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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初，由中国法学会信息部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创办的中国法学创新网（，以下简称创新网）再次重磅推出对全国科研单位和人员的年度论文数量的“盘点”，迄今发布的报告有《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15种杂志的作者单位盘点、2010年高产作者论文数统计、2010年论文数2篇的作者统计、2010年科研单位法学论文数统计等。这些报告业已引起行内人的深切关注。首先，就创新网“法学盘点”的具体工作来说，实际不过将15种权威期刊上的论文分门别类做一统计与分析。这本是一个普通法学图书馆或网站就基本胜任的工作。实际上也不乏有此设想的网站或图书馆，但主事者考虑到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等诸多为难和尴尬之处，多未敢起步，唯有创新网敢于为天下先，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仅就这一点，理应赞许。其次，对于长期采用硕士点、博士点等作为主要评价标准的法学界来说，创新网的这一举措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与重大价值。首先，这是极富动态的一个评价体系，不像学科点的创建通常需要多年的努力，而且一旦评选完成也就暂时陷入停滞，难以及时作出评判。其次，这个体系操作起来比较低廉，无需太多的人力与资本投入，仅仅依据网络手段就可初步实现目标。第三，因为调查数据的易于获得性及其公开性，也就确保了统计数据的可信与公平，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与误会。第四，对于各单位和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展示平台，起到了迅速了解全国法学研究“敌情”（借用程千帆先生的说法）的作用。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全国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但从学科发展与学术进步的角度来说，这一做法的弊端也显然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曾经依靠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第一的排名力压北大，成为中国学界一时翘楚。但二十年来，南京大学论文数量第一的优势似乎并未转化为相应的学术实力。这一事实说明以数量论英雄的评价体系注定不会长久，更不是提高科研水平以至发展法学院所的有效办法。何况，中国虽大，法学院所也在百位以上，法学从业者更是数以万计，但法学院所和具体学者的成就如何，本专业人士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在这个意义上，创新网目前的“法学盘点”，仅仅停留于对论文数量的统计与分析，并未做到真正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至激浊扬清，也就很难指望会对学科建设以至具体科研起到更多的积极作用。作为一个职业共同体，法学界无疑很希望有一个机构，在必须的但也是简单的论文数量统计的基础上，还可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对权威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当然不限于此）的学术价值进行盘点，不但可以将优秀之作广而告之，也要让低劣之作无所遁逃，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权威评价体系，促进学科的发展。以创新网所选定的15种期刊而论，其中佳作固多，但也不乏争议文章。去年就有学者撰文指出，《中外法学》2007年第4期发表的《落日残照：晚清杨乃武案昭雪的历史、社会与制度因素》（作者陆永棣，该文获该刊2000-2007年优秀论文奖）一文存在严重学术不规范情形。而这在近年来的法制史研究中，似乎绝非个案。如2010年某权威法学期刊发表的考察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的文章（简称司文）中，其主要内容之一即为讨论“部院之争”，占据了全文（共13页）的一半篇幅（第197—202页），按理应有一定的研究水准。但其观点、材料甚至论证，与张从容博士论文（2003年）的相似性均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但该文不但没有提及张从容的名字，甚至连基本的研究综述都没有。还有个别法制史论文，未经足够论证，却草率颠覆传统观点。如某篇讨论中国古代皇权与法律的论文，作者可能也意识到这个话题的陈旧，所以加了一个副标题“以隋代前期为例的实证分析”，意图在论证方式上有所突破。但作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隋代有这样的典型意义吗？即使一个只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读者都知道，国祚短暂的隋代怎么可能代表得了长达数千年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笔者不敢“以偏概全”，说所有或者大部分法制史文章都有问题。但上述文章均发表于号称一级权威的法学杂志，作者也都是获得高级职称的资深学者，而论文的主要内容却如此不禁推敲，怎能不让人怀疑权威期刊上论文质量的平均水平？又怎能不对创新网目前的“法学盘点”持保留态度，甚至反感其仅仅以数量排座次（包括单位和个人）的做法？又怎能不担心，这样的评点如果长期办下去，会不会从根本上损害学术？在此意义上，中国法学创新网“法学盘点”的未来之路走向何方，确实值得法学界全体同仁深思。而加强对于学术论文质量的专家评估，考虑引进学术论文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评价制度，或许是选择之一。至于法学期刊应该加强来稿的学术史审查，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张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副馆长，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