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朝耕夕作，吟聚教育诗篇
----张楚廷的教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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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雄 辉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当我凝视着他出版的三十多本著作之时，当我每月读到他发表的最新论文之时，当我坐在他的课堂里愉悦地思考之时，当我的博士论文得到他的点拨而产生灵感之时，当我与他在办公室久聊而不想离去之时，------我总会有一种自豪、兴奋和满足感。因为在我的教育科研生涯中有幸遇到了他，他教导我追根溯源研究教育问题，他让我学会了在教育科研中享受到快乐，他激励我前行，他使我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
他，就是张楚廷教授。
他的教育人生为我们带来太多太多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品读。
为民族强盛，鞠躬尽瘁
“如果我曾有过一些灵感，那是来自大自然；如果我曾有过一些奇思异想，那是来自历史；来自我的祖宗，我的民族，我的祖国。”
1937年1月，张楚廷出生在印尼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和大多数印尼华侨家庭一样，1927年，他的父母为了谋生而远走南洋，来到印尼。经过十年的拼搏，再加上中国人的勤劳肯干，他的家庭在印尼逐渐安定下来，家境也越来越好。在张楚廷出生的当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通讯的落后，生活在印尼的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情况。1937年底，还处于襁褓之中的张楚廷随着“不愿把一把骨头埋在国外”的父母回到了湖北沔阳，定居在沔阳一个叫长埫口的小镇上。他有一首诗，第一句写道：“来自江汉平原的一个村口”，这个“村口”就是指他故乡长埫口，一个宁静而惬意的江南小镇。
长埫口也未能幸免战火的摧残。张楚廷清楚地记得母亲在他小时候常对他说的一个故事：在一次逃日本鬼子的“扫荡”时，母亲一边夹着一个包，一边夹（抱）着他，日本鬼子一枪从后面打来，便打掉了一边，逃啊逃，不知打掉了什么，逃到一个可藏躲之处，静定一看，才知道打掉的是那个包。而他，则在日本人枪口下活下来了。
懂事之后，张楚廷经常想，“父亲为何在家境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离开了印尼？”虽然没有直接询问过父亲，但父亲的一句话深深的刻在他的心中，“在印尼，华人是三等四等公民。为什么？他们所背靠的祖国不强大，还正受人欺凌哩！回到中国来，这才是我们可以成为一等公民的地方。”
父亲说的华人在印尼三等公民的地位的事实，母亲说的在日本人枪口下幸存下来的故事，他们也许没有想那么多，但从这些故事中，张楚廷认识到了民族的苦难，也从故事中领悟到“该好好为自己的国家而活着，为自己国家不要再受人欺侮而奋斗下去。”深深的民族之情在幼年的张楚廷的心灵里生长出来了，伴随了他一生，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并永远未曾丧失。
1948年，刚满11岁的张楚廷被父亲送到武昌，就读于张之洞路上的养真小学。小学毕业后，在天门乾驿中学（现天门三中）和沔阳中学（现沔阳一中）念了半年，父亲又把他送到汉阳中学（现武汉市三中）。在那里，他从初二一直念完了高中，接受了自由的学习。
张楚廷在中学读书期间，常常站在晴川阁上，看汉水与长江汇合时的汹涌澎湃；常站在龟山上，看大江东去，遐想无限。“这就是我的祖国，这就是人民江山，这就是中华大地。”辽阔的大地走进他的胸中，使得他的心胸变得宽阔，什么东西都可装下去了。
在高中二年级时，张楚廷感觉得到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独立、国家强大的力量象征，即向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班主任老师提出了入党的请求。现在谈起这件事情，张楚廷仍然深有感触：“那时，我想我是谈不上有什么社会觉悟的，更说不上有什么政治觉悟的。但是，也可以肯定，我有了民族觉悟。这是最真实可靠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这是我其他觉悟的基础，无可替代的基础。”
中学阶段的自由学习，自由选读，以及多种多样的活动，使张楚廷什么都喜欢，文学，数学，物理学，……他还参加过篮球队、合唱队，做过学生会副主席，甚至怀揣过文学的梦想。但是，新中国的工业落后的现状和“为了国家的工业化”的口号，为响应当时实现“祖国现代化理想”，他在高中毕业时想学工科。身体检查时，发现色盲，理化学不成，工科自然也学不成，最终选择了数学。
1955年，18岁的张楚廷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学习数学，1959年夏毕业留校，从事数学教学工作。
1956年，基于深信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的基本力量，基于这一信念和他对民族的情感，19岁的张楚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情况，他加入共产党后，不断受到批评，原因是他的“斗争性不强”和“骄傲自大”。从1957年起，1960、1963、1966、1969，他一直是党内重点批判的对象。他是周围同龄人被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位，其中包括1969年去古丈和1975年去卢溪的两次湘西之行。
湘西是湖南最贫穷、最偏远的地方。张楚廷在那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民的贫穷和苦难，他的心真真切切地更加贴近自己的同胞兄弟。张楚廷回忆说：“我在湘西的那一年，我见到的凄惨事特别多，看到我们同胞的赤贫，我们民族的无尽苦难，我们同胞还过着离原始人不远的生活。这也使我日后直至今天，十分容易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而决不会满足中国今天的富裕，使我不再害怕任何困苦，使我永远不忘记自己的民族。”
他开始思索，开始觉得中国必须有根本的变化。张楚廷说：“我更懂得了同情和关注，更懂得了满足和舍弃，更懂得了要为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而奋斗努力。”他确信自己只有融入自己的民族，只有与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时候，才可能是有力量的。
1982年，对于张楚廷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这年6月，湖南师范大学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张楚廷以高票当选为学校党委委员，随后又当选为党委常委成员。3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学校副校长，进入领导层，并全面主持工作。
从1982至今，张楚廷已在校长职位上度过了24年的时光，先后就任于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他把做校长看成是报效民族的机会。他说：“1982，我的国家把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湖南师范大学校园的面积）交给了我和我的同事们，这就是960万分之一的土地，把这块土地耕耘好，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我的祖国扮演出一曲尽可能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为了我们国家，我要用最大的力气挖掘祖宗给我的智慧。”就是这样一个愿望，就是这样一个理想，张楚廷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将一所一般院校办成了全国“211工程”大学；使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在短短几年内，由当初的风雨飘摇，变成一所实力强劲、在全国民办高校排名第五的成熟大学。
二十多年大学校长工作，张楚廷那种为民族、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意识，没有丝毫的淡化，而是更加明确，更加强烈了。他说：“由此，我也才感到未愧对校长这一圣洁的称号，未愧对人之为人，未愧对我儿时生活的那个小镇，未愧对我亲爱的祖国。”
张楚廷曾经在文章中深沉地写道：“如果我曾有过一些灵感，那是来自大自然；如果我曾有过一些奇思异想，那是来自历史；来自我的祖宗，我的民族，我的祖国。宇宙爆炸，其中出了一个银河系，太阳系在它的边沿，太阳系已生出了一颗小行星，它幸运地有了生命，尤其是奇妙地孕育出了人，从此，它成了一颗有意识的星球，从此，有了美丽和幸福，也有了丑恶与苦难，有了同苦难的抗争，有了对幸福的追求，有了梦想，有了璀璨斑斓。也有了我们的祖宗，有了我们的民族，有了我们今天写不完的诗篇，唱不尽的歌谣。”
从数学到哲学，自然流淌
“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前20年，我操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20年，我琢磨着、探索着教学。我所写下的，是自然流淌的。”
自1959年张楚廷从湖南师范学院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四十余年的教育实践之中，不懈的思索，不懈的写作，使他成为了我国大学校长中一位著名的学问家。他累计承担过国家和省部级课题20余项,每一项均如期完成。至今,出版学术著作80余部，其中独著30部，与他人合作或主编的著作共50余部。发表论文410多篇。曾获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中国图书奖一项，全国教育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两项,教育部大学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一项,教育部高等教育优秀论文一等奖一项；获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最高教育奖——徐特立教育奖,省教委优秀著作一等奖两项,省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省“五个一工程”奖，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还获得日本创价大学最高荣誉奖。
张楚廷的学术成果涵盖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哲学等学科门类。四十年来，他“操练着”、“欣赏着”、“琢磨着”、“探索着”教学，实现了由数学研究到教育理论和管理研究再到教育哲学研究的自然流淌。
张楚廷大学读的是数学，毕业留校也是在数学系从事教学工作。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1955年进入大学的学生能够真正安心读书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年，很多数学专业课要么没上完，要么根本没开过课。为了胜任大学数学教学工作，他只有刻苦地自学。在数学系主任李盛华老师的指导下，加上他长期养成的善学、善思的好习惯，很快他有了第一篇数学论文。197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数学著作《微积分基础》。1981年，晋级为数学副教授。这在当时是一个难得的成绩。随后，还出版了《大学数学概要》、《复变函数论学习导引》、《数学方法论》、《猜想，一道绕不过的湾》等数学著作。
1982年，张楚廷出任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对于一个年轻的学者而言，正值学术高产时期的职位提升，有可能带来心态的转变，更有可能陷入学校管理的常规性事务之中而无法从事科研。张楚廷说：“书记与校长选其一，我会选择校长；管理与学术选其一，我会选学术；政府工作与学校工作选其一，我会选择学校工作。我从小养成的理性思维和学习习惯使我作此选择，不告别学术。在我担任了学校党政工作之后，我的一个自我目标是：全力把管理与学术结合起来。”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除了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他开始观察更多，体悟更多，思考更多，也学习和积累得更多。校长这个岗位为他提供了观察、体悟、思考的许多机会，使他能够近距离体悟教育、教学和管理。他还希望其他干部也不脱离专业，对于高校的行政人员，他也劝他们尽量结合工作做一些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多一些理性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研读大量教育学经典和哲学经典，研究方向转向教育管理和教育理论的研究。从数学专业转入教育学专业之后，他对于教育的观察、思考更多更系统了。加之他以前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的摸索，他的教育学研究有了一个接一个的课题，也就一个接一个出了成果。
1993年，张楚廷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教育学著作《教学原则今论》。1995年1月，他写出了《人力学引论》一书。1996年，他又一气呵成撰写了《大学人文精神构架》。陆陆续续，《教学细则一百讲》、《教育协同效应研究》、《大学人文精神构架》、《教学论概要》、《一所大学在奋起》、《学校管理心理学》、《数学教育心理学》、《创造与数学》、《子女的培育》、《教育论》、《校长学概论》、《教学论纲》、《教学论与教育》、《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大学教学学》-----，一本接一本著作出版了。
2001年，张楚廷受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力邀，出任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长。他说：“我希望在我任期里把这所私立大学办得很像个样子。我盼望他成为一所高水平的私立大学，我还打算从这里再探索一些可能的改革途径，也结合着再深入思考一下高等教育的理论问题。多项的设想催促我加紧行动。”
主持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工作以来，张楚廷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更加深入，特别是对教育哲学的研究不断成熟。2003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课程哲学专著《课程与教学哲学》，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了第14届中国图书奖。2004年，他又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从结构主义落笔，以哲学与历史学的眼光考察现代、后现代课程观、教学观，对长期以来教育界一直习焉不察的许多观念发出了深刻的追问，洋溢着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2006年，《教育哲学》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已经讲授过一般哲学，不久必将有更一般的哲学著作问世。2007年，他的十卷《张楚廷教育文集》又隆重推出。就这样，一步一个台阶，他把自己的学术地位不断推向了新的高度。成为了当今中国杰出的、富有治校成就的、集教育理论著作于一身的校长教育家。
建设自信大学，坚持不懈
“对于自信，我看得特别重，甚至于我的基本追求之一就是把学校办成‘自信的大学’，舍此，不能算成功的大学。”
张楚廷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有一句口头禅：“我非常愿意了解别人，非常不愿意学习别人。”在这里，他表达了一种不愿意模仿别人的意思。他说：“即使是同一件事，原理原则可能也差不多，但我希望做起来跟别人不一样，只要有可能，就力求比别人更好，比别人更优”。
张楚廷的自信来源于小学时期父亲的一次自言自语。从养真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武昌中学，但是落榜了。这时，父亲从沔阳来到小学带他回家。在路上，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这孩子不可能考不取啊？！”尽管不甚明白其中含义，但是，在幼年的张楚廷心中渐渐树立起一个信念：父亲相信我，相信我能读书，会读书。
父亲打心底里相信他会读书，给他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安慰，还给了他最有力的保护，也造就了他自信的人生之路。在他读大学之后，也碰到了不少类似的莫名的问题，而父亲的信任始终在支持着他。
1982年，张楚廷被任命为学校副校长，开始主持湖南师范学院的行政工作。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学校显得十分落后。但如同父亲在他考中学时落榜后自言自语的声音能够清晰地在他耳边回荡那样，他感觉得到的不是现有的落后，而是未来的希望。他深信：“不在于别人是否看得起你和你的学校，而在你自己证明自己；不在企图去改变别人，而在全力以赴去改变自己。这一信念中更有力地蕴涵着这样的信念：我能证明自己，我能证明我的大学。”办自信的大学已成为他心中最清晰又坚定的目标。
由于全国上下长期受“就师范办师范”的观念影响，师范院校长期处于封闭、落后、保守的状态，当时的湖南师范大学更是如此。张楚廷热爱师范教育，他根据自身的体验来理解师范教育。他认为，如果按照“就师范办师范”的传统观念去办师范是没有出路的。要使湖南师范大学成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必须克服传统观念，按新的思路去办学校。
他认为，在大学里，学术决定一切，学问决定一切，水平决定一切，师范大学决无可能例外。所谓高水平的师范教育，主要应是两条：一是高水平的教育科学，二是高水平的教师训练。而只有其他学科综合协调发展起来了，高水平的教育科学和教师训练才有可能实现。没有很高的综合水平，师范教育就失去了真正的基石。
基于综合大学办师范的理念，张楚廷致力于多方面的学科建设。他申请在师大举办了法律学专业、经济学专业、哲学专业、计算机专业等看似与“师范”无关的专业。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他的这些想法碰到了许多的阻碍。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想办电脑专业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湖南省电都没有，还办什么电脑专业。”面对这种莫名的困境，张楚廷没有当面碰撞，他采取了绕道走的方法。他把计算机专家请来，给他十几万元作为开办费。后来，在他的精心运作下，迅速发展到几百台电脑，并调入了一批业务骨干。就这样，计算机学科发展起来了，整个学校的计算机教学水平很快提高，其整体水平可与一些高水平的工科大学计算机科学（不含科研）相比了；同时，也为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科研水平奠定了基础，积蓄了人才。
张楚廷认识到学英语的重要性，要求普遍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此时，有教授出来说：“学生出去又不是教英语的”，更有尖锐的说法：“我们学校就成为外国语大学了？”面对质疑，张楚廷没有退缩，他坚信自己的做法只会使学校往好的方向转变。他聘任了18位英语教授，聚集了一批英语博士。事实证明，他的坚信是正确的：在20世纪90年代时，湖南师大学生的四级英语一次性通过率，一直高居湖南所有高校之首。
张楚廷说：我热爱师范教育，自信不亚于他人，并深信只有跳出师范办师范，在综合大学之下发展教育科学，才可能有高水平的师范教育。无论从愿望，从出发点到策略，到长远目标上的考虑，他保持着自信，并坚定沉着而决不蛮干，争取必要的支持而决不盲目随从，创造最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走自己的路。
正是由于张楚廷自信、大胆的尝试，18年后的师大变得成熟、庄重和生气盎然，为国家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事业做出了人们早前难以想象的贡献。同时，它的教育科学水平、训练教师的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1996年通过“211工程”预审，成为全国两百多所师范院校中少数进入“211工程”的大学之一，成为全国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之一。它跳出师范办师范所取得的众多成就已越来越充分地涌现出来，人们多余的担忧大都在其巨大的发展中消失。它已经成为一所“自信的大学”。
2001年，张楚廷卸下湖南师大校长职位一年以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董事长张剑波走进了他的家里，力邀他担任涉外的校长。这时也是大多数人认为他可以“功成身退”的时候，再加上涉外当时又处于“多事之秋”，能否在涉外延续成功，会不会“功亏一篑”，这些念头并未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过。他自信地走向了“涉外”，并且迅速改变了涉外的现状，让涉外也越来越自信起来了。
追求真善美，矢志不移
“教育家都应当更看重培养真人，已真的，保真；保真的，才有善和美。”
熟悉张楚廷的人知道，在看到电视中那些明知只是艺术表演的悲壮情节时，他很容易掉眼泪。然而这并不是软弱的表征，却是他内心对“真、善”追求的真实呈现。求真、求善是张楚廷一生的追求。
张楚廷从小就把诚实看得很重。读中学时，有一次历史考试，他不及格，同学们不敢相信，认为他是疏忽了。但张楚廷觉得，是他没努力，他在需要记忆的方面没有去记忆，不是疏忽，而确是答不出来。他没有因虚荣而骗自己。读大学时，在五分制的成绩中，有一次考“线性规划”，他只得了四分，同学们也认为这是不正常、不小心的结果。张楚廷觉得这是因为自己确实是对程序性环节注意不够、把握不准而导致的。他又获得了一次不自欺欺人的锻炼机会。因为诚实的面对学习，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学习波动也很小。从自己的经历中，他认识到了学习知识需要诚实，来不得半点虚假。
除了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保真、求善外，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也时常注意周围那些真意、善意、真人和善人，一方面是他亦向往真、善，另一方面便是学习真、善。有很多的人、事情在他求真、求善的道路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念高中时，张楚廷和他最好的朋友罗谦怡曾是同桌。有一次，他不小心，把罗谦怡的墨水瓶碰倒了，把他的书、笔记本弄得面目全非，虽然两个人都设法挽救，可是，全非的面目已经无法再还原。然而，罗谦怡的脸色一点也没有变化，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样，平静、和蔼。张楚廷回忆说：“这样的镇静，这样的宽容，这样的友善，当时的那番情景，间隔了半个世纪，却依然还是那样清晰，那样能够让我效法。仅仅这一件事，罗谦怡的名字就让我念了一辈子。”在罗谦怡那里，他看到了善良，获得了力量。
在文革这个特殊的时期，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说假话，但也有一些正直的人不惜代价捍卫自己的诚实。张楚廷的老师李盛华就是其中一位。李盛华老师担任数学系主任20多年，学识丰富，因为真诚而受人尊敬。他曾任学校工会主席，因诚实而没有沾染任何俗气。“文革”中，他在任何人的威逼之下（政治运动中屡见不鲜的威逼）都不讲假话。虽饱受侮辱，但他的尊严、诚实依然在。张楚廷从老师李盛华那里看到了做人的诚实。
文革时期的两次湘西之行，张楚廷除了看到民族的困苦外，还获得了一些重要的人生体验——假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真是一切善良和美好的起点。
已有的经历使张楚廷知道了诚实、善良的珍贵。他说：“诚实才能做学问，才能做人，做好学问，做好人。”
走上党委书记岗位，走上校长岗位，他提醒自己，“校长决不是官。做校长，这既是获得报效民族的机会，也可能是获得了危险，滋生‘官'气的危险，学会说谎的危险，当‘官'当得不像人的危险。”所以，工作中他对自己定下了这样的要求：“不乔装打扮，不装腔作势，不学着说谎，不制造假相。”他说：“我的教育理念中，保真具有极高的地位。我既然承担着这样的教育使命，我就需要在道德上从自己做起，自己必真，自己保真。”
他每年都要做很多次报告，但所有的报告和演讲稿都是他自己写稿子或提纲，自己组织材料，自己去熟悉事实和数据。他说这样可以“说自己的观念，讲自己想讲的话，保持自己讲话的个性，少一些套话废话，少一些官腔官调，少一些陈词滥调。”
他曾向师生宣示过，“真话不一定都讲，讲出来的一定是真话，大家有权利知道的事情一定讲出来”，这段虽宣示过却并不多挂在嘴边的话，他是兑现了的。
张楚廷还坚守着一个对社会的承诺：决不在他手上发一份假文凭，百万元、千万元也不能卖一张文凭。他坚持真理至上，真诚至上。他说：只要失去“真”，大学将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一败涂地。
刚到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工作时，学校的景况，令这个始终倡导“真”的校长十分意外，他发现涉外危机的来源，正是“假考、假分、假文凭”。2003年，他更换了学院的教务处长。向来不找新任者谈话的他，找到这位新教务处长谈话，并与他“约法三章”：考试必须是真正的考试，评定的分数必须是真正的分数，发出的文凭必须是真正的文凭，就是要真考、真分、真文凭！
张楚廷觉得，“真实”，这是一条基本的线，谁都不能越过，舞弊行为是必须惩治而非整治不可的。因此，教师参与舞弊，他就惩治教师，即便教授参与舞弊，他也照样惩治。张楚廷说：“对不起，既然师生都参与了，就必须从惩治教师舞弊行为开始；既然教授也参与了，那就首先从惩治教师中的教授开始。”所以，当他发现三位教授考试漏题时，毫不留情地依照条例将三位教授的工资都下降了15%，并当月兑现处罚；当发现有的班主任参与舞弊私改分数时，他依章将舞弊者解聘了。有一次考试，一共201名学生舞弊，他都无一例外地将其留校察看，属第二次犯规者，退学。俗话有所谓“法不罚众”的说法，他则坚持“众也要罚”。这充分表明了他对真的不懈追求。
“择善而从”是张楚廷一贯的意识。从小到大，他都与善相随。不喜欢训斥，不喜欢提高嗓门讲话，不喜欢盛气凌人，更不喜欢咄咄逼人，甚至也不喜欢套话连篇。根据自己对善的人生感悟，张楚廷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提出“至善至美，自立自强”的八字校训。他说：“善和美都是需要学习的，教育也就应担负起这种学习的指导任务来。大学不只引导年轻一代学识学问学思学想，而且要引导他们学善，学美，学着善于善，学着欣赏美、发现美、创造美。”
科学与故事同行，独树一帜
“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映照，如果有一方（师生双方，特别是教师一方）俨然以教育者自居，或者误以为自己仅仅是教育者，就不可能有这种映照。”
张楚廷喜欢上课，他认为课堂应该是快乐的，并且他自己在长期的教学中也获得了快乐。他更认为课堂上要让学生愉快，他说：“教育并不总是在让学生认知，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让学生欣赏，只有这样，才有最佳的教育效益。”而为了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故事经常成了他课堂的主角。
张楚廷喜欢故事得益于父母的早期教育。幼年时期，父母给了他一个有故事的童年，让他感到虽然贫困，却并不寂寞、不贫乏。
走上教育岗位后，张楚廷发现，似乎所学的教育学并未被用上多少。而另一种层面的经验----个人的故事体验却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故事便走进了他的课堂，他也带领学生们在故事中漫游和成长。在他看来，故事便于理解，是非常好的交流内容与方式。在故事面前，不太可能出现教育者的居高临下，不太可能出现说教，更不可能发生训斥，教育者讲述着，实际上，他也跟受教育者一样在聆听着，在被感染着。因此，故事最便于实现教育平等。
数学在常人看来，似乎只有计算、论证、逻辑和命题，没有故事。而在张楚廷视野里，数学也是一个故事的天下。他说：“讲授过微积分，我便知道了围绕着微积分扮演出来的千百故事；我讲授微分方程、函数论、泛函分析，那里也是百千的故事；我讲授过代数、几何、拓扑，那依然是充满故事的园地。当然，必须有计算，有推理，然而，也必然有故事，那是有引人入胜情节的故事。”他认为，科学确实有其严峻、清冷的一面，然而，科学是人创立的，只要从科学里看到人，就有故事。从那一个个精妙命题的出现那里，我们看到人的思想，人的激情，人的智慧；从一个个难题解决的过程那里，我们又看到人的精神，包括人的不屈不挠，人的艰苦卓绝之奋斗。他说：“我至少熟悉一百位以上中外数学家的故事，这比我算过一万道数学题更重要。”
后来，当他转入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学时，几乎如同数学教学一样，而且，更加忘不了讲故事，也觉得更有故事可讲。
在故事教学的基础上，张楚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报告风格----“聊天式”。这几年，他每年在校内外有30场以上的报告。20余年累计下来，已经作过数百场报告了。他的报告基本上保持了聊天、“扯谈”的方式，没有固定的套式，没有多少引用，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对他人的多少指示和教导。在张楚廷的用语中，更多使用的是“我”、“我们”，而绝少“你”、“你们”，绝少“应当”、“必须”、“要”之类的用语。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那是故事性的或故事般的。
正是这种聊天式、“扯谈式”的教学方式，张楚廷使自己从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身份上转变为叙述者的身份。因为他坚信，“当受教育者感到站到自己面前的并非教育者的时候，他接受着最好的教育；并且，教育者因此而做出了最好的教育。”在课堂上，他用这种看似随意的教学，尊重和爱护着每一位学生；在校长工作中，他用这种聊天式的谈话，维护着每一位教师和员工的平等和尊严。
可以说，把科学、教育、哲学与故事融合在一起的教学风格反映了张楚廷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和人权思想。张楚廷说：“我从内心深处，从根本观念上，不认为我是一个指点者、教导者、号召者。”即使制订校纪校规和决议，他也是抱着首先自己去遵守和执行而不是以只约束他人的心态去参与制订的。在湖南师范大学，张楚廷制定了“平等、礼貌、准确、高效”行政机关的八字作风。“平等”二字被摆在了第一位，他觉得它是人与人一切健康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平等体现了对人天赋权利的认可，平等体现了任何个体的独立人格地位的意义。即使后来到了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在制定的工作要求中，“平等”也同样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然而，现实中的教师、校长要做到平等对待学生，像讲故事那样，大家在愉快中交流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居高临下的感觉常使人得意忘形。所以，20多年来，张楚廷总是提醒自己：“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映照，如果有一方（师生双方，特别是教师一方）俨然以教育者自居，或者误以为自己仅仅是教育者，就不可能有这种映照。”
无论管理和学术，总有诗情画意
“每位教育工作者，不仅在自己所教授的任何科目中向学生展示或揭示必然存在的美，而且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教授活动本身也是美不胜收的（艺术的），从而让美进入学生的心灵，成为他构造自己的丰富资源，获得自己美好的新生命。这很可能是教育的真谛，是教育成为一种难得的艺术的根由。”
张楚廷是学习数学出身的，可他没有人们心目中那种数学家的书呆子痕迹。他喜欢体育，常年坚持看球、打球，并写有论文《体育，大学宝贵的教育资源》；他爱好音乐，有时在课堂上为学生们高歌一曲，也曾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歌作词。他深信马克思的话：“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他在创立的教育公理体系中专门设立了一条“美学公理”；他把学校当花园一般建设，把教学作艺术般锤炼，把报告变成聊天，充满幽默与诙谐。他总能营造出让人感到美妙而轻松的意境，让工作、学术和生活充满情趣，即使在他主持的党委会上，也总是让党委会洋溢着欢声笑语，在欢愉与自由中形成庄重的决议。
他有诗人一般的想象，能写就诗一般的高深教育论著。即使在他的《教育哲学》著作中，也到处可以见到他的诗情画意。他说：“教育是介入，不是干预；教育是启迪，不是外加；教育是建议，不是命令；教育是促进，不是安排；教育是辅导，不是取代；教育是交谈，不是唠叨；教育是亲近，不是摆布；教育是权利，不是恩赐；教育是欣赏，不是耳提面命；------教育是人在自己走向自己时的可信赖者，可求助者。教于有声，育于无声，教育于有声无声之间完成使命。”他就是用这样诗一般的语言来表达他那丰富的思想。
张楚廷对生活总是那么富有激情，充满感激。年届七十之时，他曾做得一首《自题》诗，诗曰：
来自江汉平原的一个村口，
依在上天之下的一片热土，
手捧祖宗馈赠的一箱帛竹，
肩扛朝耕夕作的一把锄头。
曾闻铸就宇宙的一声怒吼，
凝望日月星辰的一缕素数，
吟聚人间诗篇的一湾溪流，
敬伺毫秒构筑的一束冬秋。
诗的前四句朴实无华，却有充满想象的比喻。他用最能凝聚人们情感的“村口”吟诵着故乡，他用寄托自己感情的“热土”二字来歌颂他生活过的中华大地，他用“帛竹”来表达给人无限智慧的圣书圣典，他用“锄头”来描绘自己在教育领域里耕耘的方式。后四句更是荡漾着他诗人般的夸张和幻想。他把形成宇宙的大爆炸人格化为“一声怒吼”，他把古希腊“世界皆数”的哲学思想用诗的语言表达为“日月星辰的一缕素数”（素数乃数的基本成分），他把自己笔耕不止的成就视为在人间的文明大地上用“锄头”开凿了“一湾溪流”，他把并不平坦的一生比一束鲜花，笑对坎坷。他常将自己的一生视为民族的赋予，一丝一毫去珍惜，认为那既是珍爱自己，也是珍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宗，他是如此恭恭敬敬地伺候着上天赋予的这一切。
张楚廷是一位师长，又绝对是学生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行动者，也绝对是一位思想者；他是一位教育家，却永远是一位布衣平民；他运用诗一般美妙的语言，却说着人间的大实话；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立个性，却视自己与众人一样为上天所赋予。
张楚廷常说，他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