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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明性格怪。

马伟明脾气犟。

而且，据权威观察人士透漏，随着年龄、职务、地位、荣誉和知名度的增变，这种“马氏性格”与“马氏脾气”，似乎也正在向着“更怪”与“更犟”的方向发展。

荣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发明创业奖”特等奖、“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优秀科技青年创业奖”、“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何梁何利奖”；

获授全国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当代发明家”荣誉称号，当选九届全国人大和中共十六大代表；

34岁破格晋升教授，38岁成为博士生导师，41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42岁晋升海军少将军衔。

这就是马伟明：一位具有个性色彩的蜚声国际电力电子科技界的“国宝级”青年科学家！

采访马伟明很困难。即使对我这样曾经在海军工程大学工作和生活过的老熟人，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然后再道声“对不起”。

我找他的同学、海军工程大学动力工程学院院长张晓锋博士做工作。张院长很够意思，满口应承，但有个条件：两个小时打住。

“能不能半天？”我得寸进尺。

张院长面有难色：“那得请示校长。”

我只好作罢。马伟明院士怪异的性格与倔强的脾气以及海军工程大学从上到下对“马氏个性”与“马氏脾气”的包容度，我一清二楚。

在我的记忆仓库里，囤积着一大堆彰显这位中国工程院最年轻院士怪异个性特色的轶闻趣事——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从北京开会回到学校，校领导问他要多长时间传达“两会”精神。他答：“半个小时足够。”领导们提醒他：“是不是太短了？”他很干脆：“就这样，大家都很忙。”似乎是约定俗成，此后5年中，他都按这个时间长度传达“两会精神”，再也没有人对此说“长”道“短”。

海军组织英模人物事迹巡回报告团，他是主要成员之一。类此“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脱口秀，他打心眼里就反感，打死他也不会干。校方出面做工作，他“马”脸一拉，两眼一瞪：“谁想干谁干，谁愿去谁去！”校方只得出面三番五次与海军交涉，终于遂愿。

他是个荣誉等身的人。但他对这个东西看得很淡，甚至本能的排斥。当选全国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其排名紧随饮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之后位列第二，是军队系统当选的唯一科技专家。消息传来，全校上下一派喜庆，可他却连授奖大会都不愿出席。经海军和总政领导层层做工作，好不容易才把他劝上了进京的列车。然而，在随后的巡回报告中，他仅走了两地就“请假”了。

中宣部和总政联合组织首都新闻单位对他的事迹进行采访报道，他却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记者，实在逃不脱了，他向记者们谈了一大堆他的缺点和毛病。“要讲实话，”他说，“我也不是看了某个英雄的故事才立志干这一番事业的。如果硬要这么说，那是扯蛋。”搞得一群京城老记哭笑不得。

时任海军司令员的石云生上将专程到学校现场办公。在知名专家教授座谈会上，他一开口就揭短：“前几天，为协调科研中的一件小事，我专门写了报告送到机关，楼上楼下跑了一天半，画了7个圈还没办成。”弄得在座的各位校领导脸上火辣辣的。

他是典型的“一根筋”：心直，口快，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藏不掖，不绕弯子。处理社会生活问题与破解科学之谜都是一个套路：直线型思维。有感于他不谙事态的夫子气，要好的朋友常常戏谑他：“高智商，低情商。”

作为一名集教授、博导、院士三大高级学术职称于一身，并已是享受我军大军区正职高级将领薪金待遇的专业技术2级、肩扛海军少将军衔的著名青年科学家，就是这样一副“做派”，这样一个“德行”，海军工程大学从上到下没有人说他半个不字。在局外人看来，这岂非咄咄怪事！

见怪不怪。皆因马伟明历来如此，早已如是，而并非他名气大了异化而成。

有道是：“生成的相，酿出的酱。”马伟明打小就有股“倔犟劲”。

无论是自然的与社会的客观环境，还是先天的和后天的外部因素，似乎都定格了马伟明在同龄群体中的弱势命运。

1960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扬中市——长江下游一个四面环水的江心小岛——的马伟明，或许是从职小学教育的体弱多病的母亲的遗传，自小就是个“病秧子”。刚刚发蒙读书，又赶上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随着在县政府机关工作过的父亲因为复杂的家庭出身问题被打翻在地，他也打上了“狗崽子”的烙印。及至70年代初，教育战线涌起一波“回潮”，他却又大病一场，不得不辍学一年，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求医保命。

但是，“命比纸薄”的马伟明却“心比天高”。尽管瘦骨如柴、弱不禁风，胸膛里却燃烧着好强争胜的烈焰。他并没有放弃当“孩子王”的梦想，只不过不是用拳头去慑服对手，而是以智力来赢得拥戴。

这是一场韧性的战斗。从小学到初中，他在校的学业成绩榜单上一直名列前茅。为激励他刻苦求学，饱经沧桑的奶奶曾教诲他：“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奶奶所期许的“仕途”、“黄金”、“玉颜”、“人上人”，马伟明虽然毫无兴致，但他发现，读书不仅不像奶奶想象的那样是一件苦差事，而且具有极大的乐趣。在他眼里，似乎除了学习，他再难找到使自己快乐和愉悦的事。学习，成了他生活乃至生命的第一需要。

然后，初中毕业后，父亲却强令儿子休学。其理由，一是再读两年高中也得上山下乡，不如及早学门手艺；二是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兄弟姐妹5人全靠父亲一人难以支撑。

小马倔犟不过老马。父命难违，已经考上高中的马伟明拜师学起了无线电修理。

马伟明的数学老师马逸云闻讯急了，亲自登门做工作。马老师告诉马伟明的父亲：这孩子悟性极高，培养得好很可能成大器。

要感谢这位普通的中学女教师。是她慧眼识珠，使马伟明得以重返学校继续学业，为25年后共和国工程院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铺就了第一块跳板。

1978年，高中毕业的马伟明恰逢其时，迎来了“文革”的后第二届高考。他压根就没想当兵上军校，又是当县交通局长的父亲自作主张，替他报考了海军工程大学。

高考揭榜，马伟明被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系录取。既上大学又参军，可谓双喜临门。手捧大红录取通知书，父亲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可马伟明却对即将开始的军校生活充满疑虑：那直线加方块的韵律与他特立独行的自由畅想曲油水能容吗。

小马仍然倔犟不过老马。父亲洞悉儿子的“活思想”，不由分说，也不容多想，就径直将其“押送”到了江城武汉。

“你这种倔巴性格，在军校里磨砺磨砺，有好处。”临别，老马再次训导小马。

但马伟明却难以适应这种“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纪律、统一行动”到连吃饭、睡觉、走路都要令行禁止的模式化生活。

他崇尚个性化的思想，习惯个性化的学习，追求个性化的生活。为此，好长一段时间，他都相当“逃兵”。直至大学本科毕业，学业成绩一直名列本专业前三名的他还是想冲出“围城”。他曾想通过报考研究生，卸掉那身套在他干巴躯体上酷似“马褂”的肥大军装。然而他所设想的这条“终南捷径”，却根本走不通：上级明文规定，应届毕业生不得报考地方大学的研究生。

他心里明镜似的：像他这种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倔犟主儿，分配到部队是毫无发展前途的。万般无奈，他只得报考本校的研究生。然而，由于招生名额限制，考绩名列前茅的他，最终却被淘汰出局。电气工程系主任张盖凡教授欲将其留在本系任教，也因其除了学业成绩别无他长而未果。

马伟明被分配到海军另外一所工程技术院校工作。两年的折腾消磨，他突然想起母校的好来：在冲不出“围城”的情况下，论学术研究环境氛围，海工大略胜一筹。若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打道回府。

人一辈子要经历无数次命运攸关的抉择。对于马伟明来讲，1985年9月重返母校攻读研究生，是他最成功的一次选择；而1989年，张盖凡教授通过校方将他从训练部电子技术教研室调回本系舰船电工基础教研室，则为他找到了一个最佳舞台。

从此，马伟明接过恩师肩上的科研重担，并借助这个舞台，演绎出一部辉煌的人生活剧。

“我这人自小要强，既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领导，总想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反思当初的行为动因，马伟明说，“搞科学研究，需要宽松的人文环境，活跃的学术气氛和自由的独立性格。一百多年来，我们民族的创新力为什么越来越萎缩？就是共性的东西太多，思想禁锢得太厉害。”

马伟明引证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优先发展科教事业的成功经验：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有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普鲁士“现代教育之父”威廉·冯·洪堡认为，大学教授最高道德义务就是不断地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地向真理接近。他们必须全身心地献身于科学研究，始终处于政治和社会的彼岸，享受科学研究的自由，作为精神上地内心自由，以便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一支校正力量，去校正那些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但不一定健康的东西。

“正是如此，”马伟明说，“普鲁士以及全德意志的大学为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性的辉煌成就。自1900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德意志先后产生了95位获奖者，而这还不包括数学家。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那样为人类造就出如此众多饮誉全球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

马伟明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但却不轻言政治：“说那么多管屁用？关键要干！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就是政治。”

马伟明性子急，脾气暴。火起来了，亲娘老子也拿他没辙。

2007年，马伟明的父亲被检出患上了早期胃癌。老爷子从江苏扬中市老家奔着当院士的儿子到武汉住院手术。然而，整整一个星期，马伟明除了吃饭睡觉，成天猫在实验室里，似乎根本就想不起来家中还有一位等待住院手术的老父亲。这天，听说马伟明中午就要出差，老人家急了，直接闯进实验楼。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刘德志教授见状，立即把老人家让进自己的办公室。

“你问问马伟明能不能腾出5分钟时间。”老人家气呼呼地盯着刘德志：“我就跟他说三句话。”

刘德志不敢怠慢，立即把正在布置科研工作的马伟明找来。

“我马上就回家了。”马伟明向父亲陪着小心：“咱爷儿俩边吃饭边说吧。”

“你听明白了，”老爷子用手指着马伟明吼道：“我之所以找到办公室来，就是不想当着媳妇和孙子的面说！”

“您不是来治病的吗？”马伟明一边收拾文件资料，一边劝导老父亲：“等病治好了再谈吧。”

老爷子一听儿子还是不想跟他谈，顿时火冒三丈：“马伟明，你家里什么事都不闻不问，我真不知你为什么要这样成年累月拼死拼活地卖命？”

“啪！”没容老爷子再往下嚷嚷，马伟明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摔，拉下了“马脸”：“请您打住，不要再跟我说给谁卖命的话！我告诉您，我干的所有事情，没有哪一级组织、哪一级领导要求我干或命令我干，都是我自己想干、喜欢干、愿意干的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马再也倔犟不过小马，知子莫若父，老爷子立马打退堂鼓：“你不是忙吗？我到上海去动手术好了。”

“手术的事这几天马院士都安排好了，老爷子您就安安心心住院吧。”刘德志一干人等赶紧打圆场，总算把这父子俩劝回了家。

若论马伟明脾气劲爆的烈度，最为经典的要数直面10位外国权威专家的那一声惊天怒吼了。

这是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佳话，更是凸显马伟明人格魅力和个性色彩的最好例证：

斯年，我国引进的E国某大型装备的发电机系统发生重大故障。马伟明指派刘德志教授前往现场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组进行事故鉴定。经过现场勘察分析，刘德志很快与专家们得出肯定结论：引发故障的直接原因是发电机并头套端设计不合理与制造质量不合格。

刘德志回到学校，马伟明听完情况汇报，立即布置展开研究。“这是通天的涉外事件，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找出足够的证据来。”马伟明预见到，一场国际官司在所难免。

正应了老祖宗一句警语：“凡事预则立。”就在马伟明的故障论证研究接近尾声时，从北京传来指令：以马伟明为首席专家组成中方代表团与E国代表团展开谈判。

E国派出的谈判代表团是高规格的。10个人中，有8个是具有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头衔的资深电机专家。一到故障现场，不问青红皂白，便铁定是中方使用单位违反操作规程。高傲得近乎蛮横！

针锋相对的谈判很快便在双方首席专家之间展开。

E国首席专家围绕“中国人操作不当”的主观臆断，想彻底推翻中方专家的鉴定结论；马伟明逐条予以反驳，并论证其设计上的重大失误与制造工艺的明显缺陷。

E国首席专家盛气凌人，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矢口否认马伟明的说法。

马伟明镇定自若：“那么，请您提供装备的结构设计图，我们一起来分析。”

E国一位总工程师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图纸放在了其首席专家面前。

刘德志为证实其实验结论，走过去看了看，抄下两组数据。

E国首席专家马上折合起图纸，不无嘲讽地挖苦道：“哈哈，今天可是让你们中方专家学到了不少东西。”

马伟明不愠不火，变戏法似地从身旁拿起一张大挂图，在谈判桌上铺展开来，面带微笑：“先生，我们这张图比你们的至少要大10倍。请问，与你们的设计有何差异吗？”

这是马伟明在学校做研究时，吩咐一名青年教员画出的一张E国发电机绕组设计图。直到此刻，刘德志才明白了马伟明此举的良苦用心。

E国的专家们全部站了起来，围着图纸认真观看。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这张图纸与他们的设计图毫无二致！

马伟明站起身来，用手指着图纸的一角：“请问，你们的端部设计经过力学计算吗？”

E国首席专家肯定地回答：“计算过。”

“那么，请把你们的计算结果拿出来。”马伟明要求道。

“不，不，这个计算结果不能告诉你们。”E国首席专家故弄玄虚，再次以教训的口吻拒绝：“这属于另一个技术合同范畴，没经协议拿到报酬之前，我们是不会公开计算结果的。”

马伟明已经是怒火中烧，但他还是忍住了：“你们算没算无关紧要。我们计算的结果是，你们的发电机端部共振频率与柴油机机械共振频率相近，端部受力过大，而设计强度又不够，一旦电流过大，就可能造成短路并导致烧毁电机。”

E国首席专家打断马伟明的话：“请问你们是如何计算共振频率的？”

马伟明随手写出一个公式递了过去，对方不经意地瞅了一眼，便指责马伟明的公式是错的。马伟明坚持自己的公式没有错，于是双方僵持不下。

分歧仅仅在于一个字母应该是分子式的分母还是分子。

这分明是鸡蛋里挑骨头，纯粹找碴儿。刘德志马上出去找教科书，一查，马伟明是对的。再仔细一看，这本书还正巧是E国编辑出版的！事不宜迟，刘德志马上将结果和书本一起悄悄递给马伟明。

“这是电机学的基本常识，一般的教科书上都有。”马伟明趁机也嘲讽了对方一把：“你们E国出版的教科书上也有！”

虽然出了个大洋相，但E国首席专家依然死守“中国人操作不当”的防线，说什么也不承认其发电机设计制造有毛病。

马伟明的论证无可辩驳。从电机学到振动学，从理论力学到材料力学，从实物试验到理论分析再到计算机模拟仿真，他从不同学科不同侧面充分阐释了中方的正确结论。

E国谈判代表低估了中方的实力。他们没有料到，眼下这位身材瘦小甚至有些弱不禁风的年轻人，会运用众多学科领域的理论来支撑他的结论；而他们都只精通发电机，一旦跳出本行，便无力与之抗衡。

E国首席专家的脸涨红了，热汗浸湿了鬓角。突然，他将手臂使劲一挥：“马博士，既然你已经分析出故障原因，还要我们来中国干什么？顺便说一句，你的理论太离奇了，对不起，我们听不懂！”言罢，便准备拂袖而去。

顿时，一股热血直冲马伟明的头顶。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犟脾气，拉下“马脸”，双眼圆瞪，直视对方，一字一板地将万丈怒火喷出胸腔：“先生，我们是在讨论科学。你不懂，我可以教你!”

翻译被这雄狮般的怒吼惊呆了，望着马伟明久久不敢张口。

“照直译！”马伟明厉声道：“再加一句：我分文不收，免费教！”

“你不懂，我可以教你！”这一声怒吼，吼出了当代中国科技精英的豪情壮志。

欣闻此言，张盖凡老先生热血沸腾，激情难抑——

“当年我们和外国专家打交道，不知看了人家多少白眼，受了多少窝囊气。那时，我们技不如人，受制于人，为了学点东西，只能忍气吞声。现在，我的学生敢对外国权威专家说‘你不懂，我教你！’，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说明中国新一代科技人才已经在世界高科技舞台上挺起了腰杆！”

老先生抚今追昔，喜极而泣。

哈哈！见识马伟明院士的犟脾气了吧？

不过，在“马氏脾气”列传中，这一幕充其量只能算得上一个“特写镜头”。若是想以传统章回小说或是现代电视连续剧的方式，观赏马伟明怪性格与犟脾气的故事大全，就得重提他挑战那家称雄全球的国际动力设备巨无霸的精彩传奇了。

这是一场历时10载的马拉松式的科技大战。要回顾其间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的曲折经历，还得从张盖凡老先生说起。

1986年，张盖凡教授从系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回到舰船电气设备教研室，带着张晓锋等4名中青年教员，展开同步发电机整流系统运行稳定性模拟实验研究。

10年后。34岁的张晓锋已是主政电气工程系年届4载的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正是在他的具体组织领导、直接参与和全力配合下，张盖凡老先生当初的宏伟蓝图已经全部变成了现实。而接手领衔这项系统研究工程的，则是他当年的同班同学、2001年度中国工程院新科院士马伟明博士！

1991年秋。作为专家组成员，31岁的马伟明奉命出使欧洲，验收M公司为我国生产的首套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设备。

这一年，马伟明等人就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为了找到M公司设计上的病根，他们甚至对其出口西方各国的不同功率的系统也进行了逐一研究。结果发现，M公司出口西方各国的几种不同功率的系统确实不存在“振荡”问题。由于我国提出的系统功率与M公司此前生产的系统不同，他们依葫芦画瓢，不料却打开了“振荡”的潘多拉魔盒。这更进一步说明，M公司并没有掌握该系统的运行稳定性规律。其设计的产品不出现“振荡”是偶然的，就好比是瞎猫抓住了一只死老鼠；而遭遇“振荡”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注重的是工程应用，并没有重视相关的理论性研究。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马伟明据此立即建议有关部门向M公司交涉，在设备验收时增加一个必检项目：稳定性试验。

M公司不知就里，痛痛快快地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然而，就在中方专家验收组出发前夕，M公司却发来了传真：要求取消原设计中的一个部件——均衡电抗器。

马伟明闻讯，连夜进行模拟实验，发现拆除这个部件后，对消除“振荡”，提高运行稳定性具有明显作用，但对系统的其它性能略有损害。

马伟明心中明镜似的：M公司遇到麻烦了。

这是马伟明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M公司，在那套刚刚运下生产线的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装置旁，他一眼就发现了被拆除的均衡电抗器。

马伟明当场发难：“我敢打赌，这个小玩艺儿装上去，整套系统在工作电压范围内将遭遇‘振荡’！”

现在该轮到马伟明揶揄M公司的专家们了。

接下来的验收，马伟明一会儿要求做这个实验，一会儿要求做那个实验，尽往系统装置的软肋上捅刀子，着实让M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乃至高级专家们出了几身冷汗。每一个实验前后，他们总是不停地东改改，西调调。马伟明很清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目标：千方百计锁住“振荡”这只并不驯服的大老虎。

不过，令M公司总裁庆幸的是，他们总算再次逮住了一只“死老虎”：在马伟明的围追堵截之下，他们终于将难以消除的“振荡”现象阻拦在了正常工作电压范围的篱笆之外。

经此一战，M公司上下已对张盖凡、马伟明师生二人敬畏有加；但在国门之内，他们却再次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M公司的设备如期运抵国内，皆大欢喜。

谁说电机振荡了？这不是不振吗！

尽管这套电机系统是在张盖凡、马伟明等人的提示之下才达到正常的工作要求，而且在工作电压范围以下还存在振荡问题，但没有人关心这些事情，更没有多少人明白其中的奥秘。在首套引进电机系统顺利完成后，马伟明等人的研究工作很少有人再度提起。

正是在这种难耐而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又必须忍耐的寂寞中，马伟明在学校领导和老先生的鼎力支持下，与张晓锋等人携手，展开了“发电机整流系统稳定装置”的攻关。

“没有‘稳定装置’，‘振荡’就会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顶，永无宁日！”马伟明信心十足：“既然有振荡，我们就可以将信号引出来做负反馈抑制振荡，这就好比是用子之矛，攻子之盾。”

“马伟明身上具有一股敢想敢闯敢干的科学冒险精神，他的思维非常独特，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事，他却往往能另辟蹊径达到目标。”与马伟明风雨同舟整整20年的刘德志教授评价说。

M公司的首套发电机系统引进后，进行陆上联调。一天，马伟明与刘德志前往某研究所办事，偶然听到几位技术人员在议论：M公司的设备并非样样都先进，什么东西都完美无缺。马伟明闻言，立刻细问缘由。原来，系统装备上有个故障综合报警装置，动不动就亮红灯报警，但它却不能准确定位，往往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查不出故障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据说当初谈判时，中方就要求M公司设计的报警系统能够做到准确定位，但M公司却无能为力。

回到学校，马伟明一头扎进实验室，做了几个相关实验，就主动向有关部门请缨：“准确定位装置完全可以研制，我们承包这个项目！”而此时，离某项大型工程首制装备完工仅剩不到一年时间。

“别说一年，哪怕半年也得干！”马伟明义无反顾立下军令状。

一年后。马伟明领导研制的“故障实时诊断装置”大功告成。这项即兴之作，随后荣获军队科技成果一等奖。

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潜艇，通海阀关闭器不过关，几家科研院所受托紧急攻关都没有成功。为此使用方拒绝签字接艇。这可急坏了装备部门，火急火燎向马伟明求援。马伟明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瓷器活”。一个小小的阀门系统，科研价值不大，赚不了几个钱不说，却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将直接危及潜艇的生命。但问题不解决，新装备就形不成战斗力。

“干！”马伟明一咬牙：“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也不要，干成了再说。”他很聪明，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紧锣密鼓大干3个月，一套运用新型传感器研制的无接触全密闭式阀门系统诞生了。实艇实验，非常成功，至今仍保持零故障率。

马伟明的思维的确有过人之处。在一般人看来，抽象的事物是最枯燥、最乏味，但在他眼里，最丰富最多彩的莫过于抽象。他喜欢抽象的事物，更长于抽象的逻辑思维。从读大学到读博士，越是抽象的课程他学习得越好。张盖凡教授开设的一门名为《交流电机过渡过程》的研究生课程，光公式符号就有1000多个，开课以来没有哪个研究生学起来不喊头痛的。唯独马伟明如鱼得水，趣味横生。课程结业考试，他获得了该课开设以来最高分，并从此接替张盖凡教授成为该课程的主讲教师。

“学习也好，科研也罢，都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马伟明阐释他的思维诀窍：“任何事物，只要抓住了规律，就等于牵住了牛鼻子。”马伟明经常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抽象”。他将这种方法称之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本质化”。他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没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和本质化的能力，将永远一事无成。”

马伟明的“抽象”堪称绝技。他能把所学的每一门专业课“抽象”得只剩一句话甚至几个字。比如高等数学，不管是微分、积分，还是多元函数、微分方程，马伟明将几大本教材“抽象”后，仅用两个字便将其概括：“极限”。“极限是最本质、最基础的原概念。”他解释说：“除了平面解析几何，高等数学涉及的绝大多数概念，都可以通过这个概念引伸出来和定义出来。”电学，不论强电还是弱电，马伟明“抽象”后得出结论：最易混淆的概念就是3个字：“正方向”。自动控制理论，不管是经典的、现代的，还是线性的、非线性的，马伟明则“抽象”为两个字：“反馈”。电子学也是两个字：“电路”。如果哪一门课程学下来，他不能用一句话或几个字“抽象”出来，他就认定自己没有学好。

马伟明特独的抽象思维能力得益于他扎实的哲学功底。科研之余，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研读哲学著作，如果这也算嗜好的话。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哲学，到中世纪哲学，再到近代哲学、现代哲学，他通涉博览，乐此不疲。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及其哲学思想，诸如叔本华、尼采、萨特等等，他更是有着系统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话扯远了，回到马伟明全神贯注的“稳定装置”研制上来。

1992年，是马伟明奠定自己在中国独立电力系统学术地位基础的一年，这一年他主持完成了发电机整流系统“稳定装置”的研究，获得了他科研道路上的第一个发明专利。

也正是在这一年，他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翌年，清华大学破例免试录取马伟明、张晓锋为在职博士研究生。

科学崇尚规律。只有驾驭规律的人，才能骑上科学的骏马，奔向自由王国的宫殿，登上富丽堂皇的宝座。否则，它就会变成一个恶魔，随时都有可能挥舞那柄达摩克利斯剑，刺向你的咽喉。

正当马伟明在独立电力领域乘势而起、高奏凯歌之际，从欧洲传来消息：M公司为中国生产的第二套12相发电机整流装置在工作电压范围内遭遇“振荡”。

这无异于宣告，M公司花费巨资生产的产品等于一堆废铁！

而此刻，马伟明就在M公司总部！

也许是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自信作祟，在中方专家组前往验收装备之前，他们根本没有吸取已有过的教训，先期做一下“振荡”实验。当难以抑制的“低频振荡”像幽灵一样附身发电机整流系统大发淫威时，M公司从上到下顿时方寸大乱。他们临时抱佛脚，紧急约请其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会诊，然而日以继夜的折腾了好几天，仍一无所获。

山穷水尽，束手无策。他们不得不低下了那高傲的头颅。

“接到马伟明从M公司传回国内的消息，我高兴得差一点从楼上跳下去！”张晓锋说：“这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从大局上讲是很不健康的。因为发电机组出问题，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我们国家重点工程的整体建设进度。但是整整10年啊，只有到了这时，我们才获得国内外同业界的认可，才真正挺直了腰杆，才真正扬眉吐气了！”

降妖伏魔的金箍棒掌握在马伟明手中。

M公司俯首称臣了。一夜之间，专家组的待遇全变了样。住宿搬进了高级宾馆，出行配有高级轿车，吃饭也不要自己掏腰包了，每日宴请不断，从电机公司老板到M公司的总裁，人人都对来自中国的年轻教授马伟明博士表现出无以复加的尊重和敬畏。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造势，双方的谈判在看似十分轻松友好的氛围中开始了。

“我的导师早在1989年就曾经提醒贵公司注意‘低频振荡’问题，我本人随后到此验收第一套系统时，也发现并督请贵公司切实研究解决‘低频振荡’问题。”

马伟明终于等到了为自己的恩师雪恨的这一刻，他毫不客气地拉下“马脸”以教训的口吻数落了这帮高傲自负的合作者:

“但令我感到吃惊和遗憾的是，六七年过去了，作为一家世界顶级的电力设备跨国集团，贵公司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竟然毫无进展！”

马伟明口若悬河，气势如虹。

M公司的首席谈判代表此刻无心顾及面子问题，他更焦虑的是公司的利益。如果不能解决设备存在的‘低频振荡’隐患，一旦中方要求退货和索赔，那损失不仅仅是数以亿计的经济利益，更是作为一家享誉全球的电力设备公司的商业信誉。

“马博士，在您看来，我们的设计问题出在哪里？”M公司的谈判代表绵里藏针，反守为攻。如果中国人也破解不了这个难题，那么就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马伟明直截了当，一语道破：“关键性的两个参数不对，比值选择适当。”

“应当如何修正这个问题？可以请教您吗?”M公司的高级专家态度十分谦恭。

马伟明淡淡一笑：“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毒攻毒’我想可以利用振荡信息来消除振荡。”

“如此说来，您已经掌握了解决振荡问题的技术？”

“是的。”

言毕，马伟明随手在一张便笺上写下两道公式，十分大度地交给了M公司的首席谈判代表。

在外人看来，这无疑是马伟明的一着失招。如此重要的国际谈判，怎能轻率地将自己的护身法宝拱手送给对手呢？

其实这是谈判前马伟明的既定对策。当国内有关决策部门作出“由马伟明协助M公司现场解决问题，以确保我方整体工程进度”的决定后，马伟明便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了。

M公司拿到马伟明写出的两道公式，如获至宝，连夜组织高级技术人员展开会战。第二天清晨，M公司的首席代表便意味深长地告诉马伟明：“马博士的方法与我们的思路是一致的。”

果然不出所料，M公司想过河拆桥！马伟明不动声色，狡黠地笑笑：“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必要再谈判了。”

谈判终止不到两天，M公司的会战中途搁浅了。这时，他们才领教到马伟明的厉害：他给你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却并没有把他的核心技术告诉你。这就好比给了你一个处方，却只开出了哪几味药，而并没有标明每味药的剂量。

M公司首席专家再度恳请马伟明指点迷津，马伟明拉下‘马脸’，态度十分坚决：“事关我国知识产权和我的发明专利权，没有正式的谈判协议，我无权向贵公司继续提供帮助。”

中国已有解决发电机整流系统低频振荡顽症的发明专利？M公司的技术人员很快就从英国出版的世界专利索引权威刊物《DERWENT》上得到证实。在“带有整流负载的多相同步电机稳定装置”的发明专利条目下，明确无误地标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工程大学。”马伟明作为第一发明人，其大名赫然在上。

“如果能以您的专利帮助我们解决振荡问题，我们愿意向您本人支付相当于贵国100万现钞作为酬劳。”

M公司的首席专家想与马伟明进行“私下交易”。

100万元巨钞，对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有着强大的诱惑力，但它却未能撼动马伟明：“专利技术的转让是有价的，但到底多少钱，则不是我关心的事，因为作为一项职务发明，它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的国家。”

事已至此，M公司别无选择，只有老老实实购买中国的发明专利，并请马伟明博士指导改进，否则将给M公司的商业信誉和经济利益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变局：8年前，中国与M公司谈判引进其专利技术和生产线，但遭到M公司的断然拒绝：“只卖产品，不卖专利。”然而，时过境迁，现在M公司不得不反过来购买中国人的专利技术。

马伟明没有谈钱的事情。事后，M公司履行诺言与中方在武汉达成协议，为此一次性的专利技术使用支付了250万人民币。

对M公司而言，这是个这小数，不足挂齿。真正令他们蒙羞的是，不久之后，那套在公司内部都被视为核心机密的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的设计图纸，不得不接受中国人的审查——如果垄断世界12相发电机市场的M公司还想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话。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非中国人逼迫M公司这样做，而是M公司心甘情愿拱手交给中国人的！

技不如人啊，多相发电机整流系统的最高技术权威不在M公司，不在欧洲；而是在中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教授马伟明博士！

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在军队代表团下榻的京西宾馆，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听完马伟明的汇报后，把他请到自己房间，当场挥毫题词：“书赠马伟明教授：开拓进取，永攀高峰。”迟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对马伟明说：“世界军事高科技发展很快，对我们是个挑战。我们要加快发展，把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搞上去，这要靠你们。”

北京。

1999年金秋十月。

马伟明主持研制的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通过国家级鉴定。

这是一个喜庆的盛会。来自国家机关军委总部机关和全国电力电子界的近200名部长、将军、院士、博导、教授和高工，济济一堂，共同庆贺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科技成果的诞生。

来自试验现场的对比测试结果表明，由马伟明主持研制生产的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全部优与M公司的同类设备。

当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科院院士、我国电力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卢强先生宣布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时，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整整14年啊！多少风风雨雨，多少沟沟坎坎，马伟明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的时刻，为中国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一晚，他破天荒地没有失眠。

但是，马伟明现在照样睡不好觉，且性格越来越怪异，脾气越来越犟。

在我尽情地挥洒笔墨大话他与M公司长达10年博弈趣闻的今天，在他所负荷的使命里，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早已化着尘封的历史记忆。

1995年，马伟明研制成功我国乃至世界第一台双绕组交直流发电机系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项发明无论是在国防领域，还是在民用市场，都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和显著的经济效益。1998年列入国家重点开发项目，有关决策部门再次打破惯例，指定海军工程大学为项目责任单位，马伟明为项目负责人和总设计师。2002年，在由国家科技部、中央电视台和科技日报联合发起的“2002年公众关注的中国十大科技事件”评选活动中，他的这一重大发明再次荣登金榜。

马伟明将双绕组交直流发电机整流系统定性为继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之后，第二代集成发电机系统。此后，他又成功地研制出了性能更先进的第三代电力集成系统。同样，这些课题也都被列入‘国’字号的重大工程项目；同样马伟明也都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和总设计师。

当总设计师，马伟明不打怵，这是他的本行。但做整个项目的工程化的负责人，却让马伟明叫苦不迭。需要他为此而进行协调和组织的下线科研院所、生产厂家乃至配套工程和使用的单位太多了，太复杂了。哪一个环节，哪一道工序，哪一处关口出了问题，他都得解决。从生到死，他要为他研制的设备全程化承担责任。

他不想当这个总负责人，但高层决策部门的领导却不饶他：“如果你马院士不做项目负责人，我们宁可不上这些工程。”那话总是说得马伟明欲罢不能：“把这么重大的高技术研发项目交给别人，我们不放心啊！”

然而，在马伟明院士的科研重任中，集成电力系统也只是研究方向之一，其任务量还占不到1/4的比例！

马伟明自主创建的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已经荟萃了100多名年轻的教学科研专家和博士、硕士研究生。这个新型的研究机构近几年先后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学科，并荣膺军队和国家级“创新研究群体”称号。

在马伟明的主持下，分布于电力集成技术、电力推进技术、大容量电能变换技术和系统网络结构及智能化监控技术四大研究方向的十多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正在全力推进。

“这些科研方向和研究课题，哪一个都比曾经在世纪之交引起国内电力界震动的12相发电机整流系统技术含量更新，应用价值更大，科研难度更高。”刘德志教授告诉我：“现在马伟明院士从事的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领先水平的课题。”

“什么叫世界领先水平”马伟明有他自己的阐释：“你开辟了一个研究方向，始终有人跟着你做，这才叫是领先，否则，即使首创而无人跟踪，也谈不上领先。”

“做学问，必须沉下心来埋头干个二三十年，拥有深厚的创新成果积累，等别人想撵上你的时候，你又前进了。这样才叫真正的领先了。”

1993年，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马伟明，聆听了王选教授的一堂课，感触很深，跑到海军招待所与刘德志彻夜长谈：“与激光照排技术相比，我们的成果简直就是小儿科！”

就是这天晚上，马伟明立定了现代电力电子技术的研究志向与攻关方向：“奋斗5年，挣够300万资金先把电磁兼容测试仪器配上；再苦干10年，形成超亿元科研资产和容纳过百人的科研团队。”

“不是在说梦话吧？”刘德志惊得一跃而起，用胳膊肘使劲捅捅同窗而卧的学弟：“老先生领着我们干了七八年，课题总经费都不过几十万块钱，5年、15年……你要抢银行啊！”

马伟明笑而不语。望着天花板，两眼闪射出倔犟的光芒。

2008年岁末。

同样在海军招待所，刘德志邀我竟夜神侃：“马伟明确实是个具有远大抱负而又敢想敢干的人，读博士的时候他就把今天要达成的目标都想定了，而且全部实现了。”

近15年来，围绕舰船电力工程这个总方向，马伟明提出了很多创新理论，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技术。诸如电力集成理论，、独立电力系统电磁兼容、综合电力系统、智能化战舰等等，从思想概念的形成，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到学科体系的创立与完善，他以百米冲刺的加速度成功登上一个又一个现代前沿科学的高地。在中国工程院的科学讲坛上，在国际国内高端学术峰会上，他的创新理论与领先技术一次又一次为他赢得赞誉与喝彩。

“现在马伟明做的都是什么样的课题？”刘德志喜形于色：论水平，有国家863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有军队新型装备重点科研项目：论经费，少则数千万元，多则超亿元；论责任，他是首席科学家，协作单位多为我国一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承担分课题的不乏两院院士。

“想不服都不行。”刘德志介绍说，别看这些项目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重要，但大部分都不是国家和军方指令性课题。

“那么，课题经费从哪儿来呢？”我疑惑不解。

“这就是马伟明的过人之处。”刘德志举例说，马伟明要做一个大型装备综合电力技术的课题研究。这样的研究项目，国家即使投资欲研，也给不了多少科研经费，而相关科研场所和生产企业拥有雄厚资金，却往往又找不到合适的课题。于是，马伟明把他们请上门来谈合作：你们投钱我来做研究，出了成果三方共享。首期投资多少？1.5亿人民币！但课题的高技术含量和潜在的巨大经济效益令合作方勃然心动，三方一拍即合，1.5亿元研制经费很快到账。

在科研前沿高地上，只要是马伟明看准了的课题，即使无人投一分钱，他也会自掏腰包硬着头皮往前闯。5年前，他瞄准一项国际科技领域的尖端技术，申请到100万元论证经费。但论证报告完成后，再也没人给他投钱了。原因很简单：国家数亿元的专项科研经费已经拨付给了对口的研究机构。马伟明犟劲十足：“砸锅卖铁也得干!”他从自己的科研积累中拿出2000万元，率领实验室一帮青年专家埋头苦干两年，研制成功了小型样机。

2008年岁末，包括7位院士在内的8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齐集海军工程大学，参加马伟明院士的科技成果鉴定会。面对马伟明院士和他的创举，所有的人都称惊道奇，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撼。

“是的，震撼！”刘德志激情难抑，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是我在鉴定会现场听到最多的两个字。”

“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啊！”刘德志重新坐下来，情绪归复平静：一方是专门研究机构，历时数年耗资数亿元半途下马，一方是自投资金两年就拿出了成果。高层决策者为难了：后续投资是向马伟明的国际领先技术倾斜，还是仍然亦步亦趋沿袭洋人几十年前走过的老路？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一个也不能少。体制，30年改革仍未彻底打破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高度固化与条块分割的落后的科研体制，依然扼杀科技的进步，阻遏创新的成长。

马伟明的伟大创造离祝捷的凯旋门还很遥远，下一步的工作是1：1样机单元部件的研制。仅此一项至少还需要5000万元以上的经费投入。钱从哪儿来？“如果国家仍然不投资，”马伟明犟着劲撂下狠话：“哪怕借贷举债，我一年内也要把它干出来！”

2008年3月，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视察海军工程大学。在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用了整整2小时40分钟，详细听取了马伟明院士四大研究方向11个重点科研课题的汇报。

“这些研究方向和重点课题，都是海军装备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吴司令员十分振奋，紧紧握着马伟明的手允诺：“这四大研究方向只要有一个取得重大突破，海军就要给你们记功、为你们庆功！”

有人说：“马伟明院士要是把他那怪异性格和倔犟脾气，改掉，就完美了。”

刘德志却不这么认为：“要没有这怪异性格和倔犟脾气，那就不是马伟明了。”

“这么重的担子压在肩上，他能不急吗？”刘德志俨然马伟明的代言人，记者来了一般都是他接受采访。要讲马伟明的故事，他比马伟明本人讲得还生动。

“马院士性格怪，都怪在哪些方面？马院士脾气犟，是为了什么事情犟？”刘德志专门把研究所的青年人召集起来开会探讨。在电力电子研究所，谁肩头的担子最重？马院士！谁干的活最多？马院士！谁加的班最多？还是马院士！他是冲在最前沿领着大伙干，不是当甩手掌柜站在一旁穷吆喝。如果我们都有马院士这种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这种创新精神，这股拼命劲头，他还会着急发火吗？

“真是如牛负重啊。”刘德志感叹：“瞅着他那营养不良的病秧样儿，你都想象不到他哪儿生发出这么大的智慧和毅力。”

“马院士走路像跑步一样。”刘德志说：“你们年轻人跟我出差，说我的节奏太快，跟不上。可我跟马院士出差，天跑下来，全身都要散架似的。那节奏才真叫快！”

时间之于马伟明，太宝贵。他从来没有节假日，每天在实验室里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早睡晚睡都那么回事，入睡难，醒了再睡更难。严重的失眠症。

最令学校各级领导和他身边的同事们担心的，是他的身体。1.74米的个头，体重不足55公斤。学校安排他到武汉同济医院进行全面体检，从血常规到心电图，从CT到核磁共振，花了7000多元，从头脚从外到里查了个遍。按西医的说法，除了胃病，他没有其他毛病。但看中医，一号脉，就说他脉相非常非常糟糕，觉得他全身都是病。从学校领导到海军首长再到军委总部首长，多次指示安排他离岗疗养，但他却不忍心中断自己的研究。

2008年入秋以来，为了赶科研进度，他连轴转了几个月，感冒咳嗽也相伴了他几个月。就是腰扭伤了，也仍然坚持躺在实验室指导大家做研究。直到年前成果鉴定会开完了，才抽出身到医院治疗。“极度的疲劳综合症。”这就是专家会诊后给出的结论。医院为他安排了高级病房，可他却一天也没在，每天输完液拔掉针管就往实验室跑，坚持了不到一个星期，连每日半天的液也不愿去输了。

“太浪费时间了。”他不住的唠叨：“还白白花掉一大笔病房费。”

“见识马伟明性格之怪了吧？”刘德志一乐：还有更怪的。有时他会为一天多报销一张一二十块钱的出租车票让年轻人下不来台，火刺刺地质问你：“为什么不好好计划把该办的事一次办完？”

他是舍不得钱吗？不是。他惜时如金，心疼的是被你白白浪费的时间！

上科研项目，建实验大楼，购仪器设备，他吝啬过钱吗？几千万上亿元地自掏经费，他眼都不眨一下！

培养后备人才，他吝啬过钱吗？为提高青年人才的外语能力，他每年都要重金聘请两名外教来研究所办口语培训班。为了开阔青年人才的视野，他每年都要花大笔钱让他们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为了培养一流研究型人才，他出巨资把青年人才输送到国外留学深造。

“要是他们学成不归，不是人财两空吗？”好心人提醒马伟明。

“那只能说明我们研究条件环境，与国际一流水准相比还有差距。”马伟明认准一个理：当教授，做学问，最大的责任就是培养人才。“成就再大的学者，”他说：“如果没有合格的接班人，研究事业就会半途而废，科学生命就无法延续。”

马院士倔归倔，急归急，但一般都是对事不对人。只要你活做漂亮了，出成果了，他从不亏待你。跟着他一起走过来的几位骨干教授，人人都提前晋级并多次立功受奖；参与重大项目研究的技术人员，从首席专家到课题组长再到参研成员，人人都按月享有不菲的课题津贴。

有人说：马伟明太较真，太较劲。

“这有什么不好吗？”刘德志还是用故事说话：

我军某主战新型装备制造过程中，电机机组出现火花故障。如果排除不了，该设备将不能定型使用。研发单位和生产厂家捣鼓了一年多，始终无法解决。开了若干次研讨会，全国有名的专家教授都请了个遍，生产周期也因此一拖再拖，仍然找不出症结。最后由高层机关亲自出面邀请马伟明院士到现场进行诊断。

直流电机技术，并非马院士的专攻。但接受任务后他立即赶到生产厂家，蹲在机组旁对照设计图纸反复琢磨，如此整整一天没挪窝儿。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叫来技术工人，按无火花区设定一个极一个极地进行调试。

调试一个极，火花未减；调试两个极，火花依旧。

马伟明要求继续往下调试，遭到技术工人拒绝。

“还有几个极为什么不调试？”马伟明不明就里。

“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调的。”技术工人理直气壮：“一般调试两个极，剩余的就免调。”

“为什么不做全极数调试呢？”

回答是工作量太大。大到什么程度？若是实船调试，3台机组耗时长达几个月。在厂里尽管方便，但调试起来也很费劲。

“必须把每个极都调一遍！”马伟明责令厂方进行整个电机全极数调试。

电机全极数调试完毕，火花消失。

马伟明下令再做200小时运行试验，结果正常。

“就凭他这份严谨认真劲儿，就该他当院士！”实装鉴定会上，几位总工心悦诚服，敬佩不已。

还有人说，就马伟明这怪异性格与倔犟脾气，比陈景润还陈景润。言外之意，他只能做学问、搞研究，当不了官。

不错。当年张盖凡老先生将马伟明收入门下时，给他出的第一道考题就是：“人生三条道——当官、发财、做学问，你选哪一条？”

马伟明立誓明志：“终身做学问！”

马伟明淡泊名利、不贪钱财，军界学界早有公论；但若说马伟明不愿做官，甚至到手的高官都不肯做，则知之者为数不多。

新世纪元年。马伟明的头上还没有戴上院士的桂冠，只是一位普通的教授。在海军工程大学，与他年龄相仿甚至比他更年轻的教授不下一个排。但一位军委首长亲临学校视察，却点名要单独接见马伟明。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军委首长开门见山：“愿不愿当校长？”

太突兀了，突兀得简直令马伟明不知所措！

“你要愿意，可以先任命为副校长。”军委首长进一步交底：“一俟现任校长到龄，明年再接任校长。”

海军工程大学校长，正军级，少将衔。40岁获此大任，握此重权，这是多少官场中人难以企及的光荣与梦想啊！然而，马伟明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我是个做学问的人，不适合当领导。”马伟明很果决。

这下该轮到军委首长惊诧了：这么大的官，竟然有人不愿当。少见的怪事！

是夜。军委首长带着浓厚的探究兴趣，责成随行人员找最熟悉马伟明的教员座谈，问题同样只有一个：“马伟明为什么不愿当校长？”

答案还是那样简单：他立誓献身科学，矢志不渝，心无旁骛。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在金迷纸醉的浮华尘世，一个青年学人为了心仪的科学事业，甘守寂寞，特立独行，不为权位所动，不为金钱所诱，不为名利所惑，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离校前，军委首长再次召见马伟明：“你还可以考虑一段时间，下次到北京给我回话。”

然而，马伟明一头扎进他的实验室，展开创新思维的翅膀，自由翱翔于科学王国，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徜徉恣肆，好不惬意！那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呢？早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年后。马伟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61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一员。

又一年后。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马伟明荣记一等功，并授予海军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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