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紫禁城的“阿哥所”在哪里
王铭珍
如今人们游览紫禁城，大多从天安门、午门进，神武门出，只游览内廷前朝、后宫以及东西六宫，而很少有游览外朝东路的。也就是说，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皇帝举行登基、朝会、寿典、寿宴、殿试传胪的宫殿以及皇后、妃子们的起居之所。那么，皇子皇孙们居住生活在紫禁城的哪个地方？他们既不住在前朝，也不住在后宫或东西六宫，而是住在外朝东路的阿哥所。“阿哥”，乃满语皇子之义。阿哥所，即皇子的住所。笔者因为工作需要，常到故宫“行走”，曾详细考察过“阿哥所”。
明代皇子居于撷芳殿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明代皇子们居住在位于东华门和文华门之间的撷芳殿。往北约80米，有从文渊阁蜿蜒流出的内金水河，河上跨白石桥3座，过桥往北有随墙琉璃门3座，明代称前星门，俗称三座门儿。过三座门儿约50米，有巨大的琉璃影壁一座。绕过大影壁，有一座三开间的王府式大门，门楣上没有匾额，进门有三组四合院。总称为撷芳殿。在《紫禁城全图》上称此地为南三所，也就是清代阿哥们居住生活的地方。
这里，在明代为太子所居。《明史·五行志》载：“嘉靖十年正月辛亥（1531年2月12日），大内东偏火。”《典故纪闻》称：这次火灾“延烧东西十四连房俱烬”。这里所记载的“大内东偏”、“十四连房”，就是指当时紫禁城外朝东路供皇子们居住的地方。所谓“连房”就是接栋连楹的并排筑成的居住性建筑，其建筑规格等级稍逊于内廷前朝后宫、东西六宫的建筑。由于是木质结构的，易于燃烧，防火分隔也较差。失火后，很快就被“火烧连营”。
失火重建后改称端本宫
火灾之后，嘉靖皇帝亲自到火场考察，并对大学士张聪说：这种接栋连楹的木结构建筑格局不好，还是南京的以砖石为主体的建筑格局好。以后改建时，一定要仿照南京宫殿之制建设，以有利于防火安全：“宫中建筑接栋连楹，弊端颇多，当修防火墙，开辟防火通道才是”。遵照皇帝的谕旨，工匠们在火场废墟上建成宫殿式建筑，防火功能有所改善。初称撷芳殿，是慈庆宫范围之一部分，明末改称端本宫。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五记载：“端本宫在东华门内，即端敬殿之东，前廷甚旷，长数十丈，左为东华门，右为文华门……天启末，懿安张皇后移居于此，名慈庆宫。其外为徽音门，壬午八月，懿安移居仁寿殿，因改为端本宫，以侍东宫大婚。宫门前三石桥，盖大内西海子之水蜿蜒从此出焉。皇太子原居大内钟粹宫，在坤宁宫之左，既渐长，当移居，上以慈庆宫为皇考旧居，其后勖勤宫即上旧居也……端敬殿与端本宫今改为三所，为皇子所居。”
清代阿哥们改居“南三所”
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三所房间系乾隆十一年三月内兴工，次年工竣。迄今二十年，未加维修，殿宇头停、配殿天沟、俱有渗漏，板墙槽朽，天花坍损，油饰爆裂。又因阿哥等于二十六年移出之后，其外围茶房、值房等项房屋，俱改为各处值房。今遵旨修理，给阿哥等居住。所有应用炉灶、炕铺、装修、隔断等，应照旧式修理应用，是以共估需工料银3900余两。”从这项档案记载可以证明：阿哥所是在明撷芳殿旧址上建起来的，建设年代应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建筑用途：供阿哥居住。乾隆三十一年维修时，花费白银3900两，均依旧式。今日阿哥所的建筑格局，依然保持着乾隆时代的风貌。
由于阿哥所是由三个三进四合院组成的，故名。三所共走宫门一座，门三间，绿琉璃瓦歇山顶式，门内自东向西依次排列三个所，各有一个随墙琉璃门。每所三进院，三所各有前院正殿三座，各三间，中院正殿三座，各三间，后院正殿三座，各五间，共有东西配殿十八座，各三间，顺山房六座，各两间，每所中院正殿前井亭一座以及值房、膳房、净房等殿宇间数总计二百余间。
嘉庆道光咸丰都曾居于“阿哥所”
紫禁城内殿宇顶大多覆盖黄琉璃瓦，唯此处用绿琉璃瓦，规格稍逊，以示皇子所居之处。乾隆十九年添盖后罩房三座，灰瓦顶，嘉庆皇帝于乾隆四十年至六十年(1775年至1795年)曾居于此，道光帝和咸丰帝也曾在此居住过。宣统时，曾为摄政王载沣随时起居之所，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因为历史的原因，阿哥所的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防火性能不佳，但是，每栋殿宇的左右都采用防火山墙，后山墙均采用封火檐。前殿、中殿和后殿之间，各保持25米的安全距离，东西配殿之间各保持30米的安全距离。每个院落各有水井一眼，铜质大型消防水缸6口。紫禁城内共有水井37眼，大型消防水缸309口，这里就有水井3眼，水缸18口，可见当时对阿哥所防火的重视。因为，贮备水是当时最扎实的防火措施。
在三组三进四合院中，主殿的屋顶上都设置有龙形吻兽——传说中的镇火之物，后墙之外有九龙壁，面对皇极门，九龙壁东西侧各有一座琉璃门，是阿哥所的后门，平时闭而不开，是万一遇到非常情况时的安全出口。
故宫消防中队所在地原为上驷院御马监，是为皇帝和皇子养马的马厩。对过的一片房子原为御药房，药王殿是御医值班的地方，皇上皇子身体欠安时到此抓药。阿哥所的门禁很严，除了阿哥的老师、御医、侍卫外，常人不许擅入。二门外的一排房子是侍卫值房，昼夜有人值班巡逻。小心用火，作为常规。乾隆晚年就住在阿哥所的后面，他时常到阿哥所看望皇孙们，面对太上皇，谁也不敢越轨。
御药房失火
为何没有殃及“阿哥所”
明清皇宫，火灾频发，差不多每十年就着一把大火，可是阿哥所从建成到今天三百多年，没有发生过火灾，查阅档案，也没有发现火灾记录。这可能同其建筑格局以及用火小心有关。在阿哥所左前方的御药房，清末倒是发生过一场大火，当时的上海《申报》有过报道，著名画家吴友如还画过一幅《紫禁城失火》图。
这次发生在清代御药房的火灾，事发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五(1897年9月30日)。御药房位于东华门内，文渊阁、文华殿东北侧。其故址即今故宫消防中队东北侧。当年，王公大臣进宫大多走东华门。东华门门禁森严，凡有王公大臣应诏入宫者凭腰牌验证，随后还要到官房更换朝服，才许进宫觐见皇帝。
这个供诸王大臣更衣的地方就在御药房之中。御药房是一片古建筑群，共有殿宇五十多间。除了御医值房、御药库外，还有御药切片、烘干、研磨、蒸煮等中草药加工作业用房。据文献记载：这场火灾“起火之由，闻因厨房蒸物，釜底水干，燃着蒸笼，火遂上延，待庖夫知觉，则已不可遏救矣”(见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因为这间熬药用的房间是同诸王大臣的更衣室接栋连楹的，中间没有防火墙，结果熬药房着火，殃及更衣室，二十多间房屋全被烧毁，更衣室内王公大臣们寄存在那里的衣服均被烧毁，甚至连光绪皇帝首辅大臣恭亲王在皇宫中的更衣室也烧毁了，但“御药库幸保无恙”。
据画家吴友如说，这场大火是在皇宫里的步军地方官兵和各路水会奋力扑救下扑灭的，一位叫阿克丹的步军统领亲自登上屋脊射水灭火。当时，李爵相也扬鞭跃马进宫救火。这位爵相就是当时掌管外交、经济、军事大权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此时，他已是74岁高龄，但惊悉皇宫失火后，仍“乘朝马飞奔入内，见者谓爵相精神矍铄，不减畴昔，真国家栋梁臣也”(《申报》语)。
据光绪《实录》载：光绪皇帝为表彰救火之人曾颁旨：每位参加救火的兵丁臣役赏银一两。每个参加救火的水会赏银一百两。当时皇宫内尚无消防队，所以特许水会入宫救火。投入救火的水会有：东安水会、平安水会、保安水会以及外城水会等，约五百人。内城水会三处协同兵丁看守火场余烬，直到次日破晓才收拾救火器材出宫。
灾后，御药房只有局部修复。如今御药库尚存，阿哥所左前方的花房是在火后遗址上修建的。目前，阿哥所是古物部、古画部、宣传部办公用房，正在进行内部修缮，未来将对外开放。
古代北京“霾灾”的记载
户力平
雾霾对空气质量的污染，如今已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眼下，除了对机动车尾气排放、工地扬尘的严控，为期三个月在全市范围内对餐饮油烟的专项整治行动也将全面展开。“雾霾”天气始于何时？历史上有关于北京雾霾天气的记载吗？
元至元六年“雾锁大都”“都门隐于风霾间”
北京地处我国的北方，气候干燥，尤其是冬季漫长，且北距沙漠不过200多公里，很容易出现雾霾天气，史称“霾灾”、“雨霾”、“风霾”、“土雨”等。《北京气象志》、《北京灾害史》、《元史》、《明实录》和《清实录》等史料中多有记载。
目前对其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元朝。据《元史》记载：元天历二年（1329年）3月，由于前年冬天没有降雪，春天又少雨水，天气异常干燥，导致“雨土，霾”，“天昏而难见日，路人皆掩面而行。”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都（城）门隐于风霾间”，“风霾蔽都城数日，帝恐天神之怒，遣礼部焚香祭天，祈神灵驱风霾而散。”由此可见，元代史籍中所记述大都城的这两次“霾灾”，持续时间较长，能见度很低。
明弘治十年“霾尘积聚难见路人”“官军半掩城门以遮霾尘”
到了明代，有关“霾灾”的记载逐渐增多。明成化四年（1468年）初春，《明宪宗实录》记载：“今年自春徂夏，天气寒惨，风霾阴翳……近一二日来，黄雾蔽日，昼夜不见星日。”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连日狂风大作，尘霾蔽空”。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丁末，京师阴霾蔽日，自辰至午乃散。”“三日后阴霾又起，五日不散，致漕运舒缓，京师官仓存米告急。”弘治十年（1497年），礼部奏：“京师去冬恒燠无雪……今春狂风阴霾”。“西直门外霾尘积聚，难见路人，官军半掩城门，以遮霾尘。”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辛酉，京师风霾。闰二月壬戌，京师风霾，四月癸亥，大学士张四维等言：‘风霾陡作，黄沙蔽天。’”“五日不见西山之踪，有饥民入城而乞，寺院善者施之。”类似记录明代北京地区“霾灾”的多达数十次。
清嘉庆十五年“琼岛雾锁霾封”“煤山隐于风霾土雨”
清代也发生过多次“霾灾”，康熙六十年(1721年)，“今日（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风，榜必损坏。”嘉庆十五年（1810年）“京师入腊月以后，时有雾起霾升，连宵达旦，宛平、大兴具有上报。”“琼岛（今北海）雾锁霾封，难见真容，煤山隐于风霾土雨，宫人隐于殿中，时有探望。”咸丰六年（1856年），“入冬以来，雪少雾多，土雨风霾时临京师，以昌平、宛平为浓重。”总之，每隔几年“霾灾”便会光临京城，多集中在冬季和春季。
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对雾霾的认识极少，所以对雾霾的程度、浓度、范围和危害等，只能凭感觉，且只记录灾情，对于如何预防“霾灾”，没有什么记载。
元代以前史料中
为何鲜见“雾霾”？
为什么元代以前史料中很少见到的雾霾，而在明清时期雾霾却时常光顾京城呢？有气象学家研究认为：一是元代以前有关北京地区的气象资料记录极少，特别缺少“原始气象资料”的记录和整理，明清时期才逐渐增多；二是与北京的地理有很大关系。北京地势三面环山，由西北向东南形成一个“北京湾”，从西北到东南逐渐处于平原开阔地带，大气容易形成一片逆温层，无风、气象条件极其稳定，雾气、风霾最易集结。三是元代以前北京地区没有形成较大的城市规模，人烟稀少，出现雾霾天气相对较低。四是明代以后随着城市规模扩展，建筑物不断增加，空气流动速度下降，雾霾发生的几率相应提高了。
古人对雾霾灾害的认识很肤浅，人们多认为是老天爷降的“霾灾”，所以多求神灵保佑，“以期感动上苍，赐下甘霖”。
明清两代，帝王遇有“霾灾”出现时，多遣文武群臣斋戒三日，并禁天下屠宰，或派文武官员到天坛祭天，以求天神驱散风霾，并降甘霖。“霾灾”最大的危害是影响交通运输，古代也是如此。明清时期盛行漕运，也就是使用运河的船只把粮食送进京城，“霾灾”一发生，水路难通，京城的粮仓存储量急剧减少，时有告急。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发生了一次“霾灾”，数日雾霾不散，导致通惠河上的漕运停止，京城多处粮仓告急。乾隆皇帝除了派官员到天坛祭天外，还亲自率王公大臣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焚香祭天。据传光绪年间京城曾出现一次严重的“霾灾”，数日不散，慈禧太后也曾令人在紫禁城内“祭天驱霾”。而民间遇有“霾灾”出现时，人们多到龙王庙前拜求龙王“驱霾祈雨”，并在庄稼种植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春，出现了一次“霾灾”，京畿之农人“芸锄时令苗稍疏，预防风霾。”
霾，风雨土也
伊舒生
霾字古已有之，在东汉时期许慎所著的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说文解字》中，对于霾字已有非常贴切的解释：“霾，风雨土也。”
霾，形声字，从雨，貍声。本义：风夹着尘土。
“雨”为下雨；“貍”，俗字为“狸”，指狸子，也叫野猫、山猫。狸子以鸟、鼠等为食，常盗食家禽，其行为阴险，所居处阴暗，古人视其为不祥。“雨”“貍”为“霾”，指阴霾，是一种大风扬尘、天气浑浊的景象。关于霾字的词语很多，比如：雾霾、阴霾、霾晦、烟霾、霾雾、尘霾、霾天、云霾、昏霾、霾风、翳霾、霾暗、冰霾、黄霾、霾晶、幽霾、霾霃、盐霾、旱霾、沈霾、风霾、沙霾、曀霾、黑霾和成语雨霾风障等，其中阴霾形容天气阴晦、昏暗或比喻人心灵上的阴影和不快的气氛；霾晦指大风扬起漫天尘土，天色晦暗；霾曀则指隐晦不明的样子……
人们对于大自然中为何会出现“霾”，其认识是逐步提升的。早在《诗经·邶风·终风》中，就出现过霾字：“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这里的意思是，刮大风时空中降下许多沙土，以致尘土飞扬。但在屈原的《九歌·国殇》中，霾字通“埋”，是指陷在地里：“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霾有时也引申为掩埋或埋葬，《吕氏春秋·孟春》：“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揜骼霾髊。”
然而，在历史记载中，“霾”大多是指空气中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浑浊现象。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词典《尔雅·释天》称：“风而雨土为霾。”《毛传》中也有：“霾，雨土也。”后来的《晋书·天文志中》对于霾有了更确切的解释：“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即使如今，人们对于霾的认识仍在逐步深入。比如，在197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霾字条目下的解释有两条：一是大气浑浊呈浅蓝色或微黄色的天气现象。系大气中有悬浮的细微烟、尘或盐粒所致；第二，通“埋”。在1999年出版的《辞海》中，霾字条目下的解释则增加了关于能见度的内容：霾出现时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有干霾和湿霾之分……在今天的中国天气网上，霾的权威定义为：“霾也称灰霾（烟霞），是指原因不明的因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对其测定的标准也从前几年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改成了现在的“可入肺颗粒物”PM2.5。
含有霾的古诗节选
《静卧栖霞寺房望徐祭酒》
年代：隋代
作者：江总
连崖夕气合，
虚宇宿云霾。
《晓望》
年代：唐代
作者：杜甫
白帝更声尽，
阳台曙色分。
高峰寒上日，
叠岭宿霾云。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年代：唐代
作者：杜甫
拂云霾楚气，
朝海蹴吴天。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年代：宋代
作者：苏轼
云霾浪打人迹绝，
时有沙户祈春蚕。
《过庐山下》
年代：宋代
作者：苏轼
乱云欲霾山,
势与飘风南。
《六用喜雨韵三首》
年代：宋代
作者：吴潜云
云霾几日障危岑，
户牖绸缪要背阴。
《次韵叔衍兄贺生子》
年代:宋代
作者:魏了翁
云霾障日树蒙密,
草蔓漫天山蔽亏。
《冒雪早行》
年代：宋代
作者:张嵲
每忆西山千丈秀,
云霾对面失空青。
千林夜雪无人迹,
独策羸骖带晓星。
《述怀》
年代：元代
作者：倪瓒
云霾龙蛇噬，
不复辨渭泾。
《单鞭夺槊》
年代：元代
作者：尚仲贤
凭着你文武双全将相才，
则要你扫荡云霾，
肃靖尘埃。
《寄鲁三父》
年代:明代
作者:硕篽
日暮风沙路转迷,
征鸿愁度竞陵西。
云霾楚树连江暗,
雪涨湘江泊水低。
《绣襦记·竹林新嗣》
年代：明代
作者：徐霖
绛烛吐莲台，
宝篆结云霾。
《中秋夜洞庭湖对月歌》
年代：清代
作者：查慎行
长风霾云莽千里，云气蓬蓬天冒水。
风收云散波乍平，倒转青天作湖底。
假如古代也有诺贝尔奖
倪方六
随着2013年度诺贝尔奖各大奖项的全部颁出，“诺奖”的话题又成热点。假如古代也有诺贝尔奖的话，中国古人谁最有可能获奖？
最可能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选：墨翟
“力”之定义“刑之所以奋也”比牛顿阐述力学早两千年
物理学一直是诺贝尔奖的重要奖项。中国古代的物理学成就斐然，在热学、力学、光学、声腔学、电磁学等领域，都有过重要的发现和发明。为全球人熟知的“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只是其中“小技”而已。
在古代科学家中，成就最为突出且具开拓性的，当推墨翟。
墨翟，即大家常说的墨子，鲁国人（还有一说是宋国人），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等齐名，其所创学派被称为“墨家”。只是因为人们更多关注他在思想、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成就，而忽视了他的“科学家”身份。
墨翟的科学家荣誉，源于其在物学理学研究上的贡献。墨翟的物理学成就，主要反映在力学和光学领域。如今大家熟知的杠杆、滑轮、浮力、光的反射、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原理等，墨翟都有研究，其科研成果集中收录在《墨经》一书中。
《墨经》是墨翟和他的弟子们共同完成的杰作。墨翟关于“力”的定义是从人类的体力概念引申出来的。墨翟把人体称为“刑”，即“形”；把人通过举、持、掷、击等方式而产生的运动转移变化过程，叫做“奋”，此即墨翟给“力”下的定义——“刑之所以奋也。”
墨翟是中国物理学史上第一个给“力”定义的学者，概述了物理学中“牛顿第一定律”的基本内容。此定律的发现者牛顿，在墨翟死了两千多年后才出生。
类似这样的物理学发现，在《墨经》一书中记载不少，比如对“浮力”的认识，也是墨翟的重要发现，这和后来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所建立的浮力原理完全相符，但却比阿基米德早了两百年。
浮力原理在古代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汉末风云人物曹操之子曹冲，便曾经利用水的浮力，称量大象的体重，此即著名的“曹冲称象”典故，而曹冲当时还是个孩子。
如果墨翟活在今天，完全有资格与阿基米德、牛顿这些西方大科学家比拼，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最可能获诺贝尔医学奖的人选：葛洪
“杀所咬犬取脑敷之”是免疫学在临床上的最早应用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生理和医学领域的贡献，同样不简单。
从《三国志》记载来看，汉末名医华佗已用麻沸散（麻醉药），对病人实施大型外科手术。《三国演义》中甚至称华佗提出给有头疾的曹操“开颅医病”。华佗是否真的做过开颅手术不得而知，但考古发现证实，古代中国人确实做过开颅手术。
在山东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曾发掘出土一个距今5000年的成年男性头骨，该头骨右侧顶骨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此缺损边缘的断面呈光滑均匀的圆弧状。2012年我曾专门去山东博物馆观察此头颅并了解到，经中国考古界、医学界、人类学等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论证，确认该颅骨曾成功地做过开颅手术。
古代中国人在免疫学上的成就更是世界医学界所公认的。
大家熟知的“以毒攻毒”，就是一种免疫学治病思想，至少在公元四世纪时，古代中国人已将免疫学进行临床应用。晋人葛洪在科研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炼丹、医药等都有建树，在其《肘后备急方》中有一“疗猘犬咬人方”，便是免疫学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
“疗猘犬咬人方”点明，在被狂犬咬伤以后，把咬人的那只狂犬杀掉，将犬脑敷贴在被咬的伤口上，便可以防治狂犬病，即所谓“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狂犬的脑中含有大量狂犬病病毒及病毒抗体，此方就是“以毒攻毒”，以提高抗病能力，这也是人类狂犬病预防接种的发端。
古人在免疫学上最骄傲的成果，当属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人痘法”。
天花，古称“虏疮”，此病约在公元一世纪的汉代传入中国，因为是从西域俘虏身上传染的，所以时人称为“虏疮”。
天花传染很快，死亡率极高，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天花几乎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头号疫病。终于在十六世纪时，中国人发明了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痘接种法”。据清俞茂鲲《痘科全镜赋集解》中所记，在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县（今安徽太平县）开始种痘，由此推广到全国。
人痘接种法不久便传到国外，后来更为安全的“牛痘接种法”都是在此基础上发明的，数不清的人免于天花之灾。
最可能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人选：中国炼丹家群体
炼丹用的“中国雪”“中国盐”影响了人类化学学科
古代中国科学家在化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实比物理学更为突出，运用更广，至今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列举出了古代中国人所发明创造的一百项“世界第一”，其中不少是化学领域的。
“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火药，便是古代中国化学家的发明。古人在合金发明、酝酿发明、金丹术、陶瓷工艺、染料油漆等领域，也无不领先于世界。其中的金丹术，是古代中国化学家最为拿手和热衷研究的项目。
金丹术又称“炼丹术”，因为被古代贵族歪用、有意神化而变得神秘，但它并不是伪科学。炼丹术是基于古代中国人“求长生”之愿望而发展起来的，又称“方术”。方术在中国出现很早，《战国策》中已有方士向荆王献“不死之药”的记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求“不死药”。
西汉时，汉武帝刘彻同样希望“长生久视”，于是在民间广求丹药，炼丹逐渐盛行，随之出现了一批烧丹炼汞的方士。这些方士即“炼丹家”，如果从化学学科理解，他们无疑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家。炼丹家最早使用和研究的材料是丹砂，“炼丹术”或因此得名，其方法分为火法与水法两种。
炼丹术在化学上的贡献，反映在对汞、铅、砷、矾及黄白术等研究上。汞，即水银，古代中国炼丹家很早便开始研究水银的变化，并合成了红色硫化汞。这种汞可以说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化工产品之一，“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其实就是炼丹过程中发明的。
一般认为，化学这门科学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欧洲中世纪炼丹术源于阿拉伯炼丹术。阿拉伯炼丹术哪来的？源头在中国，中国炼丹家很早就使用古希腊和埃及人所不知道的硝石和硇砂。
与古代中国炼丹家追求“大还丹”、“不死药”一样，古代阿拉伯炼丹家也追求这种万能药剂，叫做“耶黎克色”，也称“哲人石”。炼丹所用的硝石在阿拉伯和埃及叫“中国雪”，在波斯叫“中国盐”，可见中国炼丹家在化学领域的影响力之广。
如果在古代化学家中选出诺贝尔奖得主，当推以魏伯阳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炼丹家群体。
最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选：子贡
提出“贵玉贱珉”乃商品供求关系之“物以稀为贵”理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学者已注意到了市场经济规律，形成了一套市场经济理论。“物以稀为贵”一说，就是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成果。
“物以稀为贵”，是世界公认的理论，其首先提出者为子贡。
端木赐，即子贡，孔子的学生，是当时名扬各诸侯国的商业天才，善于贱买贵卖，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子贡具有超强的市场观察和预测能力，市场预测没有不准的，孔子多次夸奖他。据《论语·先进》记载，孔子曾将他与另一得意门生颜回作对比，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里的“亿”，即“臆”，孔子这话的大概意思是，端木赐不听命运的摆布，去做买卖，观测行情，屡测屡中。
子贡关于商品供求与价格关系的理论，直接体现在他和孔子的对话中。据《荀子·法行》中所记，子贡曾对孔子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
珉，也是一种玉石，在子贡看来，珉石之所以没有玉值钱，不被人们看重，原因是珉石太多了，这正是“物以稀为贵”理论的核心所在。
当然，这种供求关系理论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与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时，各诸侯国都强调发展经济，商品交易趋于活跃。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管仲、李悝、吴起等，每人都有一套经济理论和治国之道。
如果穿越一下，子贡获诺贝尔奖提名，成为最后赢家也许并非意外。
最后要说一下的是，在文学领域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古代中国人，从《离骚》的作者、战国人屈原，到《红梦楼》的作者、清朝人曹雪芹，谁获奖都当之无愧。至于诺贝尔和平奖，有资格得奖的中国人就更多了……
声明：“一方钩沉”栏目文章系著名历史学者倪方六先生供本报专稿，摘转请务必与作者本人联系。
尼玛泽仁：遥远记忆与现实凝望
尼玛泽仁，四川巴塘人，藏族，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六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会长，国家一级美术师，班禅画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艺评
徐恩存
藏族画家尼玛泽仁的绘画艺术，在总体上洋溢着生命本色的凝重与诗性色彩，他善于在宽阔的时空背景下书写与表现雪域高原及高原藏民族的生存诗意，而且他多从日常生活现象的美感入手，在对生存现实凝望的同时，折射出遥远的记忆与梦想。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藏族文化的发展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它们的一体化谱写了一曲苍远绵长的诗篇。尼玛泽仁在对本土文化经验的开掘和梳理中，看到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与习俗的源远流长和持久不衰的魅力，因此，他绘画中的意象、符号，都隐含着记忆，并唤醒着记忆，以使一种共同的传统和文化经验传承和沿袭下去，“一切伟大的民族都是保守的，他们缓慢地相信新鲜事物，对于现实当中的错误极具耐心，深深地并永远确信，一度建立起来并长期被认为是公正和终极之物的法则与习俗是伟大的”（卡莱尔：《文明的忧思》），尼玛泽仁认同了这一观点，也让他发现了本土文化的习俗与不变法则可以为文化中国的价值重建注入活力。
这份敬畏感情的获得，得益于画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川藏高原，以及清苦而充实的牧区岁月的磨砺，得益于他融入城市生活，受到高等教育后，不忘自己作为画家的天职是“返乡”的呼唤、是构建“精神家园”的担当，得益于他日复一日对心灵的虔诚和提升，有了这份敬畏，才有了艺术精神的守望，才有了对民族文化的整体观照，才有了深谙艺术是“人”的艺术、是天地人和谐为一的大美与大境界的表现。而尼玛泽仁这份敬畏中的守望，一经诉诸笔墨、形式，便有如飘动之风和灵逸之水，穿行于作品的意象、符号之间，为他的绘画艺术增添了“返乡”的记忆、现实的凝望、前行的憧憬等特殊的韵味——定格了那高原民族特有的习俗纯朴、生生不息、粗犷坚韧、浑厚苍茫的神采与风范，这是画家的感受，也是他对自己生命体验的审视。
尼玛泽仁的作品，永远是雪山、草原、奔马牦牛、风雪、牧人……这些物态化的意象思考，虽然是感性的抒写，却都隐喻着遥远与现实、记忆与凝望的意义与表现，它们成为画家作品内在价值的依托。事实上，画家作品中选择的意象，经由岁月的书写，在“返乡”、“寻根”、“回忆”与“家园”的题旨下，已经获得了形而上的含义，而在这个记忆与凝望的情感领域里，画家还在用自己的笔墨语言向更远的维度和更深的自己索取一个独属于他的回答。
在尼玛泽仁看来，没有回不去的“乡土”和“家园”，只有回不去的“人”，所谓的离去与回归，是相对的，在更多意义上，是生存方式，更是精神走向，这就是他意欲在作品中表达的文化寓意。他作品中的遥远与现实、记忆与凝望关联着太多的维度，而这一切正是尼玛泽仁特别钟情的，难以忘怀的精神栖居之所，为此，雪域高原、圣地秘境和人，都成为他永远的艺术主题。
以雪域高原和藏民为题旨的尼玛泽仁作品，在展示为“乡土家园”与“高原风情”的同时，更强调原始生命力的浑然冲动和来自旷野大地的自然生活美学。应该说，在由此构成的作品生命力特征里，显示的则是画家得天独厚地把自己的艺术形式、语言深深植根于川藏高原的民族土壤里，吸收的是民族文化的生命元气，才得以使作品中的意象、符号，人与环境充沛着淋漓的精神气象。雪域圣地、秘境民族的生态与生存，成为尼玛泽仁生命与艺术的丰厚精神资源。
尼玛泽仁的绘画作品，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宗教题材的诸佛画像，基本依据藏传佛教仪轨与型制，以“唐卡”手法进行绘制，色彩艳丽而沉稳，这些颜色多为自己动手制作的矿物颜色，用线细腻流畅，点、线、色在浑然完整中营造了藏传佛教庄严、圣洁而又神秘的特定氛围，如水月观音的温婉慈祥，体现出女性特有的情怀、意象造型偏于柔美，却展示为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慈悲、宽厚、亲和，闪耀着母性的伟大与光辉，在特定语境中体现为涵盖天地的精神厚度；而藏传佛教中的诸金刚，则在画家笔下呈现为一种威猛、狞厉的精神风采，色彩夸张，人物写意，重在形神兼备，传达出除邪去恶、匡扶正义的特定情绪，用以表现佛、神的法力无边与超自然的魅力。
其次，是近乎工笔重彩的岩彩画，无一例外的以表现雪域秘境为主题，营造了高原圣地的遥远、神秘与圣洁。这类作品，构图缜密、严谨有序，在写实与写意的意象创造中，不但表现了雪域圣地的奇诡壮丽，还在线条、色彩与块、面关系间洋溢着记忆、眷顾与挥之不去的乡愁，应该说，尼玛泽仁笔下的雪域高原秘境，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在历史巨变和时代转型中变动不居的象征性所指，它们因而被赋予更多内涵，事实上画家要表现的乃是一处永恒的“精神家园”的圣洁图景。
在尼玛泽仁的绘画作品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便是他的水墨画。尼玛泽仁的水墨画，遵循着传统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基本观念，以“离形得似”、“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表达着中国画“以神写形”、“以虚写实”、“心物相融”的审美理想和艺术风范。
尼玛泽仁，有着学院派画家的学术背景，受过扎实、良好的基本功训练和基础学习，严谨而程序化的学院教育，培养了他很强的写实能力和观察生活的敏锐性，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我们今天检索画家的作品时，让我们深受触动的是他作品中丰沛而淋漓的元气、厚积薄发的资源储存和灵感迸发，了解了这一点，方能理解他的创作何以如此厚重，何以如此纯粹。
尼玛泽仁的绘画，永远的主题是永恒的雪域高原，圣地秘境，然而，艺术风格与手法是多样的——唐卡、工笔岩彩、水墨写意，但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有着内在逻辑上的某种一致性，并隐藏在作品表象背后的深层结构之中，这不仅关系到作品文本的结构，更关乎画家的绘画美学和人生哲学，关乎他的自然观、历史观、现实感和审美判断力的强弱，而这种艺术理想、审美憧憬的实现方式与途径，就是尼玛泽仁笔下的雪域高原、圣地秘境、人与自然等生存世界的细节、细部的捕捉、提炼与艺术呈现，他的作品说明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