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寅恪名字如何读才不被人嘲笑？
——由<<陈寅恪与傅斯年>>想到的
望 野
晚年的陈寅恪
前日景德镇刘先生打电话询问宋代中原窑器之事。话末言及有本新书《陈寅恪与傅斯年》值得一读。刘先生电话中特别提到，此书封面有句话“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电话中听此言，浑身振抖。巧的很，数月前拜访宿白先生，在与先生聊谈中，先生也说起过“大师”之事，并且非常肯定的讲当世没有大师，中国学术大师层出的时代集中在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叶。而以中国目前的情况再出现大师可能是百数年以后的事了。先生论及大师时，还特别讲到了读书问学的事。听先生言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再出大师要百年之后。因为自文革始，学脉截断，学人齑灭，书焚物毁，斯文扫地。随前辈通识承继文脉学人的消失，读书将成为大问题。有心治学者恐再难找到领路人，莫说求学，仅是能告诉治学者当读何书，学途门径何如者，都若寒星般稀疏。无窥读书门径，问学自然艰苦。先生所言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深意。
放下电话，就登陆网络。拜新科技之所赐，不出门就在网上书城里订购到了这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书到付款，拆封后就看到封面漆黑底白字“陈寅恪与傅斯年”，中间白色书腰封带。封面右下部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半身黑白照片，照片下就是那句令我振抖的“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极其重要的人物。随近些年对他们研究的深入及图书、文献、旧稿出版日多。如许多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热潮一样，傅斯年热、陈寅恪热亦随之出现，两者相较，陈寅恪的热度更高。文化人当前如果不知“陈寅恪”者，好似愧对斯文矣！
有关陈氏者，我是在多年前浏览齐白石的材料时，发现是当年早逝的大美术家陈衡恪的慧眼，而成就了后日的这位中国画巨匠。由此才关联知道陈衡恪的弟弟陈寅恪的学问更令人惊奇。进而读其《元白诗笺证稿》，方晓陈氏诗文证史求证之功，精深细微，淹贯坟典，令人叹服。但没多久与友相聊就遇到少有的尴尬，我读“陈寅恪（kè）”不想朋友立刻告诉我应该读“陈寅恪（què）”，当时极悔，怎么连多音字都不识，落如此笑话。后回去翻《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发现读音皆为恪（kè）。又查《辞海》，恪：“kè课，旧读què”。但没有旧读的任何解释和来源。后核对《康熙字典》，恪：“【广韵】苦各切。【集韵】、【韵会】、【正韵】克各切。【尔雅·释诂】敬也。又姓。本作愙。”所有指向皆为，恪（kèㄎㄜˋ），真不知“恪”（quèㄑㄩㄝˋ）由何来。而后所遇所有的人，包括书店里的服务员都读恪（què）。我也就从善如流，从新认识了“陈寅恪（què）”。但此疑问长久缠绕，总搞不明白“恪尽职守”的“恪”，为什么会在这位史学巨擎名下改音。这一问题多年来，常向关系交好的朋友求证，亦无解答。直到后来有一次到湘、赣公务，听到南昌人对“客”（Kˊi∑t『）字的发音。才突然想到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县义宁镇桃里竹塅村，生长于湖南长沙。恰是湘赣方言的变音而使这“恪尽职守”的“恪”（kè）有了“恪”（què）的变化。且因陈氏声名远播，朋友弟子广布，后这读音演递也就有了“陈寅恪（què）”这一仅在这位史学巨擎名下的特殊读音。陈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英文亲笔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这个“Koh”明显的非常接近湘赣方言的发音了，但它还保留了“苦、克”韵，而不是“却”韵，可以想见他当时对其名的“恪”（kè）、（què）之分也是清楚明了的。所以以后再有新读书者读“陈寅恪（kè）”不应受到文化明白人的嘲笑。
陈氏治史以各种古旧东西语言精通，史料烂熟广博著称。同代及其后的学人对其推崇有加，从当今所留能见到的陈氏著述来看，其确实无愧盛誉。近十数年来有关陈氏的纪念、回忆、传记文字颇多，多从陈之传奇学问轶事着眼。间有剖析陈氏精神世界者，亦仅落笔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然就陈氏文稿、信札、诗词深观，其对治学、著述及当时之社会状况有更多不意今人之所观者。
《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有许多视野和角度无疑已经给了我们新的解读方向，这些方向和角度将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来认识陈寅恪。
关于著述，今日能见到的陈氏留稿逾十种之多，据考丢散遗失者还有。然陈本人天命之前对著述的态度并不积极，其在给史语所陈述（字玉书）的信札中明确说到“弟平生述作皆出于不得「已」，故自己不留稿，亦不欲他人留之。此非歉词，乃是实话。”信末还特别叮嘱“诸希谅鉴不宣。”由此则可明白为什么陈氏自1902年离国，问学东西十万里，春秋十余载，入各国大学，竟没有一张文凭，一个学位。其求者仅是学问而非虚名，其更乐于多读书而非多著述，早年的哪些文稿也多是其课徒讲稿的增补。待到天命之后，陈氏思绪大变，同时社会之翻天覆地，也使他胸中烂熟的历史有了新的印证。此时著述成了他最重要的寄托，同时文稿也成为他在学术史乃至历史上所能划下痕迹的唯一工具。因而也就有了“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賸有文章供笑骂”之余，尚望“后世相知傥破颜。”这些诗文无疑是陈氏思绪大变以后的真实写照。陈氏在目瞽以后著述兴致更高。其最为今日学人称道，也是其耗费心神最多的就是《柳如是别传》，此书洋洋洒洒八十余万言，且行文与考据都是在陈氏瞽目膑足状态下口述完成的，由此可想见其对文献史料之熟悉，记忆思敏之超群，远非常人可蠡测！今日学者研究多以《柳如是别传》是陈氏以明末清初这位不屈的歌妓才女为当时之心灵映射，假其少年览钱牧斋（谦益）序文《吴梅村集》之缘起，而后著述此书，以示慰籍陈氏晚年在文革中之肉体与精神的无限痛楚。然以陈氏己念他最想写的是《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因时代之无奈，才“著书唯剩颂红妆”！因而《柳如是别传》的成书，可能就不仅是常态下的理解了。陈氏能在当时耗八十余万言，以他一生单题著作最大的篇幅，瞽目膑足下来讲明白一位歌妓的生平事迹，令人多有不解。推过时空的帏幔，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煌煌八十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无疑是陈氏留给后世的一个巨大遗憾！也是他对其平生所学的一次无言炫耀！其一生以治不古不今之学为冠，倘若其最下心神这八十余万言是以其精通的古旧东西十数种语言文字资料为基础，扣解中国中古最绚丽辉煌之历史，那将无疑是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最恢宏耀眼的著作之一。
对于1949年陈氏去留，从文革起就多有责难，此对陈氏造成莫大伤害，后世学者亦对此多有杂语。实际上仅就陈氏之家望、姻媒、子嗣，就可以明白陈氏1949年南下，终守于岭南，而未悬身海岛，是其不二的选择。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疯狂进逼平津。陈寅恪父亲陈三立（散元）感恨时局，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此忠义烈举，陈寅恪应在史书上读过无数，家仇国恨已深埋心底。陈氏之妻唐筼，为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孙女。中日甲午战争时唐景崧主政台湾。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台湾士绅推举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拒日抗争。陈之俩女，流求、小彭，皆是以台湾古称和台湾地名命名，以对曾外祖纪念。因而陈氏对台湾自有深情，并不陌生。多年战乱奔波中陈对国民党政府及宋、孔等家有自己之判断，同时以其长期同国民党政务官僚保持的距离，可以明了为何其从北平登机去南京，再下羊城而不赴海岛，他是有自己的选择的。宣统三年,陈氏在瑞士读过马克思《资本论》德文原本。他应是大陆读德文《资本论》第一人。其明言不喜欢苏共体系的共产主义道路，并非对中国共产党有不屑。国内战争时陈氏对国民党的腐败已然洞悉。所以留在大陆，读书教书已经是他非常明了的归宿了。
山东聊城傅斯年陈列馆（晨曦—王洪曦摄）
傅斯年，一生与国民党命运关联相牵，在当时之状态下，能建立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终其一生为此事业奋斗，诚极可佩。为学界留下巨大财富，以其当时为学术建设所立之功，值得深念。特别是耗巨资保留下来的7000麻袋，6万公斤“内阁大档”，是为中华民族存下了珍若拱璧的文化遗产。这批大档王国维以为“足当孔壁、汲冢所出”，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立可谓傅氏一生最大成就。当日之史语所，无疑为学问研究的重镇，所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亦为当时海内外最权威的人文社科刊物。季羡林回忆，自己《浮屠与佛》当年经陈寅恪介绍在《集刊》发表，“简直有点‘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威风”。可想傅氏及其事业在当时学界、学人心中地位之尊。傅氏眼界甚高，其执掌史语所后选人以才识为首。陈寅恪、梁思成等都亲函向其推荐过人入所，如戴家祥、王世襄等，但皆未如愿，好似傅氏不尽人情，有地盘人事观念。但如果我们细看严耕望治学之一生，就会发现傅氏对人才的独特认识和伯乐眼光。严耕望与傅氏素昧平生，仅是希望能求一读书之地，1945年夏致函附文稿与傅斯年，不及月余傅氏就欣然接受严耕望入史语所。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严关爱有加，甚至严的岳母也得傅氏照顾，成为唯一一个史语所人员亲属长辈由公家垫资撤台的案例。而严终其一生，除短暂外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史语所读书，并为读书推掉对其知遇最深的恩师钱穆（宾四）的诚邀。严不负傅氏一函及延其入所的盛情，越二十年完成《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耗近半世纪之岁月完成《唐代交通图考》，这些宏著全倾严一人之功完成，既是学术史上的丰碑，亦是傅氏史语所的明珠！
傅氏与介公情谊深厚，但其与毛泽东亦有交往。且他还是中共建政前毛亲笔点名抨击之为数不多的学人之一。因而早年大陆对傅氏多有毁誉。关于毛、傅交往《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的描述甚为清晰。“陈胜、吴广之说”，唐人咏史的赠语，都从更深的角度揭示了历史时空中特定状态下的实况。史实如水，淌过就留下痕迹，但却永远无法回复！
岳南所著《陈寅恪与傅斯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信也。
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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