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戏”是中国对古代乐舞、杂技、曲艺等表演艺术的总称，她源于夏，上承夏商的祭祀乐舞、周代的“散乐”与“讲武”，下启汉魏至明清各代宫廷以及民间的各类表演艺术。“百戏”艺术也在河洛一带孕育、汇集，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以致达到鼎盛。

洛阳作为中国百戏的摇篮，折射着中国音乐、戏曲等表演艺术的发展历程。

一、“百戏”源于氏族、王室的集会和祭祀

正如马克思说的：“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百戏”无疑也是原始人类的实践活动。

上古时，人们过着平等的群居生活。当时的乐舞是为氏族集会服务的。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季节天时节等都要有氏族族长、首领组织举办一定的庆典、感恩、祈祷仪式，如为了酬谢神灵举行的“腊祭”，为了祈求丰收的祭祖、祭天、祭神活动等，或怀着“百日之劳，一日之乐”，或喜庆开怀畅饮，尽情歌舞。或为了求雨举行祭祀，则跳“雩舞”，这在《周礼》中有记载，即“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以致汉代还保留“鱼龙曼延”中装扮巨兽的舞蹈等。

夏代时，洛阳作为国都，每当新王接位的日子，各方的贵族酋长，率部属进行纳贡和献舞，以示庆贺。《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

周朝建国后，周公旦在洛阳制礼作乐，曾制订了一整套为巩固中央政权服务的礼乐制度。他继承、集中了自皇帝以来的六代乐舞，建立了明确的宫廷雅乐体系。

无论是上古时的氏族集会，还是祭祀祈福，无论是夏代的纳贡献舞，还是周公的制礼作乐，无不与洛阳息息相关，这是“百戏”的雏型。

二、由民间进入宫廷庙堂

夏代到桀时，就产生了倡优，也出现了乐舞、杂耍、滑稽、幻术等相结合的所谓“奇伟之戏”。《路史·后记》十三注引《史记》说夏桀“大进倡优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靡靡之音”。汉刘向在《列女传孽嬖传·夏桀末传》中说：“桀既弃礼义…… 收倡优株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这是见之于我国史籍中最早的有关“百戏”雏型的记载。

《史记·夏本纪》：“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这里所说的“凤凰来仪”或“百兽率舞”，当是原始社会中的拟兽的舞蹈。在夏禹治水功成之后，人们欢欣鼓舞地扮作各种鸟兽作舞，表示庆祝胜利和尽情抒发人们的喜悦心情。在夏桀时，把这些民间歌舞，上升到宫廷中，形成了大型乐舞。夏桀把乐舞与当时正在形成的杂技、幻木之类的伎艺结合起来进行演出。说明夏时各种艺术形式的“百戏”已经存在。

周代，还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乐舞教习机构，专门有舞师掌管其事，年幼者由乐师教之，年冠者(二十岁而冠)由大司乐教之。士子习舞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如《礼记·内则》规定，“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还把“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作为贵族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这些措施，对当时乐舞和竞技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 “ 百戏 ” 竞技形式的丰富与发展

周公在洛阳集中的六代乐舞，是“百戏”发展的重要标志，这种典礼音乐把诗、歌、舞、乐等形式综合而成，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另外，周代的乐舞已有了“文舞”和“武舞”的区别。周公摄政六年时，会乐工依照武王伐纣之事，作《大武》之乐，包含了武技、音乐、舞蹈的因素。

东汉时，和帝复召李尤到东观，要他作一篇《平乐观赋》;李尤，字伯仁，“少以文章显”，后拜兰台令史。在他写的《平乐观赋》中，对当时“百戏”的演出情景有很精彩的描述。

李尤笔下有声有色。在鼗鼓敲打的乐声中，百马驾车，齐奔而出。戏车上的幼童，在高挂的悬木上表演惊险的技巧动作。他们有时“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有时则在骏马疾驰中，倒挂翻越。大力士表演举重时，千钧重的铜鼎大刀，在他手上好象羽毛那样轻飘，那钻圈表演者的身体象燕子那样灵活，那在高空表演的走索者，象飞仙那样窈窕。其它还有“飞丸”、“掷剑”、“吞刀”、“吐火”、“仙人驾雀”等幻术和胡旋舞等乐舞、“株儒巨人”的滑稽表演和骑马驰射的射箭表演等。最后，以精彩的大型歌舞“鱼龙曼延”结束。

李尤作为目睹者，在他的这篇作品中，如实地反映了汉时“百戏”演出的生动情景。李尤的《平乐观赋》是研究我国古代"百戏"的珍贵资料。现在，“平乐”成为了洛阳市的一个地名――孟津县平乐镇。

北魏时的“百戏”，由于对外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显得活动更活跃。当时的洛阳，是佛教兴盛的都城。佛教寺院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渠道。当时洛阳的几个大寺院，每逢庙诞，都有“百戏”演出，形同近代的庙会。如长秋寺(为刘腾所建)每逢佛像出行日，有“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奇伎异服;冠于都帘...；如景朗寺，每年八月节，“焚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在景兴尼寺，则是“有金像攀，去地三丈叮，像出之日，常诏御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在景乐尼寺，当举行大斋活动时，“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谐妙入神。”“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卞）殿廷。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奥之间皆得食。士女观看，目乱睛迷。”还有昭仪尼寺，“伎乐之盛，与刘腾相比。”当时，这种景象，随佛教传入我国，民间广泛流行的“走会”、“香会”等也源于洛阳。

当时，洛阳还有一个禅虚寺，在大夏门御道石寺前。寺中有阅武场，每年岁终农事空隙之际，“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当时有一羽林军士，名叫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另有虎喷张车渠，能“掷刀出楼一丈，”肃宗亦观戏在楼，常令二人"对为角戏。"(以上均见《洛阳伽蓝记》)。

当时的洛阳，西域人长期居留下来的就有一万多人，其中也包括一些乐舞艺人。来洛的僧侣中，也有擅长乐舞和幻术者，

洛阳摄取西域文化的高潮期是在东汉灵帝时期。如西域来华的乌场国(今巴基斯坦瓦特河畔)僧侣昙摩罗，能表演各种幻术。当时佛教活动中流传最广的“钵内生莲”、“火中金莲”等幻术，就是天竺(在印度)高僧图澄带到我国来的。由于灵帝的倡导，来自西域的胡箜篌(竖琴)、胡笛、胡舞在洛阳上层社会中十分风行。北魏以后，仍在乐坛独领风骚，直到隋唐而不衰。

隋唐时期，帝都洛阳广泛流传着中国传统的和外域传来的乐舞。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统治高昌后，立十部乐，其中只有燕乐、清乐两部是汉族传统的俗乐和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是来自隋唐境内的少数民族，其余四部则是隋唐境外东方和西方传人的音乐。

洛阳城内住有大批的外国音乐家。除西域乐人外，南亚的扶南和骠国，也有乐人前来，扶南乐和骠国乐一度流行。域外音乐传人中国，与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互相融合，成为隋唐的音乐，其中燕乐和清乐还流传到日本，又经一番融合，成为日本所说的“雅乐”。

四、“百戏”繁荣于国泰民安

“止”“戈”为“武”，“又”“戈”为“戏”，祖国的语言文字是先人生活总结的创造。“武”是“以武力制止战争”的体验，是集团的军事艺术；“戏”是源于生活的又一种竞技表演，是民众生活艺术的反映。国势强大，人民生活安定的时期，也是我国乐舞、杂技等艺术发展最繁荣的时期。

洛阳出土的文物，如汉画像石、画像砖、唐三彩、陶俑，以及各个时期的诗、书、画等实物，都生动逼真地表现了国泰民安、百国来朝和当时的“百戏”表演的盛况。

德阳殿位于汉都洛阳城的北宫，“陛高一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栋朱梁，玉阶金柱，刻搂作京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殿的周围，可以“旋容万人”，是演出“百戏”的好场所。据《后汉书·礼仪志》载:每年朝会，“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陛觐。庭燎，宗室诸刘杂会，万人以上。”可见当时朝会规模之大。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之后，虽然曾一度罢免“百戏”，下令“周齐百戏并放遣之”。但他同时也设置了国伎，包括西凉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等七部乐。到了炀帝时“百戏”复盛。隋场帝为了追求声色之乐，同时把“百戏”作为对外活动的手段，借此炫耀所谓“天朝神威”。他一方面增加康国伎、疏勒伎，将七部乐增改为九部乐。又大力征集乐舞及艺人，发展“百戏”。

隋大业三年十月，他派人集中民间优秀散乐艺人，同时，把前朝的一些宫廷乐舞加以收集。隋大业六年，又下旨集中原周、齐、梁、陈乐工子弟编为乐户，六品官以下，以至平民百姓，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均调宫廷乐舞机构太常寺听用。并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隋书·裴蕴传》）。

隋时，国势兴盛。大业中，仅西域一带相率来朝的就有四十余国。隋炀帝为了粉饰太平，炫耀武威，就下旨“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令太常教习”。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起，每岁正月“万国来朝”时，就把各国来朝贺的使节和商人聚集洛阳，组织全国“百戏”名伎进行表演。

当时演出的百戏节目，在《隋书·音乐志》中有详细记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令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鱼鳖，水人虫鱼，遍复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赣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日，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掇。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白、大瓮器擎，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而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 神鳖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

隋时每次演出，规模十分宏大，都大大超过汉时平乐观的角抵表演。根据唐《通典》载，当时在洛阳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则“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演员达三万人”。据载，当时河南（洛阳）一带，赶制几万件歌舞戏装，以致“两京缯锦为之中虚”。

唐代设“教坊”，为管理宫廷音乐而设置的官署，隶属太常。其职责是专管雅乐以外的百戏、音乐、歌唱、舞蹈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

据《唐书》载：“唐高祖李渊时，大征四方杂技，作鱼龙曼延角抵于洛(阳)，以夸诸戎，秋月乃罢。”

唐太宗李世民也很欣赏“百戏”，贞观年间，经常组织演出。据唐韩鄂《岁华纪丽》载，唐时每逢元会，“内抚诸夏，外接百蛮”，都以鱼龙和水转百戏来招待外宾。

隋唐音乐依附舞蹈而流传，许多乐曲即是舞曲。唐太宗在登基前，封为秦王，并开府于洛阳。他即位后，命人依唐朝建国前征伐四方事为内容，演为《秦王破阵舞》(或名《秦王破阵乐》，又称《七德舞》)。其后传人日本，风行一时。奈良朝传写的破阵乐琵琶曲谱，依然保存到现在。洛阳僧人玄奘去天竺，戒日王问：“听说脂那(中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秦王是谁?有什么功德?”玄奘回答说：“秦王就是现在的中国皇帝。未登基前封为秦王，仗钺麾戈，肃清海内，所以有这个歌舞。”《破阵舞》东传于日本，西闻于天竺，它的影响就是盛唐国势的影响。

武周时代，中原地区的艺人即采取“浑脱舞”的某些形式，创作了“剑器浑脱”。据载，“剑器浑脱”有独舞和群舞两种:一种是由女伎扮演，男装，独舞，持发光体，合激烈之金鼓声，舞姿浏漓顿挫，以妍妙称；一种是由军伎扮演，队舞，持兵器、旗帜、火炬，象战阵杀敌；鼓角与吼声相应。

透过洛阳“百戏”的发展历史，折射出中国戏剧、杂技等表演艺术的轨迹，再一次从侧面证明了“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之论断。

解放以后，喜逢盛世，洛阳的戏曲、歌舞、杂技、幻术等各项艺术，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继承古代“百戏”的优良传统，从新的生活出发，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工作，整理了不少好的节目，涌现了许多优秀文化艺术工作者，使各种艺术焕发出了更加灿烂的光彩。

百 戏

在中国各地汉墓出土的文物上，人们会经常发现各类竞技、杂耍、幻术以及乐舞、滑稽戏和动物戏的画面。这种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串演，东汉以后统称“百戏”。

秦统一六国以后，各种民间技艺开始集中于中央王朝。至汉武帝时，百戏开始兴盛起来。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西方的文化艺术来到中国，丰富了百戏的内容。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各国使节纷沓而至，百戏被朝廷搬上舞台招待外宾，以显示国家的强大富庶。百戏成为当时文化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汉代百戏内容丰富，类别繁多。最能体现汉代尚武精神的是搏斗艺术。徒手相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流传至今的日本相扑仍保持了我国古代这项竞技的风格。汉代技击不仅讲究技巧，而且还注意到武器功能的配合。

倒立以及腰和腿的柔软功夫是杂技表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演员经常倒立在叠案、樽、鼓上。更有甚者，将双脚分置于头两侧，整个身体团成球状，确实是高难度的动作。

在汉画像中最常见到的是以手技为主的耍弄艺术。跳丸，在那时已经非常普及，更多的是与掷剑同时进行。这个表演者左手耍一壶，右手抛接一丸一剑，可谓出神入化。

汉代百戏中最为惊险的是高空节目。图中高索下反插着的两刀两剑，使场面变得更加惊险。这块画像砖的戏车表演，为双车双杆连索，前车杆上倒挂着的演员，两手各托一人。后车杆顶蹲着的演员则伸手与前车中人拉住一根绳索，斜索中段一表演者正履索上行。其难度之大，叹为观止。

汉代百戏演出中也常常有斗兽、驯兽表演。斗兽又分兽与兽斗和人与兽斗。最为人熟知的是斗鸡。驯兽表演以驯马术成就最卓著，以显示骑术的高超。一些难以驯化或根本不存在的动物就由人扮演。舞龙舞狮到现在仍盛演不衰。

在汉画百戏上，绝大多数画面中都还有音乐伴奏，并穿插各类舞蹈和滑稽戏表演。当时流行的舞蹈有巾舞、袖舞和鼓舞。那生动的表演，热闹的场面，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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