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医要靠实打实的疗效说话!
——追忆恩师孔少华先生点滴
第一次和恩师孔少华先生相遇，是在我当医生的第八个年头，那时候我在基层屡屡接诊疑难重症，对中医的理法方药也算运用自如。有位肿瘤患者经我治疗后初见成效，但病情反复缠绵，我只能不断转方换方。然而，不久之后患者再次到我这里复诊，我发现患者大大好转，出我意料。患者如实相告：在北京碰到一位名医，吃了他的药才好得这么快。患者是位邻乡人，知道我常到各地遍访名师，就说下次去北京的时候，带我拜访一下那位“神医”。
200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第一次走进孔少华先生的诊室。老先生白须飘飘、双目有神。“你的方子我也看过了，很有水平，是不是有好几个师父啊？方子稍微有点杂，但路子是对头的。”我心中惊诧，原来孔老的眼光这么犀利。
孔老又关切的询问我在哪里行医，当了多少年大夫了？我告诉孔老，“因为要照顾体弱年高的父亲和母亲，我一直在老家河北涉县行医。虽然拥有中医医师的身份，但和在大城市行医的同学相比，我只能算是个乡村医师。”孔老亲切地对我说：“我父亲孔伯华和你是河北老乡了，他16岁的时候，在河北易县南白杨村开始习医，17岁就在河北易县行医，31岁才应聘来到北京，担任外城官医院大夫。”
这让我感觉非常惊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先生，一直是中医界公认的“上医治国”的典范，没想到从最基层做起。据孔伯华弟子、国家级名老中医裴学义教授介绍：1929年，国民党政府作出“取缔中医”的议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大会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汪精卫国名党政府请愿。面对汪精卫，孔伯华先生义正严辞地提出：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话，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汪精卫同意做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病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眼见为实，看到中医的良好疗效，加之广大民众的舆论和压力，遂被迫取消议案。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对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备至关怀，多所建树，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此后，孔伯华先生又受毛主席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孔伯华随后给毛主席上书陈情，云：“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其培养人才”。周总理后来对孔伯华说，毛主席非常欣赏你的这个观点。于是，教委的同志把孔伯华解放前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办学资料取走，开始编写新中国的中医教学大纲，创办新中国的中医学院。正是因为孔老从国家的高度、民族的气节为中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孔伯华先生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孔伯华治丧委员会主任，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过，孔少华先生在人们面前，却闭口不谈父亲孔伯华的光辉事迹，只是微笑着和我说：“我也当过乡村医师啊！”原来，身为北京中医医院医生的孔老，在“文革”期间遭受冲击，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太阳宫公社卫生院，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底层”，然而孔老反而找到真正当医生的感觉，“在基层行医，对中医大夫的考验可比大城市严酷多了。农民兄弟们的小病小灾总是自己扛着，实在顶不住了，才找医生看病。时常来个病人就是重症、难症，甚至生命垂危、意识不清，想推辞是绝对不行的！还有，医生和患者像是乡邻一样生活在一起，农民们都很质朴，治好了就说好了，治不好虽然不会说什么，但下次就不来找你看病了，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夫觉得脸上无光。不像大城市的大医院，病人天天人来人往，挂号都困难，医生们根本不愁没有病人来。”我了解到，孔老在太阳宫公社卫生院从头做起，居然在一个月后，病人由每天稀稀拉拉一两个变为每天八十多位，很多病人凌晨三点钟就开始排队挂号。孔老很自豪地对我说：“我当中医大夫最风光、最自豪的时间，就是在基层当医生的这段时间。乡亲们不是看医院的牌子有多大、看医生的职称有多高，而是只看你的医术啊！”
孔老的一席肺腑之言，给我以莫大的信心和勇气，成为我未来从医、做人的航标。
后来，成为孔少华先生的学生之后，孔老很严肃地对我和师兄弟们说：“为什么还有很多中国百姓对中医半信半疑？为什么有些江湖游医敢把中医吹捧为‘神话’？为什么有人公开攻击中医药学？我们中医大夫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中医要靠疗效说话，而疗效要靠数字说话！比如说吧，1954年夏，石家庄发生“乙脑”大流行，西医救治的治愈率为70%，死亡率为30%，差不多三个发病的人中就要有一个死亡，比后来的SARS可怕多了。石家庄卫生局请来当地7位名老中医，组成了中医治疗乙脑小组，经中医治疗的34名患者全部治愈，紧接着，第二年又治疗乙脑50多例，治愈率达到92%。国家卫生部先后派出2个考察组进行考察，认定中医药治疗乙脑的经验应该向全国推广。”
“中医对乙脑的92%治愈率，高于西医的70%治愈率，这才叫做用疗效的数字说话啊！而现在有些中医，不说疗效的具体概率，单凭‘治好’（很难说是偶然撞上的，还是真有很高的疗效概率）的几个、十几个病案，就敢说什么癌症能治、肿瘤能治、疑难杂症能治，这不是欺世盗名吗？！很多疑难病症，如肿瘤、糖尿病等，是全世界的医学家都在努力攻克而难以根治！我行医五十年，深知对大多数常见慢性病，中医和西医优势互补，各有利弊。很多西医疗效差的病种（比如疗效仅为40%左右），恰恰是中医的特长所在（比如，中医治疗则能达到80%以上的疗效）！而对很多疾病比如晚期癌症的疗效，中医也只能延缓病人的生存质量而回天无力。中医大夫必须对自己的疗效心中有数，对患者如实相告，千万不能浮夸、‘造神’！”
孔少华先生对很多疑难病症有着很高的把握，比如，在非典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其实非典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从古至今都有很好的疗效，其治则以清热透邪，解毒化淤为法。”在那个非常的时刻，孔老几次要求去非典的第一线亲自用中医抢救病人，但是上级都没有批准，只能化为莫大的遗憾。
孔老还时常对我们说：“一个大夫明码标价挂号费为200元、300元，这体现了中医医术的价值。祖国的中药‘简便效廉’，一周七付药也就是100元左右。加上挂号费，也还是比西医要便宜！可是，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某些著名医院的中医教授、权威专家，居然经常为肿瘤病人开出一个星期三千元、四千元的‘天价中药’，来赚取其中的药费提成，这简直是披着白大褂的‘专家抢劫犯’啊！”
……
回想起孔师的点点滴滴，仿佛他老人家那慷慨激昂的话语又回荡在耳边。近些年来，因为与师兄刘观涛医师要共同完成老师布置的“伤寒论方证”、“金匮要略方证”等课题的临床实证与学术研究，我一半时间在基层，一半时间在北京，虽有奔波之苦，更有学术之乐。我们的学术课题在没有任何学术经费的前提下，单靠自己与合作的医学同仁，就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目前正在陆续公开发布之中，也算告慰孔师的敦敦教诲了。
孙立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