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何谓“枫桥经验”？
此“枫桥”，非唐诗《枫桥夜泊》中的姑苏地名，它是浙江省诸暨市的一个镇。50年前，诸暨为县，枫桥为区。所谓“枫桥经验”，源自两个背景：一是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那次会上遭诬陷被打倒）；二是毛泽东在1963年部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中共枫桥区委曾撰文称：
一九六三年，我区有七个公社在浙江省委工作队和地、县委的领导下，第一批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发动群众，分清了敌我，充分揭露了四类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当时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激于革命义愤，要求把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捕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学习、大辩论，干部和群众觉悟提高了，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制服敌人、改造敌人，克服了单纯依赖政府法办的思想，克服了简单粗暴的方法，发动和依靠群众，对敌人分类排队，进行教育、评审和说理斗争，并且依靠群众就地进行监督和改造。结果，一个人没有捕，就把这批敌人的大多数制服了。（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1日2版）
“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据查，文革结束后枫桥区人口十三万，四类分子达三千多人（人民日报1979年2月5日4版）。每5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敌人”。对这些人的管制迫害，是人治年代的可怖景观。
1963年，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将枫桥的做法总结为《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言《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提到枫桥事例。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将这个讲话稿下发，批示中说：“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22日，毛泽东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谈话说：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请注意这句话——笔者注）。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文革前，公安部转发过有关枫桥材料，但人民日报不曾报道。文革后的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枫桥区委文章《高举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红旗 依靠群众加强专政》，首次介绍“枫桥经验”：“在对敌斗争中，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凡是应该捕的、必须捕的，要坚决捕起来；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要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制服敌人，就地监督、改造，矛盾不上交。这个经验得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197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整顿和加强社会治安工作》，提到“浙江诸暨县枫桥区依靠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的成功经验，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被誉为公安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什么是“枫桥经验”？这就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它得到最高规格纪念。
从消失到重现
人民日报是风向标，报上关键词语的消长，受制于舆论导向。在整个80年代，该报完全没有关于枫桥与治安的报道。这是邓小平时代：邓说“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正是他，领导全党对毛的错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清理。1981年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八届十中全会和四清运动，都持否定态度。
199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赞扬枫桥“依靠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但未提1963年枫桥事例。
这期间，1983、1988、1993、1998分别是毛“批示”20、25、30、35周年，中共均未纪念。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第一次重现在人民日报，是1998年12月2日。
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该文引述诸暨市委书记的话，将“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称为新时代“枫桥经验”。
人民日报上，“枫桥经验”一语渐多。不过，从1999年到2012年的14年间，也只49篇文章在全文中使用（在标题出现10次），其中，4篇出现在1999年，两篇出现在2000年，2001、2002两年消失，43篇出现在胡锦涛时期。
胡上任后，中国步入“维稳时代”。2003年，对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举行了纪念。中共中央常委罗干在浙江的纪念会上阐释“枫桥经验”是：“就地解决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7日1版）。2008年11月，纪念毛批示45周年，维稳色彩更浓。中央常委周永康在浙江的纪念大会上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号召“抓源头、抓苗头、抓基层、抓基础”（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5日1版）。
“枫桥经验”重现并升温，折射了“维稳”之增强。50年前的“矛盾不上交”、“就地监督改造”，转换成了2013年的“把问题解决在当地”（说白了，就是避免各地官员在首都截访、设“黑监狱”）。“发动群众制服四类分子”，转换成了“网格化管理”、“立体防控”（人民日报2013年9月13日）。
“以毛治国”？
2012年前的人民日报上，不曾出现过毛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对“枫桥经验”的公开表态，这条边界近日被突破了。党媒尊奉上意，强调“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在于走群众路线”。
毛在1963年所批示的“枫桥经验”，原本是，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经验，它决不是，也不可能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的样板。毛的“群众路线”，是要组织群众管制坏人，即“群众专政”。这与现代法治南辕北辙，如何能在声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今日中国推广？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中国之大势很清楚：文革结束已37年，改革开放已35年，确立市场经济已21年，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已15年。这样一个已置身市场化、国际化环境的大国，舍依宪治国，别无他途。无宪政，无健全的法治，无公民社会，难有宁日。这时候翻出阶级斗争年代的对敌斗争经验，不只是缘木求鱼，更是玩火。
纪念“枫桥经验”释出的最大政治信号，是重新肯定毛泽东治国理念。毛是中共巨额负资产。文革结束以来，作为“神主牌”虽仍供奉，但毛的治国方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全面专政、继续革命、命令经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等，在近30多年里已全被抛弃，江与胡，对“沾毛”都有忌惮。谁敢“以毛治国”？
10月14日，人民网刊发《“枫桥经验”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经验》（作者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蓝蔚青），文称：
“枫桥经验”一开始就在实际上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纳入了依法治理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同志肯定“枫桥经验”，党中央批转“枫桥经验”，不仅因为它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为了解决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捕人、杀人过多的实际问题。
这是什么逻辑？
毛泽东从来重视“革命的两手”，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恩威并用的专政手腕。而他发动四清运动，首要打击目标也不是老牌阶级敌人。1964年，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形左实右”（即主要整肃基层坏人），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摆脱阶级斗争模式”、“依法治理”吗？
“前30年”，毛的批示何止千百，其中不乏调整政策的内容。对大跃进和大饥荒，后人可以抽掉历史背景，无视彭德怀冤案，单单翻出闯下大祸后毛在1959年春的6封《党内通信》，赞颂毛的“实事求是”吗？文革后期，毛也有“安定团结”的批示，甚至警告过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难道可以用这些，证明毛是反文革、反四人帮的第一人吗？
蓝蔚青的文字堪称奇妙。明明1962年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甚嚣尘上，更多人不久将被抓、被杀、丧身文革，作者却将毛描绘成摆脱阶级斗争为纲模式、依法治理的领袖。这无异于说，毛非毛，毛反毛。此种逻辑，无以名之，只能名之“癫狂”！
重新鼓吹“枫桥经验”的严重性正在这里：为强行打通两个30年，罔顾史实，罔顾逻辑，罔顾公众特别是亲历过毛时代、被侮辱被伤害者的切肤之痛，如此轻率，在临近毛泽东诞辰120年之际，刺激亿万人敏感神经。
友人提醒，本届领导倡导“枫桥经验”，并非走老路，而是要借助钟馗打鬼，对政法工作纠偏。老实说，这种“纠偏”，笔者看不到。我看到一个深红魔盒正在打开，未来数月，会有人翻出更多“毛泽东批示”，举行更多“亦老亦邪”的纪念，到“120”将推向高潮。我看到的是一个形成中的怪圈：其移动轨迹，距邓小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原初点越来越远，与毛则日趋靠近。这显然是一个将给执政者带来无穷麻烦、甚至会导致“颠覆性错误”的怪圈。做此选择，是真不明白，还是谋略过深让观者难窥其奥？抑或，仅仅是蛮干！
作者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