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九银十”是段特别甜美的时分，中国人婚嫁入伙大多愿意选在这个季节，婚姻图个“长长久久”，置业图个“十全十美”，国人别出心裁地为自己的生活妆点各种美满的寓意，从来都未变过。有些知识女性一生却难以完满，爱情如此，婚姻如此，生命如此，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关于苏青的淳朴而带有秋意的人生，她的人生曾充满寓意美满前程似锦的境况，却还是坠入了飘零孤寂的深渊。
苏青1914年出生在宁波一个富有之家，祖父手上有几千亩田，低调的苏青从来不愿跟人炫耀，勤奋精明的宁波人，大都由殷商变成地主，苏青家也不例外。宁波至今是浙东到上海的通商口岸，浙东的鱼，盐，丝，茶，皮革和上海的洋货对流，给了宁波的行家生意兴盛，白手起家的机遇，加上还有港口贸易相关帆船与轮船的公司，宁波早早就有了浓郁的商业跟洋派风气，宁波人身上就有这么一种新兴的市民的气象。苏青的祖父虽是举人，也是属于这新兴的市民群，在这样开明乡绅家庭环境里长大的苏青，是娴淑又热情。苏青作为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她的家境殷实，踹坏一颗炙热的心使她有了冒险的冲动，上洋学堂，念英文，办期刊，进行妇女学术研究……并且因为她的出身的底子不是上海豪门公馆的小姐，所以她的人生态度比较严肃，也不是清末官宦之家的闺秀，所以比较开明。她的热情与直率，就是张爱玲给她的作品的评语：“伟大的单纯。”苏青拥有是一颗赤子之心，执笔镌刻清清淡淡的人生感慨。
苏青出走
“于是红颜薄命再加上怀才不遇，两重委屈，把千古才子佳人的哀思都聚集在一起了。”——《结婚十年》
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参半，争议纷纷。《结婚十年》中苏怀青与徐崇贤的婚姻是半新旧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16岁订了婚，订婚后便由人介绍通信，同在一所学校，但却始终未曾见面，只因大多同学知晓他们夫妻关系，两人在同学的眼皮底下哪怕说个只字半语的，都会引来嬉笑，苏怀青天生敏感羞涩，大多时候都选择回避丈夫，但是内心却充斥着对爱的渴求。可是，结婚十年，苏青与丈夫离了婚，这结婚十年里的所承受的压力，委屈，不满，唯有用“离婚”来反抗，可是，苏青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要当职业女性，知识女性不知得吃多少苦头。
苏青的离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很容易使人把她看做浪漫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表达，一种争取幸福，争取自由的迹象，还可能是一种女孩子式的负气，对人生负气，不是背叛人生，只是有点小小的不甘心。如果不是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成年人的稳健选择，觉得事情非如此安排不可，她就如此安排了。她不同于娜拉的地方是，娜拉的出走是没有选择的，苏青的出走却是安详的。所以她的离婚虽也是带有风险的，会面临许多压力，但是她义无反顾离开了家庭，可是非常之需要家庭。她虽然做事做得很好，可以无求于人，但是她感觉寂寞。她要事业，要朋友，也要家庭。她要求的人生是热闹的，着实的。《结婚十年》里那些真真切切的结婚，生子，恋爱的故事，是苏青真真切切的想法，孤独，空虚，无聊，被人摆弄的生活也是苏青真真切切体验过的，如此这般，她选择了出走，安静祥和地出走，脱俗得犹如天使。
成为职业女性，是苏青酝酿已久的事情，因为早早的结婚，生子，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对于苏青来说，更是困难。苏青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曾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这个时期的苏青已经对于大家族落后的封建礼教以及男尊女卑的婚姻地位在心理上产生了深深的抵触。40年代初（约1942年）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与张爱玲为“沪上双姝”，红极一时。1942年到1943年酝酿已久的《结婚十年》出版了，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称为“犹太女作家”，虽有争议，却为苏青的创作奠定了基础。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浣锦集》一版再版，乃至印了十几版。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歧途佳人》也一时洛阳纸贵。苏青跻身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盛名之下同时进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那个在姑婆妯娌面前瞻前顾后，深宅大院屋檐下唯唯诺诺当小媳妇的苏青不见了，换成了一个大方淡定的女出版人苏青，这样的转变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离婚后，三个孩子归苏青抚养，无疑这是很沉重的担子，苏青一担就担了几十年，直到生命结束。
张爱玲拿苏青的《结婚十年》与《浣锦集》作比较，不说《浣锦集》比《结婚十年》好，而是说“《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另一方面，苏青很看重自己的理论文章如《道德论》、《牺牲论》等，她的那些与人打笔墨官司的文章也很见机智，还有数量不少的议论文章也相当有见识，可是张爱玲却这样写苏青：“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胡兰成则有另一番对于苏青的评论：“……承她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浣锦集》，里边的文章我大体读了，觉得是五四以来写妇女生活最好也最完整的散文，那么理性的，而又那么真实的。她的文章少有警句，但全篇都是充实的。她的文章也不是哪一篇特别好，而是所有她的文章合起来作成了她的整个风格。我这么的写了一点关于她之为人，或者有益于读者的了解她的文章，不知道苏青本人以为怎样……”如果说苏青一生与张爱玲，胡兰成脱不了干系的话，又不知二位挚友对苏青又保护了几分，关爱了几分？
情感初始
1943年，苏青结识了张爱玲，也是在这一年苏青与丈夫离婚。两人的交情始于苏青主编的以女性为支配主体的文学杂志《天地》。在此之前，苏青与胡兰成已为知己，苏青与胡兰成一是同乡，二是同行，两人初由《人间》杂志主编吴易生介绍相识。苏青与周佛海夫妇关系也不一般，她曾拜杨淑慧为过房娘。《天地》刚开张时，杨淑慧即送了两万元作为贺礼。所以苏青到周家去为胡某求情，原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张爱玲愿意陪同。这究竟是出于何种缘由呢？这么说，如果不是苏青，张爱玲跟胡兰成的故事真还不知道如何开始。当初，张爱玲虽然与胡兰成不相识，但他的故事，快人快语的苏青总会向她吐露一些。胡兰成在入狱前已出版有《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战难和亦不易》、《争取解放》等书，还先后在《中华周报》副刊、《人间》杂志、《天地》杂志上发表了《周作人与路易士》、《人间味云云》、《关于花》、《谈谈周作人》、《论书法三则》、《“言语不通”之故》等文章，张爱玲可能会有所耳闻或读过一些，大家同是文人墨客，她与他虽素未谋面，但不妨碍她起恻隐之心，生惜才之意。
随后，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到他在《天地》上读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竟读了一遍又一遍，还写信给苏青，问“这张爱玲果是何人？”还收到苏青的回信，这都是11月中下旬发生的事。所以张爱玲或许先已从苏青那儿得知胡兰成入狱前曾来信询问过她，而对胡兰成有了一份感激，也可能预感到这是一位知己者，结果苏青一邀同往周佛海家为其求情，张爱玲便慨然应允了。
苏青主办的《天地》杂志几乎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持续了整整一年。其后的中断也不是真正的中断，而是苏青又创办了《天地》的姊妹刊物《小天地》，张爱玲将作品移过去两期，接着又回来，这样的互相支持，直到1945年5月为止。张爱玲给《天地》的散文，多是一些不过于严肃、重大、理性的话题，内容常是切身、轻松、隽巧的。与她发在《杂志》上的作品相比，可以看出她对《杂志》如对师长，对《天地》则似姐妹。对前者用的是敬重，对后者求的是亲切，“叨在同性”的亲切。这是《天地》的风格使然，也是张爱玲对它的定位。张爱玲不但为《天地》撰稿，还为它配插图，设计封面。苏青写的一篇《救救孩子》，题头即有张爱玲的画：一个两岁左右的小胖囡，一边一只羊角辫支楞着，一脸担惊受怕的表情，一只手扒在栏杆上，上嘴唇就也搁在栏杆上，可怜极了。《天地》第11期到14期的封面就是张爱玲设计的，画面有天有地，与杂志名相称，天上有几片云，地上仰卧着的大概是一尊佛的头颈，简洁而浪漫生动。胡兰成在《天地》上的作品除了《“言语不通”之故》之外，还有四五篇文章，他还为苏青的天地出版社办的另一小型文学刊物《小天地》写过几篇文章，包括《谈谈苏青》。张爱玲胡兰成结合，苏青的受益是作为媒人，张爱玲对她多少怀有感激，作为报答的方式之一，张爱玲对苏青的杂志倾力支持。
1944年春，苏青的散文集《浣锦集》出版，免不了分送朋友，张爱玲与胡兰成各受赠一册，两人各写一文贺之，看来不像是应苏青之请写文章宣传，因为书极为畅销，张胡的文章中主要也在评人而非评书，更有可能是朋友有喜，于是欣然命笔相贺；那时他俩又正在热恋中，或许是兴之所至，相约玩一回同题作文的游戏，这才有了张爱玲的《我看苏青》与胡兰成的《谈谈苏青》。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写道：“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这是张爱玲的故意委婉地表达，何必如此呢？其后张爱玲举出“去年秋天”的一个雨天，她与炎樱陪苏青去时装店看新做的黑呢大衣，这大概说明是她俩之间情分不浅的例子吧。
天荒地老
苏青很尊敬张爱玲，张爱玲也很喜欢苏青，胡兰成与苏青也很暧昧，这样的无事相安而冷静维护的三角关系是各人怀揣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的相处方式。张爱玲处理她与苏青的关系近于她对《天地》的定位，虽然可以用“亲切”一言来蔽之，但两人的关系还是有些微妙的意味，所以她俩只能是“亲切”而不会是“亲热”——张爱玲把“亲热”给了炎樱。所以她与胡兰成结婚时，媒证人是炎樱而不是苏青。在张爱玲心里，许多事分得很清楚。
说起这些，总会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诠释，话说，某天晚上胡兰成在苏青住处逗留，张爱玲恰巧翩然而至。邂逅相遇，张爱玲心中立刻泛出醋意，一时不及掩饰，胡兰成看出来了，苏青不会看不出来。张爱玲走时，胡兰成也许会一同告辞了跟出去；也许会为表明什么，仍不动身。那么这时苏青就极有可能会向胡兰成发出警告，说你爱沾花惹草，对其他女人也就罢了，对张小姐可不能这么随便，张小姐不是一般女子，而且是黄花闺女，你若弄出个始乱终弃来，罪过就太大了。及至后来，却真的有一天胡兰成与张爱玲成婚了，虽非明媒正娶，婚书媒证人等等也迹近儿戏，毕竟跟露水夫妻，逢场作戏不可同日而语。苏青也应至此才真正放下心来，并以为自己当初的担心是错了，以为从不专心的胡兰成这回是认了真了。又眼见他二人卿卿我我，喃喃耳语，哪里还会想到如此眷侣，末了竟也会落入红尘滚滚的里情女子负心汉的悲剧中呢？张爱玲在《我看苏青》开头的一段话，忽然变得意味深长起来。那段话是：“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对苏青，张爱玲则难以完全消除戒心，因为她深知离了婚的女人是寂寞的，她深知的还有胡兰成是“难得满足”的。张爱玲与苏青的关系竟也难免落入这样的怪圈里。
1952年，张爱玲以复学为名去了香港，以后又辗转去了美国；而苏青选择了留下，直到死去。在这十年间她又经历了一段怎样不堪回首的往事？在苏青儿子李先生在母亲去世后的一封寄给“天堂”的信里，可见一斑，苏青在建国后的岁月里充实地生活着，追求她的事业，追求理想，有种中国女士独有的坚毅淡定去诠释无悔人生，贤良淑德，健康阳光心态都属于苏青。。抗战胜利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连满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冬天病逝。十年，又一个十年，往事如烟，苏青却没有消散，她留存了一份对孤独的告慰温暖人间。
