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学家高华
中国知名历史学家高华，因患肝癌在2011年12月26日病逝南京，年仅57岁。高华教授生前任教南京大学历史系，着重研究中国现代史，是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其多本著作在海外出版，《革命年代》一书是唯一一本在大陆出版的。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香港出版后被认为是中共党史著作的经典；但是成为禁书。
高华教授病逝后，多位学者在网上撰文或留言追忆高华，以示悼念。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的张鸣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在纪念文章中张教授盛赞高华的成就，他在文章中称：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他选择了一条守着贫寒做主流不喜欢的学问的道路。
张鸣：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法广：张鸣先生你好；高华教授故去，周五你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请你谈一下当时追悼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张鸣：我是30号上午在南京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追悼会是南京大学官方举办的，它的规模很大，历史系出来致悼词，校长和书记都参加了，比我想象的要好，悼词虽然很乏味，但是并没有给高华加一些诸如说：忠于党的教育事业这样的套话，这还好。那天去了很多很多的人，从外地赶来的，还有好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去了。在会场上，大家都很悲痛。当然我们这些人，我们从外地赶过去的学者，有的写了，像我写了祭文，还有些人写了一些发言，都不能在那儿念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的程序。会后，我们自己又搞了一个追思会，一个小型追思会。在会上我们就把自己对高教授的感受，对去世的惋惜，祭文都念了。会上我们都做了一个弥补吧，因为在这个会上，大家都能说一些心里话，这就是高华教授追悼会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南京大学的领导还有一点不错，他们这回好像承诺把高华教授这四年半治病的，很多原来不报的费用可能都会报掉了。我觉得：追悼会开完之后，得到这样的消息，还是比较正面。就是他们还是对高华的遗孀还是有一点交代吧，至少我还比较欣慰。
法广：高华教授的成就，您称赞是：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张鸣：至于高华教授的成就，其实我是没有多少资格来评价的。他的代表作就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之后，影响非常大，一直到现在都畅销不衰。其实买他的书的人，看他的书的人远远不止是学界了，很多人都在看，商人在看，律师在看，还有一些官员也在看，学生看的就更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研究这个方面，中共的档案没有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密封的。这样的研究在大陆学界是不被允许的，它是个禁区。第一个资料很难找，高华实际上花了很长时间，大概十年功夫收集，从开放的部分档案的披露，还有就是一些公开的材料、回忆录啊，日记啊，当时的报纸啊。这样的一些材料中汇集出来，做得非常难，这个过程十分艰辛。不光是艰辛的问题，就是说当时出了以后，你都不知道哪去出版。如果是海外出版的话，你在国内就有风险。它是吃力不讨好，而且还有很大风险的一项学术研究。所以高华的成就，就在这里。实际上他中共崛起的机密揭开了，把毛泽东怎样通过政治运动、这种惯用的方式、这样的法宝，怎样确立他的个人权威、个人崇拜，建立个人统治，这样的秘密揭开了。这种揭开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的，出来以后，也没有人能驳得了。
法广：那就是说高华先生这本书用的材料都是中国官方公开过的，所以从资料来源上，不能对他提出质疑，对它的权威性不能提出质疑？
张鸣：对，没错，你不能质疑，不能说我泄密了之类的话，没有。不能说利用了什么特殊的身份，去查官方内部的档案，让当局很尴尬，但是没什么办法。高华先生的成就，我们这些人真是觉得非常、非常钦佩的。而且，他的文笔很好，他的著作很多人都能看懂，可读性很强，尽管是在海外出版，但是在大陆有很广泛的流行，这本书确实是，他们（读者）说：不是红太阳升起了，是红太阳落下了。它的作用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对打破毛的迷信、对毛的神话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就说他的成就，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法广：高华教授的为人也令你很钦佩。
张鸣：其实我们俩认识、相交也不到十年吧，但是我们俩来往很深，他最身边的人都知道，和高华最好的朋友之中肯定有我一个。他最后临去世前三天，就是二十四号，我还在南京，我们长谈了一次。
现在的学者，包括历史学者现在都选择一些不是出版禁区的研究，甚至是让当局很高兴的研究。做这样的研究，它就是有钱、有课题、有职称、有荣誉、什么都有，荣华富贵都有，即使是说你不想这么荣华富贵，你可以回避，就是我们做点别的，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碰这个禁区。你担惊受怕的，还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坚持，就是为了学术良知吧。在现今的中国，铜臭味，铜臭熏天的这样一个学界、一个社会里头，有这么一个人，这样的坚守是多么的难！
实际上他还不是仅仅在这一方面，他对同事、对朋友、对学生都非常、非常好，重病的时候还在给学生改论文，他说：“你看我这个学生做了四十万字的论文，我让他给我出两册，我坐在床上看起来累，还是出了一大册。”哇，大砖头一样的，一页一页的给他改；听过他讲课的人，跟他接触过的人，对他印象特别特别深。
法广：听了您的介绍，高华教授在为人治学上，我觉得他是合乎中国传统文人（操守）式的人物。
张鸣：对，他是很儒家的，很士大夫的风范。他待人都是温文尔雅的，特别有礼貌。这个其实很难得，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教养型的对人礼貌，而且他又很真诚，互相之间讨论问题又很直率，他从来不会说所谓的套话，所以他是一个很真的人，但是又是一个有很有儒家气质的学者。他们有人说：他（高华）是一个把儒家气质、士大夫气质、和自由主义结合得非常好的学者。
法广：高华教授在生活中也经历了很多坎坷，这和他在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研究，是不是有什么内在关系？
张鸣：当然我们这些人都经过一些坎坷，不是说他受的罪比别人更重，其实他也是受了不少罪，比他受罪更多的也不是没有。他是本着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代人嘛，我们都有这么一个共识，我们都是从文革过来的，而且是从文革结束之后上大学的，就是第一代、第二代大学生，我们是有责任去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这是作为我们这代人的这样一种信念。
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学者，研究什么，你要有他良知，你不能说谎话、不能说掩饰的话、不能说套话，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求真的这样基本的一种信念。本着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有这样的信念的也不是一个，但是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
像我在经过过那个时代，其实你会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你也不知道恐惧来自于哪？就是很恐惧，无所不在的，就像魔鬼附体一样的恐惧！其实我也知道高华身上也有这样的恐惧，他确实也非常、非常害怕。但是，尽管害怕，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他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他的选择。他能撑下来的原因，就是这个信念，我们要不愧于这代人！我们要不做的话，别人可能就做不好了。而且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应该把他做好，我们有义务把他作好，把我们知道的事情，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把我们经过的历史，把我们这样经过的这样一种极权经历的历史，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心意是相通的，我特别能体会高华的这种心态、这种心境。
这种东西是说说容易，但做起来，这么年复一年的，十年磨一剑的做起来却相当地困难。当年，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只是一个讲师，住在一个筒子楼里，全家人住在一间房里。晚上，他不能吵他夫人和孩子睡觉，他只能到跟人共用的厨房里头，在一张小桌子上写作。就是一个二十瓦的灯，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这部著作（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你想想看，而且你当时出版无望，你又不能发表。一旦出版了，还有风险。你想想看，怎么坚持下来的？这是真的很难的。
法广：你还在文章中说：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我是这样解读的，贫穷是指在生活、经济层面的，而富有是在精神层面的。
张鸣：我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他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也不是光会写历史，他其实对很多东西都关心，他精神世界特别的深、特别的广，一个很丰富的人。你可以说他儒雅，很温文尔雅，你可以说他很循循善诱，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都可以，他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说他的精神世界，他的境界很高，他不是为了一些，像很多学者为眼前的好处啊，眼前的功名利禄啊，眼前的荣誉啊、鲜花啊，就很快就会被拉过去了，就把自己原来的初衷忘掉了。但是高华不是，他站得很远，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高点，来看自己的事业、来看自己的作为，看我们这一代人的作为。
高华：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
南都周刊：研究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有无压力，你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其人的？
高华：首先，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专门研究毛泽东的，我的大背景是中国近现代史。我受过历史学科班训练，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历史学有一套意识形态修辞学和写作潜规则。写这本书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出版，是完全非功利的，它就是我的一个研究兴趣。因此，我从不考虑这些禁忌、天条、八股，否则，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研究20世纪中国史，包括国共关系史，绕不开毛泽东，因为他覆盖了20世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20世纪中国的所有这一切，胜利或者失败，都跟他有关系。但是近30年，没有哪个领导跟我打招呼说你不要做这个研究。
南都周刊：常有人提到毛氏余威，对毛泽东研究及评价，这些年有没有新变化？
高华：毛在官方叙述里是伟大的、平等的、光辉的。顺着这个口径说话是安全的，于是一些左派网站，打着毛的旗号批评当下，美化“文革”，美化江青，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完全公开为“文革”叫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市场。
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们很容易把毛时代拿来作参照，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实际上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随着中国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大家对他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楚。
南都周刊：国共谍战片很热，故事里总是共产党的渗透力强过国民党，就你的研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另外，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在这些年间是否有新变化？
高华：我觉得谍战片有些反讽。第一，中共地下工作者潜伏到国民党内，导致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这是事实，我父亲以前就从事这种工作。第二，凡是这些谍战片里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蒙受冤屈，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我们的革命叙事当中，地下党从来都是附属的、边缘的。
说到信仰，那时候的党员肯定是有信仰的，我父亲自己就跟我讲过，他除了留出少量生活费，剩下的工资全都交了党费，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对没有去过的延安和解放区充满了想象。
现在的党员肯定功利多了，比如考公务员，规定党员才能录取，那就只能入党了。
南都周刊：从80年代到90年代，独立研究和写作对你来说，是怎样一个过程？
高华：80年代写的文章相对少一点，参加集体项目比较多。当时我个人觉得我写的最重要的文章是《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这篇是我在当时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
其他文章也写过，但是思想性方面，或者个性色彩方面不是特别突出。90年代之后我就开始慢慢挣脱出来，当时我最先写的第一篇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是在邓正来办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我是他们最早的作者之一。我写了一篇《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1.5万到2万字，《红太阳》这本书里面好多内容都是一脉相承的。另外我参加了许纪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写国民党30年代的党治国家这一块，基本上把我对民国时30年代的东西梳理清楚了。
再一个是我婉言谢绝的，本来是预定我写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到成为延安模式的过程，可90年代初那样一个肃杀的环境下，能写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就没写。
南都周刊：当代人写当代史，难点在哪？
高华：我们看距今很近的历史，由于资料没有全部公开，只能是一般性地看，可能并不全面，可能会受当下情绪影响。另外，臧否人物或事件，必然会牵扯到一些人，这些人有些还在世，或后代在世，这就有很多麻烦，尤其在中国，国外还好一些。
一般来讲，我指导学生做历史研究，最近50年的不写，起码要40年以前的。有的朋友最近的历史也照写不误，我是不写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属政治学或其他学科范畴。
过去我们讲中国近代史，长时间以来只讲到1949年以前。在1930年代，我们讲中国近代史，只能讲到辛亥革命，讲到清王朝覆灭就差不多了，以后的不好讲。国民党一党专政，你讲它的革命、兴起，对它进行点评？作为一个独立学者，见解总会和官方的见解有差异的。
学历史，学文学，学其他东西都一样，没有一定的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是很难的。历史学家除了查看、考证资料之外，最关键的是看问题的眼力，所以我们过去讲这个叫“史识”，特别重要。一些好的历史学家，像余英时教授，他的看法非常深入。唐德刚先生虽然和他们的路子不一样，但点评经常也是酣畅淋漓的，传达出了他对生活的理解。
本文节选自：《南都周刊》2011年4月25日刊，作者：齐介仑 宋淑美 李宁杨晞，原题：《旁观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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