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诗穷而后工”。他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过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慨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诗之能穷人是一个传统的观点，杜甫说：“文章憎命达”，白居易亦云：“世所谓文人多数奇，诗人尤命薄”。这些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封建社会，的确有不少诗人不见用于朝廷，穷困潦倒，淹蹇一生。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如此。比如白居易和王维等都做了朝中重臣，还有王安石，再加上欧阳修，这些人混得都不错。欧阳修就反对这样的说法，在否定了“诗之能穷人”之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诗穷而后工”。意思是说，不是诗让人穷，倒是“穷”成就了诗人。为什么穷能成就诗人呢？
欧阳修用儒家的诗教“怨刺”说做了解释。按儒家的诗教，优秀的诗应该是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它对社会上的不平事应有所“怨”，对政教之失应有所“刺”。当“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时候，则“变风变雅作矣”。生活道路淹蹇的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志，更能接触下层，也更能感知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因而其诗就自然“兴于怨刺”，这是其一。其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喜欢自我放逐到山颠氺崖，可以扩大自己的题材领域，生活视野开阔，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景象往往新奇有趣，就自然为读者喜爱。其三，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所写的作品多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其中第三点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艺术创作动力来说，“忧思感愤”这种负面情感比之于喜悦快乐之情具有大得多的力量。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诗人都注意到了。清初文人陈兆伦说：“盖乐主散，一发而无余；忧主留，辗转而不尽，意味之深浅别矣。”忧思的情感为什么会比欢愉的情感更有力量，是一个很复杂的心理学、社会学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言，忧思总是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联系在一起，总是不同层面地触及人和社会的最深层的方面，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从心理学的角度言之，人天然地具有同情心理、怜弱心理，较之分享别人的欢乐，人们更容易分享别人的痛苦；较之理解乐者的快乐，人们更易理解悲者的悲伤。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悲剧总是比喜剧有着大得多的力量。第二，从艺术表现的内容来看，“少达而多穷”的诗人所表达的“多是羁臣寡妇之所叹”，“写人情之所难”。这种作品在揭示社会的内在本质方面比那种表达欢愉之情的作品深刻得多。
其实，关于负面情感与文艺的关系，中国古典美学多有论述。孔子最早有“诗穷而后工之”说，其后，屈原有“发愤以抒情”之说，司马迁有“发愤著书”说，韩愈有“不平则鸣”和“穷思之声要妙”说。欧阳修之后，还有辛弃疾的“为赋新词强说愁”说，再有就是赵冀的开头引用的那两句诗。种种说法不一，都有相通之处，体现出中国美学的一种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