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等闲变却故人心
——苏轼与章惇
映日荷花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清人纳兰性德《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
苏轼与章惇都是一時人杰，名显当世。苏軾是一代文豪，旷世奇才，学识渊博，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章惇个性豪俊，博学善文。出將入相，多谋善断，知人善任，文武兼备，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開疆闢土，建功立业。
苏轼与章惇年轻时就结为挚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非常融洽。但世事复杂，人心难测，昔日之挚友，今日之政敌，救命恩人轉眼成寇仇，友谊愈深，反噬愈大，迫害愈烈，最好的朋友也许变成最可怕的敌人，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就是这样，跌宕起伏，善恶相杂，愛恨交织，高潮起伏，錯綜复杂，令后人论争不断，曲說丛出，扼腕叹息。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同榜的还有章惇的侄子章衡，成绩好于其叔。章惇博学善文，自视甚高，现在却名列其侄之后，觉得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而是等到下一科才进入仕途。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授大理评事（七品待遇）、签书凤翔府判官（府州副职幕僚）；章惇任商洛令（县官），同在陕西作地方官。两人风华正茂，才情相当，意气相投，开始结积交往，在交往中能够推心置腹，颇为融洽。
有一次，两人同游南山，到了仙游潭，潭的边上面临着万丈悬崖，两岸非常的狭窄。章惇要求苏轼下仙游潭在石壁上写大字留念，苏轼不敢，章惇踩着险石下去，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说“苏轼、章某来此”苏轼拍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说：“为什么？”苏轼说：“能够自己拼命的人以后做了官了，必定能杀人。”章惇大笑。后来章惇的所作所为，竟印证了苏东坡的预言，可见苏轼眼光之深。
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所写诗文涉嫌诽谤朝廷，讽刺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逮捕治罪，贬官黄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件审理期间，一群跳梁小丑绞尽脑汁，搜集资料，罗织罪名，想致苏轼于死地，进而一网打尽旧党骨干。
一天，副宰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造反的想法啊！”神宗问：“怎么看出来的？”王珪说：“您看苏轼写的这诗吧。明明陛下您犹如飞龙在天，而苏轼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这不是明摆着有反心吗？”神宗没有被他忽悠，客观地说：“不能这么断章取义，胡乱比附吧。他尽管去吟咏他的桧树好了，干我何事？”
这时候，在一旁的章惇虽然是新法的支持者，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冷冷地说：“要是照王相的办法，来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王巩《闻见近录》云：
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珪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等到退朝后，章惇就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王珪不大好意思，搪塞道：“这是舒亶他们要我这么讲的。”章惇大怒，不顾身在朝堂，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声质问王珪：“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能吃吗？”
苏轼被贬黄州后，只有虚职。此时章惇已经干到了副相的位子，还写信规劝东坡，苏轼回函中有这样的句子，“平时惟子厚与子由（苏辙字）极口见戒，反复甚苦。”（《与章子厚书》）
苏轼与章惇虽属不同阵营，政见不同，但章惇守护着道德良知，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客观地给苏轼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著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因而被黜出外郡。章惇怀恨在心，一心伺机报复。
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由于宣仁太后倾向于旧党稳重的政策，所以哲宗经常被旧党人士所忽略，这引起了哲宗的厌恶，以至他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标准的首席宰相，登上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权力之巅。他肆其私欲，对元祐年间旧党诸臣等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疯狂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手段之毒辣残忍，无所不用其极。
苏轼是章惇重点打击的对象，于绍圣元年被贬往南海之滨的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在惠州，苏轼处世豁达，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曾写过一首《纵笔》诗以自娱，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歌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睡眠的情景。这首诗传到京师，章惇恼羞成怒，道：“苏子瞻竟然如此逍遥快活！”。他决意要把苏轼往死里整，绍圣四年（1097年），章惇指使吏部一纸令下，把苏轼贬到了更为遥远的海南儋州。那里更加荒僻，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瘴雨蠻風，九死一生。宋太祖曾立下祖训：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得诛杀大臣。被贬到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可见章惇对于苏轼嫉恨之深，必欲除之而后快，已经没有丝毫的朋友之情。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皇帝位。次年，开始赦免元祐大臣，苏轼被批准返回大陆，结束了儋州3年的贬谪生涯。苏轼原以为这辈子就可能终老海南了，没想到还有平反的这一天。
天道好还，造化弄人。苏轼遇赦复官之时，正是章惇被贬之日。宋徽宗即位，以章惇尝反对其嗣立，遂生嫌隙，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章惇被罢相后，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后来再贬往岭南为雷州司户参军。【崇宁元年(1102年)，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居住；两年后，又移来移去，先到越州，后又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岁。】
苏轼北归，一路受到热情的款待，有的是他朋友，有的慕其文名。路经靖江的时候，许多文人朋友都来拜见他，章惇的儿子章援没来。当年苏东坡作主考官，亲自第一名录取章援，按照当时的传统，章援当为苏轼之门生。章援感觉到苏轼可能会再次当政，就怕苏轼以其父之道报复，于是给苏东坡写了一封信，很委婉，意思是说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人之命运。章惇对苏轼的迫害可谓凶残至极，刻骨铭心，难以释怀，但苏轼却胸襟豁达，是厚道人，丝毫不计前嫌，一笑泯恩仇。
苏轼给章援惇回信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1101年）六月十四日。并写下药方请其转送章惇，希望章惇能保养身体，争取朝廷宽大处理，能够顺利北还！
多么宽广的胸襟，多么伟大的人格！这种崇高的精神，足可光耀千秋，令世人景仰！反观章惇心胸狭窄，人品低劣，卑鄙残忍。心狠手辣，千年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吐弃鄙视。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更应该作进一步的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竟能泯灭理性，扼杀人性，制造人间灾难，祸国殃民，阻缓历史前进的脚步？
【相关资料】
1、《宋史》曰：“（章）惇豪俊，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调商洛令。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这指两件后人常提起的趣事。
2、宋人曾慥《高斋漫录》云：苏、章游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3、徽宗即位不久，章惇因为几项罪名被追究责任，先被贬武昌，又被贬到雷州。无巧不成书，当初苏轼的弟弟苏辙被贬雷州时，章惇不允许他在官舍中居住，苏辙就赁了老百姓的一所房子。章惇借口苏辙强夺民居，要求州县严厉处理苏辙。但是，由于租赁合同写得非常明白，无可奈何之下才不了了之。可如今又轮到章惇向老百姓家租房子了，老百姓那是坚决不租给他，说：“以前苏先生遭迫害到这里租房住，我们险些被章丞相您弄得家破人亡。现在您又来租房子，一点儿门儿也没有！”不久，章惇又被贬到睦州（今浙江省桐庐），最后死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
4、《宋史》把章惇他列入“奸臣传”，给他定的主要“罪状”是，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梁启超在《王安石传》里对章惇大声鸣冤。他认为，章惇当权时对元祐党人所做的一切元祐党人当权时也会对章做出。“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因为他认为，不能根据政见来判断君子与小人。所以，针对《宋史》把章惇归于奸臣，梁启超说：“吾以为惇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
5、宋代孙宗鉴的《东皋杂录》记载过一桩趣事。元祐初年(1086)，“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起用东坡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东坡显赫一时。碰巧，有一个曾经在“乌台诗案”中对他进行过残酷折磨的狱官也在朝，每次见到东坡都支支吾吾，满脸惭色。东坡对此等人，一贯不放心上，但对方每次都闪烁其词，颇有悔过之意，东坡便给他讲了一个笑话：有条蛇咬死了人，被阎王追捕，按律当死，蛇申诉说：“我虽然有罪，但我有‘黄’，能治病，可以赎罪。”阎王赦免了蛇。不久，小鬼牵一头牛至，说它顶死了人，当死。牛辩解说：“我有‘黄’，能活数人。”阎王又赦免了牛。后来，狱吏引一人至，说他杀了人，当偿命。此人学起了蛇和牛，申诉说自己也有“黄”，要求活命。阎王听后大怒说：“蛇黄、牛黄入药，天下共知，你是人，何‘黄’之有？”此人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无别‘黄’，但有些惭‘惶’而已。”狱官听后，脸红地笑了起来。东坡不计前嫌，一段笑谈，原谅了自己的仇人。
6、苏轼给章援的回信：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可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云麓漫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