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丹燕《亡者遗事》
——选录自陈丹燕著《上海的红颜遗事》部分章节
上海1944年的夏天，虽然有许多年历史的法国租界，已经消失在太平洋战争的炮火里，按照法国人的城市规划，在人行道边种下的梧桐树，还在一年年地长高，到春夏时，还是遮蔽了整条整条的街道。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仍是上海很贵的地段。街道两边带花园的欧洲式样的房子代表着舒适的生活，街道的下水道系统很好，所以不像别处那样，总是湿漉漉的。白俄经营的面包房，照相馆，西药店，芭蕾舞教室和美容沙龙，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皮鞋店和皮革行，还有饭店，德国医生开的医院，仍旧吸引着喜欢西洋式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外面来上海的人。太平洋战争就要结束，可还没人知道。连年的战争，让许多上海市民习惯了在战乱中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战争中出生长大的孩子，以为那样的日子，就是生活。那个月的申报上，还登着新开咖啡馆的广告，还有惠罗公司大减价的消息。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一个上海老人告诉我说，“日本飞机把宝山的商务印书馆一炸，东方图书馆被烧光，上海就再也没有好过。”听说那一天，东方图书馆被烧的纸灰，像下雪一样跟着风刮进上海市区，遮天蔽日，落了一整天。“那种太平，只是似是而非。”老人说。
这一季的八月，在由外国人开的尚负产科医院里，有一个小女孩出生。接生的西医，用一把医用消毒剪刀剪断了脐带后，将它结扎起来，再用消毒方纱巾将它包好。最早照顾这个眼睛也没有睁开的小婴儿的，是一个护士。
小女孩的母亲，是电影明星上官云珠。
她是一个娇小的江南女子。生得非常美，是那种带着江南小巧玲珑风格的美丽。十八岁时，随着战争难民来到上海，像许多后来在上海出人头地的人那样，当初来上海的原因，只是为了躲进相对安全的租界，住进拥挤的弄堂房子，求个太平而已。然后，机会藏在上海小市民充满欲望而又实在本分的生活里，来到她的面前。为了生活，她和上海当时大多数女子一样要出门工作。她到国泰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店去当开票小姐时，听说上班的第一天，照相店老板就带着她去买时髦衣服，他把她当成放在店堂里赏心悦目的花瓶。而对于她，大概是在上海这个大地方生存下去的第一课吧，她从此明白了，衣裳对女子的重要作用。她就成了一个一辈子都喜爱衣饰的女子。
几年以后，本名叫韦均荦，连国语也不会说的长泾女子，成了上海滩上既能演话剧，又能演电影的明星上官云珠，像有时会在这个充满机会的都市里发生的传奇。她演戏认真，渴望成功，为能在上海滩的粉戏里出头，她曾对领路人以身体相报。为使自己在镜头里好看一点，她和别的女演员一样，时不时送时兴的领带、外国香烟和巧克力给摄影师，虽然连摄影师都觉得漂亮如上官，已经没有必要这么做了。收工早了，她笑盈盈地陪着同事一起去跳舞，宵夜，连电影公司打灯光的先生都说她没有明星派头。剧团到外地跑码头时，次次是她出面在江湖上周旋，让戏能一天天演下去。她是一个真正敬业的演员，为了演戏，可以付出一切。演到女人的辛酸时，她曾在片场上放声痛哭，失去了控制。
她的眉眼十分俏丽，要是把眉毛拔细了，高高挑上去，尖尖的下巴抵在旗袍滚金丝边的领子上，就会有上海美女的精明世故的样子，在那里面，带着一点点风尘气的治艳和江南小家碧玉的本分。所以她常常被导演选去演上海的交际花，商人家庭的少奶奶，暴发户张狂的妻子，在那细细画眉下，她机灵的眼睛，会表现出像最锋利的刮胡子刀片一样的刻薄，她嘴边的浅笑，表达了聪明而世故的都市女子没有丝毫粉红色的，直率的内心，所以她能演张爱玲的《太太万岁》。可要是洗掉铅华，把电烫的头发用头油抿直了，她的脸上就会出现像烂泥路上的青草一样的无辜和无告，在她颧骨下的阴影里，有着惨淡和惊惶。那样的阴影，让人猜想一个从沉闷江南小镇上来的美女，没有靠山，也不是洋学生，靠自己，沉浮在上海弱肉强食的名利场，被紧紧埋在心里的那些事。她也演孤苦的女子，演被强奸的女工，走投无路的丫头，演她们在被碾碎的命运里软弱地挣扎。
1944年，她已经被人称为明星了，但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在粗脯的剧本和闪烁跳动的影像里，这个女演员表演的光芒？像在寻常木头匣子上草草地嵌了一颗钻石，她总是闪烁着与周遭不甚般配的夺目光彩。她也明白自己真正的才华被当时的上海电影浪费吗？是因为这样，她才常常不顾一切地找能让自己大放光彩的机会吗？这种心愿常常看起来像是一些别的东西，比如，想要像胡蝶那样倾城，想要过大明星奢侈的日子。特别是在上海这样浮华的地方，得意的人生里总是被物质和虚荣点缀着，让人轻易说不明白它们之间的不同。
这时，她已经离开了当初落脚的弄堂房子，离开那阁楼里住着的结发丈夫和第一个儿子，和在上海演剧界名声响亮的人结婚。他们在法租界的永康别墅安了家，他们楼上浴室里的铜龙头上，放出冷水的那一只，在龙头把手中央嵌着的一小块白瓷上，写着一个C。热水龙头的白瓷上，写着一个H。她的大衣橱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旗袍和配旗袍用的披肩，手袋，绣花鞋和玻璃丝抹，还有自制的绷裤。绷裤上缝着一长诽扣子和纽穆，用来收紧腰身，保持苗条。有时候衣服穿了一次两次还没送出去洗，在衣橱里挂着，染得橱于里也有粉饼涩涩的香气。有时候在粉饼的香气里，还浮着白兰花清澈的浓香，也许因为在初夏的时候，她曾在旗袍的盘纽上挂过用细铅丝穿起来、像扇子一样排开的白色小花。卖花女人挽着一个扁竹篮，站在街角，看到穿著整齐的女人走来，就叫一声：“白兰花睐桅子花。”那气味复杂的衣橱里，是一个1944年的上海电影明星一定要用的行头。小女孩的父亲，是从耶鲁大学毕业回来的文人姚克。他是一个倜傥的苏州人，头发用发蜡梳得光光的，一小缕一小缕的，留着梳子的齿浪，穿白色西装和牙签条的薄呢背心，在说话里夹着一些英文字。他带回来一个美国妻子。法国公园边上的法国总会楼上，有一个雅致的小礼堂，上海大学里左倾的学生们常借那里演英文戏，地下党的人去那里看戏，像王化之和张可，他也带着太太一起去看戏。他在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英文杂志《天下》做主要作者和编辑。在鲁迅著作的翻译上，他出了许多力，和鲁迅来往密切。鲁迅病逝，在万国摈仪馆大殓，按照西方葬礼上由挚友和至亲抬棺木的习惯，鲁迅的棺木也由他生前最密切的弟子来抬。而姚克就是那十个抬灵者中的一个。可他的好朋友刘半农，多愁善感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则是鲁迅杂文讥讽的对象；但他的另一个好朋友殷夫，是被国民党在龙华处决了的革命作家。他就是这样一个在上海很活跃的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良好，整天想着折腾自己喜欢的事，不算红色这一边的，也不算白色那一边的。他不想，他们也不要。因为他举止的西化，曾经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听了，委屈地告诉当时在上海演戏的黄宗江，比他小了十几岁的黄宗江没大没小的拍他肩膀，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
他没有像大多数留洋回来的人那样，去大学里当教授，而是泡在苦干剧团里当编剧，写古装戏，同时也导戏，听说当年的名气并不在黄佐临之下。当时在日本人监视下，上海的艺人们不愿意不演戏，又不能演现实生活的真相，也不愿意当汉奸演员，古装戏就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条钢丝，那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在古装戏里锻炼着自己的艺术，安慰着自己的理想。姚克的《清宫怨》就是那时候写的，一下子吸引了留在上海最有名的演员和导演，上官云珠在里面演一个宫女。他们就是在天风剧社排练场里认识的。1942年，他的美国妻子带着孩子回国，姚克和上官云珠在北京结婚。
然后，有了这个出生在全城灯火管制、常常警笛长鸣的战时上海的小女孩。
她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些人中间，像一满清水落进咸咸的大海。她的乳名叫“宝贝”，可用的是英文里“贝贝”的调子。大家“宝贝，宝贝”地叫着，像是说一句洋泾浜英文。当她四周的亲人像水中的木船被大风吹翻，被大浪打烂，连一块木板都不曾剩下，她住的那个到处留着她的伤心事的城市，那些梧桐树深深的街区，就是她手里的最后一点木屑。 到离开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土小姐辞去工作，跟孩子一起回到上官的家，成为专门照顾宝贝的保姆，她也照顾上官的起居，上官云珠叫她秘书。 七年后，她小弟弟的奶妈，从无锡乡下来到她家。她也跟着大家这样叫她宝贝，“宝贝，快把鸡蛋吃掉。冷了就腥气，更难吃了。”“宝贝，该去弹琴了，妈妈回来要听的。”那时，她已经快要上小学了。也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姚姚。她梳着一对细细的小辫子，有一点默默的，不像一般小姑娘那样活泼。
奶妈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常常垂着眼帘，让别人看不到自己的眼睛。这个动作，一直跟着她一辈子，帮助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难堪的时刻。见到她的人都说她不如她妈妈那么漂亮，眉毛和眼睛有点往下挂，像是埋着心事。等她一垂下眼帘，整张脸就一片黯然。可那么小的孩子，花团锦簇的，能有多少心事呢。上官云珠带她一起演电影《三毛流浪记》，她穿著白纱的绣花裙子，头上扎着蝴蝶结，在照相时规规矩矩袖着手，像一个洋娃娃。
像上海有钱有教养的人家那样，她也在母亲的安排下开始学钢琴。每个星期由保姆陪着，去老师家上课。上官立下很重的规矩，要让宝贝从小成为教养严格的淑女，她有空在家的时候，就查姚姚的钢琴，如果琴弹得不好，她就用奶妈做针线的竹尺打手，到她真正生气了，就会伸手狠狠打姚姚的耳光。
姚姚童年的朋友张小小说：“姚姚妈妈对姚姚管头管脚，一直管到我们玩的时候姚姚不小心跌了一跤，马上央告奶妈不要告诉她妈妈。姚姚怕她妈妈。”
1945年，上官云珠跟南国剧社去北方演出，而姚克在上海爱上另一个官家女子；上官云珠回来发现后，立即与他离婚。那一年宝贝还不到两岁。已经学会了叫爸爸，可是在家里没有人可以叫。
她六岁的时娱，上官和兰心剧院的经理程述尧结婚。常常在家里很晚才走的一个叔叔不见了，而这个极和气的狭长脸的叔叔留了下来。他说着一口儒雅客气的北京话，脸上总是带着恳切的笑容。他的西装挂进了妈妈房间的衣橱；他的箱子放进了走廊暗处的箱子间，他刮胡子用的白色象牙柄的折刀放在浴室的架子上，门后面还挂着批折刀用的飘帆布条，他在门口有属于自己的拖鞋；姚姚叫他爸爸，他用北方人爽快的声音回答：“哎。”
七岁的时候，她有了一个叫灯灯的小弟弟。爸爸妈妈都很欢喜，他们的朋友们都来祝贺，小弟弟的名字是妈妈看到吴茵送来的一对灯，才想起来的。以后，再有人来贺喜，问起小弟弟的名字，就说叫灯灯。有一天，她说：“为什么弟弟姓程，我姓姚呢？我也要姓程；我现在开始叫程姚姚。”
听到的人都笑了。
果然，上小学报名的时候，写的就是“程姚姚”。
程述尧特地到奶妈房间里。，对灯灯的奶妈吩咐：“你不光要宝贝灯灯，也要宝贝姚姚。”在许多年过去以后，故事里的大部分人都已去世。奶妈还能回忆起当年程述尧吩咐的话，她还努力学着他的北京口音，“程先生是好人，到底是读书人，懂得道理。他对姚姚是真的好，一下班，手里还拿着包，外套也没有脱下来，就宝贝宝贝地叫。他们要好得像亲父女一样。宝贝欢喜撒娇，可不敢对妈妈，就对程先生。”
程先生是从北京消沉闲散、家族关系牵丝盘藤的胡同四合院里宠大的长子，年轻的他，将头发用发蜡抿顺了，穿上燕尾服，打上领结，带了白手套的手将黑缎的硬帽夹在肋前，散发着斯文的英气，叫人想到张学良。那时候，在燕京大学里特别出挑而且活跃的男生，会被同学公选出来，称为大活宝，他就是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大活宝。当全家坐吃山空，从北京最好的贝满女中毕业的大妹妹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给人做家庭教师的时候，程述尧仍过着燕京式的快活日子。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个规矩，一年级的学生不得放肆，为了戏弄放肆的新生，每年，由全校学生公选出一个最无塌的一年级生，把他和衣扔进未名湖里去。每年主持这个仪式的，就是程述尧。有一年，同学公选出来的是一个一年级女生，于是学生们决定要由一个男生陪她一起下湖，那个男生，就是程述尧。他喜欢演戏，和当时燕京大学的同学孙道临一起在南北剧社演话剧，他是剧社的社长。他有一张书卷气的长脸，快活而诚恳，带着孩子气的增值与精明，给了姚姚童年时代在父亲一般发硬的膝上撒娇的黄昏。有一天，家里只有奶妈和姚姚在的时候，姚姚从妈妈房间里找出一张照片给奶妈。她指给奶妈看照片里的一个男人，说：“这就是我的爸爸，我自己的爸爸。他不是真的不要我和妈妈，他是被坏人骗了，做错了事，妈妈不要他了。他心里是想着我和妈妈的。”
等奶妈看完，姚姚把照片拿回去放好。
有一天，姚姚到五原路的漫画家张乐平家，找张小小玩。从五岁和母亲一起拍了三毛的电影，姚姚就常到张家去，张家有一群孩子可以玩，小小是她的朋友。楼下邻院有一棵橙子树，深秋的时候挂了一树黄黄的果子。楼上张爸爸伏在很大的桌上画画，画旧社会的孩子有多么苦，而新社会的孩子有多么甜。那天，她说要告诉张小小一个秘密，所以两个人专门到楼上的房间里去坐好。她说自己的亲爸爸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从香港特地托人带来了英国的奥丝滴灵钙针，给姚姚治病，还带来一封信。可是被妈妈原封不动地交到电影厂保卫处去了，只是每天，逼着姚姚吃两个鸡蛋。不知道那些那么贵的钙针最后给了谁，也不知道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不要告诉别人啊。” 姚姚吩咐自己的小朋友。
1952年，全国开始反贪污、反腐化、反盗窃的“三反”运动，每个单位都清查自己单位的职工。新中国成立了，百乐门舞厅因为生意过于清淡而关门，因为舞客都不愿意去了，舞女也改行了。会乐里的妓女一批批地被送去改造，连林森中路上咖啡馆的老板都自觉不合乎新社会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准备将咖啡馆改为饮食店。人人都认为，新社会像新生儿一样纯洁，有人贪污公家的东西，有人爱上别人的妻子，有人偷东西，有人像旧社会一样打扮，还戴钻石戒指出来，被人公开出来，那就是臭不可闻。那其实是一次对整个社会风化严厉的肃整，上海日常生活中的讲究自在，也成为污浊隔宿之气。
这时，兰心剧院里有人怀疑，在1949年上海影剧界劳军救灾游园会募得的款项，被当时收管钱款的经理程述尧贪污。一经揭发，上面立刻派人到剧院查帐。因为游园会义卖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捐款捐物，帮忙的人也是从各处临时来的，每天还有银行职员来帮着把钱带回银行去，头绪的确很乱。可程述尧是个标准燕京大学的宝货，从小不缺钱花的洋学生，在洋行工作时，能把自己的钱贴给南北剧社演话剧。所以，他并不用为了钱动什么下流脑筋，根本就没想过要贪污也没想到居然有人会怀疑他贪污国家的钱。他轰轰烈烈的事可做，可一针一线、日后拿出来就可以撇清自己的小事全不放在心里，所以并没有细帐。他也是从来没想到自己还能遇上查帐这么一天。于是，不知深浅的程述尧便按照自己的回忆临时凑了一个帐目，只以为那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样一个帐目，一问就知是假。于是，他马上就被关在剧院里不许回家。
剧院里反映运动的黑板报上，已经把程述尧称为贪污分子。
上官云珠家的奶妈隔天去剧院取先生的换洗衣服，再送点吃的。机灵的奶妈装做不识字的样子，每一次，都把黑板上的意思看仔细了，回家告诉上官。遇见有人问她看什么，她就说，看上面的小圆圈怎么能画得那么圆。
那也正是上官云珠不顺心的时候。因为她是旧上海的明星，所以在为演员评定级别的时候，她被定为四级演员。新中国的电影里不再有交际花的角色，也用不着那像刀片一样的眼神。这对苦苦奋斗的她来说，是多大的打击，她从没有说过，只是拼命要求进步，事事走在前面。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次次都积极参加，直到劳累过度，犯了肺病。文艺界整风发言时，她主动反省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她多次说到自己喜欢演戏里面虚荣的成分，是想要过大明星出人头地的生活。她连续演出革命话剧《红旗歌》，直到一百三十一场。她有空就带着姚姚，到进驻上海的解放军文工团的排练场去，看他们排练《白毛女》。程述尧出了事，她天天在家里哭。奶妈说先生是冤枉的，她马上告诉奶妈说：“共产党不会冤枉人的。”被关着不能回家的程述尧，在别人一再追问催逼下，不愿意再计较，只求自由。于是他做出毁掉自己一生的事，他承认自己将钱拿回了家。他以为这样一来，花几百块美金，可以买个太平。上官云珠从家里拿出自己的八百块美金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程述尧可以回家的时候，已经被定为贪污分子，解除经理职务，管制劳动一年。
他几乎是最早一批被新社会清除出去的人，从此的生活，就像一个假释的犯人。紧接着，上官云珠提出离婚。她不能再和这么一个自己把自己变成贪污分子，而且从家里拿出钱去当赃款，连累她也说不清楚的人生活在一起了。他把她连累了，她正在那么辛苦坚决地争取着进步，她的钱，都是靠演戏挣来的。或者说是虚荣，或者说是势利，或者说是清白的心受到了伤害，当一个人自己把自己弄脏，他就是不干净的了。在那不清白里面，还有为人的软弱与天真。但这样的错误，在上官云珠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离婚，上官云珠恨得破口大骂，她应该最清楚事情的真相。清楚如果她的丈夫真的贪污了的话，会拿几大麻袋的钱回家才对。但她从来没有见过那钱。程述尧撒了那个愚蠢之至的谎，一夜之间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以后剩下的，就是自责的心情。所以，他处处委曲求全。他的软弱，却让上官云珠更恨他，也蔑视他。
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劝和，连奶妈也是，直劝到上官云珠指着奶妈问：“你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
连程述尧清华大学刚刚毕业、到上海来找工作的弟弟程述铭也想来劝和。借着有人在，程述尧苦苦求上官顾念不到两岁的孩子灯灯，给孩子完整的家庭。一个北方大男人，把小孩子拿出来为自己求情，他终于把上官云珠说烦了，伸手打了程述尧一个耳光。坐在一边还没说话的程述铭，站起来就走了。
很快，去北京开会的时候，上官云珠与婚前曾是亲密朋友的演员贺路重逢，并成为情人。听说，上官云珠从北京回来以后，她不再和程述尧吵闹要离婚，只是变得十分忧伤和郁闷。家中不再有争吵和责备，可开始变得沉闷和紧张。程述尧不在的时候，贺路就到家里来。佣人和奶妈已看出端倪，程述尧回家的时候，常看到他们在房间里说着什么，看到他回来，就不说了。贺路原来曾是上官和程述尧家的熟客，现在看到程述尧，反倒难堪的样子，护家、护着灯灯和姚姚的奶妈，恨得骂他猴子。终于在一个夏天的晚上，事情用夫妇之间摊牌的方式结束，听说那一夜，丈夫和妻子，都泪流满面。
像姚姚两岁的时候，妈妈曾离过婚一样，灯灯两岁的时候，妈妈又离了婚。签过离婚协议以后，灯灯跟着程述尧，姚姚跟着上官云珠。家就这样散开了。上官云珠与贺路结了婚。上官云珠受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五年禁演的惩罚。
这一次失去可以叫爸爸的人，是姚姚九岁的时候。
她跟着不敢撒娇的妈妈，留在原来的房子里。那是一栋精巧的西班牙式的公寓房子，样子十分优美，楼上有两扇哥特式尖尖的小窗并排排着，常常在那里遮着白色的抽纱窗帘，它们在因为多云而飘忽的阳光里，散发着奥斯汀小说恬淡而雅致的气息。公寓里一共有四套正式的住房。她家在三楼，是那里最大的一套，有一个宽大的露台对着花园。姚姚的生活好象没有什么变化，还在徐家汇的钢琴老师家学钢琴，她弹得不好也不坏。她在小学里的功课，也不好不坏。
在从楼梯走上来，看到一个玻璃的铸铁门，有太阳的时候，楼梯上一级级，都是门上铸铁细细曲卷的花纹的影子。从小陪她睡觉的保姆走了，弟弟和会讲故事的奶妈也走了。她一个人上楼梯，回家。
楼梯里通常都是静静的，二楼住着从一个带着大花园的洋房里搬来不久的锦江饭店女老板董竹君，那时她常常生病在家。她原本是一个上海踏车苦力和粗使娘姨的女儿，被家里卖进妓院做清倌人，靠自己的奋斗，她成了上海滩当时唯一的川菜馆女老板，像杜月笙那样的大流氓去吃饭，也要等座。她的锦江餐馆扩建，能在新老餐馆之间，架法租界当时唯一的一座天桥。像上官云珠一样，她也是上海滩上的一个传奇。在上官云珠被罚五年不能上银幕的时候，住在楼下的红色老板董竹君，在将锦江饭店奉送给上海政府，成为政府招待重要人物的地方后，自己终于成了锦江饭店里已无实权的顾问。姚姚悄悄地经过了她家的门口。
有时也在楼梯上遇到二楼那个美丽而且雍容的女人，她就让到一边，垂下她的眼帘。她不大和人说话，是为了怕别人问起家里的事，她也不说留给她的伤心，她也不知道，对楼下的那个女人来说，女孩子严守着的这点秘密是如此单纯。就算她在楼下听到过家里争吵的声音，就算她知道妈妈在盛怒之下打爸爸嘴巴，在她的眼里，也只是大海里的一朵小浪。那时姚姚也没有被吓哭，她只是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看着，直到奶妈把她带开去。妈妈的事，许多人都知道，可她从不跟人说。
下雨的时候，露天楼梯上的红缸砖在玻璃的雨珠子外，红红的，暖暖的。熟悉的人都离开了。姚姚等弟弟灯灯从全托的幼儿园回家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去和弟弟玩。然后就去程述尧家几个小时。她打开有铸铁栏杆的玻璃门，沿着红缸砖的楼梯飞一样地跑下去。她经过一栋棕红色的大楼，脾气古怪的国学大师熊十力就住在那里，他正在哀叹自己的学问要无以为继。又经过一栋绿树婆婆的小楼，那是留在上海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宅院。永安公司公私合营后，他们在家请了戏班子来唱京戏《山东响马》。越过一个小三角花园，里面的夹竹桃树上开满了桃色和白色的花，散发出令人头昏的怪异气味。孩子们中传说，那花是有毒的，闻了就会死，所以，大家在经过夹竹桃树下的时候都屏住呼吸。大概姚姚也会是这样的吧。她来到一个大弄堂里，程述尧在一栋普通房子的二楼，租了一间大房间住。
像所有的孩子会做的那样，她也绝口不提离婚的事，到了程述尧那里，她一样撒娇地叫“爸爸”，一样和弟弟玩做一堆，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到晚上，又高高兴兴地回家。
“你问程姚姚的事情吗？她不太讲话。”当年，姚姚中学里的同学约伯说，“我从来没跟她玩过，我是那种很顽皮的学生，对她这种白白净净的小姑娘，离得远远的。我印象里她是碰不得的，一碰就眼泪汪汪，要哭的啊。”
只是过了不久，程述尧要和从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结婚，将灯灯送回北京老家去由父母抚•;;养，姚姚就只在灯灯暑假来上海的时候才去程述尧家了。其实，上官云珠从没有制止过姚跳去找程述尧，只是姚姚从来不在妈妈面前表达，自己还想去程家看弟弟以外的人。过了一些日子，楼下的董竹君和妈妈商量换房子的事，妈妈把家搬到附近的另外的公寓里。
离开这个精美的小公寓时，上官云珠已经被解禁，成功地在《南海风云》里扮演了一个女游击队员，终于博得电影界的官员和同行们的一致肯定。她的成功，让上海的旧电影明星们由衷的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也可以努力适应新电影的希望。她重新站稳了脚，成了党看重的演员。1956年1月，她被突然接去中苏友好大厦，那是一栋在哈同爱俪园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式建筑，它用一个细长的尖顶将一颗在夜晚可以发光的红色五角星送人云端。在那个天顶高大的正厅里，她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据说，她在那一天的日历纸上写了一行字：“今天晚上，我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啊。”
小学毕业以后，姚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钢琴专业学习钢琴。
“她和她妈妈一样，长得也很娇小。人家一看她，就知道她是个娇小姐，她衣服很讲究，用的东西都是最贵的，总是穿皮鞋。那时候穿皮鞋的女同学就不算多，大多数人穿的是家制的布鞋。脸那么白，手指白白净净的。虽然她总是想要掩盖自己家的生活条件，可是一不当心就漏出来。”姚姚在附中的同学仲婉说，她说着挑起一边的眉毛，她是学声乐的，直到现在，还有个嘹亮的大嗓门，“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很积极向上，大家都以艰苦朴素为荣，太讲究了，不合潮流的。可是，有家庭背景的同学总还是和人不一样。姚姚的妈妈是有名的电影演员，她生活得比一般同学要优越，她为这一点得意。但是她也知道这样的思想意识是不行的，所以又常常注意掩盖”。经过了许多次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一些姚姚写的东西。其中有一小叠发黄的红线报告纸，是她在毕业时写的自我鉴定。她用细细的钢笔，将自己的中学时代写在现在已经黄渍斑斑的六十年代出品的纸上，在那些粗糙质朴的纸上，能看到没有完全打碎的黄色的草茎，要是你把那上面的草茎拉出来，纸也就被拉出了一个小洞。她的字规整而大方，态度诚恳而谦恭。她在毕业回顾中，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我和思想进步的同学做朋友，就表现好一点，要是和思想不要求进步的同学在一起，就消沉下去。”她这样写道，“在初中的三年中，我甘居中游，安于现状，没有什么意志力。升高中时，也听到别人对我的升学有意见，认为像我这样的成绩不应该能升人高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有些害怕，思想上也受到震动。但后来我就忘记了。开学不久，我就与政治上不求进步，甚至有不正确思想的同学在一起，学习上集中思想，成绩下降，不向老师汇报思想，不关心集体，政治学习不发言，上课答不出问题，主课做不出功课，与同学不谈心，总之成了坏学生，犯了错误。正在情况严重的时刻，老师和组织救了我，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帮助我扭转思想。后来，同学们为我开了小组会，为我批判，分析，我也做了检查，表示愿意接受教育，改正错误。”
“记得那一年妈妈打姐姐。那是夏天的事。那天妈妈一边吃饭一边骂姐姐，姐姐站在妈妈后面给她打扇。妈妈骂到生气的地方，转身就打了姐姐一个耳光。妈妈的声音不大，可是脸一沉下来，很厉害的。妈妈打完姐姐，继续吃饭。姐姐什么也不说，谁也不看，接着给妈妈打扇，一下一下地扇着。”灯灯说，“我很害伯，躲在客厅的高背沙发后面偷偷看。姐姐没有哭，脸上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非常平静。”
“为什么骂她打她？”我问。
“表面上是因为妈妈才给姐姐买的新手表，被姐姐丢了。其实是因为姐姐在学校里恋爱了，她好象是爱上了班上的男生。”灯灯说。
“听说姚姚给那个男孩子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她喜欢《复活》，约他一起去看苏联电影。”姚姚的同学叶予人回忆说。那时候，中苏两国非常友好，中学生都喜欢看苏联电影，像《白夜》，《白痴》，《复活》，《红帆》，《脖子上的安娜》。《红帆》是个爱情电影，十分抒情。王子的红帆船从蓝色的大海中驶来，来接他曾经邂逅的姑娘。
那是一封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会写的信，在云淡风清里面，带着热烈和唐突。大多数女孩子在青春的时候，都写过这样的信，只是大多数女孩子是等男孩子先写来了信，她们才回信的。信里有差不多的主题，差不多的感觉，谁都能够看出来，在那词不达意的信里，咚咚地跳动着一颗张皇而热切的心，那就是纯洁的心渐渐醒来的样子。
我惊奇的是，姚姚从小目睹着男女之间的思怨成长，可是，当她长大，她还能够这样热切的勇敢的表达自己，还能够这样恳切的渴望着感情的安慰，她的心实在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多了。也许姚姚这样的人，是太需要感情，需要知道有人爱自己，自己也可以热烈地爱上一个人。在一个人青春期的时候，想要爱的念头，常常要比什么别的都强烈。想要爱上人的念头，会像开锅的牛奶一样，在一分钟里面升高，“噗”地漫出牛奶锅，不可收拾。
姚姚也曾经有了这样的一天。
“是的，我想起来了，那个男生穿著淡蓝色的夹克衫。他长得说不上好看，在我记忆里是瘦小的，白白的，但很摩登的，骑着很好的自行车来上学。他的钢琴专业很好，但不要求进步，什么事都是无所谓的样子，也从来不争取入团，好象跟同学也不常常来往的。”仲婉说。
原来姚姚第一个喜欢上的，是这样一个男孩子。
姚姚的专业成绩很一般，可是家庭背景比那个男生要红色一点。毛泽东的接见，让她的妈妈在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已经内定好了的右派名单里逃脱出来。据说，上官云珠被解脱以后，另一个同事就顶了她的右派名额。在宣布以后，那个同事很快被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去了，就像约伯的姐姐一样。而过了不久，上官云珠跟着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国参加电影节，要是有外国同行来访，她也总是被通知参加接待。那在六十年代封锁国门，普通老百姓根本不能和外国人有任何接触的情形下，这是至高无上的信任和荣誉。那是上官云珠的好时候。单纯的女孩子，在青春的时候，很容易喜爱一个生活有遗憾，但又是出色的人，就像美人会爱上野兽的那种柔情。我不知道姚姚是不是也有如此的柔情？混合着怜惜和同情，还有对一个琴艺很好的同学的佩服。我不知道姚姚是对他的趣味着迷呢，还是沉醉在自己内心的柔情里。人的内心是那么幽暗曲折，何况是那样成长起来的姚姚。
男同学把姚姚的信交给了班长。曾和姚姚一起学过钢琴的叶予人说，也许那个男生以为姚姚的感情会要杀死他。而仲婉觉得那个男生是伯触犯学校的规定。学校当时规定，学生恋爱就要受到除名的分。他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必须小心从事。约伯认为是因为那个男生根本不喜欢姚姚，要是喜欢，他就会有适当的勇敢。
姚姚给男生写信的事，一下子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和开朗直率，父亲是个从解放区过来的电影演员的仲婉不同，姚姚身上隐现着从旧上海的伶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孩子浮华幽暗的复杂气味，她对自己家庭时而掩盖、时而显露的态度，既想让人家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又想把自己混进大多数天真朴素的同学中去的矛盾心情和做法，在六十年代朴素的乡村式道德观肃整下成长起来的同学心目里，她是一个带着两面性的异己。在带着遗少情怀，用少年意气默默抵抗自己命运的同学心目里，她也是一个带着两面性的异己。其实，大家都是带着疑问和警惕的眼光来看她，都隐隐约约不高兴地感到姚姚有什么瞒着自己的事，所以，并没有人真正同情她的处境。也许这就是同学们要开小组会批判和分析姚姚的原因吧。
“姚姚很白，她的皮肤很白，很透明。遇到一点点事，她马上就会脸红，而且很红，连眼皮都是红的。那样子，好象脸皮要破一样。是娇小姐的样子。但是，”仲婉有一点为难地顿了顿，才决定说下去，“但是，那时候同学们也议论说，姚姚是一个比较轻的女孩子，她对男同学的举动也常常很随便，高兴起来，会从背后抱别人一下啦，她就是这样的作派。那时候没有人这样做的。所以别人会议论，她妈妈在生活上就是比较随便的，她也是。”
仲婉的这个“轻”字，是含含糊糊，换气似地出现在她响亮而清晰的声音里的，这是“轻浮”的意思吧，只是仲婉不愿明确地表达出来。在学习雷锋的六十年代度过青春的人的概念里，这是很重的责备和很大的轻蔑，也是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词。仲婉拿她的眼睛讪讪地望着我，带着重提不快往事的抱歉和为难，她是在实现她对我的诺言，她曾说过她会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我，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诺言对仲婉的重量，当姚姚眉毛长长的笑脸在我们的谈话中，像冬天天上的月亮苍白地闪烁时，我才慢慢意识到姚姚并不是一个让人提起会感到愉快的女子，也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的女子。
“姚姚又羞又气，两天不肯来上学，在家里抱着被子哭。后采是老师出面说了同学之间的友谊比金子还要宝贵之类的话，才平息了。”叶予人回忆说，那时他已经离开附中的钢琴专业，去学大管，学校要培养他跳级上本科的指挥系，在1963年，他属于专业好，家庭出身也好的幸运少年，他出生在一个有地下党背景的作家家庭里。
可是，真正平息了么？姚姚在那些纸上写着：“虽然这样，但实际上很痛苦。认为自己是全班全校最差的人，别人都看不起我。特别在接到报告单上的品德评语时，更增加了这种想法，我觉得无论学习，思想，没有一样是好的，满身都是疮疤，背上了一个自卑的包袱，抬不起头来。我想自己以后要不声不响做老实人，自己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了。”
这就是那一年上官云珠在家里打姚姚耳光的原因吗？灯灯在高背沙发后面看到了妈妈盛怒的脸。她是因为别人说姚姚轻浮而愤怒呢，还是因为姚姚爱上了什么人而愤怒，为姚姚的行为失当而愤怒？或者说，是为自己唯一留在身边钟爱的孩子那么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名誉，不懂得这时候已是如履薄冰的人生而愤怒？
“后来学校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我注意红了，但又放不好红和专的关系，放松了学习。但不管怎样，我对自己的要求进步了一些。只是由于自卑，还不敢大声说大胆做。那时我的主课老师对我很关心，她帮我定了个人计划，当时我这样想，让我按照计划暗暗做，哇哇喊反而不好，别人看见既会说不踏实，而且会被人笑话：‘你这样差的人也算要求进步？’所以我还是不声不响。这是我小资产阶级自暴自弃的心理的表现，多少还有点‘让我做好了，给你们看看’，一鸣惊人的想法。但是，我的进步并不大。因为没有集体的力量，我这种个人奋斗的想法最后也是失败了。
“主课老师发现我在弹琴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手酸的原因，是方法错了。新的主课老师带我到大学部教研组去找到了问题。老师决定要我回到高二的程度重新开始，大抓基本功，并做很多枯燥的基本练习。我很吃惊，从高二时候开始重来，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简直就是开玩笑。于是，我不想学钢琴了，我毛病多，手指软，而且小，耳朵也不好。钢琴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我对戏剧发生了兴趣，想要换条路走走。但妈妈和老师都不同意我换课，特别是主课老师，说要是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刻苦学习，还是可以学下去的。由于妈妈与老师的话，再加上自己当时也较要求进步，经过斗争，把个人的东西打消了些，又安下心来学钢琴了。”
“姚姚是跟我说过，她不喜欢钢琴，不想学下去了。”张小小说，“但是她妈妈和学校都不同意。她只好学下去。在我的印象里，姚姚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出人头地的，所以听她这幺说，只以为她有什幺事不开心，一时说说，不当真的。”
“姚姚的功课是很一般的。”仲婉说。
原来灯灯在上海听到姚姚天天弹的练习曲，是这时学校规定了的返工的功课。“原来我只把不愿意继续学习钢琴，看成是自己怕困难，其实，这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应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姚姚这样写。原来那时的孩子，要把自己不能喜欢和胜任的事，当成自己的政治问题来检讨的。这样长大的姚姚，还是约伯记忆里一碰就眼泪汪汪的人么？
“她看上去很快活，女生常常在一起疯，里面总有她的声音。可是，其实你仔细观察，就能看出她的心里并不是像她做出来的那幺高兴，她装成幸福的样子。”仲婉说，“我们在一起排戏，学校里演话剧，她演一个被敌人追捕的地下交通员，接触的时间多，我就能看出来。有时候她很起劲地说笑话，可是她的笑是装出来的。”这肯定不是仲婉一个人的感觉，在姚姚的品德评语上，我看到过“不够信任同志”的缺点，希望她在下学期改正。
这么说，姚姚是想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子，生活在十全十美的生活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时候开始向往自己将来的生活了，姚姚扮演的那种女孩子，就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向往吧。为了扮好那样一个女孩子，她像仲婉说的那样，苦苦藏着生活的真相，看起来，她并不懂得扮演什幺样的人，你以为你是，可真实的却不是，对周围的人来说，这就是不诚恳。在少年人的友谊中，不诚恳的人，就不会有朋友。我想起来爽朗的仲婉在见到我时，最初说过的话。我们在她家的沙发上坐下。
“听说你们是好朋友？”我这样开头。
她直着身体说：“我和姚姚算得上很熟，可我也只是知道她的某一部分，我并不真正了解她。我们算不上是坦诚的好朋友。”
姚姚的朋友，就是因为她怀着这样的苦心而失去了。
她那样要在别人面前十全十美的理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开始反抗妈妈，所以，大概不再是从她妈妈的心愿来的。那是她自己的希望。我想起了曾经读过一首女孩子写的诗，那首诗里说，小河在它的河床里，小鸟在它的鸟巢里，云在蓝色的天空上，花在它的枝头上，小孩子在他的摇篮里，上帝在他的天堂里，世上的万物都在自己的地方，这就是世界。姚姚这个在动荡飘零里长大的女孩子，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令所有人快乐的女孩子，想要有着十全十美的生活。
在附中毕业的时候，姚姚没有考上上海音乐学院。学校希望姚跳到新疆的军垦农场去，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的边疆。可姚姚没有去。过了几个月，上官云珠带姚姚到五官科医院，请医生检查声带。然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周小燕教授收姚姚为声乐系学生，主修抒情女高音。那是1964年，姚跳离开家，住进音乐学院女生宿舍。音乐学院的女生宿舍，是靠近淮海中路的一栋大洋房，并不知道从前这是谁家的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的式样，顶上有一些错落的洋葱祥子的尖顶。姚姚就住在那些尖顶下的寝室里。
离开家又摆脱了钢琴以后，姚姚的性格突然变得开朗活泼，同学们笑闹的时候总是有她的声音。她参加了话剧小组，演革命者。“她在演革命者的时候动作就特别用力，表情也特别激昂，她是很想要表现出自己革命者那种昂扬有力的样子的。但是就是不像。”仲婉说。
她也积极要求进步，想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学校开展学雷锋的时候，她特意在全校大会上发言，说自己从前有十三件毛衣，以后向雷锋学习，要艰苦朴素。当时听她这么说，把同学们都吓了一跳，那时候，有一两件毛衣的人，就算家里有钱的了。她居然有十三件！可大家也觉得她很真诚，能把这样的事都说出来。还自动说了对母亲的个人奋斗和名利思想自己的认识，把母亲给她买回来的许多东西，看成是对她的拉拢。于是，她大学一年级时被评上学雷锋积极分子，后来人了团。听说她总是在外衣上别着团徽，高兴极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姚姚最早成为黑五类子女。音乐学院的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一时有一百多个战斗小组之多，音乐培养起来的激情像火焰一样燃烧起来，气氛渐渐变得激烈和残酷。音乐学院中，有不少像姚姚一样的黑五类子女，不久，革命者把黑五类子女称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要是与家庭划清界限，仍旧可以当红卫兵。于是大家纷纷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姚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就不再回家去。那时候，上官云珠已经动了头部的大手术，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可是被迫出医院，回电影厂参加运动。
不久，在音乐学院以高干子弟为主的同学陆续加入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在音乐学院的红卫兵组织“抗大战斗队”，那是上海大学中最早的造反组织之一。可教育好的子女们参加的，是一个外围组织，叫“红战友”。姚姚和仲婉跑到教室里，像红卫兵那样，狠狠写了三天三夜的大字报，揭发旧教育制度对青年的毒害。在这三天三夜里，她们商量决定，也参加“红战友”。
“不困啊？”我问。
“不觉得，真的不觉得，反而觉得过瘾。”仲婉笑着说，“平时看姚姚那种娇弱的样子，可她能熬得很。”
就这样，姚姚认识了“抗大”的领袖人物、民乐系学生燕凯，一个高大英武的干部子弟。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回忆起，那时，姚姚是从什么地方为自己找到一套红卫兵服：一套陆军女兵的草绿色军服，一顶带硬檐的老式军帽，铝制毛主席像章，一条帆布军用皮带，是铜扣子的，许多人曾用它打人，电影厂的红卫兵也用这样的皮带打过上官云珠。这个大病缠身，有思维障碍的电影明星，被人一个耳光打得后退好几步，才倒在地上。
那个如火如荼的秋天，姚姚和仲婉，穿著这样一套行头，乘免费火车到北京去等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泽东佩带红卫兵标志，领着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狂热的学生。从夏天的第一次接见以后，全国的学生就开始往北京去。政府对全国铁路系统发了紧急通知，要求火车免费送学生到北京见毛主席，并提供所有方便。不到十岁的孩子被管着不能去，在大街小巷唱着突然在孩子里流行的儿歌：“我们要去革命大串联，上海市委为啥不同意？”
月台上人山人海，全是去北京的学生，全穿著差不多的衣服，有人不停地用手在胸前摸索，伯别人把自己别在衣服上的毛主席像章挤掉了。门口上不去，于是有人从车窗爬进去。身手矫健的，是从体育学院出来的。车厢里坐满了，站满了，行李架上坐满解了，长椅子下躺满了，最后连薄薄的椅背上也坐了人。和逃难的车不同，车厢里全是年轻人，背颂着毛主席语录，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大家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彼此亲爱，不分男女。这样的火车，一小站一小站地停过去，因为沿途的红卫兵也要去见毛主席。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厕所，没有洗脸的水，年轻人肌体的芬芳、酸腐的汗气和排泄物蓬勃的臭气充满了整个车厢。三天三夜以后，到了北京。这时候，她们才知道，从全国各地到北京的火车，都是一样的狼藉。她们经过红卫兵接待站，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找到一个大教室，里面等天安门接见的人已经睡了满地，她们被安排在空出来的一小块地上。
仲婉一头倒下去，那是三天以来第一次躺下。
姚姚倒下去，又坐了起来，因为她边上睡着一个从北方小城来的人，头发结在一起，散发出气味。“她一定有虱子！”姚姚推着仲婉。
“累死了，就将就一下吧。”仲婉说。
“不行阿。”姚姚推着仲婉，想要另外换一个地方。
到哪里去换呢，到处都挤满了人。而且这是嫌弃一个红卫兵脏。仲婉生气了。
姚姚垂下眼帘，不再坚持了。
陌生的教室里，满是累得要死的年轻孩子，一夜睡得死去活来。肚子里有蛔虫的人磨牙的声音，熟睡的人打鼾的声音，路上受了风寒的人咳嗽的声音，浸透了脚汗的回力牌球鞋散发出来的奇臭，北京深夜硬朗而干燥的气味，在每个人的睡梦里游荡。等仲婉早上醒来，看到姚姚还在原地坐着。她实在是睡不下去。
她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站的敞篷车慢慢开过来，被几十万人挤得满满的广场上，发出闷雷般的欢呼声。所有的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所有的声音都混在一起，所有的孩子都激动得哭了。
“姚姚她也哭了吗？”我问。
“哭！”仲婉说，“哭得要命。那时候是见到了毛主席啊，还能不高兴得直哭？连喊了什么都不记得，就把嗓子全都喊哑了。受过声乐训练的人，能把嗓子喊哑，你想想看这是用了什么力气。真的是可以幸福得死掉。”
姚姚也借着去大学串联的空，独自去看了灯灯，从贴满了大字报和毛泽东像的中学走廊里出来，灯灯已经是一个饱读祖父家藏书而沉默不语的十五岁少年。他在祖父家被客客气气地照顾着长大，暑假里看到妈妈用耳光管教高中时恋爱的姐姐，心里反而有些羡慕。
他们俩就站在学校门口说了一会话，在高音喇叭铿锵的音乐声里。
说到妈妈。
姚姚告诉弟弟妈妈在上海被斗得很厉害，被打了。因为她是明星，还有，因为毛主席曾经单独接见过她。
“这不是光荣的事吗？”灯灯惊奇地问。
姚姚没有说话。
“她告诉你她去电影厂贴了与你妈妈划清界线的大字报吗？”过了三十四年，我问灯灯，他已经是一个四十九岁的编辑了。
“没有。”
“她说妈妈被斗的时候表现出什么？担心？难过？”
“没有。”
“她告诉你她到北京干什么吗？”
“说是串联来了。”
“没有说是等毛主席的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没有。”
“她什么样子？”
“挺高兴的。好象很忙，说了一会就走了。”
姚姚没告诉仲婉自己去看过弟弟。
上海红卫兵革命委员会整理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历史材料，音乐学院的“抗大”整理了民乐系主任于会泳的反革命材料，他们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给江青写信，指责她用人不当，让阶级敌人混进革命队伍。张春桥从军队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工厂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所有有上海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的学校，整治学生，解散红卫兵革命委员会，核心人物作为反革命被关押。
姚姚所在的“抗大战斗队”，决定组织宣传小分队，离开学校，到东海前哨各岛和苏北沿海的部队演出红色歌舞，宣传毛泽东思想。姚姚回家取了一些衣服，就跟着小分队走了。这时的家，漫骂上官云珠的大字报从公寓的大门楼梯上一直贴到29室的门口，那都是些不堪入目的话。整个楼道上散发着纸张、化学糨糊和墨汁的酸气，那是姚姚熟悉的气味。家已经被抄了无数次，什么人都可以来，有一段时间，连大门都不能关。学校的学生来了以后，工厂的工人来，居委会的人也可以来抄一次，就是社会上的闲人进来抄一抄，也没有人敢挡一挡，要金笔，要钱，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拿走，临走再把吓得发抖的上官云珠打骂一番，原来一丝不乱的家，现在不再有了。上官云珠脸上身上伤痕累累，还有更多的，是被人用包着橡皮的铁条打的内伤，皮肤上并看不出什么痕迹。打她的人，不许她说出逼她交代的到底是什么，也不许她告诉别人，在审问时被打。“那些事，是死也不能说的。”上官云珠告诉姚姚。
姚姚很快就跟着小分队离开上海，知道上官身体不好的同学劝她回家照顾妈妈，她说：“她不愿意我留下。”
姚姚跟着同学们走了。那一次演出特别紧张，几乎没时间自由活动，只有在行军坐长途汽车到下一个演出点时，大家才有时间在一起开玩笑。可本来活跃的姚姚这次几乎不参加大家的玩笑，“出奇的沉静，”连一起去演出，平时没有什么交道的男同学，正陷在与仲婉的初恋中的叶予人都注意到了。他望着她，觉得“她突然像一个沉静的未知世界”。
她爱上了燕凯，这是一个骄傲的人，为他的革命父亲骄傲，为父辈的理想骄傲，为他们的百折不挠骄傲，为自己身上流着革命者的血而骄傲，为自己将要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骄傲，为自己是最坚决的革命者骄傲。这个时代的干部子弟，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男孩子，几乎是最为自己的父辈和父辈的事业而骄傲的一代人。以后，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父子。那种骄傲，在一个男孩子身上，就是迷人的气息。
那是一个从冬天到春天，让人看着都心醉神迷的爱情。“就像在外国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我那时也在恋爱，可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过。”仲婉说，她的脸上又浮现出轻轻的笑容，惊喜的，有点害羞的，犹豫的，有点被吓着似的，那是拘束的中国孩子看到亲热的情人时的笑。“他们真的是很爱，很爱。是那个时候少见的爱。”
在1968年的春天，中国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孩子，全都穿一样的蓝布制服，凡是被匿名大字报揭露出来的爱情，男人和女人就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受不了耻辱的人，在一夜之间就变老了，在黎明将要到来的凌晨自杀了，青浦潮湿的田地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黄了，在人的神经系统最脆弱的时候，有人就疯了。那是一个以革命的名义铲除柔软人性的残忍的春天，在那个春天长大的孩子，都会有一颗性冷淡的心。高大英俊的燕凯，当着同学们的面，把姚姚抱起来转圈。姚姚发出过那样响亮的笑声，满脸都是红云，连眼皮和额头都是红的。暮春时，姚姚住进了燕凯的琴房，他们日夜都在一起。姚姚常常不回寝室睡觉，在学校里很快传开，这并不是寻常的事，四周的人一时不知道怎么对待，有人就装做不知道。叶予人和他们是熟朋友，和他们开玩笑，他们的脸上就出现了满面的红光。“那就是幸福。姚姚是一个有过幸福的女人。”他说。
“她一定很高兴的吧，就这样，什么也不管了，什么也不怕。”我问。
“当然，不光是高兴，他们真的是幸福。当时小分队里有好几对恋爱的同学，大家都是在恋爱中，但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热烈。”仲婉说。
“为什么他们会那样？”我问。
“他们忍不住吧，学音乐的人是这样的，不容易掩盖自己的感情。”仲婉说。
他们在爱情里的沉迷和奔放，在那样一个禁欲与凄苦血腥的春天里，有一种倔强不甘的气息，像隆冬里的花，不论怎样的不合适宜，它就是要开，而且要像春天里所有的花那样开放。燕凯的父亲这时也巳经受到冲击，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夺权，被批斗，被抄家。这一次造反派已经有了经验，被冲击的家庭也已经有了经验，燕凯家住的大院子里，被夺权的家庭连夜烧信和照片，男孩子们组织了护家队，与疯狂抄家的造反派大打出手。造反派说他们是螳臂挡车，其实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姚姚和燕凯，这两个不常回家的孩子，日夜在燕凯的小琴房里物我两忘。
1968年11月23日清晨，仲婉听到楼道里有人叫：“韦耀，家里出事了，快回去一次。”
在这以前，已经有一个叫唐群的同学也这样，在一个清晨被叫回家，结果是母亲自杀。
仲婉从床上起来，打开自己寝室的门，正看到姚姚从楼上匆匆下来，女生们已经纷纷起床，站在门口看着她。姚姚垂着眼帘，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谁也没看，就跟着学校来叫她的人下楼去了。
“你会写到上官云珠的自杀吗？”有一个在那个街区长大的人问我。他在1968年十岁，是复且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要是你会写到她的自杀，就把我听到的细节写进去。上官云珠跳楼的时候，正好跳在楼下正在歇脚的菜农的菜筐里。那时候是凌晨，小菜场还没有开门，送菜的农民在她家楼下等着。你记得我们小时候小菜场用的那种大菜筐吗？用粗铁丝编的，有圆桌那么大。她正好跳在一筐青菜里。十一月份，那种一烧就酥的小棠菜，碧绿生青的小棠菜。那筐菜里全都是她的血。跳下来的时候她还能说话，告诉人家她住在哪里。你知道那筐菜后来怎么办？小莱场的人用冲垃圾的橡皮水管，把菜上的血冲掉了，卖给了来买菜的人。”
他告诉我这些时候我们正在一个餐馆里吃饭。饭桌上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她“嗯”的一声叫起来：“你们不要说了好不好啦？这是在吃饭的时候呀！”
燕凯陪着姚姚，从学校赶到家里，继父说已经把人送到医院去了，他们从家里赶到医院，医院说人死了，已经送到火葬场去了。他们赶到火葬场，火葬场说已经和死掉的反革命分子集体火化了，没有骨灰。
三个月以后，姚姚和同级的毕业生一起下放到江苏溧阳军垦农场劳动。那是江苏最穷的地方，据说那里的狗是吃人屎才得以长大的。那里没有厕所，狗只要看到人蹲下，就在边上瞪着饿极了的眼睛等，常常人还没有站起来，狗就已经扑过去了。大学生去了，因为多少从上海带去些营养品吃，狗就特别爱吃大学生的屎。还有就是蚊子，成群地飞。姚姚的血甜，天生招蚊子咬，晚上轮着她站岗的时候，就像穿在蚊子做的斗篷里。但是，她在农场的照片，不知道是谁为她拍的了，却张张都是笑着的，她将手插在上衣袋里，微微偏着头，像是一个乐观的革命者，带着硬朗的气息，不再像恋爱中，在夏天的西湖边上的悠然。她用一脸的笑容掩盖了所有的艰难。在西湖边，是燕凯为她照的像，那时，她的妈妈正在被北京来外调的人毒打。她不常回家。她坐在杨柳深深的湖岸的铁链上，后面的湖水上带着阳光的长长涟漪，还有白色的石桥，带着江南山水温婉的情调，泛着白色的光。那时她脸上的笑容也是这样的。只是，细细地看，能看出在西湖上，她脸上的柔和，那是因为笑得不那么用力，还有，柔和里的一点点张皇和无助，那时，她的妈妈还痛苦地活着。而现在，她已经是一个孤儿了，而且是一个离开故乡和爱人的孤儿，是一个贫穷的孤儿，当实在受不了的同学一一逃回上海时，她仍旧得为了农场的工资留在那里。是因为这些，姚姚才那么用力地欢笑着的吗？在每一张照片上。
19**年3月8日，姚姚突然被学校的工宣队隔离，天天盘问她和燕凯的关系，在一起做了什么。姚姚说：“你和你的妻子做了什么，我们也做了什么。”
两个月后，姚姚被释放。这时她才看到燕凯两个月以前寄给她的食品包裹，满满的一大包麦乳精，午餐肉，风尾鱼罐头和一小瓶蚊不叮。回上海后，知道燕凯在她被隔离的前一天已经割脉自杀。音乐学院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残酷运动，所有师生离开学校被封闭在农村，不能回家，离开村子需要学校准假。燕凯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被批斗了。他找到一把盈尺的老式剃刀，极其锋利。听说燕凯乘宿舍里没人的时候，用剃刀在腹股沟的大动脉上割了两刀，肚子上割了一刀挑出肠子，两个手腕上割了两刀，两条胳膊上割了两刀，脖子上割了一刀，他将自己的身体割成了一条松鼠黄鱼，以求必死。他的鲜血从深深的伤口中喷涌而出，直射到床边的墙上，他把被子盖在身上，结果被子浸满了鲜血。他的尸体，放光了血后，缩得小小的。
等姚姚童年的朋友张小小和新婚的丈夫一起，试探着到姚姚家去找姚姚的时候，已经是1970年的秋天了。那时急风暴雨的红卫兵运动已经被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上海的青年一批一批地被送到北方的农村去，在街道上呼啸而过的锣鼓点子，大多数是为了欢送中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惨烈的锣鼓声显出了越来越沉默的城市。从烈火和红旗的日子里走过，那个夏天，城市像一个剧烈运动后的中年人，瘫软在那里，突然就老了。在白色的路灯光下，房子是失修的斑驳，残破的落水管四周的墙面上有发黑的水渍。梧桐疯长的枝条在街道上空纵横纠缠，墙上的红油漆已经不再鲜亮。张小小走上姚姚家的楼梯时，楼道里本来一层层贴满的大字报已经被人清洗过，在走道的护壁板上，留下了隐约的墨渍。楼道里寂静无声，人们很早就睡下了。
给张小小应门的是一个陌生人，上官云珠的家里现在住了三户人家。
“姚姚看到我们来了，很吃惊的样子。她穿著一件咖啡色的呢外套，头发盘在头上，很瘦。”张小小说。
“姐姐那时是把头发养长了，盘在头上，为了遮掉头顶上的一缕白发，那是她知道燕凯死去的那天长出来的。”灯灯说。
姚姚家房间里留着一张红木雕花的圆桌，上面铺着报纸，放着一些晒干的面条。那是在上海的粮店里早上可以买到的新鲜面条，用标准面粉做的，一毛七分钱一斤，看上去比较黑，下锅煮的时候，水会变青，因为里面放了不少碱。还有一种是用精白面粉做的，精细一点，两毛一分钱一斤。姚姚晒的是黑面条。她把新鲜面条卷成一小团一小团的，垫着报纸晒干。如果是买干面条，上海人叫卷子面，要三毛一分钱一斤，煮熟的时间也会略长。每顿饭，姚姚就吃一小团面条。在上官云珠死后，姚姚的全部收入就是后父给的三十元生活费。
“你到我家来吃饭吧，我们吃什么，你也来吃什么。”张小小说。她把自己新家的地址给了姚跳。
“她哭了吗？”我问张小小。
“没有。她看上去是很恍榴的样子，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提燕凯，她太可怜了。”张小小说。“我就问了她，为什么不跟妈妈住在家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她听我问，拿眼睛看着我，好象有什么事不能对我说，最后她才说，因为学校里很忙的。后来阿姨告诉说，那时候姚姚要革命，不愿意回家来。而我是死也不会和我爸爸妈妈划清界线的。”
“她也没有说燕凯的事吗？”我问。
“没有。”张小小说。
从此，姚姚差不多每天都到延庆路上张小小家里去，渐渐，她找到了被赶到五原路住的程述尧。常常就从张小小家去程述尧家。姚姚总是路过五原路上的一个红砖的小基督堂，教堂上的彩色嵌铁玻璃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碎，教堂也毁了。教堂边上的小学教室里，常常传来风琴的声音，那是小学生们在上革命文艺课，木头的老式风琴就算是在演奏最欢快的音乐，也有一种呜咽。这是一条充满了规矩的日常生活气息的小街，即使是在1971年，五原路的小菜场里，原来丽丽鲜花店的老板娘还在卖新鲜的玫瑰花，只是她的花店已经关闭了，她将花放在一个竹蔑编的扁篮里边走边卖。夏天到来的时候她在路边卖白兰花，那像冰一样清冽的香气，混合在露天鱼摊散发出的小黄鱼咸咸的腥气里。“桅子花唻白兰花。”她在路边防喝。沿街的新式里弄房子，小格子的钢窗里，挂着利用蚊帐布做的白色窗幔。摆着方桌和条凳的饮食店里卖大桶的生碑酒，夏天时，小孩子拿家里的热水瓶去打一瓶生啤回家给爸爸妈妈喝，只花一斤面条的钱。不知道是不是那五原路上上海的日常生活抚慰了姚姚的心，每天每天，她走在这条还是充满了沉着的生活情调的小马路上，渐渐，姚姚有了笑容。“爸爸！”她仍旧这样叫程述尧，带着女孩子的娇气。在那里，她和吴嫣一起做过上海色拉，她们把煮熟后切成小方块的土豆，剥了皮切小块的红肠，新鲜微甜的小豌豆再加上一个去皮后切成小块的苹果，用一只蛋黄，加上色拉油，拿筷子把它们搅成蛋黄酱，和土豆它们拌在一起。这是七十年代五原路的家庭里在重要的家庭聚会要做的一道西餐。有时姚姚已经离开程述尧的家了，程述尧会追出来叫：“宝贝，明天要来噢，我们做色拉吃。”“一般这种人生孩子都比别人熬得了痛，比较识相的。”当时在产科工作的护士说。
“医生只是帮她把孩子生下来，她做过什么，不是我们要管的。”医生说，“她进来时，是有人为她来打招呼，告诉我，她是上官云珠的女儿。我知道她的妈妈死了，那时候社会上很乱，她走到这一步，我想一定有原因。”．
我想，那个为姚姚疏通的人一定是姚姚的保姆，她从前就是个助产土。
“她那时候什么样子？”我问。
“她比她妈妈高大，没有她妈妈好看，但一眼看上去，她们母女还是相像的，她的样子像模特。”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那么多产妇，医生她还能记得姚姚的样子。
“她看上去伤心吗？”我问。
“不，她看上去很平静，很正常，很硬气，看不出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医生说。
而这是姚姚的虚假呢，还是姚姚的顽强？她就像她的妈妈一样，就是痛哭，也不会告诉别人她为什么要哭。
姚姚产下孩子以后，就住进了一个六个人的大病房。
“我的床就在她的对面，我先看到她床下的一双鞋子，那是一双咖啡色的皮靴，那时候很少有人能穿这样的靴子，很好看的。她的举动，一看就是很有文化的人家出来的。她和她妈妈很像，我认出来了。后来听护士在厕所里说，她不要孩子了，她的那个男人要比她小好多岁，不是正式的。”真的很偶然，我找到了那时和姚姚住在一个产科病房的女子，她是个朴素的良家女子，圆圆的脸上带着柔和的包容的，和一点点为你操着心的神色。
听说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男子来看过姚姚，我想一定是她的保姆。而那个男的，又是谁呢？程述尧在姚姚做出了这样的丑事以后，和姚姚断绝了关系，声明自己再也不管姚姚的事了。凯凯被关押着，他的爸爸也和程家绝交，他认为是不正经的姚姚勾引了年轻的凯凯，害凯凯坐牢。所以凯凯家的人也不会来看姚姚。他是谁呢？现在没有人知道了。孙阿姨走到姚姚的床前时，是不是会再叫她“宝贝”？那是姚姚从产院里带出来的小名呢。
“那别人有人来探望，她没有人来的时候，她做什么呢？”我问。
“她好象是闭上眼睛休息的吧。”她说。
“只是闭着眼睛？”我问。
她想了想、抱歉地笑了‘“我也不太注意．我的丈夫来了，我跟他说话呢。”
“我们每天要喂孩子三次奶，那时候还没有母婴同房，孩子在婴儿室里住着，护士把他们抱出来给我们。我们一间病房里，就她的孩子不抱出来给她。”她说。
“要送人的孩子，我们就不抱出去给妈妈看了。”老护士说，“妈妈一看到孩子，就会不肯送掉了。到底是自己血肉，看了以后肯定不舍得。”
“第二天，护士交班的时候没有搞清楚，把她的孩子也抱出来了。我听到她马上对护士说，我就不喂他了。她马上就把孩子还给护士去了。”
“她抱了他一下吗？”我问，自己的孩子已经到眼前了啊，红红的，小小的，香香的孩子。
“没有，她把他马上还给护士。”她说。
“一下都没有抱吗？”我问。
“没有。”她说。她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她的心真狠，对自己的孩子也能这样。”
“那天，姚姚告诉我，那天一直说说笑笑坚持到晚上，蒙在被子里哭了一夜。”张小小说。
“她在病房里应该是很奇怪的人，大家也都能知道她的事，有人问她吗？”我问。
“没有。问人家伤心的事干什么？大家都不问。”她说。
姚姚一定没有想到这一点吧，她没有想到在产科病房里，应该是她最尴尬的地方，她最孤独的地方，她最没有遮拦的地方，那些萍水相逢的产妇，那个至今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无线电厂的女工，用自己的沉默保护了她的自尊。她们什么都没有表示，所以她一直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其实，大家只是知道了不说，让她能安静地住下去。
直到她出院的那一天。护士长把她叫到走廊里，最后跟她确认，是不是不带孩子走，她说，不带。然后她写下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再不要回孩子。一对同是医生的夫妇从医院里抱走了那个孩子，他们给了姚姚两百元营养费，答应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那一天她是自己走的，好象没有人来接她。她自己走下去结帐的。”她说，“她到我床边上来说，我要走了。我就说，再见。她没有带孩子，自己走了，到底是难过的。她的声音很轻，就说，我走了，再见。就走了。”
走出五楼的产科病房，被水拖湿的走廊地上倒影着黄色的病房的门，早上，孩子就要从婴儿室里出来了，有性急的母亲穿著白蓝条子的病员服等在走廊里，等着装婴儿的木头车出来的那个时刻。宽大的木头车里睡着整个病区的小婴儿，像一只春天的小鸡筐一样，小孩子在里面发出各种各样的哭声，从走廊的尽头，那些稚嫩的、美妙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产科病房，对母亲来说，那就是天堂的声音。就是躺在床上的人也都会马上直起自己的身体，揭开自己的衣服，不管那时她有没有奶水。
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用水彩笔，蘸上红色的颜料，写在厚厚的铅画纸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时在不少医院的墙上都挂着这样的语录。姚姚从它的下面走下楼去。
姚姚回到了自己家。她睡在妈妈留下来的床上。她小床的对面就是继父的床，还是按照上官云珠生前的样子放着。贺路在乡下劳动，难得回上海休假。但是突然，姚姚开始在朋友家四处借宿，当继父回家时，无论如何不肯住在家里。
“我觉得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姐姐七岁的时候，贺路已经当她的继父了，她一直叫贺路叔叔。他们感情不好。”灯灯说，“可姐姐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也许因为我在山西，也许她只把我当成一个小弟弟看，她说不出口。”
“姚姚告诉我说，她的继父在乡下的五七干校劳动，难得回上海休假。要是他回来，她就觉得很不方便。有时只能在半夜里到厕所里过夜。”张小小说，“从那以后，姚姚变得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了。”学校里已经进入分配阶段，姚姚原来寝室里的床位已经取消。仲婉早已经动身去了吉林。张小小家只有六个平米。从那时起，姚姚随时带着一只黑色的女用大包，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包里随身带着。可她从来没有把那两张小床中属于她的那一张，搬个地方放，她只是让那张床一直保持着上官云珠在世时的样子。她也没有像当时不少上海人家那样，把一间大房间用家具拦成两间，房子异常紧张的上海，在那时常有人家这样做，或者干脆用纤维板做墙和门，从房间中央拦开。姚姚只是保留着房间原来的样子，照相的时候，也特地要坐到妈妈当年喜欢的雕花茶几旁边去。她那消瘦的脸上，还是挂着满面笑容。
灯灯连着追了几封信到上海，要程述尧去把姐姐找回来。那天姚姚跟着程述尧回家去，住在他家的沙发上，因为他家的唯一一间房间里，再也没有地方能搭出一张床来了。姚姚并不能在五原路久留。
“你知道程述铭自杀的事么？”张小小说，“灯灯的叔叔。就是他们单位的工宣队要隔离他，把他从家里带出去的时候，让他自己拿着行李。他就受不了，就自杀了。姚姚告诉我，这件事对灯灯的影响很大。”
“没有啊。”灯灯说，“我不记得那时有很激烈的表示。妈妈不是也自杀了。我一直把燕凯当成我的姐夫，他不是也自杀了。在心理上，我有这样的准备了。”
也许姚姚这样对童年的朋友说，是借了灯灯说自己的心事？
“要是我是姚姚，我早就不要活了。自己巳经成了这样的人，妈妈也死了，等于一个孤儿，活着干什么？只要一死，不就全能解决了吗。”一个人对我说。
可是姚姚并没有死。那时候的照片上，她坐在夏天的绿草地上，抱着膝盖，脸上开着像玉兰一样大，一样白净，一样不能阻挡的笑容。
有一天，她跟着一个童年的朋友来到武康大楼的一户人家，因为那家人有一架钢琴，她想要找一架钢琴练声，准备毕业。那家人家的女主人姓商，是跟着解放军进上海来的第三野战军廿军文工团员，在刚解放时演出的《白毛女》里，她演白毛女。
“那么，你就是姚姚啊！”商阿姨叫了起来，“你和妈妈来看我们排戏的时候，只有那么小，头上扎了一个大蝴蝶结。”商阿姨比划着说，“姚姚就笑，就说是啊是啊。”
“那天，她说正好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家里。后来，她慢慢把自己的事情告诉我，我听了心里真的心痛。我就叫她马上搬到我家来住。姚姚高兴死了，就搬过来住，说是搬，其实也可怜，不过就是带了一些换洗衣服来。”
“现在想起来，姚姚的样子就在眼前呢。她是个很娇憨的女孩子，总是把她的脸在我的肩膀上磨，小狗撒娇也是这样的，阿姨啊，阿姨啊。这样叫着。我真心痛这个女孩子。”
商阿姨把她的手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诉我姚姚的脸摩挲的地方，她的脸上带着一个母亲被孩子撒娇时那种酥酥软软、六神无主的笑容，“住到我家里来了，我才看出姚姚没有钱用，省得要命，虽然她住在我这里，不用另外花钱，可一个那么大的女孩子了，身边总要放一点钱吧。她的继父本来给她每个月二十块钱生活费，后来又不想给她了。我告诉她我家里放钱的那个抽屉，那时候我家也没多少钱，抽屉从来不锁的，我告诉她，要用钱就从里面拿，我女儿也是一样。可她轻易不在里面拿钱。要是实在要钱用了，总是先跟我说，脸上总是很为难的那种样子，总是告诉我什么地方一定要用钱了。那真的是个懂事的孩子。”商阿姨说着，渐渐把一张微笑的脸缩到自己的双手里去，不再让我看见她的脸。她瘦弱的手背上，有一根青青的血管静静地跨过了手背，像地图上的河流，“我真的不愿意想起这个孩子来。一失足就成千古恨，那时候样样事情，都要把她往绝路上逼过去。想起她来，我的心里，那种难过，说也说不出来。”
商阿姨被细细的皱纹密密包裹起来的眼睛，因为泪水而逼红了。她用力闭了一下眼睛，像一个体育课上被老师逼着跳下深水去的孩子那样。我又触动了别人心里努力埋着的回忆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抱歉，从前我采访过的人，那些说到伤心事时候那创伤的脸也在我前浮现出来，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提起，用怎样的方式提起，才是不那么打搅人平静的现实生活的。她的脸因为回忆而悲伤地皱了起来，缩成小小的一团。她说：“可是，我还是常常想起姚姚来，有时候，突然，她的样子就跳到我的眼睛里。”
这样，姚姚总算是落下脚来，这已经是1973年的夏天了。商阿姨在房间里燃着用除虫菊做的蚊香，绿色的，怕蚊子的人总是十分喜欢那种气味，在那样的气味和灰白色的烟雾里感觉到安全。姚姚躺在细藤编起来的躺椅里，大概会很像一大包辗转到站的行李。她的心里会有一点像被除虫菊保护起来那样的安全么？
“她的心里很怕。有一次我送她回家。正在上楼梯，听到楼下有警车的汽笛声，她马上张极了。用手推我，催我马上离开。她独自站在黑暗的楼道里一动不动，好象在听是不是警车会停下来。直到警车的声音远去，她才平静下来。”她的一个朋友说。那就是在1968年贴满了妈妈大字报的楼道，是1970年姚姚度过了行尸走肉般的夏天的楼道，那也是1972年的清晨，她带着只够买一张票的钱，和七个月的身孕匆匆经过、准备偷渡的楼道。在黑暗的楼道里听着警车呼啸而过的晚上，她的妈妈已经死去，她的男孩子已经送人，她从前的男友还被关着。那些往事变成了她的档案，一份不能见人的档案。
1972年，上海各大学，终于陆续开始毕业生分配。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有五届大学生被耽搁在校园里。这时的毕业生分配，由进驻学校的工宣队主持。在姚姚出事以前，音乐学院的分配方案中，姚姚被分配在上海乐团的合唱队，那时乐团正在排练交响乐伴唱《沙家浜》。可是，参加毕业生体检的姚姚被查出了这样大的丑事。于是，主持分配的工宣队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要把姚姚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分配小组找姚姚谈话，告诉她，由于她档案里的材料太坏，包括她的出身，她自己的表现，上海的文艺单位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她。她这样的人，留在上海的影响太坏。
“在那时候，这样的分配就是惩罚。”有个人告诉我，他那时也掌管着一个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大权，“表现不好的人，就是应该为自己的表现付出代价的。那时候的规矩就是这样的。不要说出过这种事的人。要是那一年分配有一个甘肃的名额，那个名额就一定是她去，有什么讨价还价的。”
“这公平么？”我问。
“按着那时候的标准，这就是公平。因为你的档案那么差，你就得接受惩罚。”他说。
“我过去是做错过事，我犯过的错误，越是被学校当成要我去外地的王牌，我越是不愿意以一种惩罚性的决定给推到外地去，左一个‘错误’，右一个‘影响坏’，而碰到我这样的继父是最乐意借助这些，作为把我推出去的‘合法化’的手段。他们这样本来是不对的，（然我也有明智，世界上有时并没有讲理之处。）到我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洗刷过去的错误，用有力的行动和灵活的方式来与这样一些人战斗，最后，是为了求得‘真面目’。我还是相信凡事总有真理，有是非。我对不起我死去的母亲，对不起我的孩子，但是我决不允许这样一些人继续来欺负、侮辱、歪曲我，因为这等于在侮辱我的母亲和我的血肉。”姚姚曾经在商阿姨家放在阳台门边的吃饭桌上这样写过自己的心愿，“我的想法，就是要争口气。”
于是，姚姚第一次对学校摆出了拒绝的姿态：坚决拒绝去黄山农场。
于是，学校就把她的工作分配晾在一边，去分配下几届的学生。
“要是我们学校里有这种人，敢这么做，我也会这样对付她。这一着其实很厉害，这叫把你挂起来阴干。当时要是学校不管你分配，那你的档案就没有地方要，这样，你就在社会上死路一条。你不可能有工作，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没有户口，过年过节的时候，没有户口的人被里弄里清除出上海都有可能的。那时候的户籍制度多少严格，哪里像现在。大多数人最后总是抗不住，要服从组织分配的。”那个人说，“我们不用动气的，只要轻轻地把这样的人挂起来就行了，等她来讨饶。”
说着，那人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强硬的笑容，与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始终是温文尔雅的、笑容可掬的人刹那间完全就不同了，他也已经完全沉浸到往事中去，回到了从前。刹那间，他又惊醒过来，笑了一声，“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姚姚天天到学校去，是商阿姨教她的一招。一是让大家看到她仍旧老老实实，天天到校。二是让管分配的工宣队看到，他们还有一个人没有分配出去。她天天都听到同学们一一离开校园，有了自己工作的消息。天天都看到工宣队拉长了的脸色。她赔着笑脸，一遍遍地说自己的困难。他们一遍遍地拒绝她，告诉她，她的档案没有单位肯要。“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好象我是垃圾。”姚姚回家来，有时这样告诉商阿姨。“我总是安慰她，凡事坚持下去，总会有结果的。”商阿姨说。
不久，音乐学院毕业生分配小组又通知姚姚去湖南，表示坚决不会把她留在上海。这一次，把去湖南报到的介绍信和离校通知单一起给了姚姚，通知她准备脱离学校。
姚姚又拒绝了。
被惹恼的工宣队告诉姚姚，要工作，就去湖南，学校不再分配她任何其他工作。“这样的话，她一定也听说过‘今冬明春’这句话。就是在1973年的夏天流行起来的一个词。”夏中义说，“那时在等待分配工作的人里，都知道‘今冬明春’，就好象是一句针对我们的暗语。意思是夏天没能等到，也没能实现的事，可以等待今年冬天，或者明年春天。可能一开始，是出现在哪个社论，或者红头文件里的词吧，可后来变成了一种对等待和盼望的暗示。当时有过一句话说，只要唱起国际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同志。‘今冬明春’，在那时也差不多就是像《国际歌》对于革命者同样的意思。”
“难道不是绝望么？”我问。
他说，“那时候个人没有什么选择的可能，政府不给你出路，你面前就是绝路一条。所以，大家总是盼望政府会给我们什么，会有什么新的精神，通过红头文件突然在某一天传达到每个人，于是，生活就会有起色。‘今冬明春’的那种心情并不是绝望的，而是盼望。”
那么，默默在盼望着的事，会不会像一个落入深深井底的青蛙，遥望着井口之上圆洞般的蓝天，扑通扑通，一遍遍地跳着，想要跳上井去。
“那时候，我听到周围的人为姚姚找对象。那种情况，大家都觉得还是先找个人结婚比较好，安顿下来了，再想办法。”张小小说，“姚姚一直来我家，我的朋友里也有看上姚姚的，那还是个不错的画家。商阿姨也为她着急，好象也为姚姚找过合适的人。吴嫣也是。怕她这样吊着下去，又会出什么事，另外精神上也太痛苦了。”
可是，总也不能成功。
那还是一个上海夏天的下午，还是在二楼房间竹帘子青青的阳光里，像几年前姚姚认识凯凯时的情形一样。这一次，吴嫣为姚姚介绍的朋友是程述尧家的亲戚。她留他们俩在家里吃晚饭，她从底楼的公用厨房里把她做的冰糖蹄膀用一个木头托盘带上来，还有色拉。她的头发里带着公用厨房里的油气。木头楼梯已经失修，人一踩上去，就吱吱作响，她就吱吱作响地走上楼来，端着一只重油赤酱的大蹄筋。让人真不能想，她就是那个为了苏州的宅子跟特务头子戴笠打官司，最后赢了戴笠的那个名女人。姚姚下楼去做了一道油炸香蕉，她说这是妈妈教给她做的。
吴嫣把冰糖蹄膀放在桌子中央，说，希望你们不久可以请我吃蹄膀。那是上海人谢媒人的礼物。姚姚听了不说话，低着头，笑了一下。
灯灯说，在五十年代，被革命推翻的大家庭里，有些姨太太和小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办法，默默地找一个可靠的人嫁出去，摆脱原来社会阶层的印记，只求能粗茶淡饭，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吴嫣的一些旧朋友，也就是这么做的。
对于姚姚来说，要是真的找不到工作的话，也有人可以在生活上帮一把。我想，也会有这种现实的考虑的吧。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赤裸棵的，就是吴嫣不明说，姚姚也一定会体会到这一点。我想，她也体会到了吴嫣这样阅历丰富、性格顽强的女子，对命运不再有一丝梦想的洞悉和悲凉的心情，还有在无穷的委屈中也要顽强生活下去的勇气。
“那个人叫什么？”张小小问。
“程钰先。”我说。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姚姚和他一起。那个人，很朴实，也很普通，穿著一条米色的咔叽布裤子，姚姚说那个人对她很真心，也很好，可她和他不是一路人，她不能爱上他。”
这时的姚姚，居然还是这样严肃地说爱和不爱的事情，还有爱和结婚的事情。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来她那人人都以为已经泯灭了的女孩子供奉爱的痴情，仍旧是这样坚强地在心里成长着，像无人的沼泽地里的野百合花那样，触目惊心地成长着，让偶然闯进去看见的人吓了一跳。
“在你看来，姚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问。
“她是一个纯真的女孩子。她身上有一种学生气。”程钰先说。
“即使是她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认为她仍旧是纯真的么？”我问。
“我认为她仍旧是的。”他说。
“姚姚真的好可怜，那时候被逼得走投无路。”张小小说。
那段时间里，姚姚就没有一点真正高兴的事情么？
“有的。有一天她来我家，给我看了一封信，是跳克写的，用毛笔写在一张宣纸上，她爸爸来认她了！从前凯凯请她妈妈帮着转信，一直没有回音，过了那么久，回音来了。”张小小说，“姚姚是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她已经快三十岁了，平时要是她伤心的时候，人会显得老。那天她满脸都是笑，好象一下子就年轻了。”
“姚姚那天高兴极了。她爸爸说，要见面有三个地方，一个是上海，可他正在被毛批判，不可能回来送死。一个是香港，还有一个是美国，只要姚姚能出来，他就可以到香港去看她，也可以接她去美国。”张小小说，“她真把我吓死了，那时候让人知道有这种信，一定会要坐牢的，这就叫里通外国呀，这是一个大罪名。姚姚又是有前科的人。我问她拿这信怎么办，她说会随身带着。我知道无论如何她是不肯把信烧掉的，只好一直叮嘱她要把信藏藏好。”
“姚姚也告诉过我一点点。那天在家里，她说苏州老家找到姚克的下落了。我吓得一把抓住她的手说，你可再也不要和这种事情沾边了，你这个人，现在一点差错都经不起了。”商阿姨说，“我也知道她想自己爸爸的，可那时候，她真的再也不能有事。她答应我了，她说噢，知道了阿姨。她是让我放心。”
那天，她和张小小说到一件自已小时候的事。六、七岁的时候，她和妈妈不开心，就拿了自己的一个小包出走。走到马路上，遇到了警察。警察把她带到岗亭里，叫她妈妈来把她领回家去。姚姚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来的呢？
姚姚决定还是自己努力找一个好工作。
“那时候没有什么自己可以找工作的，一举一动都要组织同意，组织分配给你。我陪着姚姚做的，其实就是找到能跟音乐学院的头头说得上话的人，想办法让他们去说服分配小组，让他们重更新给姚姚分配一个工作。”商阿姨说，“我们当兵的人，从来不知道怎么送礼，怎么和人套近乎。听人家说，到这种人家去求人，要送礼的。当时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送礼。自己觉得很难为情。所以拿了一桶油，一些那时候买不到的香菇什么的，有时是苹果，到人家家里去。姚姚总是跟着我。我一进门，就把那些东西塞到门边上，算是送到了。”
“做这样的事，心里一定难过吧。”我问。
“当然！”商阿姨说，“我自己的孩子都送到部队里去了，那是送到老战友的部队里去。用不到这一套。现在是姚姚，情况不同了。不求人去，又能怎么办。但是没有结果。那些人总是说，困难啊，姚姚留下来，影响太不好了。有的人当面答应了，可实际上什么也不会去做的。隔了几天去问，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合适的机会。其实就是不想帮忙吧，不想沾上姚姚的事，怕影响了自己。我们不知道碰了多少钉子，软的，硬的。不知道多少。姚姚苦恼极了，有时候我看她自己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虽然不说什么，但是心神不定。”
“我也劝她安心，但到底没有工作不是办法。”商阿姨说。
最后，连姚姚自己也开始犹疑了。就像一个人站在沙上，沙子往下滑去，哗哗的，就是这个人的脚还是死死踩在沙上，但也不能站稳自己。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真的很可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了。“世上的人总是先人为主的，就算我再努力，可单位一看到我的档案，一听到我的事，就不会对我有好印象，不会要我去工作的。在精疲力竭的时候，姚姚也曾这么说。但她还是死死地踩在那块沙上。
档案像是一把利剑那样，紧紧地逼住姚姚，让她抬不起头来。所有的人都以为她的案里一定会有不少对她不利的东西，那个神秘的牛皮纸袋袋，将她置于死地。在我坐在它的面前时，也这么想。我看着带着积尘气味的那个牛皮纸袋，摸上去，手指上有尘土，一定是有许多时候没有人动过它了。那上面印着一段毛泽东的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打开它，原来里面只有简单的附中毕业鉴定，入团报告，毕业生登记表，1972年的那一份体检表上，医生甚至没有把她怀孕的情况写下来，只是很职业化地写了“子宫底位于剑下约3—4cm处”。在毕业鉴定上，学校写下的评语是，“不怕压力，在资反路线白色恐怖中敢于较早起来造反。”甚至没有对她末婚先孕，逃亡广州的处分记录。有她自己的交代，自己对家庭的谴责，对母亲自杀的谴责，没有来自学校的任何不良的记录。没有。可是，从1973年到1975年，所有的生活道路全被堵死的姚姚，已经被它，被这包小小的，放在一个锁了的屋子里的牛皮纸包压破了胆，被提到它的人那种威胁的口气压得不能抬头。
“后来，到了差不多1974年的时候，姚姚觉得她在这里实在是没有希望了。这时候真正下决心要出国去找她爸爸。”张小小说。“看到她在学英文。她一向是学俄语的，那时候，决定要出去了，才开始学英文。她找了一本文化大革命前的灵格风英文在学，好象还有一本英文版的《毛席语录》姚姚告诉我说，她要豁出去了。她说，小小，小小，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次我要豁出去了。我问她怎么能去。那时候像姚姚这种有前科的人，国家肯定不会批准她出去的，再加上是去姚克那里，更是连说都不敢说的。姚姚说，那里就是一条河，可以从桥上去，可以坐船，也可以游过去。她叫我不要知道太多，这样我就是安全的。她说当年她妈妈就是这样对她说的，不要知道太多。”张小小说。
“我也知道姚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了，自己也紧张，有别人知道情况。我就答应她。所以那天，我们就在一起想象以后的事，像说梦话一样。她说，到了那里，再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档案里有什么了。那是个档案再也不会跟去的地方。我说是的，那样就好了，可以重新做人了。”
“她说，到了美国她要去读书，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就能找到工作。她也不能靠爸爸，靠自己。我说对的，到那里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有成绩了。”
“她说，她一定好好做人。我说，到那时候，你就什么都不一样了。有了钱，你就可以再回中国来，就可以找你的孩子，把他也带去，你们就可以团圆了。那时候我的孩子小，什么事总是先要想到孩子。
“我记得姚姚那时把一双眉毛扬起来，拍了我一下，说，小小，这下子叫你说对了！”
“1974年底的时候，凯凯出来了。他们俩又有了联系。我总觉得她和凯凯在一起，有什么计划。有一次，姐姐和我站在商阿姨家的阳台上说话，她告诉我，又遇到凯凯了。我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她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凯凯的事了。但我能感到他们又在一起了，在外面常常见面。”灯灯说。
“姚姚和凯凯要是不走，真的一点前途都没有的。出来以后，凯凯更加铁了心要走，姚姚后来也铁了心。他们总是悄悄地在一起。我跟姚姚说，这次你真的要当心了。姚姚说，他们现在只是朋友，经过了那么多吓人的事，感情早已经没有了。现在是为了一起出国，才在一起商量。”张小小说。
“他们又说桥，又说游泳的，是想再次偷渡么？还让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我问。
“他们没有说，我也不知道。”张小小说，“只是姚姚总是说，她要豁出去了。”
“可是，后来，姚姚急得六神无主，因为托凯凯带：到美国的信突然断了联系。姚克再也没有消息。我后来才听说，是信箱出了问题。而姚克，只以为姚姚：没有了联系！他也不敢和姚姚联系，他怕给姚姚带麻烦来。姚姚来我家，有时急得坐都坐不下来，只好：和我站着说话，有时候，话都说不下去。”张小小说。‘
那时候，她已经三十岁了，还是什么也没有的一个孤儿，在辫子里藏着一缕早白的头发。
“后来，我丈夫因在浙江文化厅工作，坚持要一个与姚姚有亲戚关系的领导为她安排工作，后来总算设法给姚姚安排到浙江歌舞团。那时候已经很紧张了。音乐学院已经给姚姚下了最后通牒，要是在两个月的限期里没有单位愿意接受，就实行强制办法，去甘肃或者青海，那里可以接收姚姚这样的人。姚姚终于在限期里落实到浙江歌舞团，这是当时很好的结果。当时我丈夫在杭州有房子，说好了姚姚就去那里住，有人照应，我也放了心。”商阿姨说。
所有的人都为姚姚松了一口气，生活终于按照姚姚的心愿，露出了它第一个微笑。
好朋友就要分离，可从来没有这样令人愉快的分离了。最后一次见到姚姚时，张小小和她在一起回忆了许多小时候的事。小时候她们在一起看上官云珠的大衣橱，是她们最高兴玩的游戏。她们打开大橱的门，一件件地将上官云珠的旗袍拉出来看，看那么美丽的衣服，那么好看的颜色。那时候，她们一定想过自己长大了也要穿吧。
在武康大楼昏暗的、堆满了自行车的门厅里，去看孙道临的黄宗江遇见了姚姚。她高高兴兴地叫他：“黄宗江叔叔，我是姚姚啊！”黄宗江看到的是一个明亮的女孩子的笑容，“那是当时少见的纯真明朗的笑容，特别是在那样一个破败昏暗的门厅里，简直像阳光一样。我那时候心里真的感动，那孩子还能有那么美的笑容呐！”黄宗江说，“好象她从来没有受到伤害一样。”他说着，突然扬起眉来，他充满了皱纹的脸上突然像光一样地亮了，带着女孩子的亲呢和娇气，还有喜悦，“你看，就是这样的笑，我总是记得她的样子。”
那一年，姚姚三十一岁。在三十一岁生日时，她收到了一份礼物，是一个学画的朋友为她画的莲花，通红的莲花，盛开在污泥里。为了分离，他们在一起照了相。那个夏天，革命的清教在上海已经退潮，淮海路的理发店里开始按照客人的要求，给人吹蓬头发。可是那时不可以烫发，聪明的上海女子发明了用铜丝卷发的技术，在街道和公园里，常常能看到这样收拾了头发的女子。她们小心而骄傲的在街上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铜丝的温度不那么好掌握，常常可以看到在曲卷的发梢上有烧焦的痕迹，黑发像方便面那样卷起来，发白。当风吹来的时候，她们马上扭头避开，因为那样的人工鬈鬃发很不结实，一阵风就能拉直了它。
姚姚用电话线里的粗铜丝放在煤气上烤热，然后把头发绕在上面，当铜丝冷却下来，把它抽去，头发就会曲卷，像烫过的那样。为了照相，姚姚这样收拾了自己的头发，她很熟练，没有烫焦头发。
那一年，在姚姚和程述尧的努力下，终于把灯灯调回了上海。临别时，姚姚在商阿姨家的厨房里做饭，特地对灯灯说：“我们俩以后就在一起相依为命。”
1975年9月23日上午，下着小雨，秋天就要在雨中回到上海。姚姚也将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工作。行李已经准备好了，就堆在商阿姨家的走廊里。早上姚姚告诉商阿姨要去朋友家辞行，骑上车就走了。
那天墨西哥体育代表团要离开上海回国。按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规矩，外国人的车队将要经过的街区都要封锁交通。十点四十五分，姚姚经过交通已经封锁、不许机动车行驶的南京西路时，一辆长江航运局的载重卡车突然出现在南京西路上。驾驶楼门上的钩子挂住姚姚的塑料雨衣，她立刻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结实沉重的黑色橡胶后轮碾过她的胸和头，将她的上半身压扁在南京西路上。
此时，程述尧的一个熟人正好乘在经过江宁路路口的公共汽车上，他听到江宁路上的人向前面的南京西路奔去，“轧死人了，轧死人了。”他们这么说。他远远地从挂着雨痕的车窗望过去，看到了湿漉漉的南京西路上，有鲜血像浮云一样化开。
听说姚姚的上半身是用铁铲从南京西路上铲起来的。
凯凯由人陪着找到张小小家。他又是怎么知道的，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他曾到火葬场停尸房里去找姚姚的尸体，可在存放尸体的地方没有找到。她被压扁的尸体，被放在整容的地方，公安局问商阿姨要了一张姚姚的照片给火葬场，要用蜡重新做一张脸出来。张小小说：“她是去看朋友的路上出事的。也不知道是哪个朋友。要是那个朋友听到出了这样的事，一定难过死了！”凯凯揪然变色。
程述尧的老同学孙道临，上官云珠的老朋友张乐平来向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姚姚告别。大家都被姚姚那张用蜡做成的脸惊呆了，它比姚姚的脸长了五分之一。灯灯只想认出这就是自己的姐姐。程述尧没有勇气看到姚姚的样子，连姚姚的葬礼都没有参加。只有张小小听清音乐学院给姚姚的悼词：“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张小小听到这句话，眼泪夺眶而出。
1978年，上海电影局为上官云珠平反，推翻了1973年做的“并非畏罪自杀，是因患癌症和对运动不理解自杀”的结论，做出了“上官云珠是属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结论。并为上官云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同一年，由于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姚姚只能在火葬场存放三年的骨灰，火葬场把它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79年，上海音乐学院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师生举行集体追悼大会，墙上挂满了教授们的遗像，触目惊心。可是没有姚姚，因为姚姚是死于一次偶然的车祸，并不是被迫害致死的。
这一年，灯灯放弃了在上海上大学的机会，坚决离开上海，回到北京。他不愿意在这个对他来说充满血腥的城市生活下去了。他改名叫韦然，这一次他终于和姚姚同姓，都姓回上官云珠的本姓，他们的名字要是排列在一起，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家人。
1995年，终于安定下来，成为一名编辑的灯灯，以孩子的生日为唯一的线索，寻找姚姚的孩子。在《新民晚报》记者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孩子的养父。这时的灯灯并不想要回孩子，只是想把姐姐的身世，告诉那个在决不知情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商阿姨想要见到那个孩子，想要告诉他，姚姚曾晚上把头蒙在被子里哭，因为不舍得他，觉得对不起他。程钰先在家里保留着姚姚从他们认识到去世的所有通信，所有的照片底版，准备有一天可以亲手把它们交给姚姚的孩子，让他知道妈妈的经历，并有妈妈的遗物。
孩子的养父母不愿意打破孩子宁静的生活，不愿意用巳经过去了的事情刺激他，不忍心告诉他，原来他是出生在这样惨烈故事里的孤儿。他们彬彬有礼但非常坚决，“请你们就让这个孩子轻松地生活吧。到他更大一些，成熟一些，我们会告诉他的。”他们这样说。那一年，孩子二十二岁。这个故事里的许多人都支持这样的想法，希望保护他的心灵不要接触到故事里的痛苦。
这是五年后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和灯灯坐在淮海中路上的一家咖啡馆临街的桌子旁。现在，姚姚当年的寝室变成上海最昂贵的外国家俱店。程述尧和吴嫣去世后，他们的房子已经收归国有，住着陌生人家了，而上官家也一样。小公寓还在路边，哥特式的小窗还是带着奥斯汀小说的情调，上官云珠死了，程述尧死了，燕凯死了，姚克也死了。而凯凯在国门一打开，就离开中国去找他的生母，他切断了与上海的联系。和姚姚有着密切联系的人越来越少，活下来的人，被有姚姚的回忆所折磨，他们抵抗折磨的方式常常是不愿意提起，就像一个人很痛的时候往往是咬牙忍受。不提，是想让伤口自己愈合。到有人提起的时候，这才发现，原来许多事已经真的记不真切了，而有的事，已经妨碍了自己现在的生活，打破了自己生活中的平静。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平静，他们也不想说了。实在，被我不断打扰的，一次又一次必须重新沉浸到回忆中去，而且必须表达出来的，是与姚姚有着骨肉之亲的灯灯。当他说不下去的时候，他就默默看着地板上的某一点，直到可以继续说下去。但他从不推却和敷衍我的问题。“对不起，我真的让你难过了。”我说。“没关系。只要你真实地写出来，让历史留下来，这就是对她们的纪念。”灯灯说。
“我还是想找到姐姐的孩子。现在只是隐约知道他在和人一起做生意。”灯灯说。
是的，上海的年轻先生常常选择这样的道路，看来那个孩子生活得很合潮流。
我们看着外面经过的人，许多年轻人，脸上的表情总是严肃精明但不沉闷，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和他都不自觉地留意着二十七八岁左右的男人，那是姚姚孩子现在的年龄。他们在我们的窗前走过，穿著英国西服，美国派克大衣，意大利皮鞋，日本式的风衣。来上海的美国人常常吃惊地说，上海看不出中国的样子，反而比美国中部的城市更像纽约，特别是上海街上的人。姚姚的孩子是哪一个呢？他们在我们面前匆匆经过，奔向他们的前方。
——选录自陈丹燕著《上海的红颜遗事》部分章节
上官云珠与女儿姚姚
上官云珠给女儿的信
姚姚，我最亲爱的女儿：你给妈的信，妈都收到了。你说要回沪来照顾我，我认为不必了。妈在医院里很好，有组织上关心、照顾着。你好好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吧。
你一直在妈身边，被妈娇惯了。这次有机会到农村锻炼锻炼，对你是大有益处的。你别看妈在家时一直烧好吃的菜给你吃，可妈去农村、工厂、部队时，什么艰苦也都能受得了。你将来也要从事文艺工作，也要下农村、工厂、部队，也要吃得起苦。你说，是吗？
除了吃得起苦外，你更要好好去了解社会和人世。有些事你太不懂了，太幼稚了，将来会吃大亏的。妈妈就吃过不少大亏。妈妈真想把过去的事儿好好同你聊聊……
你的生父现在在海外，这儿对他的评价不佳。所以，他非但照顾不到你，反而以后还可能要连累着你。尽管谁都知道，是他抛弃了我们娘俩，但一有什么事，有些人还总会把我们同他联系起来的。所以，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二短的话，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望你早些懂事。别再提请假回来的事了，不要让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多，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对你的成见，到那时就可怕了！
你的妈妈字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摘自王林谷著《上官云珠生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