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鬼六十三岁这一年，在红色十月里，他的《血与铁》与《血色黄昏》同时修订再版，迅即受到老知青及后代的追捧。读者坦陈，读完这两本书，“被血色的中国社会所震撼”、“震撼无比！只觉得这样的社会该死”……这似乎可以看作“知青”一代进入历史的标记。

　　一代人恍惚间步入自己的暮年。老鬼的走俏并不意外，乃是诸种需求的叠加所致：同代人需要回忆，老鬼代表着他们共同的记忆，他把他们荒芜而惨烈的青春岁月保留在文字里；年轻一代渴望了解父辈的历史，而老鬼极端真实的叙事，恰好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当文学变成无聊的码字，老鬼粗粝雄浑的文笔（岳建一语），给予读者久违了的阳刚之气，他所表现的被压制的人性悲剧，在物化时代具有净化心灵的功用，等等。

　　老鬼似乎就是为记录历史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他1947年出生时，中国内战正酣，几个聪明的脑袋，替大众做出了自以为正确的选择。自“解放区”蔓延开来的“土改”，颠覆了中国亘古有之的道德伦理，等到中共执政大陆，一切人事都被迫接受了钦定的命运。

　　作为红色革命者的后代，老鬼面前本该是一条坦途。父母均是正宗的革命干部：父亲马建民官至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母亲杨沫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迈入革命作家之列，这个家庭很自然地跻身被“革命”重新划分的富贵阶层。老鬼这个地地道道的红色后代，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个性”，一生必能过着云上的生活，衣食无忧，逍遥自在。

　　但是他弄丢了自己的前程。他因为太想成为合格的“红二代”，而走上了不归路。

　　弃儿，似乎是他的宿命。性格中那股犟劲，是他全部苦难与不幸的根源。他把一切字面上的东西当真，以官方树立的“英雄”为自我改造的楷模，亦步亦趋模仿之，时刻准备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把自己变成了可爱的“一根筋”，一个令社会管理者头疼的麻烦制造者。

　　他能忍受肉体上近乎自虐的锤炼（练块头、长走），但他制服不了自己的人性——性的躁动（手淫，意淫国母），爱的需求（被组织信任），自我表现（涂胭脂），等等。

　　他根据字面的东西进行人生游戏，而且非常投入和执着，这一切在别人眼里，是那么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都在按照心照不宣的规则在演戏，而且随时可以退出剧情。他却只有“本真”的表现。他不明白自己的行为举止，会伤害别人；他更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变成大众的敌人。

　　历经性饥渴、大饥饿、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他却未能成为革命所需要的螺丝钉，反而因为丰富的人性——抱打不平、真诚、渴望正义、嫉恶如仇等等，被甩出了成长的轨道，最终沦为革命的敌人。他并不想做敌人，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有后援的叛逆者，一个顽皮的较劲者。

　　他或许是革命的敌人，但革命绝不是他的敌人，因为他始终在本能的层面上进行反抗，相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纠错机制，自己所遭遇的并非制度所强加，而是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所造成的。朦朦胧胧的本能，似乎觉出了制度的荒谬，但仅此而已。他羡慕英雄，但自己成不了英雄。

　　《血与铁》是作者代表作《血色黄昏》的前传。它记述了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独特经历，非常真实地再现了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的青葱岁月。自小学开始的一整套英雄主义教育，塑造了主人公激烈、叛逆的性格。出自本能的欲求与被革命激活的表现欲纠缠交织，令他陷入层出不穷的困境而难以自拔。革命就是生活，而革命在远方。游行，串联，打砸抢自己的亲人，革命迷狂主宰了发育中的老鬼。去越南，闯西藏，搞刀枪，蹲班房，最后自愿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这样一段被主流话语刻意遗忘的红色记忆，正是后来者理解“知青”和“红卫兵”一代的密匙。我们也才能理解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破坏性极强的“革命性格”，以及在革命名义下人性的丑陋和卑污。

　　《血色黄昏》写的是他在内蒙古兵团插队的经历。因为“政治陷害”，他成为可怜的上访者。他用了八年时间，才获得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权利。老鬼假借山西大同1976年抗议运动参与者胡陵章名字的谐音“林鹄”，叙述自己因打架而被兵团定为“现行反革命”的劳改生活。八年里，他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挣扎：狂喊、怒骂，夜复一夜的思想斗争，一纸纸发向兵团各级官员的申诉信；一个根本不理他、甚至不愿和他说话的姑娘，成了他全部的精神寄托，疯狂的单恋以及时时涌动着的野兽般的性欲……“没有纯情，只有性苦闷；没有英雄，只有苟活者。”这样的文案非常恰切。

　　一位台湾读者读完《血色黄昏》后写道：“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生为人就已经是悲剧了。书中半天使半野兽的主人公林鹄，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以天使的心面对灰茫的大地，以野兽的力澎湃挣扎！老鬼不只是：‘写！写！写！写出我的爱，我的恨，和我的耻辱！’这样一本血淋淋地呈现生而为人的光辉的书，我期望有一天，它能得到它应得到的‘疼爱’。”

　　《血色黄昏》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普通而残酷的精神奴役，全面展示了兵团的“政治生活”运作，描绘了一幅令人窒息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场景。杨健先生在《中国知青文学史》里称，《血色黄昏》是知青文学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因为“它描述了真的人生和真的历史。知青苦难的历史终于得到了还原。”

　　老鬼描述了一个罪恶的存在，但却未能洞察其实质。

　　在他的世界里，黑白分明，善恶分明，简单的生活逻辑似乎就可应付一切。他要用一己之善恶区分身边人事，获得道德安宁和心灵平静。泛道德主义情结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时不时跳出来。他有忏悔和后悔，也容易如此。因为他易于认定是非，判定恩怨。

　　他的作品隐含着一个深刻的主题：在无信仰的社会里，政府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制造无所适从的孤儿。作为背叛自己阶级的异端，他与亲人决裂，与主流对抗，总是处于精神上的爆炸状态。他以为自己代表正义和真理，才拥有别样的抗争的底气。

　　对接纳他的下层人民而言，他同样是危险的。因为他的“人民性”非常狭窄，他只代表自己在复仇，跟社会上一切邪恶的东西较劲。较劲有时就是目的，他要显示自己的蛮力，以此获得掌声。他太像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拳击手了。他并不担心落魄，他知道会有一个人在托底——革命家庭及其革命关系，在关键时刻总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他真的犯规了，也会被认为是自家人任性的出轨，甚至还显得别致，而不会遭受铸工胡陵章一般的刑罚。

　　他跟母亲杨沫的方式截然相反。杨沫以激情的虚构编织一个理想的世界，激励读者往前走。老鬼则是执着地记录自己的苦难史，以此换取人们对丑恶的认知与警惕。他在这种记录中获得了肯定，既有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有对记录中国历史的价值的肯定。

　　这种机会似乎也属于“红二代”的“特权”，因为一般人很少有机会，把一己之经历转变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普通人的历史很难进入人们的视域。

　　他完成了一个人的中国当代史（1951—1989），其“血色三部曲”——《血与铁》、《血色黄昏》和《血色黎明》，完整地呈现了从一个四岁孩童到胡耀邦去世的漫长历史。对中国当代史而言，在诸多宏大叙事之外，老鬼的自传体作品自然构成了一个文本——真实，当然是老鬼式的真实：他看到，他感受到，他能想到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来自由地书写个人的历史，就可以校正老鬼的记录，平衡因褊狭固执所带来的虚饰与偏离，我们也才有可能描述出中国当代史的真正面目。“我的经历，是一代中国人的经历。”老鬼这句话并不确切，他的经历仅仅是“红二代”中不合群者的遭遇，而非一代人的必然经历。

　　政治狂热，带有强烈英雄主义色彩的救世主意识，以及忽视凡俗生活，似乎可以作为“红二代”的特征。或者说，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格”，易于相信与易于怀疑，冷酷而激情，他们纠缠于“忠诚与背叛”、“正确与错误”、“革命与人性”之类的重大主题而难以自拔。他们渴望站在舞台的中心。作为社会动物，他们有超强的能力和能量；作为个体生命，他们难以享有正常的生活。政治代替了信仰，生命，仅有一次的生命如何度过，困扰着他们的后半生。如果不能与自己达成和解，他们就无法避免痛苦。

　　一个人对自己遭遇的刻意书写，意味着进入历史的自觉。老鬼躲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土房里，续写着《血色黎明》。两条忠实的狗陪伴着他，他因为忠实而被放逐，成为异端和怪人，但他内心需要忠实。

　　他按照自己的经历描述从1976年到1989年的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十三年，也是经历挣扎、似乎看到了曙光、最终沉沦的中国。“红二代”的眼里，肯定有不一样的判断。他有惊人的直觉，他也乐于相信别人的赞语。想想真好啊，在我们忽略过的地方，有老鬼这样的人一字一句地记录着，保留着我们流逝的时光。他还不是一个最佳的记录者，却是一个忠实于自己感官和思考的真诚的人。

　　他是抱着自己命运的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既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乐趣。他认准了的路，一定要走下去。编辑家岳建一先生曾经说过，老鬼是一个原始人。这像是赞语，又似乎隐含着批评。他是一个人在战斗，以冷兵器时代的长矛刺向虚无的夜空。他的边缘化存在，是这个相当自负的时代的悲哀吗？我不知道。对不起，我的战友们”2009-11-1812:33:00　来源: 北方新报(呼和浩特)　跟贴0 条 手机看新闻

37年来，那场大火和牺牲的69位烈士，一直让老鬼难以释怀。当年，还被监督劳动改造的老鬼就有一个愿望，为牺牲的战友们写本书。37年过去了，《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出版，老鬼终于圆了自己为牺牲战友立传的夙愿。

1972年5月5日，老鬼正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高力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一团一连的石头山打石头。他突然听说四十三团着了大火，为救火牺牲了69名兵团战士。

“当晚，我站在石头山顶，遥望东南方向的夜空，小半边天都呈现着暗色的红光，那是熊熊大火还在继续燃烧。猛然觉得这暗红的夜空是年轻战士们的鲜血染成……”老鬼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将来有机会一定为牺牲的这些战友写本书。

2005年夏，老鬼又一次来到烈士陵园，看见荒草丛生，纪念碑残破，铁门锈迹斑斑，人迹罕至，他感到这些烈士似乎已被世人遗忘。

老鬼心情沉重，决心动笔为他们著书。

“时隔30多年，寻找69位烈士亲属和战友谈何容易，但这些困难还都能一一克服。最无奈的是我没有诗才文采，写不出一篇篇优美动人的诗文，风靡一时，为那69位年轻的烈士颂扬。我就是个年轻时喜欢摔跤打拳的尚武分子，孤陋寡闻，学识浅薄，只能用秃笔写一本缺少趣味的书，尽尽自己的心意。”老鬼说，“现在，给这个影星那个影星出了一本本书；给这个首富那个首富出了一本本书；给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出了一本本书，可给为国牺牲的烈士们出的书却寥寥无几。”

40年前，曾有千千万万城市青年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其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1972年5月5日发生在锡林郭勒草原的救火事件，仅仅是知识青年为国捐躯的一个缩影。尽管教训惨重，但兵团战士们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却永远值得尊敬。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震撼内蒙古大草原的青春之歌！完全应该给他们树碑立传。”老鬼说，“对不起，我的兵团战友们，拖了这么多年才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烈士值得我们怀念

在《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采访初期，人们予以关注，这取决于当年悲壮的历史事件，还取决于老鬼这个名字这个人。

“‘老鬼’的名字不是我自己起的。当年我在内蒙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劳改的时候，因为岁数大，衣衫褴褛，面目狰狞，形单影只，被天津知青张喜刚称为‘老鬼’，以后一起打石头的难兄难弟都如此叫我。”老鬼说。

老鬼很喜欢“老鬼”这个名字，他说：“‘老鬼’也是对我那一段经历的纪念。”

“在《血色黄昏》出版时，责任编辑岳建一为作者署什么名字给我提了许多建议，但都觉得不理想。最后我想起了自己在草原上的外号，就告诉了岳建一。这位责编大喜，觉得特别好，就用了老鬼笔名。”老鬼说。

对于对烈士亲属的寻访，老鬼有颇多感慨。

“有一位烈士没有照片，他是当地农工的小孩儿，从来没有照过相。”老鬼说的是烈士龚占岐。

让老鬼不可思议的是，在采访一位烈士亲属时，他被追问：“给不给钱？”

烈士们的平均年龄19岁，最小的15岁，最大的26岁。美丽的青春，在烈火中永生！

“‘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写这本书，我没有更高的奢望，就想给他们树碑立传，希望不要忘记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还是会慢慢被忘记。”老鬼说。

岳建一：老鬼其人与《血色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