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雪泥鸿爪说宋健
如果当年这位张老师从村里走掉，那么恐怕
宋健便会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个文盲，至今还在
那个小乡村里务农，农忙时伺弄庄稼，农闲时闲
话桑麻，中科院里便会少了个控制论的专家，国
务院里便会少了个国务委员。
宋健是山东荣城人，于“九·一八”岁杪出生于黄河之滨一户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宋健出生的那个村庄，是旧中国时典型的一个穷乡僻壤。
出生伊始的宋健，睁开眼来，看到温存体贴的一个妇人丰腴的怀抱，看到了一个男子喜得贵子的交织着笑容和愁苦的褐红的脸膛，接着还看到的便是一间飘散着农家特有烟火气味的家徒四壁的破屋，墙上挂着农具，灶里的火焰正欢快地烧燎着一口大锅，黑乎乎的锅里煮着一锅杨、槐、榆树皮和棒子面掺和而成的糙饭，几只大肚子小嘴巴的腌菜罐，果定定地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守望着宋健这个新的来者。
宋健出生时听到的第一句话竟是：鬼子来了！
这是一句村子里的大人们吓唬不听话的吃奶孩儿的一句魔语，谁家的孩子要是赖在母亲的怀里不肯吃奶，胡乱捣蛋，或是夜里张着小嘴干嚎，哄也哄不睡，做母亲的便会摇着那个孩儿大声吓唬说：快别哭了，再哭，鬼子来了！
宋健从小便是听着这样的魔语长大的。
虽然宋健其时尚幼，不知何为鬼子？只因了父母的闻“鬼”色变，便将大人脸上那种无限惊惧，深深的习染复印在自己小小的身心之中，朦朦胧胧的有些知道，那个叫“鬼子”的东西，是个极恶的物事，是万万惹不得的，这物事不光只吃爱哭的小孩儿，而且连不爱哭的大人也一律是要吃进肚里的，比招来虎狼之类的动物更加可怖可畏，如果真的哭来了“鬼子”，那就大祸临头了。
于是，心里就怕怕的，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屏住声气，学乖不哭。
那时的许多孩儿，都是在这样的恐吓中长大的。
鬼子加上贫穷，一个总是怕怕的，一个总是饿饿的，作为一个小孩儿的日子便很是不好过，只是相比大人的日子，还是要好过许多的。有了一口吃食，大人们总是舍不得吃，先要紧着孩儿吃饱，然后才轮到自己。遇上真的一回鬼子来了，大人们首先要保护的还是孩子，所以大人们的日子，比小人们的日子更加难过。
小时候的宋健，想来天资很是聪明，至于顽劣与否，宋健却没有提过。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生在贫穷和战乱之中的宋健，照旧会有一个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童年。再苦难的童年也是金色的，因为童年最善于的是忘却，只要有父母的爱与呵护，只要和小伙伴们在一起，顿时便会忘却怕怕的和饿饿的感觉，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和富有，这时那怕啃一口树皮，喝一口凉水，也会觉得十分香甜。
何况，那时处于穷乡僻壤的一个村庄，还没有被现代化的工业污染，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再恶毒，大约也烧不尽乡村中的自然风光吧？想来乡村还是一片原生原色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光，侵略者燃起的战争的恶焰，大约也顾不及这么一个穷乡僻壤，只是偶尔地伸着贪馋的火舌，凑上去舔个一口两口，舔过了便会走开。
春天毕竟是要来的，夏天也必然不会迟到，走出破屋去，眼里仍然可以看见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田野风光是秀丽的，自然还是生机勃勃的，也是慷慨大方的。
所以，宋健虽然生于战乱，心里怕怕的，肚里空空的，可是因为童年里有父母的呵护，有自然的抚爱，心灵却是健康的，没有因为战争和贫穷而扭曲。
那个小村庄的人们世代务农，天天每每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与田地拧眉，跟村里的养的鸡也似的，要靠自己天天在地里刨食，因为主人无米可喂它们。相比果腹的食物便要比精神的食物要重要得多，文化在贫穷的眼里，便成为一种奢侈品。
用宋健自己的话来形容：全村世代无鸿儒，户户近白丁。
更值得庆幸的是，村子里有一个老师，名叫张绍江，在这个穷村里办了一所贫穷的小学，贫穷的是教室，却不是知识。兵荒马乱也不肯离开，坚持不懈地教几十个幼童上完了四年级。试想，如果这位张老师当年走掉，那么恐怕宋健便会和父母一样是个文盲，至今还在那个小乡村里务农，农忙时伺弄庄稼，农闲时闲话桑麻，中科院里便会少了个控制论的专家，国务院里便会少了个国务委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华北，山东，胶东各县城镇相继沦陷。日军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张绍江老师不得不含泪离开了孩子们，以便回家去照料一家老小。村里的孩子们都无书可读，宋健求知欲正强，像一只饿绿眼的老鼠，每天都四处找书看，没事就翻那几本旧课本看，课文都可以倒背如流。兵荒马乱之际，谁还会想到让孩子们读书呢？宋健整天心里闷闷不乐。
宋健很动情也很感慨地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然而，天不忍塞孩子们一隙之明，李琪、林一山等共
产党人领导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第三军，建
立了敌后根据地。浴血抗战之际，他们也未忘让孩子们
受教育，责令各地建立完全小学，即小学五六年级和几
个战时中学。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又得到机会念
完小学五六年级。
我于1944年考入文登荣城威海联合中学。日军扫
荡，天天逃难，中学无住所、无教室，全然是一支孩子游
击队。学枪、学炮，还似懂非懂地学了抗日游击战之类
的高深课程。1945年德国战败，抗战到了最后阶段，八
路军需要知识分子，故解散联中，鼓励从军。我，这个初
中一年级尚未念完的小知识分子被分配到八路军东海
军分区当护士。日本投降前夕，又逢精兵简政，一批十
三四岁的小八路被精减了，派往刚从日军手里收复的威
海市，进威海第一中学续读。
1946年春，风云又变。国共战争有即发之势，同学
们又纷纷从军。时年五月，我14岁，成为八路军的一名
勤务兵。有幸遇到一位可敬的首长、威海市市长兼卫戍
区司令员于洲（1904－1979）。他是山东著名的教育家，
30年代毕业于北平师范。回山东后办师范学校并任校
长。抗战爆发，他成了胶东抗战领导人之一。我酷爱读
书，值勤之余读遍了威海市图书馆所藏。出于职业爱
心，他赞赏我的勤奋，关注我的学习，批改日记，纠正用
词。教导我成为一名为人民利益献身的战士。1948他
奉调南下前，未忘嘱咐下属照料和安排我的学习和工
作。
没有张绍江老师的启蒙教育，宋健就是一介白丁，而没有于洲先生的悉心教导，则不会有今日之煌煌大科学家和权高位重的国务委员宋健了。
宋健饮水思源，五衷铭感，深情认定——在自己这一生中，有两位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一个是张绍江老师，一个便是于洲先生了。
飞去飞来的博士头衔
中苏交恶，宋健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回国，三
十年后中苏关系交好，宋健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
委主任的身份应邀访苏，接受了由苏最高学术委
员会签发的博士学位证书。他们申明，这是补历
史的阙失。报章发消息后，宋健的一位美国教授
朋友来信表示祝贺，说这叫：飞去来器。
1948年秋天，宋健辗转至华东工矿部工业干部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为接管大城市培训干部新成立的学校，今名山东建材学院，设在刚解放的博山市。学校从数、理、化开始学起。第一堂课便激起宋健无尽的兴趣，读似饥餐渴饮，听嫌课节太短，课后仍然不能自己，如醉如痴，耳边余音袅袅，逗留不去。学未尽兴，时值解放战争胜利，共和国成立，要加速结业。结业后同学们纷纷奔赴济南、上海等大城市。宋健却在学校的教育长刘辛人。班主任刘孟栋的筹谋策划下，保送去由苏联教授授课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
刘辛人与刘孟栋都是新四军出身的干部，在宋健的一生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当年没有他们二人的大力推荐和保送，宋健就可能会到一座大城市当一个小干部或是小职员，不可能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是二刘在关键时刻，奋力推送宋健的命运之舟，驰入了浩瀚的科技海洋。
1951年春，宋健只身从山东来到哈尔滨正式考上了哈工大，当时宋健的俄语考试几乎交了一张白卷，校领导认为宋健的学历不够，让宋健上预科。
宋健当时便急了，抗争说：组织上要我念的是大学，可不是预科！
学校领导沉吟有顷，大约是被宋健强调的“组织”二字打动了，勉强改变了让宋健读预科的决定，但是仍然不放心这个学历偏低的学生，只答应让宋健在本科试读一段，这就等于留了个活口。言外之意是，如果宋健跟不上本科所学，仍然可以打发宋健去读预科。相信这样的遭遇对青年时的宋健，该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也是一个莫大的鞭策，宋健深知自己力争来的本科学习机会是何等重要，故而暗自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昼夜奋战，学习俄语，补习课程。
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日子，憋着一口气的宋健，深知自己的底子薄，横下一条心学习，别人睡觉宋健还在看书，别人起床宋健还未睡觉。上课时宋健认真听讲，下课后别的同学去搞活动，宋健却还在室内学习。不论是走着还是坐着或是吃饭甚至是上厕所，宋健都在学习，不是背俄语单词，就是背几何公式。
功夫不负苦心人，以宋健原本聪颖的天资再加上持之以恒的勤奋，一个俄语交白卷、差点要被发配去读预科的学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不但发奋追上了所有自己不会或是欠缺的各门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大学一年级，而且在同年还一举通过了到苏联留学的考试，这不能不说是宋健的成功，也不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1953年，由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送行，宋健等一批留苏学生踏上开往苏联去的列车。汽笛长鸣一声，列车若洪荒时的巨型爬虫，连呼哧带喘地蠕动着，载走了年轻的宋健，满载着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无限期望，向红色的莫斯科驰去。
宋健在苏联求学的学校，是莫斯科包曼高等工学院，读炮兵系二年级。
这所学院曾造就过苏俄数代科技英才，苏航空巨擘图波列夫、航天之父木柯罗略夫、数学家车彼谢夫、力学家茹科夫斯基，包括任过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以及斯大林的夫人阿鲁里耶娃，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宋健虽然遵命学炮兵，但兴趣却仍在数学、力学等基础科学。
在莫斯科包曼高院，为了不负自己的夙愿，从四年级起，宋健便将有限的精力和有限的时间分为两个等份，昼夜分读于两所大学，白天在包曼高院学炮兵原理，晚上在莫斯科大学夜校听课。倾听过科学大师潘特里雅金、邓钦等著名教授的控制论、现代几何、代数等课程。
宋健听得如醉如痴，越听兴趣越浓，引起了他对数学的强烈的热爱，美丽的整体结构，严密的逻辑推理，广泛的定理涵盖，真是无限湖光，无穷山色。
1960年，宋健同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夜校和包曼高等工学院炮兵系研究生院，同时拿到两个毕业证书，颇类似当今的所谓双学士。
早在1957年的秋天，宋健就慕名到苏联著名科学家费德包姆教授处做自己的毕业论文，半年后宋健完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三维空间最优控制系统设计和试验。
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各国科学家的好评和鼓励，这增强了宋健的信心。
进入研究院后，宋健继续留在费德包姆教授的试验室做最优控制的研究，一年后基本完成了“最速控制场论”的研究。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宋健完成副博士学位并准备攻读博士时，中苏关系突然交恶，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对留苏学生采取限制措施，百般刁难，撤走苏联专家，使中国上百个研究项目陷于困境之中。
宋健谢绝了数位院士和老师同学要他再留数月完成博士学位的建议，整理行装，毅然返国，投身于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的发展研究之中。
宋健当年这样做时自然是义无反顾，但是回国后每每与人念及，或是夜深人静意识流动之际，想到自己的那个博士学位，只要稍微延以时日便唾手可得，勇毅果敢如宋健者，毕竟也还是觉得心头有些淡淡的惆怅和无可奈何的遗憾。
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三十年河东之时，中苏交恶，好学生宋健丢了博士学位。三十年河西之际，中苏忽然又交好，宋健煌煌然今非昔比，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身份应邀访苏时，顺便回母校探视学长，并接受了由苏最高学术委员会签发的一份迟到了三十年的博士学位证书。他们申明，这是补历史的阙失。报章发消息后，宋健的一位美国教授朋友来信表示祝贺，说这叫：飞去来器。
这段经历听起来，让人觉得历史真的像是一场戏，政治斗争只不过是戏中的一两个插曲，人生无非是戏里的过客，最具有意义的似乎不是戏剧本身而是一个过程。
不管怎么说，宋健的这段经历，也是颇具戏剧色彩的。
这时的宋健已经即将要走近那个邪恶的潘朵拉了。
科学家的不科学遭遇
宋健发言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美国A．Hop-
kin教授，他不知内幕，发现宋健发言不是针对前
边代表所做报告的评论，而是在宣讲一篇论文，
于是出面干涉，听众大哗，许多科学家起身，用不
同的语种呐喊：让他讲下去！中国人讲下去！
宋健是控制论专家，但许多人对什么是控制论和控制论的历史无从知道。
控制论这门学科的命名，源之于美国数学家维纳（Norbe－rtWiener，1984——1964）1948年发表的论文《控制论——动物和机器中的通讯和控制》一书。苏联曾群起而攻之，斥之为“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哲学帮凶”。1954年钱学森在美国出版了《工程控制论》，立即被译成俄文，主编是宋健的老师费德包姆。
说来这也是一种巧合，此事之前，宋健在苏留学时，就曾在费德包姆的试验室做过世界上第一个三维空间最优控制系统设计和试验，发表之后引起世界科学界的反响，并基本完成了“最速控制场论”。宋健曾为控制论在苏联的遭遇打抱不平，因钱著有“工程”二字，批评家望而生畏，不敢进逼，从而为控制论在苏联的平反创造了基本条件。钱著在苏联出版之后不久，便使控制论在苏联的遭遇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苏百科全书对控制论的条目重新做了修改，由指斥否定改为赞扬和肯定。可以说，是钱学森著作的出版扭转了一个学科的命运。世界各国学者也赞誉有加，称钱著为“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序言简直是一首诗歌”。
钱学森对宋健的赏识和多年交往的基础，便源之于这种对一个学科进行深入广泛研究的共同志趣。60年代，钱学森委托宋健主持编写《工程控制论》的第二版，以补充1954年以后该学科的最新进展。书即将杀青时，谁知山雨又来，“文革”轰轰烈烈开始，该书搁浅近15年之久，《工程控制论》第二版才得以在1980年面世。
1961年钱学森感到控制论的重要，倡议在中科院数学所建立控制论研究室，得到了科学院领导的赞许和支持，让宋健协助华罗庚、关肇直先生筹建，并任该室副主任。未几，控制论研究室就初具规模，开展了最优控制、非线性控制、随机控制等的研究工作。宋健在此工作期间，与韩京清先生合作完成了线性最速控制系统综合的理论研究，并以此论文报送1963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未被录取，引起中国科学家的愤慨，疑其利用政治上的原因在评审时做了手脚。
中国是该联合会发起国之一，钱学森曾任第一届理事会成员，1960年首届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宋健是代表团成员。那次盛会除钱学森因故没有出席外，所有控制论的奠基学者都云集而来，连控制论的鼻祖维纳也来出席，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维纳已过耳顺之年，精力似有不济，听别人报告时，鼾声大作，数分钟后轮他上台做评论，只得王顾左右而言他。会议休息时，他却精神抖擞，来到中国代表团，用清晰的汉语说：我喜欢中国，1937年我曾在清华大学授课，很高兴见到中国学者。
维纳是大会的中心人物，会上别国学者做报告时他打鼾，会后却不理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团，专门跑到中国代表团，站在那里，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旁若无人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说完之后，不计自己所言是否会引起别国同行的不满，周遭反响如何，却昂着头，挺着胸，顾自转身，扬长而去，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所终。
维纳所表现的那种大科学家式的直言不讳、童言无忌的言谈和我行我素、其奈我何的独立人格、率性做人、放荡不羁的潇洒举止，给年轻时的宋健留下了深刻的经久难以忘怀的英雄般的印象。时过近40年，维纳早已作古，可当年他与会时的风采仍未在宋健心中混灭，曾在数篇文章中提到这一点，备加赞赏。
1963年第二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如期举行，中国派以吕强为团长、钟仕模为副团长的大型代表团去瑞士开会。让宋健带了120份在上面印有“曾投稿”字样的论文，伺机在会上揭露某些人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
中国代表团到达瑞士之后，马上就弄清了真实原因，不幸竟被料中，其时正是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联手反华之时，鼓噪得沸反盈天，所以在评审论文时被反华者做了手脚。这种因政治上见解不同所属国度不同，而不惜违反科学的态度，偏狭的轻而易举地去否定或是贬低别国的他人的学术建树的做法，是一种最龌龊最不道德的行为，从来就是科学家的大忌，不齿于整个世界的科技学术界。
在钟仕模教授的指挥下，宋健相机在大会做了发言。
宋健发言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美国A．Hopkin教授，他不知内幕，发现宋健发言不是针对前边代表所做报告的评论，而是在宣讲一篇论文，于是出面干涉，听众大哗，许多科学家起身，用不同的语种呐喊：让他讲下去！中国人讲下去！
会场顿时乱作一团，使会议的程序无法进行下去。为了不影响大会进行，钟仕模教授起身，示意宋健从台上下来，随他一同先行退场。
钟先生是4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主持会议的主席美国A.Hopkin教授认识钟先生，慌忙走下主席台，找钟先生交涉道歉，钟先生愤而谴责道：这种作法，令人不解，这哪里是做学问！
宋健前脚跟随钟先生走出会场，后脚会场上数百名科学家却跟着追了出来，紧追不舍，将宋健背来的120份印有“曾投稿”字样的关于《线性最速控制系统综合的理论研究》论文，一抢而空，晚来一些的，没有拿到宋健论文的有些外国科学家，满脸遗憾地一再缠着宋健索要，宋健只好抱歉说：对不起，没有了。
宋健以为，事情至此，已经结束，120份论文四散一空，从受人欢迎的程度看，结果还是让宋健满意的，便心满意足地，安安心心地躺在床上睡了个好觉。
谁料第二天起床，却发现中国代表团人人脸上都很神秘警惕的样子，原来是一大早，就在会议大厅挂出一份大宇公告，上写：今天早上9点，在会议大厅召开特别会议，邀请宋健教授作特邀报告，请大家参加。
这时不断传来消息，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们，也对大会上的某些心怀叵测的人违反科学道德，压制中国科学家一事表示不满和声援。还有一些科学家，一方面是义愤填膺地对中国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大力支持，一方面也对此次大会的不民主情况深为不满，种种不满，都是由宋健那一篇论文生发，在大会上相继造起反来。
这样一种混乱局面，让中国代表团很是难以把握。
于是代表团经过研究，认为事先没有征得我们中国代表团和宋健本人的同意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违反了起码的礼貌，另外，其出发点不明，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并按照那时惯常的做法，求教于毛泽东思想，认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于是决定抵制报告会，不让宋健去作报告，中国代表团也不去参加，来了个不予理睬，看他们怎么收场。
后来宋健和中国代表团得知，聚集在会议厅中的百余名大科学家，久候不见报告人踪影，便通过了一个集体决议，强烈谴责某些人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郑重申明《线性最速控制系统综合的理论研究》是一篇优秀论文，对当代控制系统的综合理论作出重要贡献，要求IFAC理事会纠正错误，将该论文纳入会议文集予以刊出。
IFAC理事会最终不得不尊重和接受了这些科学家们的最后一条意见，将宋健和韩京清先生合作完成的那篇论文，郑重收入了本届会议的文集予以出版。
这大概是60年代东西方科学界的协同造反惟一成功的绝无仅有一个范例。
宋健在文章中写道：二十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应邀去西方各国访问讲学，到处都遇到巴塞尔事件的参加者，他们都已经是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中的控制论学科的领导人，犹有笑谈那次“遭遇战”的余兴，成为学术交流合作的轶事。
原来身为以科学为本的科学家，也常会遭遇这种不科学或曰反科学的仇视民主的冷面杀手，如果当年，没有那些国内和国外的科学家同行们本着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出面支持被损害的科学，主持被欺侮的民主，还之以公道，宋健和韩京清这两位大科学家，恐怕也不得不含辱忍垢，蒙受一段不科学不民主的不白之冤。
以宋健如此卓越者尚且碰到过如此不科学不民主的遭遇，想来世界上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尤其是我们中国）处处都有这样一些不科学的冷面杀手，他们身居这样或那样的虽然不起眼但在某种意义上至关紧要的位置，每每出于自私和偏见或是别的什么不科学不民主的原因，漫不经心地也不知无端杀死了多少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少年和一些正想有所建树但缺乏自信心和判断力的科学天才。
身为科委主任的宋健，对此，大约深有体会吧？
宋健“出差”
宋健其时常梦魂倏忽归故里，与妻儿握手依
偎，相顾而泣；蓦然惊起，惟有夜色茫茫，夜风凄
凄，夜泉惊啼；寒月照影，孤灯相伴，四顾怆然；心
酸鼻塞，泪流满面，哽咽无语；披衣起坐，再难入
眠，惟有以书解忧，读以待旦。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
巴塞尔事件，对一位科学家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情使然，一切都从政治出发，却又为“文革”来临时的宋健，种下了天大的祸根。
巴塞尔事件后，宋健一时成为巴塞尔会议上尽人皆知的人物，会上许多科学家来找宋健，或表示关切、友好，或向宋健索要论文，或交换文章资料，还有的主动约请宋健谋求科学上的某种合作。在大会的闭幕招待会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L．Neustadt教授携夫人要与他干杯，这些都成了宋健在“文革”时的罪状。
“文革”时宋健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证据便来自巴塞尔事件，都是自由生发和无端创作的一些异想天开莫须有的东西。宋健因此被隔离审查，引发的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铺天盖地，批判宋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取得铁证，宋健的家中多次被抄，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散佚一空，一些记载着宋健在科学研究上重要心得工作日记、论文的手稿等等也被查抄，从此影踪全无，损失惨重。
宋健还被多次拉出去，当做活靶子批判，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
1968年“文革”升级，武斗频起，可谓一夕数惊，比当年宋健小时听到大人说“鬼子来了”还要觉得恐怖，因为那时是个不晓事的孩儿，这时却是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的“里通外国”的特务，真要被革命群众出于义愤一顿饱打，打死了也就打死了，这还不算，还得落一个“死有余辜”的罪名，祸及全家和子孙后代。
可想而知，宋健当年，心里有多怕。
好在当时以阎揆要将军为首的军管会向周总理提出紧急报告，要求采取断然措施，保护一批科学家。宋健理所当然地被列人保护名单。经周总理批准，军管会立即采取措施，将一批科学家集中保护，以防意外。宋健则被派往国防科委所在酒泉地区第二十试验基地“出差”，住在酒泉基地，被部队保护起来。
宋健出的这趟差，可真算得上是一趟长差，一出，就是一年多。
宋健初到酒泉基地，无所事事，委实地从容了一番。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宋健便闲不住，跑去基地图书馆找书看。基地图书馆藏书甚丰，宋健看了不觉大喜，便发了书呆子气，浑忘了所遭不幸，没明没夜地看起书来。这期间，宋健抓住机会，发愤苦读，补充自己的学养，补修天文学、宇航原理、超高音速空气动力学、原子物理。分子光谱学等理论。
宋健只有在强颜向学之中，才能忘记自己羁旅异地归去无期的窘境，才能慰藉自己孓然一身的孤寂，和对远地亲人、朋友和师长的怀想与深深的担忧之情。
这一段时间，宋健像在哈工大和莫斯科上学时一样，白天在图书馆里读，晚上还要带书回房间续读，所不同的是心境和处境，前后读书的目的虽然都很明确，是为了今后学以致用，但以前学问洞明，而今时知识幽暗。何日方可出头，茫茫无有分晓，纵你学富五车，不见天日，又何以致用？岂非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若说宋健当时，无此一点担心，那断乎是假的，不说也罢。
在酒泉一段日子，宋健时常半夜里，梦魂倏忽归去故里，与妻儿握手依偎，相顾而泣，梦醒时分，摹然惊起，却惟有天头一轮寒月照影，屋中一盏孤灯相伴。夜色茫茫，夜风凄凄，夜泉惊啼，四顾怆然，乡关不知何处？由不得就心酸鼻塞，泪流满面，哽咽无语。每每披衣起坐，再难人眠，惟有以书解忧，读以待旦。
只是这一段的有心无望、英雄末路式的、英勇悲壮的发愤苦读，恰似武林师尊隐居时的拳不离手，歌手伶人赋闲时的曲不离口，弱国居安思危式的袜马厉兵，在以后宋健出山的日子里，可谓使他受益匪浅，成就了一个偌大的心愿。
故而以后宋健在一篇名为《珍惜机遇》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若夫概断文革全损无益，也未必，太史公早有定论：《春秋》、《离骚》、《国语》、《兵法》、《诗》三百篇大抵为发愤之所作。我这一年多的逃难，收获甚丰，特别是天文和原子、分子物理，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科研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
宋健所言极是，但当时定力能如宋健者，遭际能如宋健者，中国又有几人？不堕青云之志者，尚可砥砺其志，劫后得益，寻常人却承受不起，因而受害最深。
许多的大学人和大知识分子喂猪的喂猪，养牛的养牛，十年下来之后，连一些寻常的文字和简单的公式都记不起来，学问和知识荒疏得连自己都无地自容，有的还可以重拾八九，重归原位，有的却连三二也捡不回来，只好坐在那个位于上，吃十几年前自己的那些老本，腆着一张老脸，尸位素餐而已，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1969年秋，宋健奉海军副司令兼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字将军之命返京，从而结束了一年多的“出差”和苦读生活，恢复了工作，任七机部二院生产组副组长，得以为中国的航天事业效力，贡献自己以往之所长和在困境中之所学，不负宋健学以致用的苦苦企盼，遂了一个科学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愿。
姑妄言之，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英明果敢，在危难中，不顾一切地保护了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如果不是因为宋健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国防科学人才，而只是一个薄有文名的作家、或是一位学有所长的教师抑或一般的工程师，恐怕还得再继续熬煎几年，直到盼来那个中国盛大的节日，才会有出头之日吧？
所以，宋健对周恩来总理是深有感情的，他在写到总理逝世时的一段文字也是十分感人的，他这样写道：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我泪流满面，惶惶然不知所依，肠一日九回，忽忽于所亡，全家人仁立于八宝山下，敬送总理归去。曾忆及，1971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深夜听取反导弹第一次试验汇报。他问及导弹试验状态和我的出身、经历及其它，亲切勉励之言索绕于怀，终生不忘。
197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盛大的节日，也是中国人民盛大的节日，十年内乱终于过去。春风一浩荡，花木又复苏。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经济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的人们，像从漫长的冬季醒来的蛰虫，欢呼着自己的新生。尤其是科技界和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暖和过自己僵硬的身体，治好冻伤，便又开始蠕蠕地弹动着人类良知的触须，去摸索和寻找强国富民的大道，研究和呼号国家大事了。
这些本性难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忧国忧民，总是以天下之任为己任，不辞辛难，不畏艰险，不计前嫌，不接受任何专横暴政的教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只要尚存一线生机，就绝不肯做事时为自己留什么退路，只要是认定对国家民族有好处的事情，做起来就会热血沸腾，义无反顾，不顾一切。
十年无计划的生育，使中国人口如江河陡然暴涨，从1964年的7.6亿增长到1976年的9.4亿，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5％，这引起了科学界的恐惧。
人们自然而然想起了中国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
马寅初和《新人口论》
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
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
如果当年听从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中国
的人口何至膨胀如斯？
马寅初老先生在50年代仗义执言，发表了《新人口论》，倡议控制人口的增长，以求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相一致。然而如此忧国忧民的真知灼见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只因为毛泽东说过“人多力量大”的话，便使马寅初犯了上，受到有组织的全国大批判，受到急风暴雨式的攻击，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马寅初老先生委实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楷模，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甚至还在1959年11月公开发表一则声明云：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严酷的人口事实，使活着的人们倍感头疼并认识到了马寅初老先生“新人口论”的正确和重要，如果当年听从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中国的人口何至膨胀如斯？何至于今日中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陷入如此大的被动局面之中？以致中国不得不痛下基本国策之决心，对中国广大地区的无计划生育痛下狠手。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将说服、教育、行政命令，甚至强制执行等手段，一古脑儿全部使用和调动起来，这似乎迹近专制和强横，其实却并非如此。
原本是迫不得已，原本是英勇悲壮，原本是在为全世界控制人口做贡献——因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关涉中国自己，也关涉全球生态平衡，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仅为自己，也为顾全世界大局——在控制人口问题上，可谓全民总动员，经济大投入，下定不怕牺牲的决心，呕心沥血，义无反顾，死而后已，去争取胜利。
如此末路英雄一般慷慨、悲壮、艰苦卓绝的行止，却还招来国外一些人士的无关乎自己痛痒的批评，所谓的什么“不民主”，什么“不人道”等等的求全责备的说法，真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假如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口到了12亿以上，他们会怎么办呢？也许他们比现在的中国更着急上火，更会不择手段的吧？
原本这是个人类的世界，是非是人类共同约定俗成的，只要目的正确，是可以不择手段的。比如正义的战争，为了保护自己国家不受侵略，让自己的儿女们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绝非什么“不人道”“不民主”这样空洞的词汇可以为之涵盖或包容，又有什么不对呢？
为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在自己的国土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倡过使用强制手段，但有些地方的有些人们，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出于万般无奈，曾经在农村中使用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多少有些极端的手段。
例如笔者曾亲耳听取一位小镇计生委工作者的骇人描述。
小镇有一妇人几年工夫，已经接连产下了五个女儿，超生多多，却一门心思要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儿子。该妇虽然因为过度紧张的生孩子而落了一身的病，头疼、腰疼、腿疼种种病症，面容焦枯，神色憔悴，头发稀疏脱落，牙齿疏松畸形，摇摇欲坠，却死也不肯接受镇上计生委的规劝，乖乖地做绝育手术，反而成天和丈夫东躲西藏，状如游击战士。
更可笑的是该妇人与丈夫不论躲于别人家中，还是废弃的破窑洞中，也不管是隐于田间还是匿于地头，只要丈夫身上还有得一分力气，有得三分奈何，任是青天白日，远近有人，也悍然不顾，立马就脱去衣衫，双双公然宣淫，大伤风化。
有好事者观见，远远讥笑呼吼，骂说：你们这两口子，真是不要脸！
妇人却笑着还骂道：你狗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有了两个儿子还想要个女子！
妇人一边还骂，一边就抱住丈夫肆意挑逗，旁若无人的仍旧要自己的丈夫奋力骑墙，故意做出种种无耻撩人的姿态，狗爬蛙附，雀咬嘴，虫勾联的样子，不为贪欢，只为再怀一胎，为自己男人生个儿子。
最可悲的是小镇上竟然还有争相效颦者，大挑拇指者，津津乐道，以为这妇人是个难得的大孝之人，只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般的陈腐观念，在这个小镇根深蒂固使然，偏那男人又是一子单传的白丁，故而更是理直气壮，以为得计。
只因这个钉子户，使计划生育工作无法开展，每每动员绝育，妇人们便唁唁言日：你们柿子拣软的捏，你们要是真有本事，先把人家XXX给绝育了，我们这些人不用你们追撵动员，立马就自己去做绝育手术！
小镇的镇长是个血性男子，听计生委主任百般诉苦，被那女人们的公然叫板激得大怒，帽子往地下一掼，便调集镇上一帮基于民兵，撒开人马，四处寻找和围堵那个类似跑反的妇人，竟然被一举擒住，硬性拖拉着妇人往医院去。
一路上那妇人撒泼使赖，百般刁难，百般咒骂，都不管用。
最后妇人便使出女人对付男人的杀手锏，一下子脱掉自己的上衣，褪下自己的裤子，露出胸前两个松弛如破麻包也似的奶子和胯下一个龌龊奇臭的羞处，惊得那些还都是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基干民兵们，个个目瞪口呆，人人含辱窃笑，晦气至极地避之惟恐不及，一时做鸟兽散，只撇下小镇镇长和计生委主任。
面对妇人，连那个原本怒发冲冠的小镇镇长也没了脾气，一时也被弄得呆了眉眼，没了办法，失了主张。只好红着脸，怒骂几声，眼睁睁地看着费了好大气力好容易才捕到的一个妇人走掉。那妇人还卖弄风情似地冲他哧哧地窃笑着，也不忙穿衣服，手里拎着自己的裤子像拎着一个护身符，得意洋洋地光着一个屁股，大模大样，拔腿就走，一溜烟似地扬长而去，又要去寻她的男人做那件事了。
妇人的嚣张气焰彻底地惹怒了站在一边不吭声的女计生委主任，这个过去曾经在县里球队当过投篮手的人到中年的女干部，忽然就噌地一声射了出去，几步就追上那个妇人，扛麻包似地将其扛在肩上，大踏步地向镇医院走去。
那妇人被吓呆了，一时也挣之不脱，便被女计生委主任扛到医院，亲自大力按在床上，强制性地很顺利地给妇人做了绝育手术。绝育后，那妇人竞然也没哭没闹地认了命，对计生委主任说：唉，大妹子，也赖不得你，我知道自己不对，可没个儿子，保根家就断了根。也是他自己命赖，怨不得我，我是为他尽了心力。不瞒大妹子你说，这些年生孩子生得我都快没命了，你以为我真的那么想生孩子吗？！
如中国那个著名的小品中表现过的那样——为了不被村里抓去做绝育手术，而不惜当盲流，四处逃窜，一路从吐鲁番生到海南岛，生下的孩子，个个都是丫头片子，不生儿子不罢休，还要继续生下去。
这样的现象，这样的情形，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广大的城镇和农村，何止千千万万？纵容吗？放任吗？人道乎？人权乎？令人遗憾和心酸的是，他们竟然根本无暇去顾及，甚至想也没有想过，在他们贫瘠荒凉的大脑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去顾忌，他们只要传宗接代，只要有个顶天立地的强劳力，只要生个儿子。
这要求似乎卑微低下得可怕，似乎也全然的不过分，遗憾的是造化偏偏弄人，要与他们作个对头，你想要男孩我偏不给你，你想要女孩我也偏不给你，丝毫也不肯眷顾于他们，送子娘娘只送他们不想要的孩子，让他们常常失望。
他们为之愤怒，执拗地认为，既然造物主敢于公然和他们作对，让他们的盼望每每落空，既然送子娘娘阴差阳错地总是让他们屡屡受挫，他们便敢于悍然地一生再生，让整个中国失望，让整个世界失望，让整个生态环境为之大惊失色。
中国有两个基本国策，一个是计划生育，一个是环境保护，在这个前提下，以上所述中国之国情，中国控制人口所特有的苍凉和悲壮，便全然地蕴藉在其中了。
恐怕连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对此也会束手无策，瞠目结舌，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