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凡历史人物，不管是成者王侯还是败者贼寇，他们的功边是非，总逃不脱后世的悠悠之口。正史野史，褒贬不一；加之不断积累的小说、演义、传奇，乃至佚事、秘闻，和今天兴起的戏说，使得再真实的历史也变得迷雾重重、甚至面目全非，这些，现在既可以登大雅之堂，也可以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比如，项羽，赫赫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却刚愎自用，终使霸业成空，惟对滔滔乌水，十面埋伏里听楚歌四起，别姬的情境最为凄凉无奈，纵然人说他还是有机会东山再起，但令多少古往今来的英雄骚客感叹那一句“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比如，萧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月下追韩信到未央宫中献计，大汉国江山的开创和稳定有他多半功劳，史有贤相之名。但也有说他借口为避刘邦猜忌而大肆贪污；后来又为保个人富贵任凭吕后诛杀刘姓子孙。
比如，刘彻，所谓秦皇汉武，这个皇帝做得似乎超过了他的老祖宗高皇帝；戍边安境，开疆拓土，“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时的天朝之威，足使匈奴闻风丧胆，此等气魄和胆识，为后世千百年的历代朝廷罕有。可“汉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如海水”，把建树国威和劳民伤财划上等号也只能算是一大败笔。
比如，曹操，誉者谓之治世英雄，毁者谓之乱世奸雄；更直接的是说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比如，诸葛亮，隆中献策，势分三足鼎立；七擒孟获，五出歧山，前后“出师表”，为辅佐先帝幼主、中兴汉室之心天地可鉴。可也有说他借刀杀关羽，纵容刘备伐吴而死；后来又不自量力，穷兵黩武，只为贪图个人之名，终至功败垂成，抱恨五丈原，从而也加速了蜀国的覆灭；一千七百多年后，“诸葛大名垂宇宙”的他，照样难免要被后人拉上历史审判台了。
……
唉，这些都太远了。一百年前的我尚且不知在哪里，何苦来操心这一千多年前的事情。不过，有这份闲心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别说那些专家学者的煌煌巨著和奔如江水的讲演，我们随便到街头巷尾走一圈，上自三皇五帝，下到民国共和，这样的故事恐怕要听一大箩筐。我既非做学问的庙堂客，更非贩卖文字、忘本的海外流氓，只是想试着聊聊这一百年来出现的一位历史人物，千万不要说什么要以古鉴今，当然也不想成为百姓塞牙缝的佐料，因为我要聊的，在这一百年来有如凤凰出世，正像他的名字那般伟岸：“大鸾翔宇”。千秋功过任评说，可须知千秋之后还有千秋，虽不求入史学家的法眼，也不求成为人们传诵的故事，如果说得还有一点点正确，有大家的会心一笑足矣！假使说得谬论百出，也只求得大家原谅，并恳请把我和那些海外的大小、男女流氓区别开来，我就感激不尽了。
被人民曾尊为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毛泽东生前就说过，他的一生，功过能够“三七”开，他就心满意足了。这不愧是一位大智者的自我评价。在他身后不久的那几年，纵使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想着要把他全面抹杀，但还是没能跳出领袖的最后估计；官史上对他的功过果然是“三七”开，而这在民间也已被普遍承认了；虽然有少部分百姓依旧把领袖视做不落的红太阳，同时也有少部分人狂心不改的批判领袖有如妖魔；不过，我想，“三七”开的评说将会是毛领袖功过永远的主流。
但，伍豪生前似乎没有这样具体的自我评价，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他早把自己打入历史的另册了。因为在光荣的正确的党的领袖和领导人里，伍豪是作检讨做得最多的人，解放前的一篇检讨仅提纲就多达两万余字，建国后身为总理的他有一次当着七千大众检讨后却依然过不了关；伍豪的检讨不仅数量上多到惊人，内容也极为深刻，深刻到几近自污，更是深刻到触及别人的灵魂，所以往往让听检讨的人都觉得不忍心。这样说来，伍豪的功似乎不足为道了，因为他的检讨最多，换言之也就是犯的错误最多，而且严重。可就在伍豪生前，老百姓心里是最清楚的，伍豪不仅有开世之功、治世之功，还有盖世之功。事实也证明，民心是不会永远被阻挡和淹灭的，当伍豪逝世时，一场旷古烁今、震撼中外的送别绝唱在北京的十里长安街、在九州大地、在世界各处悲壮地奏响了。即使后来，官史中看似恰当、绝大部分持肯定态度的历史结论，老百姓也不愿接受美玉之有微暇。
在伍豪生前，从来没有被刻意宣传过，他本人也是坚决反对有关他的宣传的；那么些年，红太阳日夜照耀，任谁也发不了光。在伍豪身后，也许是有人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似乎有意无意对他宣传了几年，这种宣传，也促使了凝聚在民心里多年情绪的持续爆发，使得这样的宣传出现了少有的非应景和非狂热的情形，人们对他的思念和评价发自肺腑的刻骨铭心，真实、激动而又温和。可由官方发起的这种宣传，近些年不仅日渐消声匿迹了，甚至还有些顾虑重重的态度，难道仅仅是因为伍豪只做过二把手、三把手，而一把手才永远是旗帜，核心不能偏移，以免后面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出现混乱的原因吗？
那么，伍豪功过到底应该如何评说？仅仅是局限在那个历史结论里么？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种伍豪的形像，“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对于伍豪的功过，今天肯定不是全面充分评说的最合适的时候；但是，时间和空间的不近，不远，却是最重要的时机。
有人说伍豪是新中国军队之父，这样讲也不为过；因为是他，在光荣的正确的党在六神无主，软弱退让快到灭顶之灾时，力主建立自己的武装奋起反抗；但也有人说，南昌起义是失败的，起义队伍很快丧失了胜利的果实，并且被围追堵截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只有朱德、陈毅等人率领少部分人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汇合；伍豪因中途生病被迫离开队伍，在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偷渡到香港养病。然而我们说，军事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起义军在夺城中是成功的，起义以后，面对四面强敌，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南昌城，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遭遇失败，并非个人的指挥能力造成的，乃是当时的历史大环境逼迫的；如果不起义，党只能在软弱退让中覆灭，如果起义，即用行动向敌人声明了自己的态度，也有争取生存的希望。所以，伍豪主张、领导、指挥的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朱德总司令后来所说的：不仅敢打第一枪，也打响了第一枪！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年仅26岁的伍豪就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等职，先后参加领导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并担任了中共党内最早成立的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东征胜利后，为配合北伐顺利进军，于一九二七年三月担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成功领导了起义；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由伍豪任前委书记，成功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三一年四月，因为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重大损失，伍豪被迫于十二月进入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先后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并于一九三三年春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的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一月中旬，博古等人率临时中央迁往瑞金后，开始组建新的中央机构，由博古负总责，王明路线开始在中央苏区直接发挥作用；尤其是中共的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李德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到达瑞金后，博古更是喜出望外，在军事上完全听从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的外国人。此时，蒋介石正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而在后来反围剿的中共最高军事机构三人团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伍豪负责军事准备和计划的执行；这样，伍豪曾经掌握的军事决策权旁落，在三人团中的人事上也是以一对二，处于孤立，无法有效的实施过去正确的军事政策。在这种状况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东征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其意义就在于力图结束多年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军事上是成功的。虽然主导者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但国民党的改组以及众多方面，都源于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东征和北伐在思想、组织、宣传等方面，基本上依靠共产党在进行，而此时共产党直接参与国共合作的领导者就是年轻的伍豪。伍豪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才能在这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所以可以这样说，东征和北伐的胜利，伍豪功不可没！进入中央苏区后，伍豪在军事上更加成熟，第四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三次都要大，更加来势汹汹，而第四次反围剿所付出的代价比前三次的都要小。然而可惜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伍豪已经无法左右中央的决策了，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占了完全主导地位，虽然他仍是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在努力和博古、李德做持续的斗争的同时，更要执行组织纪律，在执行错误的决策中尽力减少红军的损失，他的这些功劳和苦恼自然难以被人理解。中央红军长征以后，伍豪一直在力图扭转党内形势和军事方向，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主动承担责任，遵义会议不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这次会议改选了三人团成员，新三人团由伍豪、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张闻天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伍豪是党内委托的军事最后决策者，毛泽东在军事上协助伍豪；遵议会议不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而是确立了伍豪的军事决定权，至此，才逐步改变了军事上不利的局面，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局面开始发生转变。国民党军队中厌恶内战的情绪日渐高涨，以丢弃了东北、背井离乡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为主要代表，他们强烈要求掉转枪口，收复故土河山，在这种正义要求得不到申张的情况下，激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无非有两种后果，第一以武力解决，国民党必然产生大的分裂，这固然对中共有好处，但对中华民族确实是一场灾难，人民将重陷军阀混战的水深火热中；而且，当时有资历取代蒋介石的是亲日派的何应钦。最好的方法是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维持他群龙之首的地位，因此，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应张、杨之邀，参与解决“西安事变”，这时候的伍豪再次发挥了他无人可替、无可比拟的谈判才能，往返在西安和延安两地，使得蒋介石初步答应了共同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以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又是伍豪奔走在南京、杭州、上海、庐山等地，最终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伍豪的政治主张、军事才能无不让国民党的元勋侧目，他在一九三七年底会晤阎锡山，为晋军拟定的抗日军事计划让阎锡山为之惊叹；冯玉祥将军说过与伍豪一席谈，饭也多吃了，在他的日记中对伍豪推崇备至。抗日战争时期，伍豪是中共代表团的总负责人，又以中共党员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国共两党的抗日谈判、决策、执行无不是他亲力亲为，同时还要争取中共的合法利益，与国民党斗智斗勇。
在解放战争中，伍豪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既是整个战略决策的副帅，又是所有战术的总指挥。建国以后，伍豪虽然担任过短时期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作为一名政府总理，能够长期在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这不仅和他以上的军事经历有关，更与他在军事上的伟大贡献和卓越才能有关！
伍豪是有资格、有能力、有机会问鼎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事实上在中共最危难的几个特殊时期，他就挺身而出掌握了最高权力，以他的努力带领中共度过危机。但是，伍豪决不是一个恋栈权位的人，不是一个为了权力而去掌握权力的人。这正是他的大德所在，而且，错综复杂的中国国情和错综复杂的中共成长历程，不会需要一个日夜图谋争权夺势、维系私权的领袖，中共的胜利和中国的独立，不能缺少的正是伍豪这样伟大的人物。
伍豪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就是创建了中央特科。在做地下工作时期，他冒着随时被逮捕和杀头的危险，创建并领导中央特科在敌人的心脏中工作，中央特科在初期不仅保卫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国统区各地党的组织，还直接培养和派遣了许多优秀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或者对国民党人员进行“策反”，获取重要的军事情报。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军事战争中直接的辉煌成就，殊不知，在任何一个国共军事斗争阶段，往往是国民党的军事决策还没传达到军队指挥者手上，中共的军队已经对这些决策了如指掌，甚至比敌军的指挥者知道的还多。孙子兵法云：“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又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这些情报的来源，无不是伍豪苦心造就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讲，中共岂有不胜、国民党焉有不败的道理？
建国以后，虽然伍豪还在党内担负着很多重要职务，但他的主要精力已经转到政府总理这个职务了，作为共和国的总管家，在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上，伍豪是具有高瞻远瞩目光的，又表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伍豪深知中国是一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现代民主虽然已经萌芽，但生长的困难重重，所以，在他领导的政府下，建立民主制度是首要之急，我们从他“组阁”的名单中就可以看出，四个副总理有两个是民主人士，二十一个政务委员中有民主人士十一人，九十三个部、委、行、署负责人中有民主人士四十二人，这些任命都是伍豪慎重的考虑，有的甚至亲自做工作，这样的任命在党内也曾引来了许多非议，但伍豪坚持把政府建成一个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共同探索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可惜的是，伍豪的努力，在不久后被完全摧毁了。他在建国初期沤心沥血筹备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由他向政协提议向中央主张成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后来空有其名。
作为政府总理，伍豪管理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也是无人能比，事实证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伍豪的亲自领导下实施得非常成功，“一五”计划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试编，一九五三年实施，（一九五五年七月通过），到一九五六年提前一年实现，可以讲，仅用五六年时间，新生的共和国走出了长达百年战争灾难的阴影，基本上恢复了元气，并且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瞩目的经济发展，使得战争中失败后的蒋介石把大部分希望寄托在中共无力进行国家建设而会自行垮台的愿望也彻底落空。正是因为这些显著的经济建设成果，加上国内外诸多因素，使得毛泽东和中共乃至全国人民热情高涨，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盲目要求追加基础投资，干扰了“二五”计划的实施，也引发了党史上著名的毛泽东主张的“冒进”和伍豪主张的“反冒进”以及毛泽东后来的“反反冒进”之争，最后迫使伍豪不断的作出检讨，并最终失去了经济建设的领导权，从而导至了“大跃进”运动和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的“三年困难时期”。
众所周知，伍豪的谈判能力早在国共合作期间就名扬天下，新中国建立后，他是国家总理兼外交部长，是新中国外交之父和外交事业的奠基人，因为他的才华、决策、行动、风度和气质直接把中国的新形像带到了世界舞台上，他在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谈笑风生，一句话可抵百万雄兵，我们现在无法用他出访、参加会议、接待外宾的次数和取得的成果以及世界各国无数领导人对他倾心敬慕、赞叹有加的具体数字统计来形容他杰出的外交贡献。你可以不相信大陆的报道，但是，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提到伍豪的历史记载、个人回忆录中足以证明，伍豪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中国的历史进程无可避免的走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伍豪也无可避免的卷进了这场浩劫中，伍豪也是人，他也会迷茫，正如他青年时代一次次探索理想道路和真理信仰过程中的迷茫一样，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和不可改变的现实，伍豪无法阻止“文革”的发动，他甚至和所有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后来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若干领导人）一样，在初期的近一年时间里是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文革”在开始时就像中共历史上历次的政治运动类似，而这一次更加明确，是文化和思想领域里的一场革命，连毛泽东也曾预期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但是，当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时，面对“文革”的混乱局面和难以预测的国家前途，伍豪殚精竭虑，用尽智慧耗尽心力来挽救这场民族灾难。可以假设的是，没有伍豪在“文革”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文革”的后果会有两个，一个是中共走向全面决裂，各派系在捍卫“革命”的喧嚣下割据对峙，“文革”或许会在短时间结束，但并不意味着和平稳定的到来，中国陷入的是更加无休止的内部战乱；一个是四人帮窃取国家权力，中共的元气和精华完全丧失，中国被一帮宵小之徒操纵把持，推行红色恐怖主义，所谓的阶级斗争为纲将无休无止……而绝不是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和平解决“四人帮”，国家开始步入正规的经济建设。这些正是因为伍豪长达十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努力，正是因为他的坚守，因为他的退让，因为他的退让和坚守之间，中共保住了元气，精华没有被完全丧失，国家经济没有走崩溃，人民也通过他的努力，在他漫长的等待、艰难的努力当中开始了觉醒并最终凝聚成强大的力量！
伍豪空今烁古的爱民、亲民作风，这不仅是偶尔见过他的人在心里赞叹的，也是长期接触他的人真实的感受，就是广大无法见到他的人民也有这样既远又近的心灵感应。在当时政治高压笼罩全中国，一向善良、循规蹈矩、无比响应党中央号召的中国人民敢于自发冲破有形无形的禁令，“十里长街送总理”的一个事实就足矣证明，他爱人民有多深，人民爱他就有多深！这不仅仅是卓越的领导才能可以感召人民的，更多的是伍豪伟大人格的神奇力量。
千秋功过任评说，有人说，伍豪不是帅才，他领导的“南昌起义”是失败的；因为他参与了前期三人团的领导，导致中央苏区红军失败，被迫长征；伍豪到底有没有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伍豪就是军事帅才，是中国军队的创建者，是中国三军的副帅。因为是他的坚持，中共才敢于打响了第一枪；因为他的坚持，三人团才能最终改组并完全置于他的领导之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就是伍豪亲自前往山西准备的结果，自平型关一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士气和决心。如果他没有军事帅才，何以经历了所谓的这么多失败后，还能在解放战争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代总参谋长这一重要职务？现在已经解密的档案中，留有伍豪亲笔起草或签发的重要战略决策文件和大量作战命令电报；这些，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后来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贺龙、林彪、刘伯承、陈毅六位参加了南昌起义，叶剑英也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这七位元帅当年直到建国，都是在伍豪领导下工作的，如果伍豪没有军事帅才，又怎么能在战争期间与和平年代长期直接领导这七位战功显赫的元帅？
有人说伍豪并不是温文尔雅，而是一名残忍的刽子手,因为伍豪“制造”了“顾顺章灭门惨案”，甚至危言耸听说连顾顺章的幼女都不放过。顾顺章当然是该杀的，他是伍豪领导下的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大量机密和重要领导人的行止；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变节，如果不是他愚蠢的挟机密自重要亲自面见蒋介石才招供，如果不是伍豪早就在国民党中统内部布置的钱壮飞在顾顺章面见蒋介石之前就获知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中共中央将遭到灭顶之灾，伍豪也有被捕的可能。历史上投降变节的叛徒是为人所不耻的，是人人可以诛杀的，何况像顾顺章如此危及整个中共中央的叛徒。不仅顾顺章该杀，就是他的家人也同样该杀，因为顾家做为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开会地点，他的家人对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很熟悉，顾顺章在投降招供后让国民党一无所获，他的家人竟然帮助国民党特务暗藏在上海的各个街头路口，企图在过往行人中辨论中共中央领导人，正是因为顾顺章和他家人的助纣为虐，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也因此被捕随后也叛变投敌；重要领导人蔡和森被捕后坚贞不屈遭枪杀；在顾顺章叛变之前，另一重要领导人恽代英已被捕入狱，化名王作霖即将获得保释出狱，由于顾顺章叛变指认，恽代英因此壮烈牺牲；中共中央还是遭到了重大破坏。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伍豪指示扑灭顾顺章的家人,但嘱咐将顾顺章年幼的女儿送到保育院抚养，十二岁的小舅子张某送回家，该女解放后还在人世，张某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撰文发表回忆；同时中共中央也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由毛泽东签发对顾顺章通缉令，顾顺章后来失宠于蒋介石，一九三五年被国民党枪决。做为一名革命者和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对革命有着极端危险的叛徒，伍豪指示处决顾顺章的家人，毫无指摘之处。
既然从很多方面诋毁不了伍豪，那就从私德下手吧，于是，闻所未闻的伍豪情人和私生女的谣言有如苍蝇在黑暗的角落里嗡声作响，荒唐无耻的竟然把伍豪、邓颖超抚养照顾的义女孙维世也列为伍豪众多的情人之一，那么这已经不是人所造的谣言了，而是疯狗在咬人。还有人企图证明曾经被广泛谣传的某位担任过国家重要职务的领导人是伍豪的义子在后来竟然也变成了伍豪的私生子，其实，这位国家领导人连伍豪的义子都不是，他只不过是当年在战争年代，曾经受过伍豪、邓颖超关爱照顾的众多烈士子女之一。
还有人说伍豪大奸似忠，因为伍豪在中共党内是“不倒翁”。他们利用这所谓的“不倒”大做文章，大概是要利用人们的某些传统心理来暗示伍豪的确是大奸似忠。在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上，忠臣良将“倒下”了才能算英雄；岳飞“倒”了，所以被追封为武穆王；袁崇焕“倒”了，可笑的等一百多年后才由袁崇焕的敌人给他平反；左权将军没等到革命胜利时“倒”了，所以是烈士，如果不倒，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刘少奇“倒” 了，所以刘少奇肩负经济治国奇才；彭德怀“倒”了，所以彭大元帅是千古的刚直忠烈之人；就连林彪“倒”了，现在都冒出了不少人为林彪喊冤叫屈；中共的革命领导者不是开除出党、自动退党、叛变投敌、就是被捕遇害、阵前牺牲，或者备受排挤，毛泽东也是几落几起，邓小平也是三出三进；好不容易活到建国后的领导者，最后在“文革”中都被清洗了一番，死的死，残的残；所以就有奇怪荒谬的逻辑说，凭什么伍豪就没有“倒”过？凭什么伍豪身居中共党内核心五十年从没有被排挤出来？凭什么伍豪做国家总理二十六年最后逝世于任上？于是伍豪如果不奸诈、不圆滑，就会必然“倒”下！不必细述伍豪九死一生、惊涛骇浪的革命生涯，不必细述伍豪心中也曾有过的天大的委屈，中共初期，伍豪就多次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因为他不可替代的作用才“留党内高层察看”；中央苏区，伍豪名为三人团成员实则被排挤在外；延安整风，要整的一号人物是王明，伍豪是被整的二号人物，又是因为他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稍稍降低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建国后的“反反冒进”迫使伍豪曾经提出过辞去总理职务，终因政治局的挽留而继续任职；更不必提“文革”中的“伍豪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多少次明枪暗箭指向伍豪；但伍豪没有“倒”，因为他的大德、大智、大才、大勇、大爱、大仁、大义不倒！伍豪心中的委屈也始终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哪怕是对同他风雨与共、生死相携、至亲至爱的邓颖超都没有说过，他要说的，他要做的，就是“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华之崛起！”
我们应该能想到，伍豪辞世的心境是无比忧虑的，是无比苦闷的，因为，他再也不能为他所深爱的国家尽力了。他曾经说过“希望你们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他绝不是顾虑个人的身后之名，他至为担心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前途。可他的心境同时又是无比坚定的，因为，他深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其实我们都无法窥破伍豪临终的复杂心境，唯一可能知道他的只有邓颖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伍豪没有煌煌著作遗世，却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振聋发聩的锦诗华章；伍豪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丰功伟绩，则早已载入了中国史、世界史；最重要的是伍豪留给我们的大德，是天地之心，能为万世开太平！
千秋功过自评说，伍豪自己从来没有提到自己的功，伍豪的一生，总是在不断的检讨，因为他说过：“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伍豪的检讨有时几近到自污，然而，有的人还是不放过他，于是，免不了有几盆脏水妄想泼到伍豪的身上。泼这些脏水的人，有很多目的，但最多的还是政治用心，因为有人说，“毛泽东不死不倒，伍豪死了也不倒”；“伍豪是中共的完人”。那么想颠覆中共的政权，就必须要用尽手段侮辱伍豪的形像，他们认为，只有伍豪倒了，中共的“神话”才会在人民心目中完全破灭。真可怜这些人“生不逢时”，他们不能像蒋介石那样真正的和伍豪交锋，就是败了也算“虽败犹荣”，现在他们只能把伍豪做为心中的假想敌，来满足他们意淫的欲望。
朋友对我说，这个世界，有人爱总理，就必然有人恨总理。
千秋功过任评说，我不敢说千秋之后恨伍豪的人不再会有了，但我深信，千秋之后爱伍豪的人会越来越多！
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伍豪的千秋丰碑一定会铭刻在人民心中，流传于天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