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提法的来历
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作者：金冲及
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国共双方进入这个原本比较陌生的地区后，都面对许多复杂的未知数和变数，因而多次变更原有的决策和工作部署。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先入东北，但处境仍十分艰难。国民党军队在进攻初期拥有显然优势。经过九个多月的反复较量和检验，共产党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终于站稳了脚跟，为下一阶段扭转整个东北局势奠定了基础。
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是指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至1946年6月国共双方暂时停战。在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中，这个阶段的情况特别复杂：矛盾涉及国际国内方方面面；事态发展充满变数和未知数，而且急剧地变化着，常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情，双方都在摸索着前进，多次变更原定的决策和部署；国民党军队在进攻初期拥有显然优势，咄咄逼人地向前推进，共产党军队虽已先入东北，但环境陌生，立足未稳，又受到种种限制，处境十分艰难。经过九个月的较量，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终于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形成双方相互对峙、此长彼消的格局，为下一阶段扭转整个东北战局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个阶段情况极端复杂，许多问题无论当时或以后，包括一些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中间，都常存在争议。这些争论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其他方面，或者没有足够估计当时东北环境的异常复杂和迅速变动带来的影响。本文试图粗略地考察和探讨这个阶段东北局势是怎样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一、抗战胜利前夜国共双方对东北问题的设想
中国有句老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情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事先能不能有正确的预见和准备。
日本那样快宣布投降，对国共两党来说多少都有点意外，但总的趋势在1945年上半年已能感觉到了。那时相继召开的国共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东北在战后全局中的地位以及相应对策，两党的态度有相当大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将东北问题看作战后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把极大的注意力投向这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1）10天后他在大会上的讲话，分量说得更重：“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2）这是一个战略大思路。以后，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甚至一度设想要争取“独占东北”，就是循着这条思路而来的。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战后的设想，着力点首先放在关内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上，这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是战前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被他们视为命根所系。在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有六次讲话，没有一次谈到东北问题。（3）这多少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关注重点在关内，尤其是江浙地区，还不在东北。
当然，东北不会完全置于国民党视野之外。对东北问题，国民党怎样打算？这就得说到美、英、苏三国在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它规定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内对日作战，条件包括苏联取得在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的特权，并提出“中国保留在东北主权之完整”。这个协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当时都毫不知晓。6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才通知赫尔利大使将协定条款正式告知蒋介石。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要求，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换文和所附各项协定中，除确认雅尔塔协定规定的苏联在华各项特权外，并在《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中写道：“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4）也就是说，苏联在进军中国东北时控制的地区只能够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不能交给别人。据杜聿明回忆：蒋介石那时“幻想在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从苏军手中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来”（5）。这以前不久，蒋介石对将要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说：“俄国对中国与中共之政策与行动所表现之事实，证明只要美国对华政策坚定，则其决不敢对中国甘冒不韪，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或接济武器。”（6）
此外，蒋介石曾要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主持草拟一个《东北复员计划纲要》。这个《纲要》只是简单地规定方方面面的接收办法，其实无异一纸空文。（7）1945年春，“中央党部临时成立一个对外不公开的东北党务高级干部会议，由吴铁城(引者注：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⑧)和陈立夫(组织部长)召集。”个把月吃饭一次，“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好谈”。（8）
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东北的地位，在国共两党心目中相差悬殊。在共产党方面，已富有远见地把建立东北根据地看作战略重点，将它视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巩固基础，全力争取，甚至认为即令为此“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也在所不惜；在国民党方面，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东北的重要性，但相对而言，他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关内，而且以为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来”，（9）对东北工作并没有认真的研究和部署。这两种不同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出战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较量会怎样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首先进入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150万苏联红军大举跨过边境进入东北，迅速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10日，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日到月底，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已全部解除武装。
面对短时间内如此迅猛的急转直下的巨变，谁能够当机立断，毫不延误地争取先着，谁就能在事态的下一步发展中取得主动地位。
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错失时机，几乎立刻采取了相应的有力行动。尽管情况还没有完全明朗，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就接连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并受降。其中，第二号命令要求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部和现驻冀热辽边境的李运昌部立刻向东北和内蒙地区进发，以“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受日‘满’敌伪军投降”。（10）可以注意到：延安总部要求首先向东北进发的部队，一部分是东北民众熟悉并感到亲近的原东北军，一部分是离东北地区最近的冀热辽部队。这种选择是十分恰当的。
最先行动的是冀热辽部队。他们做到了雷厉风行、闻风而动。尽管蒋介石要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但据李运昌回忆，“冀热辽区党委、军区接到(总部)命令后，于8月13日在(冀东)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抽调八个团、一个营、两个支队，一万三千余人和四个军分区司令员、四个地委书记兼政委及二千五百名地方干部挺进东北，并由我负责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冀热辽的东进部队分为三路，其中东路的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由曾克林、唐凯率领，绕开山海关，经九门口跨越长城，先用10天时间扫清山海关外围，将日伪军3000多人围在山海关城内。30日，在苏军炮火配合下，曾克林部攻克了战略重镇山海关。9月4日，曾克林部乘火车北上，进入并接管锦州。第二天，曾克林、唐凯又率部乘火车继续前进，直抵沈阳。沈阳是苏联红军在8月21日解放的。他们事前没有得知有关八路军的任何消息，对曾部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立刻调部队将火车站包围起来，不准曾部下车。曾克林前往苏军司令部交涉。三次没有结果，曾克林只能以大家都是共产党人来打动对方。这时，部队在车上已停留一天了。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最后同意部队下车，到离沈阳30公里外的苏家屯去。这是东北民众在沦陷14年后第一次见到中国军队。部队行进途中，民众情绪十分热烈。卡夫通又改变主意，同意部队改驻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9月7日，苏联驻沈部队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员克拉夫琴科上将等会见曾克林、唐凯。商谈时，苏军提出：“从现实看，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国民党接管东北似乎是合法的，共产党接管东北似乎是非法的。因此，建议你们对外最好不叫八路军，把八路军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我们可以在东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外交上也可以争取主动。”苏军远东司令部又下达命令，凡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以在东北各地活动。苏军还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曾克林部看守，但不久又收回了。(11)
除了可以首先行动的冀热辽部队以外，中共中央接着调动的是在山东的原东北军万毅部。万毅是辽宁金县人，满族，18岁投入东北军，做过张学良的临时副官，西安事变时是东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1938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带领原东北军第一一一师进入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后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传出的当天，中共中央立刻考虑到需要运用这支原东北军的部队，致电山东负责人：“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12)但没有向他们言明要调动到哪里去。两天后，又致电山东，这次就讲明白了：“万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13)8月20日，中央军委致电山东分局等，作进一步指示：“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电文又谈到调一批干部去东北的事：“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14)吕正操是辽宁海城人，林枫是黑龙江望奎人，可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和干部要尽可能多一些东北民众容易亲近的东北籍人士。万毅部原定由陆路经河北到热河边境集结待命。29日，中央又来电：“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罗荣桓找万毅谈话时说：“你们滨海支队的底子是东北军，比较熟悉东北的民情风俗，到东北去扎根比较方便。但是，现在部队里绝大部分是山东人了，东北人只有百把人了吧！你们还可以把原在东北军一一一师工作的干部集合起来，带到东北去发挥作用。”(15)
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紧锣密鼓地向东北开进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在这段时间内做了哪些事。那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它的精锐主力已退到中国西南地区，短时间内难以抵达。蒋介石一时也没有准备把精锐主力调到东北。杜聿明回忆道，蒋介石的方针是：“集中全力，先劫收关内，再劫收关外。”(16)美军又指明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等大都市必须由美械装备的部队前往受降和接收。因此，国民党军队迟迟没有进入东北，打算在稍后从苏军手中现成地把东北整个接收过来。
9月1日，国民党发表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翻开熊式辉日记可以看到，他在这前后花时间最多的是东北党政军的人事安排。在忙碌地会见的众多来访者中，有自荐要求去东北担任某职的，有来介绍某人可任某职的，有应熊邀前来征询可否担任某职的。熊式辉还在一些人的名字下标注自己对这个人的印象。他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以余之不才，担负收复东北重任。两旬以来寝馈难安，盖平素固不曾考虑及此，因之于事须从头研究，于人须从新物色，此受命后百务丛脞，旦夕不遑也。”(17)
在人事安排中，争夺职位异常激烈。杜聿明讲得很坦率：“东北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建设又比较内地发达的一个区域，许多喽罗们都想在苏联军队击退日寇侵略者之后，分到一碗现成饭。于是僧多粥少，争食者众，各方奔走活动几乎无法应付。”(18)这又涉及派系利益。熊式辉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温晋城来，因邀其赴东北政委会为秘书主任。伊答俟与(陈)果夫、(程)天放等一商，并慨言人事上力量对消之害，隐隐指党内同志不能互相协力。”“(蒋)经国又告日来各方对东北人事颇多议论，询予曾闻今日(中)常会争论否，谓其内容颇不简单。”“韩主席(引者注：韩俊杰，当时宣布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来家相告，今日东北同乡会纪念会演说，有三五人从中责难，谓你(引者注：指韩)何以不准我们回乡，‘显有人指使’云云。”(19)这些，使熊式辉感到焦头烂额，得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付这些事上。
在人事纠纷中，最大的问题是东北军事长官人选由于高层内部矛盾重重，迟迟无法确定下来。蒋介石原来考虑的对象是张治中。8月14日，熊式辉随宋子文在苏联谈判时，日记中就说：“黄昏时，子文告东北行政长官事，已奉电复由余任之，军事代表文白(引者注：张治中字)任之，伊未到以前由余兼。”熊对张十分不满，不愿同他合作，在23日的日记中说：“如文白往东北，余愿任西北。嘱达铨(引者注：指吴鼎昌，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代陈。”当晚，他又记道：“知今午达(铨)所转陈事，已蒙总裁决定，余等任东北，文白任西北(即新疆)事，数日来飘摇未定之局乃告一结束。西北之意，为余昨夜久思未寐而得之结果。”(20)确定张治中不去东北后由何人接替，这个问题又延搁了半个月。到10月8日，才发表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但熊式辉“对关的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极表不满”(21)。关麟征也还没有上任。恰好当时蒋介石要担任昆明防守总司令的杜聿明用武力逼迫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下台，龙云十分不满。为了安抚龙云，蒋介石在16日发表命令，将杜聿明撤职查办，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隔了几天，宣布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长官之争才算告一段落，开始着手军事工作的具体部署。这时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两个多月了。
前面说到，中国共产党在进入东北时特别注意派出东北民众感到亲切的原东北军和东北籍人士。熊式辉在宣布就任东北行营主任前几天，曾应邀与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上层人士万福麟、刘多荃、莫德惠等谈东北工作。莫德惠代表在座者提出：“同人希望多用本籍者。”熊式辉本来要任原东北军将领何柱国为东北行营参谋长，何因眼疾未能就职。关麟征在准备就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时，就“言东北军人之旧派，用之颇有顾虑。意指何君言也。”更值得注意的是，熊式辉日记中记载蒋介石当面嘱咐他：“毋使尽用前汉卿(引者注：张学良字)旧人，免将来指挥不灵。”(22)抗战期间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代主任委员的栗直也说：“中央将东北划分九省，为的是安插中央之大员，排除东北军之原有势力。”(23)尽管张学良已被软禁多年，蒋介石的疑虑依然很深，担心东北光复后原东北军势力重新抬头，以致“指挥不灵”。这一点，朱德看得很清楚。他对出发东北工作的干部说：“他又不要东北人如张学良等人回去，只有服从他的人，他才让去。”(24)
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的较量已经开始：一边是起步早，动作快，行动起来便全力以赴，并且注意发挥原东北军和东北籍人士的作用；一边是行动迟缓，内部矛盾重重，对原东北军人士更疑心极大。这些，不能不对以后的东北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三、苏联对东北问题的态度
抗日战争结束时，东北地区处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下。苏联的态度如何，自然对局势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们的行动充满矛盾，往往前后不一，反复多变，步调也不十分统一，有时会做出使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吃惊的事情来。对这种微妙复杂的现象，不能用简单的绝对肯定或否定的方法来评判，需要放眼当时整个国际环境，具体分析。
雅尔塔协定，实际上是美、苏、英于战争结束前夜共同划分势力范围，初步确定战后世界政治基本格局的结果。根据这个协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取得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的特权，承诺撤军后将他们控制的地方只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这是它必须遵行的国际条约。战争结束后，苏美矛盾很快上升，相互疑忌并提防。它们争夺的重点更突出地表现在欧洲，包括德国和东欧问题的争执上，对亚洲一时不能有太多力量顾及，都不希望在这个地区将矛盾激化。苏联在苏德战争中损失巨大，更迫切需要休息和恢复，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因此，不愿同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发生大的冲突。还要看到，当时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放心，有时担心它成为“铁托第二”。《徐永昌日记》载，中苏条约签订前，据宋子文称斯大林曾表示：“支持国民党与蒋先生领导中国，而协助我新疆及东三省完整，不承认与延安有关，并可助我解决之，对延安提议之联合政府尤表示反对，且谓延安非共产主义者。”(25)转述的话未必准确，但苏联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不很信任确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苏方全力支持中共力量进入东北，是不可能的；他们坚持将苏军控制的地区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有时甚至对中共负责人采取十分粗暴的态度，并不奇怪。
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随着苏美矛盾在战后的急速上升，苏联十分担心美国势力随着国民党军队而渗入东北地区。国民党方面又有种种反苏表现。因此，苏方在10月5日以“自由商港不能作运兵之用”为理由，断然拒绝美国军舰运载国民党军队驶入他们控制下的大连港登陆，有时表示支持中共军队用武力扼阻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此种考虑。时任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公权在10月29日日记中写道：“马林诺夫斯基一再提及美军舰驶入大连港，及舰长登陆之事，可见其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进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马氏怀疑东北党部有反苏色彩，且疑及行营。可见苏联对于我政府，尚未能深信可与苏联亲善。因此尚不愿见我方军队迅速顺利运入东北。”(26)时任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在11月6日给蒋介石的信中也说：“苏方恐我国军队进入东三省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利益，甚至在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但根据条约，苏方不得不撤兵，同时亦无法禁止我军开入东北，故决定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顺利接收东北，此乃苏联最近一切设施之主要原则。”(27)他们两人当时都已来到东北，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使他们对苏方的真实态度看得比较清楚。何况苏方和中共毕竟都是共产党，在不明显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情况下，常对中共军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还给以一定的便利，包括一度把某些军械仓库让冀热辽部队看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一点，在苏联红军下层官兵中表现得更明显。双方语言不通，但一唱起《国际歌》，彼此就亲近起来。还有一个情况也不能忽视：苏军所控制的其实只是一些较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农村、一些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不是他们控制力量所能及的，也使中共军队便于在这些地区自由展开活动。
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可以说苏联在东北对中共实行的是“有限度的帮助”。它是“有限度”的，特别是不能公开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果中共对它抱过大的期望，肯定不可能实现。但它确实给了“帮助”，这也很重要，否则，中共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并适当改善了装备，是难以做到的。这对东北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彭真这样分析：“苏联在此次反法西斯战争中胜利很大，牺牲也很大。为了避免冲突、战争，订立了中苏条约，要把东北政权交给蒋介石。但是，苏联真的是愿我们胜利的。”“一个是党，一个是国家外交，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感情，一个是政策。看到这几个问题，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工作是在矛盾中进行的。”(28)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谈到，那就是长期在东北各地浴血苦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在当地群众中有着不小影响。1940年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抗日联军余部进入苏联境内，后来改编为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1945年7月，为了准备回国作战，改选了中共东北委员会，由周保中任书记。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时，由于需要有熟悉东北情况并且语言相通的人一起行动，抗日联军便组成许多工作组，分别随苏军进入57个据点。“周保中等经与苏军商定，我们的各个工作组长将以苏军的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的公开身份出现”(29)，如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分别担任长春、沈阳、哈尔滨的卫戍副司令(司令员是苏联军官)。他们虽然有责无权，但身穿苏军军装，有着公开的领导职务，在当地初步开展工作和沟通苏军同中共的关系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确立
冀热辽部队进入沈阳，引起不小震动，特别是消息外传后受到西方国家指责。曾克林回忆道：“当部队进入沈阳后，路透社、合众社、法新社、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纷纷发出消息，指责苏联政府违背波茨坦三国联合公告，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正规部队进入沈阳。沈阳卫戍司令部成立后，苏军曾一度把军火仓库交给我军看守。我军借看守仓库机会，打开仓库，拿出一批武器，迅速扩大队伍。美国得到消息，又向苏联提出交涉。”这些指责，使苏方感到很有压力。苏军要求曾克林部退出沈阳。曾克林、唐凯断然拒绝，说：“我们是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命令来的，只有中央下令才能撤走，你们命令我们走是不行的。”(30)
这时，苏联驻东北的红军还没有同中共中央取得任何联系。前面所说这类问题，不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是难以处理的。周保中向驻在长春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建议派飞机去延安，同中共中央联系。华西列夫斯基也有这个意思，便派苏军总司令部一名懂中文的上校卫斯别夫和曾克林在9月14日乘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31)
尽管曾克林部进入沈阳已近10天，中共中央对东北具体情况仍不清楚。曾部没有大功率电台，不但不能同中共中央联系，就是同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也无法联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原来完全没有想到，感到十分为难，但他们没有放松对东北工作的部署。8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说：“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32)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去重庆谈判，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代为主持；首批从延安赴东北工作的干部也在当天出发。朱德对出发的干部作了报告，说：“讲到东北，昨天条约一看，很多人灰心不愿去了。但是要知道，虽然有此条约，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归中国人自己管，那很明显，谁在就归谁管，东北归东北人管，大家都是东北人，可以管。”“这一次去，大有文章可做。东北他(引者注：指国民党)没有军队在，他怎么去？坐飞机去？就说去十万人吧，东北十万人摆不满。”“你们去，大有工作可做。”(33)第二天，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分局等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迅速派人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电文说：“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晋察冀和山东准备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34)9月13日，中共中央初步拟议派彭真、康生、程子华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但这时他们对东北的具体情况和苏方态度仍不清楚，所以主要是抽调干部去东北展开工作，暂时没有派更多部队前往。
9月14日，曾克林和卫斯别夫到达延安。上午，朱德同苏军代表会面。卫斯别夫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口头通知：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八路军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的地区；红军不久即行撤退，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
当天下午和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曾克林汇报并讨论东北问题。由于对东北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会议下了更大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东北，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
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们党强大的力量。”“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准备开入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红军驻扎的地方。”“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次，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不带武器经海道和铁路走是安全的。”(35)
17日，刘少奇起草电报报告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主张：“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点，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冀东富足可以屯兵并开辟热河工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36)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完全同意以上战略部署。当天，刘少奇起草发出一份党内指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37)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确定，是一个大动作。随后，中共军队向东北进军的规模比原来迅猛扩大，步伐大大加快。各根据地奉令后，都能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不计局部得失，坚决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行动。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宏大的场面：由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萧华率领的山东军区部队5万多人(包括原东北军万毅部)，从9月下旬起到12月中旬，从海陆两路，陆续抵达东北。由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的部队3.5万人，9月28日启程，从苏北出发，长途跋涉，于11月下旬抵达锦州附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吕正操、黄永胜、文年生、刘转连等部，冀鲁豫军区曹里怀部，晋察冀军区沙克、周仁杰部等也陆续到达东北。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与抗联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还曾考虑过调叶飞、杨得志、陈赓等部去东北，后来因为关内作战形势的发展，没有实行。
兵贵神速。在十分短促的时间内，下如此大的决心，对部队进行这样规模的大调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也是国民党完全没有料到的。
五、从争取“掌握全东北”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彭真、陈云率东北局在9月18日抵达沈阳。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立刻同苏方取得沟通，但事情却远不像预期那样顺利。到延安的卫斯别夫只是一个校级军官，不能代表苏方作出任何重大决定和承诺。彭真、陈云一到沈阳，就要求会见苏军当时在东北的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驻在长春)面商，但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通知他们：远方尚未答复，暂时勿去。一些干部本来抱很大希望，以为可以立刻从苏方得到各方面的帮助，特别是期待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武器装备。不料，苏军却严令已到沈阳的冀热辽部队要在两天内退到沈阳30公里以外。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运走物资，不准中共方面搬运。中共方面从自己发现的仓库内搬运物资时，只要被苏军看见，立刻派兵监守，不准搬运。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得到的枪支，只有1万多枝。9月23日，彭真、陈云致书记处的电报中说：“现尚无把握取得大批武器、枪枝。修理坏枪，收缴民枪，均需时日。在无法取得大批武器前，出动部队必须携带适当的武器，以便发展。”(38)30日，他们又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山东的罗荣桓、黎玉、萧华：“近几天来友方对我限制更严，我之部队均将移至沈市以外二三十公里处。”“基于以上情况，由山东来此之部队，在出发前、行驶及到达目的地后，都应特别注意隐蔽目标，避免张扬。尽量做到不为美方所发现，否则对我争取东北之任务将发生严重影响。”(39)
国民党政府对中共大规模抽调军队进入东北，发觉得很迟。9月8日，曾克林部已进入沈阳，蒋介石在日记中还只说到中共军队已占领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不能不从速筹备，以防万一”。(40)张公权在9月14日日记中说：中苏之间“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41)10月1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才在日记中写道：“中共正抽调大批军队开赴东北。下午各部业务联席会议，熊天翼(引者注：熊式辉字)亦至，商讨赴东北问题。”(42)
熊式辉和张公权、蒋经国等在10月12日一起飞抵长春，比彭真、陈云等到达沈阳迟了将近一个月。第二天，他们就同马林诺夫斯基会谈。熊式辉提出的问题主要是：询问苏军撤兵计划；要求国民党接防部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等地登陆；恢复交通；行政交接事宜；希望苏方借给船舶、飞机，以便向后方接运接防部队。熊式辉在日记中写道：“会谈殊未得完满结果。”那时，国民党在东北仍无一兵一卒。“行营人员外出，必有苏军保护始得安全。”熊式辉原来把希望寄托在收编伪军上，但“在沈阳北大营之伪满部队金钝所率领者三团中，被苏军缴械者二团，金钝等被拘，闻之殊为懊恼。”因此，他要求国民党当局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接防部队之及时来到”。(43)
蒋介石准备运往大连登陆的，也不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由于无法在大连和营口登陆，10月20日，蒋介石决定将已由美机空运天津的军队开入东北。他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我空运天津之一军，应集中天津暂驻，不必接美军之防务，并将此军准备于本月杪由铁路经山海关，先入东北接防地。”(44)31日，国民党第十三军由美舰海运，在冀东秦皇岛登陆。
11月13日、14日，蒋介石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东北问题。第一天有何应钦、熊式辉、程潜、白崇禧、陈诚、徐永昌、刘斐参加，第二天又增加了张群、王世杰。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会上，蒋介石决定将无所作为的东北行营从长春撤出，转移至山海关内，并由外交部通知苏方。这是对苏方施加一定的外交压力。同时，先用两个军的兵力，开始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14日晚，杜聿明下令已从九龙和越南先后运抵秦皇岛的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全力向驻守山海关的冀热辽部队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在中共中央预料之内的。国民党军队无法在大连、营口登陆后，毛泽东早就判断：“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45)
怎样应对国民党将要向东北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在决策上前后有过几次变化，有过一个“之”字形的曲折过程。这个曲折，以后曾引起许多争论。
本来，中共中央要求东北部队采取分散发展的方针，而且要求“高度分散发展”。分散，才便于发动群众和扩充军队。10月2日，它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曾要求他们：“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46)9日，在另一电报中更明确地指出：“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将来作战即使采取抵住蒋军进入东北方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以及沿海地带亦完全可能被蒋军占领，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不可作到处防御的想法。”(47)以上主张是以往中共在开辟新根据地时的通常做法，是符合当时东北实际情况的。
这个分散发展的方针在一星期后却改变了。10月16日，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彭、陈、程、伍电中说：“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萧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48)19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又加写了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49)23日，中共中央在接到东北局对工作部署的电报后复电：“本月底、下月初，你们可收到大批军队及干部，请按辽热两省及安东省为第一位，北满、东满为第二位之次序，部署力量。”“二十一日电所提方针甚好。总之，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50)这就是以后所说的争取“独占东北”。
为什么中共中央在这时改变了原来的分散发展的方针而提出这样的方针呢？他们大体上有这样几点想法：
第一，当时国共之间正在进行和谈，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刚刚签订。从东北来说，东北人民自治军到10月底已经有3万军队、6000干部到达这个地区，11月更将增加到6万军队、2万干部，而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进入这个地区，更谈不上有效的控制。在他们看来，如果能把国民党进攻部队阻挡在山海关、锦州一线，就有可能在和谈中处于较有利地位，对争取“掌握全东北”有极大帮助。11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一份电报中说：“没有更大的胜利，特别是东北的胜利，武装斗争是不易停止的。十一月至十二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另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战略性质的决战胜利，奠定我巩固的大根据地。”(51)
第二，蒋介石这时注意力的重点仍在关内，能用于进攻东北的兵力有限。11月16日，他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讲演中提出“安定关内，再图关外”的方针，说：“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之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蒋介石还曾寄希望在东北境内还有10多万日军和10多万伪军。他自己这样讲：“这二十余万部队，皆已向中央投诚，只等我们国军去缴械。现在国军不能入境，他们自然要保持武器，为他们自身的生存而奋斗。所以共匪纵令受外面力量的培植，在东北发展，但它一二年之内，决不能消灭这二十余万武装的部队，将东北平安占领下去。”(52)由于国民党的军队主要用于关内，能够用以进攻东北的只有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前者在11月3日刚全部从香港运抵秦皇岛，“当初换美械时，只领到训练用弹药三个月”，“登陆之后，在秦皇岛附近等待弹药及运输工具补充”。(53)后者有两个师在发动攻击令前后刚集中到那里，还有一个师约两天后才能到达。在中共中央看来，他们“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继”，如果用全力坚决打击，是有可能把它打败以至歼灭的。(54)这以前不久，晋冀鲁豫军区在9月10日至10月12日的上党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这时又正在邯郸战役中阻击沿平汉铁路北上的国民党3个军，胜利在望。这些，更增强了中共中央的乐观估计。
第三，最初估计苏联红军将在11月全部撤出东北。10月初，苏方忽然向中共东北局负责人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甚至赞扬“你们气魄很大”，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北面自然是你们的。”(55)到10月下旬，仍向东北局表示：下月15日前，如国民党军进攻，苏联红军可协同打击。(56)他们的这一表态也相当重要，也使中共中央容易产生过于乐观的估计。
但中国共产党这次对东北局势的估计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战局的发展并没有如预期那样顺利。“从热河方面开进东北的中共部队，仅持有少数武器，而从烟台渡海的中共部队，那都是徒手过去的。”(57)新扩充的部队成分复杂，缺乏训练，战斗力差。防守山海关正面的冀热辽部队和山东第七师，共六个团万余人，由于兵力少，武器装备差，战线长，防御几乎没有纵深，同当面国民党军约8万人相比，双方实力悬殊。“黄(永胜)、梁(兴初)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58)而前来进攻的第十三军是汤恩伯的起家部队，全部美械装备，经补充后火力强大，还由美军拨给卡车数十辆，机动性强；第五十二军是关麟征的起家部队，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他们的补给依靠秦皇岛和北宁铁路，秦皇岛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运输便利。11月1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向山海关发起总攻击。山海关守军虽然顽强抵抗，因装备简陋，寡不敌众，阵地被突破，只得在当晚放弃山海关。
山海关失陷后，国民党两个军继续向锦州推进，但冀热辽部队的实力并没有受很大损伤。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写道：“该两军只是沿交通线正面交互跃进，将匪驱逐而已，未见有将匪压迫于海岸，或包围于战场而击灭之构想。有之，亦因部署不当，而未能获致决定性战果。”(59)
11月19日，林彪率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赶到锦州附近指挥。“此时，东北人民自治军在辽西兵力分散，参战部队均极疲惫，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战斗力甚弱；出关主力虽正陆续到达，但远途初到，武器弹药不足，棉衣单薄，衣鞋缺乏，极需休整；特别是群众没有发动，土匪甚多，地理、敌情不易了解。”依据以上情况，林彪于11月21日向东北局和中央军委建议：“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惶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60)中央军委和东北局同意这个建议。26日，锦州被国民党占领。
这时，苏方态度又发生很大变化，不仅原来所说的并未兑现，而且斩钉截铁地采取了相反态度。他们对自己态度的变化并没有作出说明，其实，这又同苏美关系有关。伍修权曾说：“他们所以出尔反尔，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得很苦，害怕因支援我军再引起战争，结果造成了我们的被动局面。”(61)彭真在11月间为东北局起草的一份批示中讲到：“美、蒋于本月中旬，对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东北问题已引起中、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为条约所限制，将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在苏军驻防之地，我军不仅不能与蒋军作战，且必须退出。”(62)国民党军队已攻下山海关，正向锦州推进，国民党政府并宣布将东北行营撤出长春，这对苏方态度的变化也起着影响。在外交压力下，苏方突然以十分粗暴的态度对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20日，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方在19日要求他们必须全部退出长春铁路沿线和各大城市，并表示“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63)。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会见彭真和伍修权时甚至无礼地说：“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64)这又是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原来没有想到的。
情况既然有了这样大的变化，原有的部署不能不作出相应的改变。11月22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说：“彭(真)林(彪)电，戌皓(引者注：即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各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65)这就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提法的来历。
从提出“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掌握全东北”，到要求“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时间不长，中间共一个月零六天。这个不大的曲折和反复，反映出当时东北的情况是何等复杂，变化是何等剧烈。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刚到东北不久的东北局，对他们相当陌生的东北地区情况最初很难全面弄清，只能逐步了解。一个正确的方针，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需要经过在实践中反复摸索，才能弄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