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梅的大逃亡 我的世界时间大逃亡

本文是第一次去镇坪之后写的文章,因故未能及时发表,如今此文已发表于海外媒体。此文详实的记录了镇坪非法堕胎案冯建梅的四次逃亡经历,发此文时,他的丈夫第五次逃亡,成功的逃到了北京,并且与律师签署了委托合同。然而,似乎自由,还离他们还很遥远。

冯建梅的大逃亡

题记:我们每个人都是逃亡者,逃离野蛮、愚昧、专制

一张年轻母亲和死亡婴孩的照片,不经意间铺满了互联网。这是一起发生在陕西安康镇坪县的强制计生事件。冯建梅,一位年仅24岁,来自内蒙古的年轻母亲,在她怀孕第二个女儿8个月的时候,被计生人员强制引产。

虽然强制计生在这个国家对于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不陌生。 但这次,人们可以通过点击鼠标来表达着愤怒。

还没有见到过阳光的孩子,毫无反抗的接受了这个国家的审判,理由仅仅是因为她是超额的指标。她不能为自己辩护,甚至她的爸爸妈妈都不能为她的死刑辩护。执行死刑的是那些叫做“干部”的叔叔阿姨,或许上班前,这些干部还和自己的孩子玩耍,可那天,他们如此理直气壮的按住孩子母亲的手、身体。只是为了整死这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这样的理直气壮并不孤单,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理直气壮了几十年。

2012年6月12日,该事件在微博上发酵到了高潮。一条微博一夜之间转发了十几万次,受众有数千万人。这次,不再是一群愤青携带自己粉丝调侃谩骂,那些平时关注猫猫狗狗的明星,在那晚,关注着这位年轻母亲。

愤怒,似乎无法遏制。我发了第一条微博:“出于基本人道关怀,本律师将前往此地,为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我无法接受在我们土地上,公然的杀戮,如果漠视,我觉得与杀人者无异”。之后有了第二条微博:“镇坪惨案,已经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良知,本律师将在本周前往调查,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如属实,本律师将穷尽国内法律救济方式,如果国内救济无法满足最基本诉求,本律师将不惜任何政治风险,寻求国际人权组织及联合国等机构帮助”如今看着这两条微博,都可以想象当时的愤怒。这是一种最绝望的呐喊,绝望到几乎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扑向热烈的火焰,不顾代价。

当天夜里,我收到很多的私信,包括被强制堕胎的妇女、妇产科医生、计生官员......原本普通的夜晚成为名副其实的不眠夜,因为我发觉:我的心灵如此脆弱,无法承受这样的苦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脚下的这片土地,原来是如此陌生。

公义在这个国家似乎已经缺席很久,时间长的让我们都快忘了他本来是存在的。

6月14日,我登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同行人是我邀请的,一直致力于反对计划生育的专家杨支柱,这是一个心直嘴快、性情耿直的老师。他不许我叫他教授,他说教授是骂人话。

途中,他和我谈了很多计划生育的法律及现状,不忍卒读。官方公开的数据,近三十年,中国堕胎的人数两个亿还多。包括自愿堕胎、强迫堕胎、强制堕胎。即使自愿堕胎,我也是无法接受,因为这是用一个生命的死亡来埋葬男女的情欲。 孩子不能活下去,仅仅是因为父母的错误。

下了飞机,热情的西安同行开车接我们,原本打算一起晚餐,但是由于没计划好,只能请同事直接送我们到汽车站,才能勉强赶上去安康的末班车,我觉得对同事很歉疚。到了安康高客站已经是晚上10点,我和杨支柱还没吃晚饭,而距离事发地镇平县还有五个小时的车程。在安康城区住一晚还是继续赶路?我们略略停顿,一人吃了一碗当地的羊肉泡,决定连夜赶路。我们包了辆车,价钱500元,便向陕南的大山里前进,山路崎岖,夜路上伸手不见五指,进入镇坪县城已是凌晨3点。

一路上,记者的来电不断。不知这一次是否是计生历史上最受关注的一次,虽然比镇坪案更加凄惨的故事比比皆是。

6月15日凌晨3点到镇坪后,找了宾馆匆匆住下。7点起床,约见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邓吉元电话里说:政府的人叫他去调查。我们在镇坪的四天里,邓的答复大多数是这样。我们和他见面的时间实际很短。甚至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到病房里看望,很快就有一个所谓妇联的工作人员挤进来,盯着我们。

第一天白天无法见到当事人,我们选择去他们镇里走一走,同行的还有几位记者。我们努力找到事件的见证人,还原这些天冯建梅经历的事情。

大逃亡的第一站是邓吉元的姑姑姑父牛德云家。也是我们走访的第一站。

老两口60多岁,不满20岁结婚,用着我们听不太清楚的本地话给我们讲着那天发生的故事。今天听来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屈辱与愤怒。姑父性格硬朗,说他们要还我尊严。

逃亡第一站:姑姑家

冯建梅的大逃亡 我的世界时间大逃亡

2012年5月30日下午,冯建梅从自己租赁的房屋跑出来,带着自己6岁的孩子。冯建梅老家内蒙,18岁嫁给邓吉元到了这里,她眉目清秀,是个漂亮姑娘。冯建梅怀了第二个孩子已经八个月,几个月来一直东藏西躲。这天,十几个所谓干部开始跟着她,本应该是乡里乡亲,而予她,却一直都很陌生。十几个干部本来要抬她上车的,却终究没有拗过这个怀着孩子的母亲。

她跑到姑姑家,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当然会接待她,她躲进屋,十几个干部也挤进来,为了防止她逃跑,还把后门用石头堵住,开始在屋子里搜寻,镇长冲着她姑父说:“赶快把人交出来,你的娃在镇上教书,我们想让他搞一天就搞一天,不让他搞就不让。”冯建梅当然很快的被找出来,本来就不大的几间房,于是开始了轮番的“政治工作”。30号晚上开始,六个人一班,每四个小时换一次班,其中会有两个人和冯建梅在一个屋子里,给她做工作,具体说了什么,现在无法追述,因为冯建梅说到这里都是痛苦不堪。两白天,两晚上,有男有女,通夜的做工作,这两个出去,另两个进去工作人员换班休息,冯建梅却无法休息。其他人在另一个屋子喝酒、抽烟、打牌。第二天,有人来说:交十万块钱,就让她去办户口,否则就带她去引产。价格在来回的拉扯中,降低到四万块。冯建梅的婆婆还正在住院,家里怎么可能能拿出这么多钱。直到第三天早晨7点,其他人依然在屋子里喝酒打牌。冯乘人不备逃走。屋子里的人发现冯丢了,赶快去追。

冯所在的曾家镇,是大山里的一个小镇。多数男人都外出打工,一些人靠务农为生,也有些会打猎。曾经,名噪一时的周正龙也同在镇坪。冯逃出了姑姑家,顶着大肚子,沿着山路,穿过一座村民自己搭建的吊桥,这吊桥曾经掉下去几人,村民一直希望政府给些钱修复,十几年也没人理睬,如今这吊桥走上去晃晃悠悠,木头老化,我们走上去都很害怕。

逃亡第二站:王富平家

冯建梅从姑父家跑出来,哪里也不敢去,在大山里呆了一天,她已经几天没睡觉了,直到天黑。她摸索的到了同村人谭银花家。谭银花的丈夫也同样外出打工,冯建梅说要借宿一晚,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当然会接待她,洗洗准备睡了。正在这时,又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冯建梅吓得又无处躲藏。开门后,果然是计生人员。计生人员发现了冯建梅,如获至宝,赶快打电话,很快,来了十几个所谓的干部。几天没睡觉的冯建梅再也无法支持下去,也不管这些干部了,先要睡一觉。这次,这些干部大概唯一表现出来了仁慈。也就让她睡觉,他们在另一个屋子继续打牌、聊天。第二天一早,冯建梅被他们强行的抬到了车里,直接拉到了镇坪医院。

死亡之站---镇坪医院

冯建梅在这十几个壮汉面前挣扎,毫无力量。政府为了规避强制引产的责任,几个人把冯建梅头蒙住,强行签了字。据说此时医生也在现场。冯的丈夫邓吉元正从内蒙赶往家的路上,他当然知道妻子的无助,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屈辱。穿过了黑压压的大山,邓吉元的手机才接通了信号,但一切都晚了,他身上还带着准备交给政府的几万元钱。

愤怒却毫无维权经验的邓吉元只好去政府上访,这是他想到唯一可以表达愤怒的方法。上访不如上网,这个连街头小混混都知道的道理当然很快被邓吉元了解。一夜之间,一张冯建梅与那个计划掉的小宝宝的照片走俏互联网。我们至今也无法知道,这个事怎么就火了。此案也是我们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第一次媒体聚焦关注。

我们在镇坪的四天时间里,实际与邓家见面的时间非常短暂,政府不停的找邓家约谈,约谈内容我们几乎无法知晓。邓吉元只是和我们说:政府答应解决问题,一定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也陪着邓吉元等了四天。以我们的经验,政府是拖延战术,此类案件一旦没有了媒体关注,很快邓家就又成为待宰的羔羊。邓家却一味的相信政府,邓的老爸也为政府辩护,说我们的政府很好,现在要和谐社会,邓家开始也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理由是:我们是中国人。一个农民,自己的孙子惨死在官员手中,却依然为凶手辩护,这是一件费解的事。

很快,多数媒体讲完了故事,准备打道回府,邓家依然坚定的相信19号政府会依约给一个让他们满意的回复。邓家的一些公务员也忽然赶到他家,开始做“安抚”工作。律师和记者为他分析形势,却都没有太多作用。大家也帮不上什么忙,或者说:邓家冷落我们的帮忙。我们只好离开,到了北京第三天,也就是政府答应的19号。邓吉元打来电话:张律师,政府骗我们啊,县长拍着胸脯说,一定给我们满意的答复。现在也没个消息。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已经接近尾声。如同其他抗争事件一样。普遍模式是:私下协议,承诺不再折腾,社会和谐稳定。然而,这次有了新的波澜。冯建梅的丈夫,代替她,开始第四次大逃亡。

逃亡第四站:首都北京

政府失约,网上开始有人指责邓吉元懦弱。这一切似乎召唤着邓吉元内心原始的冲动,他们终而决定,到北京聘请律师。第一时间,我接到了他们的电话。同时,意识到,这依然是艰难之旅。冯建梅想来北京,很快发现医院24小时有人值守,她甚至一度想从窗户上跳下去,逃走。邓吉元不明智的公开了要和女儿去北京的消息。很快,也有人尾随他。一个记者和他策划逃走方案。第一次,打算凌晨3点出发,预先租好车。却被他6岁的小女儿无意说出去,计划破产。第一次的失败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看守增加。第二次索性在白天,记者同行。车还没有开出镇坪县。就被十几人开车截住。不许他们走,双方僵持。打破僵局的方式居然是有人上来殴打邓吉元,同行记者被诬陷为参与斗殴,被带到警察局做笔录。第四次大逃亡,失败告终。

冯建梅终而无法逃走,她还要继续在这片土地生儿育女,她或许永远无法明白:她生在一个插满自由旗帜的方舟中,无法逃走,是她的宿命。

张凯律师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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