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学生吴丹红
吴丹红是我的学生。近日有记者越洋采访，关于他的，我才知道他又出事了。与记者的谈话勾起了我的回忆，于是我便有了写这篇文章的想法。
我喜欢在小说中写人，虚构的，但我很少为真人撰文。在记忆中，我只专门写过三个人。一个是著名美籍华人李昌钰。我应时任法律出版社社长贾京平的邀约，半推半就地接下任务，写成了一本书，名字是《犯罪鉴识大师李昌钰》，1998年出版。不过，那本书主要讲的是李博士查办的案件。由于我在1985年的人民大学物证技术暑期班上听过李博士的讲课，所以他至少算我的半个老师。我后来撰文写过的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一个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徐立根教授，一个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乔恩·华尔兹教授。不过，那两篇文章都有哀悼的意思。我没有专门写过我的学生，但是在学生专著的序文中往往也有些写人的文字。数年前，吴丹红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我的师父何家弘”，因此我这篇文章也算是对丹红那篇文章的回应吧。
我不愿意写真人，主要是怕写不准，因为我有时看得就不准。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是我的好友。他就喜欢写真人，因为他爱好摄影，包括人物特写，擅长捕捉人物特征，看人就很准。他曾经专程给我拍照，挎着很专业的相机，还有跟班儿的，举着一块大白板，老站在我的身边。我开始很纳闷儿，你又不是我的跟班儿，干嘛老站在我的身边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反光板，给我增添光彩的。平心而论，那组照片确实拍得很有水平。我现在做课件和出书用的多是他给我拍的照片。卫平没有跟我谈过著作权的问题，我也没有跟他谈过肖像权的问题。君子之交淡如水，自然与孔方兄无关。卫平很幽默，但他讲笑话时自己绝对不笑。他一般只在别人吹捧他的时候才笑，很甜蜜的那种。我就经常看到，因为我经常吹捧他。当我的话语偶尔另有寓意时，他的笑容就会停滞在一个神秘的位置，很像蒙娜丽莎。
假如我这篇文章就此收笔，那肯定是跑题了。但是我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当然不会跑题，至多是思想开个小差。用文学专业的话说，我这叫“意识流”。丹红也喜欢照相，但是从装备到技术都与卫平教授相差甚远。他在那篇文章中配了我的一张照片，是他在欧洲给我拍的，水平就很一般，没有能够展现我的风采。我们不远万里去欧洲拍照，也不能就那个水平吧！读者英明，笔者绕了一个大圈子，这句话才是我想说的。
第一次见到吴丹红的名字大约是在2001年的冬季。我收到一封电邮，写者自称是中南政法大学的学生，报考了我的博士生，希望能有机会，署名是吴丹红。当时，我还以为是个女生。我像对待其他考生一样，回信表示欢迎并祝心想事成。后来成绩出来，吴丹红名列前茅，我也知道了他的性别。那年阳盛阴衰，前三甲都是男生。另外两人是刘为军和蒋胜杰，前者现在是公安大学的副教授，刑侦教研室主任，并在北京市一分检挂职担任侦监处副处长；后者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某大队的政委。那年我还录取了一个不占名额的澳门博士生，也是男生，叫周伟光，现在是澳门司法警察局的副局长。2002年冬天中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主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应杨宗辉院长的邀请，我带着部分博士生去参会，有他们四人，还有前两级的男生，站在一起，我自己也感觉雄赳赳的。特别说明，本人在录取博士生的问题上绝没有性别歧视。后来有一年，我一下子招收了四朵金花，包括一个不占名额的台湾女生。我给自己定的录取规矩是只看成绩。不过，我的心里也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就说吴丹红他们那年，本来我心里倾向于另外三个人。一个是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张方，很有专业水平，而且考了两年；一个是公安大学的副教授罗亚平，刑事技术专业的后起之秀，李昌钰博士还曾表示愿意就她考博一事给我打个招呼；一个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应届硕士生房保国，发表过文章，而且专门以“与何老师对话”的文体写了一本关于沉默权问题的专著。但是成绩出来，这三人没能进入前三名。不过，这也是塞翁失马的事情。张方很快晋升为教授，还担任过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罗亚平后来师从公安系统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刘耀教授攻读博士，也晋升为教授，还担任了公安大学刑事技术系的主任。房保国考上了北大陈瑞华教授的博士生，毕业后又转回我这里做了博士后，目前是丹红的同事，大概也算得上“五子登科”之人了。
在我的学生中，丹红不能算最聪明的，但肯定是最勤奋的，而且他很有主见，勇于挑战自我。从翻译学术专著到撰写学术论文，他总能出色完成任务。当时我主持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证人制度研究”。后来出了本专著，我是主编。其实，主要的研究是他做的，主要的章节也是他写的，此事有书为证。他涉足网络较早，便主动提出为我们的证据学研究所创立一个网站。我在电子网络上比较愚钝，整不太明白，就说你做吧。于是他一人连续作业二十多个小时，竟然弄出来一个“中国证据法网”！
当时，我感觉丹红的口才并不太好，不像有些学生那么健谈。其实，我这个人的口才也不太好，与人聊天经常无话可说，别人也感觉我有些木讷。不过，丹红敢于补拙。2003年暑假，我们与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联合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召开了“全国刑事审判认证研讨会”。我主持研讨，便安排几位学生做主题发言。开始，丹红有些发憷，因为与会者除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外，就是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庭长，一百多人，阵势挺大。不过，他后来还是承担了任务，发言的效果也不错。
丹红在与人交往上似乎不够圆滑，有些书生气，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好像与同学们有些隔阂。开始我也不知道，因为学生们在我面前只说学习不谈生活。2004年5月，我带着一些学生去欧洲考察，因为我主持了一个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欧盟国家刑事司法一体化研究。我们一行9人访问了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法学院、建在海牙的一些欧盟组织机构和瑞典的最高检察署。
首站荷兰，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租了两辆旅行轿车，我开一辆，我的博士生姚永吉开一辆，他曾在欧洲学习过。我们住在海牙市郊离海边不远的一家假日酒店，同食同宿，很有一家人的感觉。我亲自开车，有时一天七八个小时，譬如去比利时的布鲁日和德国的科隆，学生们自然有些不忍，便经常在车上给我讲些个人的笑话，也讲到过丹红。
第二站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我们住在一家青年旅馆，可以自己做饭，大家格外快乐。第一天晚饭后，我回屋休息。过了一会，丹红过来找我，样子有些郁闷。除了我之外，还有3名女生和5名男生。他说，那四个男生都出去了，就把他甩在了家里，一个人洗碗。后来我得知，因为第二天要准时去最高检察署，他们怕找不准路，就先去探路，估计也是年轻人想出去玩玩。我和丹红聊了一阵子，谈了做学问与做人的心得，鼓励他多与同学交流，增进友谊，加强融和。后来，我感觉他和多数同学的关系还是挺好的。毕业时，他结婚了，许多同学都参加了他的婚宴，我也去了，还以“家长”的身份致辞祝福。
丹红毕业后，去北京大学做了陈瑞华教授的博士后。房保国过来，吴丹红过去，就好像我和瑞华教授有学生交换协议似的。然后，丹红去了台湾、深圳，出站后到政法大学工作，我也是鼎力推荐的。这些年，他还会参加我主持的一些学术活动，逢年过节也会来看看或通个电话。我一般会对同学说，你们都很忙，没有特别的事情就不要来看我。我夫人曾为此责备我，你老这么说，就好像你不欢迎学生来似的。后来我发现，有的学生打电话，一听是我，问候之后就马上说，师母在家吗。学生们喜欢和师母聊天，特别是女生。其实，我也挺想念学生的，就是不说。
这些年，丹红挺有成就。我看过他写的几篇关于证据法学的论文，很不错。我也为他出版的学术著作写过序。他在网络上的活动，我有所耳闻，并听说他有时还会制造一些故事，但并不了解详情，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我以为，丹红属于网络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我自己却跟不上网络发展的节奏。我记得，丹红很早就建议我在网上开个博客，但是我一直犹豫推脱。后来我终于开了，人家又都去微博了。我也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丹红，好像是凤凰卫视。我感觉他成熟了，老练了。但是，我不太关注网络热点事件，对于他的一些言论也不甚知晓。这次“微博约架”，我也是听记者说的，感到很惊讶，似乎不像他的行为。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走下去吧，只要是自己的追求。
我曾经对学生们说，今天你们可以骄傲地对别人讲，你们是何家弘的学生，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也可以骄傲地对别人讲，我是某某某的老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数年前，我参加电子证据取证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与会者中有许多计算机领域的专家。虽然我主持过电子证据研究课题，但那实际上主要是我的学生刘品新博士完成的。我坐在前排，桌子上有名签。我听见，背后有人小声问，这个何家弘是哪儿的；有人答，他是刘品新的老师。现在，肯定也有人提出相同的问题，而回答大概就是：他是吴丹红的老师。至于人们接下来会说什么，我就不去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