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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认识孟德斯鸠是从那本《忏悔录》，尽管从初中开始就知道《论法的精神》这本巨著，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的拜读。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该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状况有关，和不同人种的生活方式有关，和某个特定的政治制度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与人的宗教、性格、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传承或借鉴的关系，法的渊源，法的目的，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都是考察法的精神所应考虑的因素，这些，就是孟德斯鸠在本书中详加论述的法的各个方面。
孟德斯鸠之所以如此被后世赞誉，除了其三权分立学说以外，更主要的是其所处的时代造就了其伟大。孟的理论基础为神本与人本作出了更为明确的分界，即较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现代人文主义，这也是其理论被广为接受的社会背景基础，这种精神内核实现了一种由人性到理性的跨越，一次由社会文化向政治制度的进发。孟是最早思考有关（近现代意义的）阶级与政治制度的人之一——如果一定要加上之一的话。他对阶级这个概念的提出要比马克思早上100年。另外，本书多次谈及当时的“中华”法，我们应该感激孟的这些提及，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大陆对东方法律制度的某些偏见，这也是孟对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科学”与“理性”的一种体现，是孟德斯鸠所一直坚持的科学的地理观、史学观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了吧。
孟德斯鸠正是他所称的自由主义法学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通过对法律与地理、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关系的分析，揭示出法的精神的内在本质。他站在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假设存在一种以人性为基础的普遍的人类理性，而法律即由这种一般理性产生，是普遍的永恒法律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法的规律性可对国家的行为设置种种限制。因此，这种自然法有助于他建构一个解决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关系的全新的政治体系，从而解决上帝从人类世俗生活中逐步退出以后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然而，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以上只不过是他逻辑的表层展现，在其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论证背后，隐藏着他对重新建构的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追求，即他立足于建构一种既拥有个人政治自由又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这种社会，无论是采用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都有可能达到上述目标。因此，他通过对一般人性的分析，通过其权力分立理论，阶级分权理论以及联邦主义思想表达了他对自由之秩序建立的强烈渴望。从而也为我们思考人类社会结构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
其中除了广为人知的权力分立理论，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阶级分权——权力制约、自由与秩序保障的前提.柏拉图深信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并据此认为在共和国中应确立等级制度。撇开其等级含义不论，他却看到了人类的群体性特征。而阶级、阶层乃是具有一定经济背景的人构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以上两种观念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与此相似的是，孟德斯鸠也倾向于认为一个强大的中间阶级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统治者的权力即权力的真正制约来自阶级的分权。他说“君主政体的基本准则：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君主将成为暴君。”[3]P16甚至于认为在缺乏中间阶层的情况下，他认为即便僧侣的权力对于君主国也是适应的。“对于专横既然没有其他阻力，那么这个阻力也是好的。因为专制主义既然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危害，那么这个能制约专制主义的害处本身也是好处了。”[3]P16他隐含的意思明确化表述应为：以权力制约真正坚实的社会基础并非来自单个个人，而是来自127单个个人构成的特定的团体。因为单个个体凭其实力是无法与强大的权力相抗衡的。故个体权利对权力制约的实现乃是社会团体的普遍建立以及中间阶层的形成。社会学家普遍认为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不具有稳定性，而真正较为稳定的工商社会的标志乃是中间阶级的崛起形成一个橄榄球形等级结构。在英国宪政史上，正是贵族阶层及新兴资产者通过斗争一步步限制国王权力从而达到权力制约目的的。中间阶层以法律为武器，以和平斗争为手段，最终实现了阶级分权。注意到英国宪政史上的阶级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力制约机制。与此相类似，梁漱溟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以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在于没有阶级，之所以没有阶级，在于中国只有统治者，没有统治阶级，更没有非政治的其他阶级，所以中国的统治者能够独裁，因为阶级的存在就是让武力不操于一人之手。同时，他认为政权的公开过程只能从集团开始，也就是政权公开全靠阶级，因为在中国皇帝一例，差不多人人平等，都有参政的权力，而社会又缺乏力量。他的观点或许能证实中国民主政体迟迟难以实现的原因。因为一切斗争仅仅是为了个人目的，即其不具有阶级背景。阶级分权有助于权力制约的实现，有助于自由与秩序的实现，这也充分证明了人类的分层性、集团性、与等级性。而这些因素构成社会秩序的客观基础。因此，阶级之分权乃是民主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最后自由的优先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对法律诸价值的安全，平等、正义等都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但他对法律保障个人自由之功能有特别的偏好。无论从人类的本性，还是人类受奴役的状况，他都给予自由以充分的重视，并且认为自由乃是法律制度建构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后来的学者都把他归为自由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综上所述，自由与秩序作为法律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一直为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思想家们所重视。在个人还难以独立，依附于家庭的时候，自由还处在萌芽状态，而非与秩序独立的一极。但当人类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之后，自由的追求显然被放到了较为重要的地位。因此，立足建立一个既有个人政治自由又有良好秩序的法治社会，既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共同思想与追求，也是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生活不断世俗化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