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县,病魔夺去了一代伟人陈独秀的生命,享年63岁。弥留时夫人潘兰珍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1929年11月,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以后,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事业,忠于自己的理想,继续著书立说,宣传革命思想。国民党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曾悬赏3万元大洋通缉他。在此处境之下,陈独秀不得不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0年,他潜伏到上海,在熙华德路石库门一座楼房里租住了一间简陋而又破旧的房子隐居下来。他整日深居简出,研读马列专著,进行著书立说。
1912年潘兰珍4岁时,就随父母从南通县余西老家离乡背井逃荒来到上海,在熙华德路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在她刚刚13岁那年,父母不得不将懂事的潘兰珍送到一家纱厂去当童工。在纱厂里,她在苦难中煎熬到17岁,刚刚出落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却遭到了一个流氓工头的强暴。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不给父母过多的忧虑,为了她幼小的弟妹,潘兰珍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只得到另一家烟草公司去做工。
潘兰珍家居住的亭子间,正好在陈独秀住地的后面。说来也巧,或者说是一种缘分吧,相邻就有相遇相知的机会。潘兰珍苦难深重的身世引起了陈独秀的关注和同情。天下为什么如此不平,天下有多少像潘兰珍一家这样的贫困家庭和受难者!陈独秀的脑海里老是丢不下潘兰珍的影子,20多岁的潘兰珍,身材娇小,圆脸大眼,衣着虽破旧,却很整洁,举止也较文雅拘谨,一看便知是个憨厚老实的年轻女性。几天不见,心里老是牵扯着。而在潘兰珍眼里,邻居中住着的这位姓李的老先生(当时陈独秀化名姓李),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肃,但他知书达礼,为人还是和善的,有知识,能写文章,一看是个能做大事的人。因两家相居前后,渐渐地他俩认识了,而且逐步加深了了解。陈独秀对潘兰珍从同情到关爱,潘兰珍则认为陈独秀心地善良,靠着他有一种安全感。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惺惺相惜,以至情投意合地结合在一起了。
陈独秀那年51岁,比潘兰珍大29岁,他像一个长者一样呵护着她。两人结合后,陈独秀教潘兰珍识字明理,背诵和默写唐诗。她聪明伶俐,往往是一教就会,一点就通,进步很快,陈独秀从心底里感到欢喜。潘兰珍则从不打听陈独秀的身世和行踪,她只管上班挣钱,无微不至地料理陈独秀的饮食起居。两人生活在一起,都把对方作为知音和依靠,相亲相爱,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但也觉得挺舒畅。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抓获,陈独秀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潘兰珍一直相随左右,照顾陈的生活,有时也同宿一块,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她是个自由人,陈不能办的事,都由她去跑腿、采购和联络。陈在狱中著书立说,理论上不断发展,还有大量诗作,人们称他“人在狱中,思想飞向辽阔的空间”。潘兰珍相随服侍,为其收拾材料,整理书籍,生活上百般照料。当然,有时也有使潘兰珍感到头痛的。陈独秀研读重要专著或撰写理论文章,经常通宵达旦。为了他的身体,潘兰珍耐着性子加以劝阻,有时非要等到陈真正睡下了,还要守护一阵子,她才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所以好发脾气的陈独秀,从未对潘兰珍发过脾气,可以说是珍爱有加。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5年,在潘兰珍的协助下,他的专著一部一部地问世。陈独秀体弱多病,可他读书不倦,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这与夫人潘兰珍生死相依、陪伴左右、精心照料,给了他精神上和物质上甚多的安慰是分不开的。
1937年8月日寇兵临南京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曾答应共产党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履行这一诺言。现在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将政治犯统统释放,陈独秀也就重新获得了自由。陈独秀便偕同夫人潘兰珍于1937年9月西去武汉。1938年6月下旬乘船入川到达重庆,后又溯江而上到了江津,几经周折,在友人帮助下,居住在江津县的一个山村鹤山坪杨氏山庄。这里是一个四周高山林立、人迹罕至的地方。
作为陈独秀的同乡,当时的作家张恨水一直是对陈独秀敬重有加,想拜在他的门下。当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时,张恨水就有此想法,但一些社会情况没能实现。这次来到重庆,张恨水热情的款待了他夫妻二人,对于此时落魄的陈独秀来讲是很感激的,此后陈独秀来到江津这个闭塞的小县。
陈独秀的好友高语罕也住在江津,张恨水常通过与高语罕通信,打听陈独秀的最新消息。遗憾的是,陈独秀由于种种原因,半年之后便离开了江津城,搬到距城20华里的鹤山坪杨氏山庄糊口度日。高语罕生活在城中,对陈独秀的情况同样知之甚少,只能够将一些辗转得到的零星消息传达给张恨水。
陈独秀也忘不了家乡的作家。看到重庆《新民报》上连载的小说《八十一梦》揭穿不少权贵的黑幕,他替作者张恨水捏了一把汗,说:“张恨水骂别人不要紧,骂‘三尊菩萨’,恐怕要惹麻烦!”
果然,《八十一梦》连载没多久,便在国民政府的高压下,在做罢14个梦后,便“大梦醒来”,草草收场。
杨氏山庄中的陈独秀捧着失去了《八十一梦》的重庆《新民报》,什么也没说,只是无奈地摇摇头。
在江津,陈独秀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书信,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制、战争与革命,以及和这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中国与世界前途问题上。文稿发表了一部分,因政治原因未能刊出的也不少,令这位昔日的文化领袖怅然万分。
张恨水非常同情陈独秀。1942年1月20日,在重庆《新民报》上,他撰文对陈独秀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及有所不为的精神表示敬佩,同时也讲出了自己在1938年的那次酒宴上想说而未说出的话:“陈先生不也是一个文学家吗?便是仅在文字学一方面,也有他许多独特的见解。谈谈这个,也未尝不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也可以说是对人类)。何必一定要说‘那一套’?何必一定要作悲剧的主角?”同一篇文章里,张恨水还劝导:“作一个胡适,作一个傅斯年,作一个郭沫若,又怎么样了不起?作一个鲁迅,作一个章太炎,未尝也就有愧此生吧?听说陈先生健康大不如昔,而脾气还是这样大,我们为这位息影的老文化尊师,深为念惜。”
陈独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张恨水并未太在意,知道像陈独秀这么一位倔强孤介的老人,一则短文发挥不出多少作用。
张恨水又拿起了笔,给江津的高语罕寄去一封快信,了解陈独秀的身体近况。高语罕迅速回了信,报告陈独秀已有半年足不履城市,具体情况并不清楚。高语罕还写道,陈独秀患有严重的肠胃病,高血压也是久治不愈,入川后又长期过着穷困潦倒、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加之政治上频频遭受打击,他纵有铁打的身体,恐怕也不易熬下去。
高语罕的信让张恨水闻到了不祥的信息。果然,张恨水的那句“陈先生健康大不如昔”成了谶语,当年5月27日,陈独秀溘然告别人世。
张恨水听到噩耗,惊悲万分,相继创作了《陈独秀自有千秋》、《吊陈独秀先生》、《怀独秀山民》等追悼文章。
《陈独秀自有千秋》是张恨水的首篇追悼陈独秀的文章。文章发表的时间距陈离世之日仅隔4天。文中,张恨水为他的老乡盖棺定论:“在学说上论,陈先生是忠诚的。虽不能说他以身殉道,可以说他以身殉学。文学暂时不值钱,而学术终有它千古不减的价值。我们敬一瓣心香,以上述一语慰陈先生在天之灵,并勉励许多孤介独特之士。”
陈独秀历尽人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比他小29岁的年轻妻子潘兰珍伴随着他,因此,潘兰珍也被陈独秀的子女尊之为母。许多年后,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身。”
陈独秀留给夫人潘兰珍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兰珍遵照夫君的遗言,在四川一个农场劳动了4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一个学校的食堂工作。她把养女潘凤仙从南通县接回上海团聚,过着自主、自力的生活。1949年11月,她因不幸身患子宫癌,病死于上海医院,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享年41岁。
潘兰珍与陈独秀这对老夫少妻,相濡以沫,相伴终身,他们之间的这段情缘,永远成为后人的佳话。
(2009 9 17 晚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