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戏 百戏对中国影响

百戏 百戏对中国影响

“百戏”是中国对古代乐舞、杂技、曲艺等表演艺术的总称,她源于夏,上承夏商的祭祀乐舞、周代的“散乐”与“讲武”,下启汉魏至明清各代宫廷以及民间的各类表演艺术。“百戏”艺术也在河洛一带孕育、汇集,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以致达到鼎盛。


洛阳作为中国百戏的摇篮,折射着中国音乐、戏曲等表演艺术的发展历程。



一、“百戏”源于氏族、王室的集会和祭祀



正如马克思说的:“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百戏”无疑也是原始人类的实践活动。


上古时,人们过着平等的群居生活。当时的乐舞是为氏族集会服务的。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季节天时节等都要有氏族族长、首领组织举办一定的庆典、感恩、祈祷仪式,如为了酬谢神灵举行的“腊祭”,为了祈求丰收的祭祖、祭天、祭神活动等,或怀着“百日之劳,一日之乐”,或喜庆开怀畅饮,尽情歌舞。或为了求雨举行祭祀,则跳“雩舞”,这在《周礼》中有记载,即“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以致汉代还保留“鱼龙曼延”中装扮巨兽的舞蹈等。


夏代时,洛阳作为国都,每当新王接位的日子,各方的贵族酋长,率部属进行纳贡和献舞,以示庆贺。《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


周朝建国后,周公旦在洛阳制礼作乐,曾制订了一整套为巩固中央政权服务的礼乐制度。他继承、集中了自皇帝以来的六代乐舞,建立了明确的宫廷雅乐体系。


无论是上古时的氏族集会,还是祭祀祈福,无论是夏代的纳贡献舞,还是周公的制礼作乐,无不与洛阳息息相关,这是“百戏”的雏型。

二、由民间进入宫廷庙堂

夏代到桀时,就产生了倡优,也出现了乐舞、杂耍、滑稽、幻术等相结合的所谓“奇伟之戏”。《路史·后记》十三注引《史记》说夏桀“大进倡优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靡靡之音”。汉刘向在《列女传孽嬖传·夏桀末传》中说:“桀既弃礼义…… 收倡优株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这是见之于我国史籍中最早的有关“百戏”雏型的记载。

《史记·夏本纪》:“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这里所说的“凤凰来仪”或“百兽率舞”,当是原始社会中的拟兽的舞蹈。在夏禹治水功成之后,人们欢欣鼓舞地扮作各种鸟兽作舞,表示庆祝胜利和尽情抒发人们的喜悦心情。在夏桀时,把这些民间歌舞,上升到宫廷中,形成了大型乐舞。夏桀把乐舞与当时正在形成的杂技、幻木之类的伎艺结合起来进行演出。说明夏时各种艺术形式的“百戏”已经存在。

周代,还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乐舞教习机构,专门有舞师掌管其事,年幼者由乐师教之,年冠者(二十岁而冠)由大司乐教之。士子习舞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如《礼记·内则》规定,“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还把“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作为贵族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这些措施,对当时乐舞和竞技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 “ 百戏 ” 竞技形式的丰富与发展

周公在洛阳集中的六代乐舞,是“百戏”发展的重要标志,这种典礼音乐把诗、歌、舞、乐等形式综合而成,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另外,周代的乐舞已有了“文舞”和“武舞”的区别。周公摄政六年时,会乐工依照武王伐纣之事,作《大武》之乐,包含了武技、音乐、舞蹈的因素。

东汉时,和帝复召李尤到东观,要他作一篇《平乐观赋》;李尤,字伯仁,“少以文章显”,后拜兰台令史。在他写的《平乐观赋》中,对当时“百戏”的演出情景有很精彩的描述。

李尤笔下有声有色。在鼗鼓敲打的乐声中,百马驾车,齐奔而出。戏车上的幼童,在高挂的悬木上表演惊险的技巧动作。他们有时“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有时则在骏马疾驰中,倒挂翻越。大力士表演举重时,千钧重的铜鼎大刀,在他手上好象羽毛那样轻飘,那钻圈表演者的身体象燕子那样灵活,那在高空表演的走索者,象飞仙那样窈窕。其它还有“飞丸”、“掷剑”、“吞刀”、“吐火”、“仙人驾雀”等幻术和胡旋舞等乐舞、“株儒巨人”的滑稽表演和骑马驰射的射箭表演等。最后,以精彩的大型歌舞“鱼龙曼延”结束。

李尤作为目睹者,在他的这篇作品中,如实地反映了汉时“百戏”演出的生动情景。李尤的《平乐观赋》是研究我国古代"百戏"的珍贵资料。现在,“平乐”成为了洛阳市的一个地名――孟津县平乐镇。

北魏时的“百戏”,由于对外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显得活动更活跃。当时的洛阳,是佛教兴盛的都城。佛教寺院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渠道。当时洛阳的几个大寺院,每逢庙诞,都有“百戏”演出,形同近代的庙会。如长秋寺(为刘腾所建)每逢佛像出行日,有“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奇伎异服;冠于都帘...;如景朗寺,每年八月节,“焚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在景兴尼寺,则是“有金像攀,去地三丈叮,像出之日,常诏御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在景乐尼寺,当举行大斋活动时,“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谐妙入神。”“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卞)殿廷。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奥之间皆得食。士女观看,目乱睛迷。”还有昭仪尼寺,“伎乐之盛,与刘腾相比。”当时,这种景象,随佛教传入我国,民间广泛流行的“走会”、“香会”等也源于洛阳。

当时,洛阳还有一个禅虚寺,在大夏门御道石寺前。寺中有阅武场,每年岁终农事空隙之际,“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当时有一羽林军士,名叫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另有虎喷张车渠,能“掷刀出楼一丈,”肃宗亦观戏在楼,常令二人"对为角戏。"(以上均见《洛阳伽蓝记》)。

当时的洛阳,西域人长期居留下来的就有一万多人,其中也包括一些乐舞艺人。来洛的僧侣中,也有擅长乐舞和幻术者,

洛阳摄取西域文化的高潮期是在东汉灵帝时期。如西域来华的乌场国(今巴基斯坦瓦特河畔)僧侣昙摩罗,能表演各种幻术。当时佛教活动中流传最广的“钵内生莲”、“火中金莲”等幻术,就是天竺(在印度)高僧图澄带到我国来的。由于灵帝的倡导,来自西域的胡箜篌(竖琴)、胡笛、胡舞在洛阳上层社会中十分风行。北魏以后,仍在乐坛独领风骚,直到隋唐而不衰。

隋唐时期,帝都洛阳广泛流传着中国传统的和外域传来的乐舞。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统治高昌后,立十部乐,其中只有燕乐、清乐两部是汉族传统的俗乐和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是来自隋唐境内的少数民族,其余四部则是隋唐境外东方和西方传人的音乐。

洛阳城内住有大批的外国音乐家。除西域乐人外,南亚的扶南和骠国,也有乐人前来,扶南乐和骠国乐一度流行。域外音乐传人中国,与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互相融合,成为隋唐的音乐,其中燕乐和清乐还流传到日本,又经一番融合,成为日本所说的“雅乐”。

四、“百戏”繁荣于国泰民安

“止”“戈”为“武”,“又”“戈”为“戏”,祖国的语言文字是先人生活总结的创造。“武”是“以武力制止战争”的体验,是集团的军事艺术;“戏”是源于生活的又一种竞技表演,是民众生活艺术的反映。国势强大,人民生活安定的时期,也是我国乐舞、杂技等艺术发展最繁荣的时期。

洛阳出土的文物,如汉画像石、画像砖、唐三彩、陶俑,以及各个时期的诗、书、画等实物,都生动逼真地表现了国泰民安、百国来朝和当时的“百戏”表演的盛况。

德阳殿位于汉都洛阳城的北宫,“陛高一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栋朱梁,玉阶金柱,刻搂作京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殿的周围,可以“旋容万人”,是演出“百戏”的好场所。据《后汉书·礼仪志》载:每年朝会,“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陛觐。庭燎,宗室诸刘杂会,万人以上。”可见当时朝会规模之大。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之后,虽然曾一度罢免“百戏”,下令“周齐百戏并放遣之”。但他同时也设置了国伎,包括西凉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等七部乐。到了炀帝时“百戏”复盛。隋场帝为了追求声色之乐,同时把“百戏”作为对外活动的手段,借此炫耀所谓“天朝神威”。他一方面增加康国伎、疏勒伎,将七部乐增改为九部乐。又大力征集乐舞及艺人,发展“百戏”。

隋大业三年十月,他派人集中民间优秀散乐艺人,同时,把前朝的一些宫廷乐舞加以收集。隋大业六年,又下旨集中原周、齐、梁、陈乐工子弟编为乐户,六品官以下,以至平民百姓,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均调宫廷乐舞机构太常寺听用。并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隋书·裴蕴传》)。

隋时,国势兴盛。大业中,仅西域一带相率来朝的就有四十余国。隋炀帝为了粉饰太平,炫耀武威,就下旨“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令太常教习”。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起,每岁正月“万国来朝”时,就把各国来朝贺的使节和商人聚集洛阳,组织全国“百戏”名伎进行表演。

当时演出的百戏节目,在《隋书·音乐志》中有详细记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令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鱼鳖,水人虫鱼,遍复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赣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日,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掇。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白、大瓮器擎,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而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 神鳖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

隋时每次演出,规模十分宏大,都大大超过汉时平乐观的角抵表演。根据唐《通典》载,当时在洛阳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则“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演员达三万人”。据载,当时河南(洛阳)一带,赶制几万件歌舞戏装,以致“两京缯锦为之中虚”。

唐代设“教坊”,为管理宫廷音乐而设置的官署,隶属太常。其职责是专管雅乐以外的百戏、音乐、歌唱、舞蹈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

据《唐书》载:“唐高祖李渊时,大征四方杂技,作鱼龙曼延角抵于洛(阳),以夸诸戎,秋月乃罢。”

唐太宗李世民也很欣赏“百戏”,贞观年间,经常组织演出。据唐韩鄂《岁华纪丽》载,唐时每逢元会,“内抚诸夏,外接百蛮”,都以鱼龙和水转百戏来招待外宾。

隋唐音乐依附舞蹈而流传,许多乐曲即是舞曲。唐太宗在登基前,封为秦王,并开府于洛阳。他即位后,命人依唐朝建国前征伐四方事为内容,演为《秦王破阵舞》(或名《秦王破阵乐》,又称《七德舞》)。其后传人日本,风行一时。奈良朝传写的破阵乐琵琶曲谱,依然保存到现在。洛阳僧人玄奘去天竺,戒日王问:“听说脂那(中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秦王是谁?有什么功德?”玄奘回答说:“秦王就是现在的中国皇帝。未登基前封为秦王,仗钺麾戈,肃清海内,所以有这个歌舞。”《破阵舞》东传于日本,西闻于天竺,它的影响就是盛唐国势的影响。

武周时代,中原地区的艺人即采取“浑脱舞”的某些形式,创作了“剑器浑脱”。据载,“剑器浑脱”有独舞和群舞两种:一种是由女伎扮演,男装,独舞,持发光体,合激烈之金鼓声,舞姿浏漓顿挫,以妍妙称;一种是由军伎扮演,队舞,持兵器、旗帜、火炬,象战阵杀敌;鼓角与吼声相应。

透过洛阳“百戏”的发展历史,折射出中国戏剧、杂技等表演艺术的轨迹,再一次从侧面证明了“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之论断。

解放以后,喜逢盛世,洛阳的戏曲、歌舞、杂技、幻术等各项艺术,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继承古代“百戏”的优良传统,从新的生活出发,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工作,整理了不少好的节目,涌现了许多优秀文化艺术工作者,使各种艺术焕发出了更加灿烂的光彩。

百 戏

CCTV.com2010年01月25日09:17进入复兴论坛来源:

在中国各地汉墓出土的文物上,人们会经常发现各类竞技、杂耍、幻术以及乐舞、滑稽戏和动物戏的画面。这种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串演,东汉以后统称“百戏”。

秦统一六国以后,各种民间技艺开始集中于中央王朝。至汉武帝时,百戏开始兴盛起来。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西方的文化艺术来到中国,丰富了百戏的内容。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各国使节纷沓而至,百戏被朝廷搬上舞台招待外宾,以显示国家的强大富庶。百戏成为当时文化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汉代百戏内容丰富,类别繁多。最能体现汉代尚武精神的是搏斗艺术。徒手相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流传至今的日本相扑仍保持了我国古代这项竞技的风格。汉代技击不仅讲究技巧,而且还注意到武器功能的配合。

倒立以及腰和腿的柔软功夫是杂技表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演员经常倒立在叠案、樽、鼓上。更有甚者,将双脚分置于头两侧,整个身体团成球状,确实是高难度的动作。

在汉画像中最常见到的是以手技为主的耍弄艺术。跳丸,在那时已经非常普及,更多的是与掷剑同时进行。这个表演者左手耍一壶,右手抛接一丸一剑,可谓出神入化。

汉代百戏中最为惊险的是高空节目。图中高索下反插着的两刀两剑,使场面变得更加惊险。这块画像砖的戏车表演,为双车双杆连索,前车杆上倒挂着的演员,两手各托一人。后车杆顶蹲着的演员则伸手与前车中人拉住一根绳索,斜索中段一表演者正履索上行。其难度之大,叹为观止。

汉代百戏演出中也常常有斗兽、驯兽表演。斗兽又分兽与兽斗和人与兽斗。最为人熟知的是斗鸡。驯兽表演以驯马术成就最卓著,以显示骑术的高超。一些难以驯化或根本不存在的动物就由人扮演。舞龙舞狮到现在仍盛演不衰。

在汉画百戏上,绝大多数画面中都还有音乐伴奏,并穿插各类舞蹈和滑稽戏表演。当时流行的舞蹈有巾舞、袖舞和鼓舞。那生动的表演,热闹的场面,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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