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一搬家凸显北京“黑洞效应”
文／陈杰人
11月21日，国际知名的工程机械企业长沙三一重工宣布，将把总部和核心办事部全部迁往北京昌平区，长沙只保留泵送事业部。这是三一重工在长沙历经20年飞速发展之后的首次搬迁，它不仅是对湖南经济的一次严重动摇，更对湖南乃至全国企业的重大决策有着示范意义。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三一的搬家，也是中国各类企业基于特定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加速向资源集中地北京聚集的趋势体现。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三一的搬迁，一方面将减少长沙的税收额，这对经济总量本不够理想的长沙来说无疑是一次打击，另一方面，长沙此前因为坐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国际知名的工程机械企业而成为世界瞩目的工程机械重镇，此番三一的出走，相当于砍下了这个重镇的一条臂膀。因此，三一的搬迁，首先是对长沙乃至湖南管理层的一记耳光。
三一宣布搬迁的消息后，媒体纷纷猜测个中原因，有人认为是“国际化”之需，有人认为是三一在湖南遭遇了不公待遇。我认为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臆断。
因为，如果说为了国际化，三一早已是国际化企业，且其迁往北京的行为，无助其国际化的进程，要知道，中国有很多大的民营企业，比如华为，并非地处北京，照样能成就国际化之路；
至于说三一在湖南遭遇不公，更是乱猜。据媒体报道，此前一段时间，三一不断被曝商业贿赂和侵犯商业秘密等丑闻。在长沙，三一与中联的对立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在过去的竞争中，更多地是三一采取了不正当竞争手段，比如培养大学生打入中联中科内部以窃取商业情报，等等。在湖南，三一及其老板梁稳根所得到湖南高层的照顾，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这些年来，三一在融资、土地、政策和政治资源的获取方面，都得到了历届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青睐，以至于梁稳根在很多场合都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政治家而非企业家。
那么，三一搬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是梁稳根作为一个有意贴近政治的企业家，更多地从政治方面所作的决策。
纵观过去一段时间，国内大企业在北京的搬迁，进进出出都有，比如东风标致从北京搬离，而这次三一则从长沙搬到北京。如果纯粹从经济学上考虑，这种来来去去很正常，因为企业总是从成本等角度考虑其地理选择，有的时候，业务模式或客户结构变了，就必然面临重新规划选址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上海、江苏、深圳或其他大城市，对各类企业有着各自不同特色的经济资源吸引力。
但问题是，在中国，有一种资源，除了北京，没有别的任何城市具有竞争力，那就是政治资源。
纵观过去多年来三一重工的发展历程和公司老板梁稳根的路径，不难看出，他们走的是“政治经济学”道路，即以政治资源的获得为基础，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过去20年间，三一重工被湖南高层冠以本土企业成长的标杆并将其作为重要政绩向前往视察的领导人展示，没有哪个重要领导人到湖南视察时没被安排参观三一。
在这种政治光环效应下，三一重工更多地成为湖南的“政绩工程”，梁稳根也相继获得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表等各种政治资源，甚至在三一，曾经同时有两个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国民营企业界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而梁稳根也慢慢明白，政治资源和政治光环，让他和三一受益匪浅。比如在湖南，很多银行曾经一度被告诫：如果不支持三一重工的发展，就是不讲政治的行为。
梁稳根获得政治资源的高峰，则表现在去年三一重工高层高调宣布梁稳根将担任中央委员。当时，中组部根据有关领导人的指示，确实将梁稳根纳入了中央委员候选人的考察对象并进行考察。但三一重工不懂政治，在考察后旋即高调宣布此事，这就犯了政治的大忌，一段喧嚣的炒作之后，梁稳根被有关领导认为“政治上太不成熟”，中央委员的事情也就黄了。
在这次十八大期间，梁稳根因为“中央委员”的事情，被记者穷追猛打，情急之下，他又爆出了诸多引起舆论愕然的言论，比如他说党员娶的老婆一定比非党员漂亮、如果党有需要他愿意将三一献给党，等等。这些言论，一方面继续暴露了他政治上的极不成熟和稳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急于向党表衷心、急于获得政治高层的青睐等心理。
可以说，这次梁稳根在担任中央委员失利这一事情上，经受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刺激，而这种刺激反过来又强化了他贴近政治圈的决心。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宣布将总部迁往北京。从这个时间节点上分析，政治原因是梁稳根最终下定决心搬迁三一的重要原因。
三一的搬迁，其实也暴露了两个问题，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三一作为上市公司，本是公众公司，但由于梁稳根掌握控股权，所以这些重大决策，依然是梁一个人就可以左右，这样的搬迁，会不会是三一牺牲股东的利益和企业的成熟发展模式，去满足梁稳根个人的政治意图？
从宏观角度而言，三一的搬迁，也暴露了北京作为政治资源集中地，对全国各类资源的“黑洞效应”。当前，虽然各地本土企业发展也不错，但实际上，哪怕很多没有搬迁总部的企业，其主要办事机构和主要决策人员，也都把北京作为常驻地。浙江某位著名民企的老板就曾向我吐苦水——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很多事情，包括立项、外贸、外汇、技术、人力资源、和领导的相处，等等，都需要在北京才能解决，所以，平时的主要时间并不在企业总部而是在北京。
由此可见，北京作为政治资源的集中地，已经因为政治资源对经济的绝对决定性作用，而产生了黑洞效应——吸收全国各类人才和经济社会资源。也正因这种黑洞效应，我们才会发现，在北京买房的人，很多并非平时在北京生产生活的人；一到过年过节，很多外地车和人员，纷纷进驻北京开展，以致加剧交通拥堵……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需要检讨，北京更需要放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