子都没有必要的联系。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是叛逆行为。
中国的孝道既不指上帝，也根本无视上帝的存在，这一点令人费解。朝拜祖先全面地表现了子孙的孝敬，把亡人敬重成神灵，把他们的爱和感激，以及恐惧只限于已不在世间的父母，根本不知道有无神的存在，即使知道也毫无兴趣。西方的信仰与中国人朝拜祖先的信仰，是有着实质性区别的，而两者之间的互相对立，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八） 中国的教育与考试制度
“万般阶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以上观念，正是代表了中国人向上攀折的最好途径。
中国社会结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没有任何特殊的职业可作为绅士的标志。银行家、律师、医生、牧师、巨商、工业巨头、土木工程师——这些人都不能因为自己的职业或财富而荣获绅士之称。显贵的惟一标志是笃实的学业成就，被称为“士”的高官显爵。当然，在过去腐败的官场，用金钱也可买到头衔。有志进入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没有谁会去为金钱而奋斗，参与国事是他们的目标，而实现此目标，他们便去苦读圣贤书，这就是公元16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叶中国人所遵循的规则。现今的中国学生要持续几个月的考试复习，一分之差竟然就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以至把多数年轻人推向社会，最终会造成对现实不满的逆反心理。尽管这种不合理的取分制使大多数学生难受，可是却很难使他们中的任何人意识到，这种测试智力水平的方法是极为荒谬的。因为一味地强调分数至上，却忽视了道德境界到达何种高度。几百年前，中国文化人气节高于政治、经济，可以说那时的文化人的人格是健全的。可现今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有不少年轻人仍旧屈从万般阶下品，惟有读书高才是出路。但更多的人是推崇物质和金钱，是一成不变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制约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还有就是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与人之间伤失了彼此的尊重，“礼、义、智、信”也被民间老百姓物质化了。物欲替代了传统的信念，即使读书求知也是为了明天的升迁，而不是为了知识的积累，更好的丰富自己，以至协助国家进步。制度上的原因固然有一方面，即这一制度又忽略造就了一大批没有资格考试落榜的人才，他们仅仅因为一分半厘而没有中举，却被毁灭了终身。这等于造就了一批辛辣不平的批评家。
如此这样发展下去，这是造成整个国家和民族最可怕的后患一步。
（九）中国人的勤奋和机械工艺
勤奋是指在任何工作中所表现的，对事业的专注和持之以恒的标志。在当今世界，勤奋是一种最为人称道的美德，它深被人们赞赏，并博得人们的尊敬。简单地说，一个民族的勤奋具有长、宽、厚三维性，即具有二种广度和一种强度。就长度而言，我们指的是勤奋工作，努力学习的时间。而宽度指的是勤奋努力的人数。强度指的是对事业的专注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中显示出的精力。这三个因素的组合产生了总的效率。
中国古代读书人借着萤火虫的微光苦读，以及耕者把书系在耕田的牛角上读书的光辉典范。今天，在中国的每一角落，无数的知识分子仍在以不同的形式，程度不同地效仿着古人。如果说中国学者的生活是旷日持久的不懈努力中度过的，中国农民勤奋的精神也毫不逊色。农民的活就像家庭主妇一样永远都干不完。世界各地的耕作几乎都一样，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奋是世界各地农民望尘莫及的。在北方的农闲，妇女手里总是拿着鞋底，即使在胡同或是村口饶舌谈天时，她们手中的活也没停过，有时她们一边聊天一边纺纱，总之没有空闲。同上述的读书人和农民一样，商界的商人和雇员也富有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当然，即使在西方，行商者也不是白拿薪水的，但比起中国的同行来，他们的工作就相对清闲得多了。以今天的商店来讲，西方的店铺通常每周五天半，最多六天，每天八小时工作，当然餐饮业例外，每年都例假一个月。中国商人则不然，他们成年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假期，仅在农历新年才有极短的休假，老板为了赚钱，不愿牺牲任何一天停止营业，工人寄人篱下工作，只得委屈从命。
令人奇怪的是，中国最辛苦的阶层也最受嫉妒的阶层，任何有抱负的中国人都为升华这个阶层而努力，这就是官员阶层。要想升官，敬业不敬业不要紧，必须会阿谀献媚，有时还必须贿赂，才能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那心身的劳累和疲惫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类似上述的体力劳作以及身心劳作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尤其在国外的中国人拿着微薄的薪水，却永远没完没了出卖着自己廉价的劳动力。他们的忍耐是无法让西方人接受甚至鄙视的。
“当欧洲的每一个国王都还沉浸在睡梦中，中国的皇帝就上班了。”按中国惯例，每天早朝的时间是天还没破晓的五点钟，如果用历代中国皇帝上早朝来形容今天的中国人的习性来推论，他们一生总有干不完的工作，为事业、为家庭、为孩子，为权利奔走和工作永无间息。
毫无疑问，中国人理应是地球上最兴旺发达的民族。如果他们具有与此相称的美德，他们必将是怎样一个民族！然而，现在的他们却常常缺少这些美德。只有诚实和真挚在中国固有道德意识中复苏，那他们的人格在世界上才相对会有地位，只有到那一天，中国人才能获得举世无双的勤奋结出的硕果——名和利。
（十）中国人的时间观念
“时间就是金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几乎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也是当代文明发达国家的格言。
对中国人的勤劳是无法指责的，但时间观念上却背道而驰。在中国人的生活形态里，西方人看到最多也最能体现的是两个字“干”、“吃”。如果说中国人在吃的问题上永无休止，还知道时间的存在，那就是终身“日出”而作、和“日落”而歇。综述以上，西方人眼里的中华民族，优点有多少，似乎缺点就有多少。不过，无论西方人如何看中国或是我们中国人如何看自己的民族性，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格崛起灵魂彻底的复苏。
我对上文的点评：
1、“有多少缺点，就有多少有点”的标题是伪命题。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目前价值观混乱，非一朝一夕之故。在执政的大方向上，价值观的取向上，执政党从来没有认真从道德观、长远角度考虑、评估过。比如计划生育问题，尽管人口数的急剧增长是响应政府号召造成的，当执政者发掘问题严重时，又采取了矫枉过正的独生子女政策，当发觉独生子女政策不足以支撑老年化社会时，又在大谈不切实际的政府养老院的空口号。这反映的是我们的执政能力的重大缺陷。子曰：“闻过则喜。”活人做的错误事情，总往死人、文化、前任身上推，就不怕‘获罪雨天，不可祷也’的客观规律惩罚吗？
2、西方黑暗的时期，长达一千年之久。为什么这么长？一是迷信权利、权利至上（迷信鬼神的实质，还是迷信权利；二是崇尚暴力。其实这两种东西归于一起，就是愚民政策。不要以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本之木，那是文明战胜邪恶带来的。犹太民族的崛起，得益于近现代十大杰出哲学家犹太民族就出了六位。为什么两百年以前，犹太民族没有出这么多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呢？权利可以压制文明上千年。当执政者不崇尚文明、只想用愚民或暴戾来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时候，就采用了对民族、对文明抹杀的作用。这里，道德与文明的崇尚，就其乐决定性的作用。文化的发展被道德、方法论、执政者水平、判断能力、社会体制等诸元所制约，科技的发展又被文化所制约，因为文化决定了思维方向、思维方式。西方的民主选举已经养懒惰了西方国民，为什么出现债务危机？西方国民的选举，成为懒惰的温床。谁不愿意过少做事、多拿钱的好日子，人性的弱点，唯君子才能自我克服。
3、西方自以为物理之后建立的哲学，是第一推动力。所谓精确、逻辑、心理学、管理学、军事学、实验学等等，被我们过度神话了。看看全球的现状，物理学之后的哲学的，有个重大的缺陷，缺乏长治久安的约束机制。在学问的捆绑上面，缺乏把支离破碎的试验物理、逻辑数学、医学、哲学、文学、文学理论、字音、美学、音乐等捆绑起来的能力。‘捆以简能’的系辞，我们在造字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所以汉字不需要不断造新字。这就是中国哲学《易经》的优势所在。“昔我往《易》，杨柳依依；今我来思，谜语霏霏”，有书，子孙不能读，是智慧的退化，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