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严格来说，我们是一个公司，不是一个学校。我们就是把学生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中间不需要做任何事，学校从来不会管你教得好还是不好。”
图文 / 熊长林
“读书是当今社会最好的出路吗？”
“是！至少在中国，那肯定是的！”武汉弘博软件教育学院的招生老师王振祥用这样的演讲词对现场参加“高招说明会”的考生和家长进行招生宣传。为了使考生和家长们信服，他继续说道：“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有一个共识——读书不仅能够让人们获得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更能够让我们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高品质的生活。”
这段话来自一部叫做《出路》的纪录片，它与另七部纪录片组成一个系列，探讨着同一个主题：为什么贫穷。这是2012年底在全球最受关注的纪录片，先后在70多家电视台全球播出（包括中国台湾PTS和香港RTHK）、收视人群超5亿，又在包括YouTube、Facebook在内的网站掀起传播热潮。这组纪录片尝试让世界共同思考贫穷问题，探讨全球10亿赤贫人口的过去与未来。其中探讨中国读书致贫的第八集《出路》，在中国内地的网络上广泛流传。
“1997年，中国开始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从那时候起，高等教育变成了一件商品。在中国，高考是每位学生命运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它决定了考生一生的出路……”这集以高考结束后父母迎接子女的场面为开场的纪录片，在片首这样写道。
《出路》是由导演陈为军拍摄的反应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现状的纪录片。通过准备接受高等教育的王盼、高等教育结束后的万超和教育行业从业者的王振祥这三个人来讲述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
“不读书，就不会有好的工作”
2010年6月25日，湖北高考分数发榜。刚参加完高考不久的考生王盼来到母亲戴任珍所劳作的砖厂，提出要到镇上去查分数，母亲戴任珍叮嘱她记得回来吃饭。
戴任珍天生手指残缺，和天生有些痴呆的丈夫在赤壁市车埠镇的砖厂以搬砖为生，搬一块砖挣5厘钱。在他们劳作的身影背后，一列高铁飞驰而过。王盼来到镇上，从同学口中得知自己只考了388分时，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与另一个安慰她的女同学相拥而泣：“我该怎么办？”回到家中，王盼表示不想继续读书，怕刺激女儿的戴任珍把伤心和难过留在心里，但性格爽朗的她还是故作轻松地鼓励女儿：“怎么能那么说呢，你只是没发挥好。”“你靠脑力劳动，却没有特别的技术或文凭的话，你什么都不懂，你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工作。”
在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眼里，文凭仍然是一张救命纸。“很多学生都去上大学，这说明了什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我觉得读大学是为了找工作能好一点。”为了劝女儿继续读书，戴任珍仍然在坚持。而王盼自己心里其实也这么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如果我选择出去打工的话，要让爸爸妈妈过得好一点肯定会很难；但是如果我读书以后再出来的话，应该比较容易。刚读高中的时候，就是想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我们是一个公司，不是一个学校”
就在放榜前后的几个星期里，28岁的王振祥已经辗转于大冶、赤壁等多个地方，开始在各地一场又一场地开办“讲座”，进行“招生”。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不仅能够让人们获得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更能够让我们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高品质的生活”，类似这样激动人心的句子，他在每场讲座几乎都会用到。他是带着“死任务”来的：每场讲座下来要获得至少三个学生注册、每个学生交100元“注册费”的“转换率”。
在最初进入弘博软件教育学院的时候，学校和他的约定是让他做平面设计老师，一年后弘博要求他及其他老师“下放”到各地“支援市场”，否则“自动离职”。“今年学校里所有的人都出去了，男老师就出去搞讲座，女老师就留在学校里面打邀约电话叫学生来听讲座。”在王振祥眼里，农村的孩子和家长相对好骗。
“教育产业化实行这么多年，基本上来说，所有的优质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里边，农村的孩子没有良好的教师团队，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进不了重点大学，所以就只能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对分数没有什么要求，但最终又会发给你一个大学文凭的商业性质的学院，”王振祥直言不讳地说道，“严格来说，我们是一个公司，不是一个学校。我们就是把学生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中间不需要做任何事，学校从来不会管你教得好还是不好。”
王振祥每天的工作，就是每到达一个乡镇便开一间高中的教室作一场演讲，将百度上搜来的漂亮图片用投影仪展现给在场的学生和家长：藏书颇丰的阅览室，设备先进的项目实验室，气氛浓厚的授课现场，极具现代化的学习资料室和学术报告厅……“这些没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全是在百度上找的图片。没有百度，这些人怎么活啊。”
王振祥来到赤壁，那场讲座只有一个人交注册费，就是王盼。王盼在教室里做“测试”的时候，母亲戴任珍在教室外面对王振祥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情况：“我们都是乡下人，在城里做零工，供两个小孩上学，因为她的梦想是上大学。”然后她说起自己的女儿是多么想要念书：“初中的时候老师问她，你为什么要上学呢？她说我上学是为了脱贫。”说到这里，她笑了。王振祥勉强应和着，好不容易熬到了结束，回到旅馆说“变回人类”。他准备坐大巴走人，他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这个注册的还不如不注册，家里面这么穷，过来把这钱送给弘博，搞鬼啊……昧良心啊。”“所以我去年招生的时候就是一讲完就走，尽量避免再去跟他们做过多的接触，接触多了不好啊，自己受不了啊。”王振祥表示心理压力很大。在他的记忆里，家长为了供孩子一年的学费，卖猪卖牛卖田地甚至卖房子的都有。
“我只是想生存下来”
与“教师”王振祥不同，万超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领完毕业证、照完毕业照的万超已经找工作好几个月了。这个圆头圆脑的男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珞珈学院，一所独立学院。在人头攒动的招聘会上，万超穿梭于各个招聘企业的摊位，并一次次坐下来用近乎固定的“模板”介绍自己。他央求招聘人员不要将自己的简历放在最底下，并表示自己什么都愿意做。“我要工作，为什么别人不要我呢？我不是211，也不是985？嗯，是这样吧……”好不容易有一家信息技术公司通知他去面试清算专员岗位。“在武汉能生存下来！”面试的时候，面对招聘人员“有没有短期目标”的提问时，万超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个就很简单了，但是我说的是真的！”
现实之外，万超也有自己理想中的生活状态：除了能开开心心地上下班以外，还能够有富余的时间看看书、和朋友聚聚，这样他就已经很满足了。这家公司打算录用他：考核期10天，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工资每月1500元。在刚租过来的房子里，万超算了一笔账：一个月房租500元，中午伙食费337.5元，电话费100元，加起来就是937.5元，加上日用品等其他费用支出，工资几乎耗光。然而老天连这样“收支平衡”的机会都不给他——那家公司在十天之内就把他辞退了，理由是他的Excel用得不熟练。
在和同班同学的散伙聚会中，在KTV昏暗的灯光下，喝多了的万超还是忍不住委屈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房子已经租了，又借了朋友和姐姐的钱，还花了家里的钱，但是工作还没有任何着落。后来他又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但在考核期过后，这十几个人只能留下两个。“租房都是个问题，至于结婚、买房简直就是一种奢望。”“狮群的故事告诉我们，强者才能得到老婆，弱者只能生老病死。”在同考核期同事最后的聚餐中，万超的“同事”难掩忧虑地说道。
“有文凭就有出路吗”
“我那个时候，大学里有一个城市和农村的学生比例，照这个比例，农村的孩子都能进入‘211’，进入‘985’，”《出路》的导演陈为军对记者说，“但现在，农村孩子很难进入好大学。原因就在于教育的不公平。农村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越来越差，稍有不错的老师，会迅速被挖到城里的中学去。一个山区里三四百个学生，考到一本的可能只有三四个。”
一项调查支持了陈为军的结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这项名为“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结果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这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纪录片快要结束的时候，弘博软件教育学院倒闭了，王振祥改行做了一家材料公司的网络维护员，而那所倒闭的学校的负责人“把钱投入到另一所赚钱更快的学校”；王盼最终选择了一所大专学习工程造价专业；而万超仍然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搬出了自己的出租屋，和他的两个朋友住在一起，加入了“蚁族”的部落。
陈为军觉得，这部片子承载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任何一个社会里的弱势群体，他们永远是以很自卑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自己。希望不论是哪种文化背景里面的观众，看了我这样一个片子，他们能把头抬起来，看看所处的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我要改变一下周围的系统，我才有可能去改变我自己的人生。”
※部分资料来源：1.《纪录片“出路”中的贫穷》，2013年3月1日《南方周末》，作者季星；2.《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2011年8月5日，《南方周末》，作者潘晓凌；3.纪录片《出路》，作者陈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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