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想让后人记住陈廷敬
------答《潇湘晨报》记者问
记者：为什么要写处于康熙朝权力中枢的陈廷敬？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您以前从对腐败问题操作层面的写作，是否可以理解这是您对决策层面、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进行的思考？
王跃文：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对陈廷敬这个人物感兴趣。大概是2004年，我去晋南阳城旅行，参观了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发现这个人物很值得研究。康熙皇帝对陈廷敬的评价是：宽大老成,几近完人。这是这个人物的基本性格。但官场是复杂的,如果完全如康熙评价的这样,陈廷敬只怕在官场呆不下去,不可能为官五十多年老死相位。这中间就有文章啊。历史风尘会掩埋很多有价值的人和事，我想让后人记住陈廷敬。
记者：我同事说很喜欢您以前写的《漫天芦花》。从《漫天芦花》里的小混混“白秋”到《大清相国》的文渊阁大学士，这么大跨度的角色塑造，对于您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挑战么？
王跃文：作家必须有一个本事，就是通过虚构去体验各种人生。不管是现代题材的小说，还是历史题材的小说，都离不开虚构。作家只要善于虚构，写什么样的人物都不是问题。
记者：大清官场毕竟离现在有三百多年，谁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而您的作品一向以“说真话”令人称道，这次的“真话”该怎么说？
王跃文：我写的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历史同历史小说显然是有区别的，写小说必须虚构。我不赞同有者历史学者苛刻地看待历史小说。人们习惯上把《三国演义》看作历史小说，但它能同《三国志》对照着读吗?如果按现在有些学者的观点，《三国演义》简直荒唐可笑。说到讲真话，其实只是我的小说客观呈现给人们的印象，我写作的时候倒没有这么功利，不过是真诚地写作罢了。
记者：您这部小说的虚构和史实的分量是怎样的？或者说有几分史实几分虚构？
王跃文：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人们在阅读现代题材小说的时候,不会想到虚构了多少,真实的有多少。为什么对历史小说就有另外的标准呢?陈廷敬是康熙王朝的名臣重臣,但他为人谨慎,留下可供研究的资料并不太多,倒是从同朝大臣留下的文字里可见蛛丝马迹。这一方面是我写作的难度所在,一方面又为我虚构人物形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记者：小说的切入点是科举舞弊案。无论是山西的乡试，还是北京的会试，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舞弊，这是否意味着在您看来，那个时代的人才选拔环节就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了？
王跃文：清顺治十四年山西并没有发生科举舞弊案，我这里是接花移木。可以说，这部小说中间接花移木、无中生有的地方很多，我觉得这并没有违背小说创作的规律。关键是看对塑造人物是否有利。清朝出现过几次大的科举舞弊案，最著名的江南科场案和顺天府科场案，受查处的人特别多。您提的这个问题牵涉到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我不赞成对科举制度全盘否定或过于贬低，从整体上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对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活力以及选拔人才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个制度越到后来问题越多。
记者：小说里有一段康熙想建“圣谕碑”未遂的故事，在一个专制时代，真的有阻止这种通过“教化”来进行的个人崇拜的力量和行为吗？
王跃文：这个情节是我虚构的，但史料记载确实有的地方提出建龙亭，却被康熙自己否定了。康熙总体上是位开明的皇帝，史载当时陕西巡抚提出修复长城，康熙说：长城虽固，当年我大清照样长驱直入，问鼎中原，重要的是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所以，康熙皇帝不同意修复长城，认为这是件劳民伤财的事。同现在普遍存在的各地不惜成本搞形象工程相比，康熙皇帝比现在有些官员好多了。
记者：在《大清相国》中，您写了许多官场贪腐案，但最后处理的结果往往是职位最低的成了替罪羊，被杀头。而第一责任人往往只是罢免或者降职了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历史上真实的“潜规则”吗？
王跃文：这应该是历史上真实的“潜规则”，而且亘古未变。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自古而然。康熙性格很复杂，有时候对臣工特别严厉，有时候又显得过宽，都因时因人而异。这是封建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所谓乾纲独断。
记者：在书中有一个为了打噶尔丹而实施的“大户统筹”征税政策，虽然这样很容易造成土地兼并，更利于大户盘剥小户，但康熙还是下令实施这一办法。这些大工程的荣耀和辉煌后面，往往是被历史所忽略的民生苦难，您将更多关注放在了这一层面，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跃文：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没有解决财政体制问题，完整的财政体制都谈不上，更谈不上科学的财政体制。所以封建王朝在税赋征缴问题上，朝令夕改、政出多门的情况比较常见，朝廷或地方到底是横征暴敛，还是与民休息，都看碰着的皇上和官员好坏，也看朝廷遇着什么事情。比方到了晚清，因为打太平天国，朝廷拿不出银子，就出现了所谓“厘金”，其实就是乱收费。
记者：您这本书的康熙形象，有很多毛病和缺陷。比如，从小就被高士奇这样的“名师”愚弄，做皇帝后被王继文这样的“干员”欺骗，判断力似乎很成问题？在您的眼中，康熙身上还有哪些毛病？
王跃文：我上面谈到，康熙其实是位很开明的皇帝，但政治是复杂的，有时候皇帝并不是不明是非，而是不会顾及是非。现实的政治利益比是非和真理更重要，政治是功利的。
记者：很多作家和编剧笔下的康熙都是“高大全”的，您觉得为什么他们会热衷于这样塑造明君的造神运动？
王跃文：我不敢说自己塑造了一个很成功的康熙形象，但相比较时下影视剧中“高大全”的康熙，我笔下的康熙应该说是最复杂的，最有血有肉的。历史上确有明君，康熙总体上讲就是位明君，他的问题主要出在后期。老人政治害死人，自古如此。至于有些人的造神运动，我是不以为然的。
记者：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我看来，您写的陈廷敬其实也有点“高大全”的倾向，是中国专制社会中一个近乎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才华、才干、性格、品德都是上品，他寄托着您的理想吗？
王跃文：我塑造的陈廷敬并不是高大全的，他有时也委曲求全，有时也违心办事，有时也投鼠忌器，不像老百姓喜欢的海瑞或包拯。比方他到山东查富伦假报丰收一案，却并不参劾富伦，反而还去帮他。因为他知道，富伦同康熙渊源太深，如果冒冒失失参富伦，不仅人参不下来，该干的事也办不好，自己要吃亏，百姓也要遭殃。但陈廷敬的才华、才干、性格、品德确实都是上品，中国历史上效法圣贤为人处世的知识分子确实不少。我们现在只能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
记者：聊聊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吧。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什么时候写完？您主要参考的历史资料是什么？写这本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借古人之杯酒，浇心中之块垒吧。是激动？平静？痛苦？愤懑？还是别的？
王跃文：这部小说从2005年开始动笔，大概写了两年，可以说是我长篇小说写作时间最长的。主要是因为需做些史料准备，而我的史学修养很薄弱。我翻阅了相关的《清史稿》，读了大量清人笔记，细读了康熙朝实录。康熙在位六十年，哪天发生什么事，大臣们是怎么上奏的，皇帝是怎么处理的，我都细细看了。这个工作相当费神费时。现在小说摆在读者面前了，里头谬误之处肯定仍然不少。我只是对陈廷敬这个人物感兴趣，这是我写作动机的全部由来。我赞同一句很流行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当我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太多的历史隔膜。古今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