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热播大剧《江南锄奸》历史原型向忠发、顾顺章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早年为湖北汉阳兵工厂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即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杀后，中共中央由政治局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
向忠发此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他自己也对总书记职务厌倦了，追求起生活的安乐。他跟妓女杨秀贞姘居。那时，顾顺章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
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果真，过了些天，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便从后面逃走。
向忠发立即转移了。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三月离沪)。向忠发从中统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务们深为遗憾。于是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毕竟是总书记，总得尊重他的意愿。不过，中共中央负责人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
向忠发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
向忠发是个软骨虫。被捕后，他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张越霞后来进入延安，和博古结婚。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博古死于空难时，张越霞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博古》一文)被捕。
向忠发带着特务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扑了个空。因为周恩来、瞿秋白闻讯已经转移。特务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居然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
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那个顾顺章因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的中共机密比挂着总书记的空衔的向忠发多，所以被徐恩曾留在了中统工作。顾顺章不仅使恽代英丧生，而且还在香港抓获了蔡和森：那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午，在香港海员的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刚刚露面，顾顺章便和四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去，抓住了蔡和森。
蔡和森在狱中坚持不吐实言，遭到酷刑毒打。最后，他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脯，鲜血喷涌而亡。
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以重用。因为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是从中共叛变而来，所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这招致顾顺章不满。尤其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眉来眼去，更使徐恩曾恼怒。这样，在一九三五年，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柴夫：《中统头子徐恩曾》，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的理由，下令处死顾顺章。
那位“迭破中共巨案”的蔡孟坚，由密捕顾顺章起家，升为武汉警察局局长，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已。一九四一年，蔡孟坚出任兰州市市长。接着，又“主持江西善后救济与建设”、“出入日本十年”。去台湾后，因与蒋经国有隙，所以在“中影任挂名常董”。后来迁居美国，写出两卷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内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一手经办的“顾顺章案”。在书中，他仍为当时未能利用顾顺章抓捕周恩来扼腕而叹。
向忠发的叛变与妓女的贞节
向忠发的庸碌无为让中共高层很失望，但由于他的性格比较憨厚，而且比较没有政治野心，因此，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所不同的是，大权已被王明等人所控制。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自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目标。1931年初，国民党派出中统特工试图拘捕向忠发。据现代作家叶永烈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中披露：那时，顾顺章（中共特工，于1927年叛变）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
几天后，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便从后面逃走。
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的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3月离开上海）。向忠发从中统特工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工们深为遗憾。于是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
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中共中央尊重了他的意愿，但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
向忠发在1931年6月21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上海善钟路（如今的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
向忠发被捕后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张越霞后来进入延安，和博古结婚。1946年4月20日博古死于空难时，张越霞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博古》一文）被捕。
向忠发带着特工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却扑了个空——后两者闻讯已经转移。特工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却仍难逃一死。
被架空的总书记
当选总书记后的向忠发从苏联（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回到中国，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
与此同时，向忠发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时任中央委员）“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反对，但向忠发却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但情况到了1928年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苏联人的消息，又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于是，向忠发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
从此，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中共的党费住洋房，与妓女出身的杨秀贞同居。
周恩来很无奈
据历史学者吴基民的《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援引中共中央特科（总负责人是周恩来）负责人徐恩（曾打入国民党内部）回忆，中共中央通过向忠发之手向杨秀贞支付了八千元的大洋。奇怪的是两人同居了一年多，杨秀贞居然连向忠发是共产党都不知道。
有一次，周恩来拜访向忠发，向忠发一见周恩来，忙将杨秀贞支开，等她一走又紧紧地关上了房门，这才转过身，边招呼周恩来落座，边说起了笑话：“少山（周恩来党内时称周少山），今天是礼拜六，你不在家里陪陪你的老婆，上我这儿来干什麽？是不是被你丈母娘赶出来啦（当时周恩来与邓颖超及邓的母亲杨振德同住在一起）？”
“特生（向忠发党内时称特生），都什麽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周恩来苦笑了一下。事实上，对于这位总书记，周恩来真是哭笑不得。两人随后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但向忠发出了让周恩来不要“忧虑”外，并提不出实质性的意见。这次会面让周恩来无功而返。
顾顺章之死
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先生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世人称做“第三党”)，从事反蒋活动，其经历已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亦曾有人野心勃勃地试图组建一个区别于中共的“新共产党”，试图走一条既别于国民党也别于中共的第三条道路。此人就是中共党内的大叛徒，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其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三十”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人中国共产党。顾1926 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制裁叛徒和特务，颇有立功。“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也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秋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熹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其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化广奇”艺名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一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经跟踪，导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人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由此，有人称，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毛泽东亲自签发《 通缉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